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漂泊，兩段婚姻，94歲的她驚豔了時光

在聶華苓名為“安寓”的宅子裡，暖黃色的光籠罩著整個客廳，木地板鋪上一層厚厚的地毯，米色沙發椅圍繞著長桌隨意擺放，窗外是鬱鬱蔥蔥的橡樹葉隨風搖擺，偶爾還能看到幾隻迷失的鹿。

世外桃源也不過如此。幾十年來，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這裡一成不變。“我就是不要變嘛”，精神矍鑠的老太太嘟囔著。

一草一木都在見證歷史。包括白先勇、余光中、汪曾祺、王安憶、北島在內，全世界600多個詩人與作家，曾圍坐在這個不大的客廳裡，他們談論關於文學、理想與愛情，有時歡笑喝酒，有時爭吵砸鬧。

這項“國際寫作計劃”比起冷冰冰的項目，更像是個文學大家庭，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作家們坐在一起，摒棄政治局勢與種族偏見，開始將自己拓寬成一個“人”的存在。

創造出這些的聶華苓，為近代中國作家走向世界舞臺打開了一扇窗，又一定程度消除了種族敵視與隔閡。她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此獎項被提名者中，她是唯一一個來自中國的女作家。

早年經歷曲折，一生波瀾壯闊有過傑出貢獻，然而令後輩蔣勳最難忘的卻是她的笑容：

“華苓的大笑讓我覺得是了不起的，因為她一生所經歷的遭遇，可以用笑聲淡掉。”

異鄉人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1986年，聶華苓與弟弟華桐一同返鄉，從重慶坐船沿江而下，尋找曾在抗戰期間流落過的家。世事變遷，往日小鎮變作空蕩蕩的河壩，曾經的家成了頹垣斷壁，無論是哪裡，都與記憶中的模樣大相徑庭。

“異鄉”感在此刻尤為濃烈。倒也沒錯，她的確是異鄉人，自始至終都是。

後來她已經走過千山萬水，與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交流中，才發現，在大環境下，“異鄉流浪”不僅是她人生的主題，更是二十世紀整個世界的主題。

1925年，聶華苓在湖北出生，因父親職務，住在武漢漢口舊俄租界處，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外鄉人。沉悶的大家族裡，對於童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母親斜倚在珠羅紗帳鏤花銅床上，為她細聲吟讀《再生緣》，為皇甫少華與孟麗君的故事唏噓感嘆。

小小的聶華苓一臉稚氣，“姆媽你不像孟麗君，你是孫太太，爹還有一個張太太，又都姓聶。我們住漢口，他們住武昌。”

父母的婚姻源自一場騙局，母親發現父親早有妻兒時，聶華苓已經七八個月，母親惱怒之下，甚至想過吞金自盡，可年幼的女兒向她伸出手需要人抱，又默默放下了。

多年後母親嘆氣，婚姻自由？當年宜昌那樣閉塞的地方你根本不曉得自由不自由。

母親是矛盾的，秉持著新式女子的作風，又告訴她在大家族中生存法則“既須巧又須忍”，聶華苓的性格與寫作風格也因此埋下伏筆。

戰亂時代，父親在外地逝去，只留一大家子孤兒寡母，聶華苓不喜讀書，喜歡玩鬧與爬山。一家人被迫遷至宜昌三鬥坪，聶華苓痛快玩了半年，聶母下定決心，即使時代動亂，孩子也必須接受教育。

我不走！

你非走不可，你一定要讀書的。

你走我就走。

我走到哪裡呀？沒有錢，一家人都活不了命。

天才矇矇亮，母親便送她去鎮上上船，兩人都流著淚，聶華苓才十四歲，母親一再叮囑：冷暖小心，不要掛念家，專心讀書。

後來，聶華苓在回憶錄寫道：

當年我十四歲，就在那兒，母親流著淚，看我搭上小火輪去巴東。連連招手的母親孤立河岸上，在我淚水中，越來越模糊了。從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抗戰時期，日子過得苦。吃的是炸黃豆和硬得被稱作“炸彈”的饅頭，稀粥用大桶裝，勺子刮飯桶底的聲音都清清楚楚。

比起物質的短缺，精神上更是陷入混亂。

同學們分成不同意見的陣營，有人在舞會結束時突然關燈，令全場陷入黑暗。沒人能看見誰是誰，一派抓著另一派踢踹，只聽被打的人哀嚎：你不要打我，我們是同寢室的朋友啊。

眼皮底下的一切顯得荒謬可笑，又帶著幾分可悲。

對文學有興趣，對人產生好奇，願意琢磨語言。在聶華苓看來，這便是一個創作者的必要條件。她的心裡彷彿有什麼要流淌出來，立即拿起筆在紙上寫出第一個短篇小說《變形蟲》，“一切都亂糟糟的，所有東西都在變。”

在心理與物理都無所依靠下，她選擇與同學王正路投身進入婚姻圍城，遺落在北方的大家族裡。

混亂中，聶華苓一路從湖北輾轉至重慶、北平、臺灣，就連結婚以後，她與對方之間仍隔著一層距離。在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裡，白先勇笑了出來，作家總是在外的，距離之外，也是時代之外。

必須在外，才能看到裡面去。

生活不易

從曹雪芹寫《紅樓夢》，到張愛玲未完成的《小團圓》，彷彿隔著一層薄透的紗帳，後人格外感興趣作家們的真實經歷。

然則，虛虛實實之間，旁人是捉摸不透的。

在聶華苓的小說中，主人公始終在逃離，與她的人生主線相吻合，帶著濃厚的自傳色彩，第一部長篇小說中主角的名字便是“苓子”。

後來，聶華苓極負盛名的那部《桑青與桃紅》裡，主角桑青逃離生活未果，壓力與負擔下，無處可逃的她分裂出另一個人格桃紅，桑青是受傳統觀念壓迫下不得已而逃亡，桃紅則是滿懷期冀尋找新的生活。

始終漂泊的聶華苓在想些什麼，或許可以從桃紅的獨白中窺得一二。

“我有時搭旅行人的車子，有時搭灰狗車。到了一站又一站，沒有一定的地方，我永遠在路上。路上有遇不盡的人，有看不完的風景。”

1948年，懷有身孕的聶華苓舉家遷至臺灣，一家人窩在小小的房子裡，有時碰上臺風颳過，薄板房子會震得咯吱響，像是隨時會裂開。

生活貧瘠，母親年事已高，又有幼弟與孩子要養，聶華苓必須得想辦法找工作來養家，當時《自由中國》雜誌正在招編輯，聶華苓此時已經寫過幾篇文章，朋友推薦她去試一試。

《自由中國》是本批評時政，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講民主的雜誌。

主編雷震在書房寫稿，聶華苓有些怯生生地走了進去，雷震只抬頭看了一眼，便點點頭，你明天來吧。

聶華苓在這裡待了十一年，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梁實秋的散文與余光中的詩句都曾經經她之手，與最一流的寫作頭腦共事，她是其中最年輕且唯一的女性。

正是在這裡，她被前輩的嶙峋風骨所感染，創作興趣也得以發揮。

那段時間非常辛苦，為了養家，聶華苓需要同時兼任兩份工作，白天在雜誌社當編輯，晚上要去英文補習班教課，她懷著身孕每天在山坡上費力地踩自行車上下班。

身體上的辛勞或可承受，此時，她接到大弟漢仲在飛行失事中發生意外的消息，情感上，也與丈夫的關係也愈加水火不容，常常說著說著便爭執起來。

禍不單行，臺灣的“白色恐怖”在這時候蔓延到聶華苓身邊，突然有一天，社長雷震與三個同事均被捕，雜誌也被當局禁止發行。這種恐懼發生在自己身邊，朝不保夕的印象難以磨滅。

抱著“下一個就是我（被捕）”的恐懼，聶華苓在好幾年裡都惶惶不可終日。

無人求助，不敢拖累朋友，在這裡，她是個外省人，“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獨。”聶華苓回憶起這段時間總結道。她只能將那些想說又說不出口的話寫進自己的小說裡。

這令聶華苓的作品中，總有一種“生存之痛”，與包含經歷的滄桑感。

熟識她多年的好友感嘆，那段時間，對她一生有很大影響，臺灣當局暗暗打壓她，回去也再無故鄉。這也是她之所以沒有停留在華人世界，轉而去了美國的原因。

老友嘆氣，她一直陷在那個“結”裡。

喜相逢

聶華苓年輕時的一段婚姻，丈夫是同學王正路，出自北方規矩森嚴的大家庭。到了晚年，她很少再提他，偶爾提時，只一再重複是很好的人，卻是真的不合適。

聶華苓家風算是開明，在《自由中國》那段日子更是為她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礎，王正路在大家庭傾軋下思想偏向傳統，連聶華苓坐下來陪同客人聊天時，也被視作不守家規。

知女莫若母。聶母去世前，曾把她叫到身邊：華苓，你的心情你以為我不曉得？你們結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慪氣，如今正路去了美國，也有五年了，你還快活一些。

最難熬的日子裡，聶華苓機緣巧合結識了美國人保羅·安格爾。

保羅恰好去臺灣進行文化交流，兩人由一次觥籌交錯的晚宴相識，她站在保羅身後，裹著旗袍與高跟鞋，身姿嫋娜。兩人爭辯了幾句，倒令保羅印象尤為深刻。起初，聶華苓的態度是抗拒的。

保羅結結巴巴地提出邀約，在回憶錄中細數當時場景：

明天我很忙，要見很多人，也許我們在哪兒見一下面。

我也很忙，我得送孩子上學，我得去大學教課，我得寫作，我的時間全滿了。

……

你工作很辛苦，養母親養孩子也不抱怨。

抱怨有什麼用？

她站起身，那優美的亭亭背影告訴我：別跟上來。

令保羅·安格爾著迷的是：那一刻，我能感覺到她挺立的嬌美身子閃爍的張力。

愛情是兩份孤獨，相護，相撫，喜相逢。

有所突破是在與余光中一起的晚宴中，保羅用筷子揀起滑溜溜的鴿蛋，拿筷子的姿勢看上去多少有些滑稽，這副模樣逗樂了聶華苓。晚飯後，保羅藉機約她散步。

兩人在寂靜的小巷裡一直走，抬眼便是漫天繁星，保羅指著天空，在美國遇到這樣的星星是要許願的，你有什麼願望嗎？聶華苓搖頭，“好久沒有願望了，你呢？”

保羅停下來，湛藍的眸子只看著她：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見到你。

此時，兩人已到中年，經歷過世事浮沉，也都有過一段婚姻。聶華苓的態度何時鬆動，或許她自己都不清楚，瞭解她的朋友說：“聶華苓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只有像保羅·安格爾這樣的人，才能讓她變得小鳥依人。”

▲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

他們住在愛荷華的一棟紅樓裡，閒暇時間會開車到海邊，保羅游泳，聶華苓便在一旁看書，“那時我們真的是很開心。”又攜手去藍白色的聖托裡尼，擁有沉重歷史的奧斯維辛，去匈牙利，去以色列，近乎環遊整個世界。

我和Paul一起走過20世紀的人景——歡樂，災難，死亡，生存。

直到1991年，聶華苓和保羅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的“國際文化獎”，他們在芝加哥轉機，保羅說是要買份報紙，可聶華苓怎麼等也沒等到他回來，去找他時，只看到保羅躺在地上，

畫面似乎靜止，巨大的痛苦顯得遲緩而安靜。聶華苓記得很清楚，自己坐末班機回來的那天，愛荷華正下著雨。

文化伊甸園

至於聶華苓成就中最閃耀的“國際寫作計劃”實屬偶然。

1967年，某日她與保羅划船時，看著波光粼粼的愛荷華河，突然萌生出一個念頭，愛荷華如此美麗，為什麼不在保羅的寫作工作坊外，擴大視角，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呢？

說著她眉梢帶笑，聲音陡然高了幾度：邀請不同國家的作家們一起來這裡寫作，不同文化與成見，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同，一定會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你瘋啦？”保羅起初是反對的，這需要數不清的資金與層層落實的瑣碎事務，可聶華苓堅持，笑著說“let’s try！”

心血來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這是汪曾祺對“國際寫作計劃”的評價，迄今為止已有來自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400多名作家與詩人蔘與過這個項目，主辦人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因此被多個國家聯名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作家季季更是打趣，聶華苓的家就是小型聯合國。

無論作家與詩人們處在什麼境地，只要接受邀請，便可前往美國愛荷華，過一段食宿無憂的日子。他們可以寫作，也可以不寫，可以聊天、參加舞會……聶華苓甚至打趣，就算是跳河也沒關係。

比起莫大的榮耀，她更在意的是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與生長環境的創作者之間，碰撞出真正動人的那部分。

當初埃及與以色列開戰，那一批作家中就有兩人，一位來自埃及，一位來自以色列。兩位作家在桌子上時便怒目相對，直接將酒杯仍向對方，氣氛劍拔弩張。

可相處了三個月後，機場告別時，這兩位作家竟抱頭痛哭。同樣參加這個寫作計劃的蔣勳覺得不可思議，這是一種什麼感覺？“你們是最大的敵人，也痛罵過對方，最後卻抱頭痛哭。”

他歸結於這是聶華苓和保羅的原因，他們給人真正的愛與關心。

1979年中美建交，內地作家也可以參與這個寫作計劃，這令聶華苓無比興奮，丁玲成了前幾批去美國的作家，此時丁玲已經老了，飽受苦難，看上去倒像是再普通不過的鄉下老太太，繁華落盡，丁玲只笑著說，一切都過去了。

聶華苓安排年輕作家蔣勳帶她四處遊玩，迷離的夜色中，有穿著貂皮大衣的女人走過，蔣勳觀察丁玲是否會慌張，只見丁玲笑著講年輕時在上海的時光。前者無法將如今的她與那時的風情萬種相關聯。

丁玲此時年事已高，擔心她摔跤，蔣勳回去後在浴室貼心地準備了一條牢靠的墊子。

當時兩岸關係稱得上嚴峻，聶華苓得知後開始思考，創作者是否該不斷擴大自己的邊界，到最後，只是一個純粹的人。

八十年代，王安憶也來過這裡，驕傲又青澀，聶華苓特意為王安憶安排了愛荷華大學的寫作課與一些遊玩活動，讓她做喜歡的事情，原因是“這個孩子年輕，要多開開眼界”。

王安憶後來對去採訪的記者說，那時她才發現，原來世界是可以這樣自由的，我開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年老作家回憶過往，年輕作家逐漸成熟，對手也能握手言和，現代性在這世界一隅裡全面上演。

曾經的參與者作家遲子建曾說，聶華苓最早為新時期中國文學最活躍的作家們打開了看世界的窗口。她挑選作家的基準始終未變——那些國內外都有影響的，過去或者將來能立得住的作家們。

早年接觸過她的作家回憶，她會細心觀察每個人的需求，每週帶作家們去費用不菲的餐廳，誰都會說她慷慨。

然而，自己用了多年已經遲緩卡頓的舊電腦，卻始終捨不得更換。

這位作家不解，每次吃飯都快一百美金，當時最好的電腦也不過四五百美金，少吃幾頓飯不就能解決嗎？

聶華苓有自己的堅持，朋友不懂，女兒也不懂。

在保羅去世後，兩個女兒曾提議接她到身邊生活，她一直沒答應。至今仍住在那個和保羅同住的紅房子裡，從不打算離開，有人拜訪時，會發現連房屋的設施都不曾更改。

其中一面牆中掛滿面具，這隱喻著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種族，這也是他們的生活背景。如今愛人已去，房子裡的過客來來往往。

面具仍在，卻逐漸陳舊，而她仍守著。

如今她已經94歲了，宣佈從國際寫作計劃退休後，仍在為這個組織擔任顧問，也仍在關注著世界文壇的發展。

剛過耄耋之年時，聶華苓曾接受過一個採訪，回顧自己這一生，她對著鏡頭坦然地笑：

無恨無悔無怨。時間到了，隨風而去。

注：圖片來源於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及網絡。

參考資料：

1.聶華苓《三生影像》

2.聶華苓《失去的金鈴子》

3.聶華苓《桑青與桃紅》

4.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

5.一條《最有影響力中國女作家，曾提名諾貝爾，今年94歲了》

6.汪曾祺《遙寄愛荷華——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

7.侯芮文《 成長、流浪與歸宿——試析聶華苓三部長篇小說的發展軌跡》

8.遲子建《白描聶華苓：一個人和三個時代》

9.宋劍華《聶華苓：放逐者的心靈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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