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碼頭，“南京號”輪船緩緩起錨離岸。
21歲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揮手向前來送行的親友告別，踏上了赴美留學的旅程。但離愁別緒並未在他心中停留太久。
回到船艙，他提筆寫下了《赴美致親友書》：
“……諸先生於志摩之行也，豈不曰國難方興，憂心如搗……今棄祖國五萬裡，違父母之養，入異俗之域，舍安樂而耽勞苦，固未嘗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將以忍小劇而克大緒也……國運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韓之續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屬青年，實負其責。”
這番話，極具其恩師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一文的氣魄：以青年之軀，擔興衰之責。
徐志摩直到去世都是青年，年僅35歲。
當後世慣於把他的一生簡略成兩段婚姻、三個女人和幾首口耳相傳的愛情詩時，那個懷揣著救國夢想渡海、以政論文章鍼砭時弊的青年，卻漸漸地不為人知。
就好像他這一生的幾個重要選擇——人們津津樂道於他為了追求林徽因匆忙從劍橋回國，把他的死亡歸結為在陸小曼與林徽因間疲於奔命的意外，卻不知道，這背後有恩師改造社會大計的召喚和愛國心的驅使。
《徐志摩傳》的作者韓石山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撇開那些風流韻事，我們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
徐志摩曾說：“在24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干。”
“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箇中國的Hamilton（漢密爾頓）。”這位漢密爾頓，是美國開國元勳、首任財政部長。
美國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55/1757年—1804年）。
徐志摩曾表示想做中國的漢密爾頓。
徐志摩以其為目標，是想從經濟入手來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為此，他還取了個英文名“漢密爾頓·徐”。
徐志摩到美國後，進入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歷史系就讀，選學了《19世紀歐洲社會政治學》《商業管理》《勞工問題》《社會學》等課目，成績很好。但他真正收穫的並非是課堂上的知識，而是被點燃的愛國熱情。
1918年11月，當一戰勝利的消息傳來，美國人湧上街頭歡呼慶祝，發自肺腑地為國家驕傲。徐志摩初到異邦就旁觀了這一幕，感觸頗深。
“他與室友共同訂立章程，發奮向學。章程的內容除了早起晚睡，多運動、多學習以外，還有每天7時朝會（激恥發心），傍晚面對祖國方向，高唱國歌。”韓石山說。
畫家高小華創作的《徐志摩和他的親友們》，徐善曾評價說： “我感覺我們是在重建祖父的歷史。
徐志摩到美國後不久，就聽說有一個留學波士頓的中國學生建立了愛國組織國防會。他認為，與其窮居，不如張揚，況且附近的紐約有不少英賢之士，不可失之交臂，於是約了好友前往波士頓，還去了哈佛大學。他在哈佛待了3天，不僅加入了國防會，還結識了吳宓、趙元任、梅光迪等中國留學生。
吳宓在文章中記述道：“一日，有克拉克大學的兩位中國學生，來加入國防會；其中一位李濟，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簽名註冊之後，大家便暢談國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後還會見過幾次，所談仍不出此範圍。”
1919年底，獲得克拉克大學一等榮譽學位後，徐志摩來到紐約，進入漢密爾頓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學。充滿競爭和壓迫的大都市進一步激發了徐志摩的愛國熱情，也讓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興趣。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實業救國，轉而關注社會問題。
1920年，徐志摩以畢業論文《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結束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日子，收起行囊，“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漂過大西洋”，想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院讀博士。
這一次，他追隨的目標，變成了哲學家、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伯特蘭·羅素，“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
誰知等徐志摩到了英國，羅素卻去了中國。既來之，則安之。徐志摩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英國社會主義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並有了一些政治實踐，比如隨拉斯基夫人去伍利奇碼頭參觀選舉。這一時期，他給國內的《改造》雜誌寫了幾篇文章，談的也大都是政治話題。
到英國後，徐志摩如魚得水，朋友圈中多為“不列顛名士”。
1921年春，他在作家狄更生的介紹下，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即國王學院）就讀。同年10月，他得知羅素回英的消息，並拿到了羅素的住址。他立刻寫信請求見面，很快如願以償。
徐志摩成了羅素家中的常客。韓石山說：“在英時期，羅素是對徐志摩影響最大的人。羅素攻擊卑鄙虛偽，提倡世界政府，熱愛和平、文明、人類，捍衛思想自由及創作自由的觀點，都對他影響很深。羅素給了他敏銳的社會意識。”
徐志摩的英倫行開始得草率，結束得突然。1922年8月，他突然決定回國。
在這個決定的背後，既有眾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腳步，還有一個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師梁啟超有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需要其回國相助。徐志摩開始以自己的方式，步入古老而憂患的祖國的現實。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梁啟超（1873年—1929年）。
徐志摩的恩師，對其影響極深。
談及梁啟超與徐志摩的關係，廣為人知的是徐志摩和陸小曼婚禮上，證婚人梁啟超那一席驚世駭俗的證婚詞：“徐志摩！陸小曼！你們懂得愛情嗎？你們真懂得愛情，我要等著你們連續不斷的，把它體現出來。”“這是我告訴你們對於愛情，負有極嚴重的責任，你們至少對於我證婚人梁啟超，負有極嚴重的責任。”
後人據此認為師生反目。事實上，直到梁啟超去世，徐志摩都是其愛徒。
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徐志摩就被梁啟超的學識、文采和思想所折服，赴美留學前，又成了梁啟超的弟子。
“梁啟超是一個干預社會、敢於擔當的文人，其主導的大部分文學活動，都可以說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響著徐志摩。”韓石山向記者解釋，“梁啟超召喚徐志摩回國參與的‘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是一個振興中國文化的計劃。後來泰戈爾訪華也是梁啟超創辦的講學社邀請的，當時是徐志摩做的翻譯。”
1924年，泰戈爾與徐志摩（三排左一）、顏惠慶、林徽因（二排左二）、恩厚之等人在景山莊士敦家門口。
徐志摩回國後不久，就搬到了石虎衚衕7號，負責處理圖書館和講學社的英文信件。工作之餘，他就帶著皮包四處投稿，逐漸在新文化運動後群雄割據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屬於自己的天地。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的“好人政府”。於是在吳佩孚的支持下，法學家王寵惠、北大教授羅文乾等人入閣，但財政總長羅文乾的被捕讓“好人政府”如曇花一現。
這激起了知識界的強烈不滿。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辭呈，聲援羅文幹。初回國的徐志摩，帶著滿腔理想主義的勇氣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寫下了《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蔡元培是在“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並感慨“如何去牽涉政黨，總不能淹沒這風潮裡面一點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這點子小小的火星不滅，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良心上的負擔”，發出了“無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吶喊。
“徐志摩不是一個純粹的詩人。回國後的兩三年間，在建樹詩人聲望的同時，他更多的是以時政評論家的身份說話。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這類文字。”韓石山說。
早期徐志摩發聲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種報紙雜誌，在接辦《晨報副刊》後，那裡成了他的陣地。
1926年3月，日艦轟擊大沽口炮臺，國民軍還擊，史稱“大沽口事件”。是時，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輪上，聽著傳來的陣陣槍鳴炮響。回北平後，因八國要求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通牒引發的“三一八”慘案，讓徐志摩終是難抑憤怒，寫下了《梅雪爭春（紀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報副刊》上，聞一多、饒孟侃等人紛紛發表詩文譴責北洋政府的暴行。《晨報副刊》上的《詩刊》創刊號幾乎成了“三一八”慘案紀念專號。
“徐志摩有政治上的義憤，卻沒有多少參與政治活動的興趣。他並非是對社會現實沒有興趣，而是對當時各種亂七八糟的政治活動不抱信心，他始終以自己的方式關注政治現實和民族存亡。後來‘濟南慘案’，他也在日記中痛陳，‘日本人當然可惡’‘有血性的誰能忍耐’‘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沒有一件我們受到人家侮辱的事是不可以追原到我們自己的昏庸’。”韓石山認為，《晨報副刊》這個陣地，正好展現了徐志摩批判社會的實力與勇氣。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決定和外交官顧維鈞一道，乘張學良的專機南下。此前因顧維鈞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這12天，他幾乎與北平的好友都見了面。一次次的見面，竟成了彼此皆不知的訣別儀式。
在徐志摩去世後的友人悼念文章中，這些“訣別”常被提及。其中與劇作家熊佛西最後的長談，頗值得深究。
“某夜，我們在勺園小集，記得正是深秋陰霾天氣，北風呼呼的颳著窗紙，落葉紛紛在院內捲起。熊熊爐火，一杯清茶，我們互談心曲，他說往事如夢，最近頗想到前線去殺敵！他恨不能戰死在沙場上！他什麼樣的生活經歷都已經歷，只沒有過戰場上的生活！他覺得死在戰場上是今日詩人最好的歸宿。”
當時，“九一八事變”的炮聲剛過，民族危亡激起了每個中國人體內的血性。韓石山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後幾年，對政治的熱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變’後，他的愛國熱情再度高漲了。顧維鈞當時負責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彙報東北、華北局勢。兩人同乘飛機，又是好友，東北、華北的情況應該都是有談到的。這也就不難理解徐志摩為什麼南下後又立刻北歸了。”
徐志摩回到上海後，與陸小曼發生過爭吵。 11月19日清晨，他乘“濟南號”飛機去北平，終因飛機誤觸山頭而遇難。與陸小曼最後的爭吵，以及趕赴林徽因在北平協和小禮堂的報告會，似乎為徐志摩的人生畫了一個桃色的句號。
事實上，早在11月9日滯留北平時，徐志摩還給陸小曼寫過一封信，信中說：
“我此行專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則我也顧不得。且走頗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約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須於三五日趕回，恐你失望，故先說及。”
韓石山解釋道：“所謂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們，所謂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進逼，東北局勢危急，華北幾將不保的國難時刻，表示他們同仇敵愾的信念。我想，這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徐志摩這一生，要說他堅持了什麼政治思想，其實並不明確。但有一件事他堅持，那就是愛國。當初渡海是為了救國，回來後鍼砭社會是希望國家變得更好，至死也是想為民族救亡做些什麼。他是一個始終的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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