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瑞安
張令彬，原名張柏茂，1902年6月生於湖南平江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年喪父，與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1925年，當大革命的怒潮波及湖南平江時，張令彬義無返顧地加入了農民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先後參加井岡山斗爭、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長征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在殘酷的革命鬥爭中，張令彬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畏艱難困苦，始終廉潔奉公，在保障革命戰爭勝利、加強和平時期軍隊後勤建設上作出了卓越貢獻，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張令彬跟隨毛澤東開闢蘇區，參與部隊醫院建設
在大革命時期，張令彬以飽滿的精神狀態投入到農民運動，並擔任了農民協會領導人，同地主豪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觸及到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蔣介石、汪精衛接連發動反革命政變，成千上萬的革命者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在這個關鍵時刻，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在湘贛邊界爆發，張令彬隨平江工農義勇軍參加起義，被編入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1團第2營。部隊在攻打長沙的途中遭到敵人伏擊，損失很大，嚴峻的形勢使毛澤東果斷放棄攻打中心城市的原定計劃，率部向瀏陽的文家市集中整頓。9月20日，在文家市裡仁學校操場，張令彬和其他指戰員懷著焦慮的心情聚在一起談論著今後的路該怎麼走。這時，人群一陣騷動，“毛委員來了！”循著聲音，張令彬看到了身著粗布衣服、臉龐清瘦的毛澤東走來，心情十分激動，聽到毛澤東用濃重的湘潭口音向全體指戰員宣佈改變行動方向，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的決定。然後分析說：這次秋收起義，雖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打一個比方，我們好比是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我們這塊小石頭，總有一天要打破蔣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澤東一番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話，使張令彬及在場的指戰員們心中豁然開朗，失敗情緒一掃而光，增加了克服困難繼續鬥爭的信心和力量。9月29日，起義部隊來到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對部隊進行了整頓和改編，這就是我軍歷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這次改編開創了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道路，張令彬在第3營第8連擔任班長。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為提高部隊軍事素質和戰鬥力，12月，工農革命軍在寧岡縣礱市的龍江書院創辦了以培訓下級軍官為主的第一個教導隊，學員大都是剛加入部隊的學生、工人和農民，是班排級骨幹，剛開始不過百人，後來陸續增加到150多人，教導隊長是黃埔軍校出身的呂赤，張令彬被毛澤東親自“點將”，擔任教導隊的區隊長。為了勝任區隊長工作，不辜負毛澤東的期望，張令彬就先當學生後當先生，向隊長呂赤和有軍事訓練經驗者學習請教。通過艱苦努力，時間不長，教導隊的訓練就以基本訓練和隊列訓練為主紮實地開展了起來。毛澤東對教導隊工作十分關心，經常抽時間給學員上課，他的課深入淺出，特別是用通俗易懂的話講解游擊戰術的“十六字訣”，使大家深受啟迪和鼓舞。
隨著蔣介石對中央根據地“圍剿”的密集推進，紅軍傷員越來越多，野戰醫院建設亟待加強，考慮到張令彬責任心強且心思縝密，組織任命他為衛生隊長。部隊向贛南閩西發展時，缺醫少藥的情況很嚴重，紅軍雖有衛生隊，但受過現代醫學培訓的醫生奇缺，藥品更是極度匱乏。為挽救負傷指戰員的生命，張令彬一到任就以戰鬥的姿態投入工作，千方百計克服各種困難，全力以赴地救治傷病員。他不懂醫，就認真地向衛生隊其他人和當地中醫師請教；衛生隊缺少醫療器械，他就帶領大家用竹子削成探針、鑷子等代用；藥品奇缺，就上山採掘草藥自己配製，或是通過各種關係到山外購買。為了能把傷員及時地搶下火線，張令彬組織了一支力量很強的擔架隊，戰鬥時往返於前線與後方之間，全力搶運傷員，並把不丟下一個傷員規定為鐵的紀律。1932年5月，張令彬調任第一兵站醫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兵站醫院是個新設機構，一頭與野戰醫院銜接，一頭與後方醫院銜接。張令彬一手抓戰場救護，一手抓衛生防疫，奔走於前線和後方。兵站醫院雖然有幾個學過醫的醫生，但由於收治的傷病員很多，加上醫院管理人員只有院長、管理員和護士幾個人，救治和護理工作極為繁重。人員不夠，張令彬就發動當地群眾，給傷員洗衣服、清洗傷口、燒水熬藥，並且一起籌集糧食，解決傷病員和工作人員的吃飯問題。1933年10月，紅9軍團成立後，張令彬擔任衛生部長，隨即投入到第五次反“圍剿”的衛生保障工作，為搶救傷員忘我地進行工作。
二、長征時期，張令彬率部下積極籌集糧款，為長征勝利打造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領導，中央紅軍無法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被迫進行長征。1934年9月，中革軍委在長征出發前做了最後的準備工作，規定各軍團組建野戰後方部，下轄供給部和衛生部，統一指揮軍團所轄醫院、兵站、運輸隊、教導隊、補充團、修械所等，張令彬被任命為紅9軍團野戰後方部部長。出發前，張令彬領導軍團野戰後方部緊急開展了後勤準備工作，為各師團補充武器彈藥，配發衣物和生活用品。
在長征中，為徹底消滅革命力量，國民黨軍隊瘋狂地進行圍追堵截，加上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為減少人員傷亡，張令彬組織醫護人員全力以赴地進行戰場救治，他們因陋就簡，就地取材，缺乏治療外傷的藥物，就用鹽水沖洗傷口；沒有夾板固定骨傷，就用樹木、竹片代替；沒有紗布和棉花，張令彬撕掉被子，取出棉花和被面充當。行軍路上常常缺糧，張令彬總是帶頭把乾糧讓給傷病員，自己以野菜充飢，宿營的房子不夠，他就帶著工作人員在野外露宿。除救治傷員外，野戰後方部還要負責為作戰部隊籌糧籌款。1935年6月中旬，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張令彬率部下隨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到達毛兒蓋，負責為紅一、四方面軍後續部隊籌集糧草。長征經過之地，百姓生活大都窮困，加上先頭部隊已籌集過糧草，所以，張令彬為後續部隊籌糧的任務更艱鉅，但張令彬和其部下深入領會黨的政策，善於開展政治工作，通過宣傳革命和發動群眾，贏得了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百姓紛紛慷慨解囊，把僅有的餘糧交給紅軍隊伍，張令彬順利完成了任務。但沒想到的是當紅四方面軍的殿後部隊第30軍來領糧時，糧食已全部發完。張令彬心裡很焦急，帶頭把分給野戰後方部的自備糧拿出來，讓第30軍領糧隊吃了飯再商議籌糧的事情，但駐地幾乎無糧可籌，該怎麼辦呢？張令彬一籌莫展。
正在這時，戰士跑來報告說，駐地發現了一個地洞，黑乎乎的看不到底兒，張令彬匆忙趕過去，經觀察、分析研判，這不是個天然山洞，而是人工挖掘的地道，派人下去一看，果然是一個用石頭砌築的巨型糧窖，裡面堆滿了當地特有的青稞麥和臘肉、牛油，還有不少布匹。張令彬十分高興，決定將這些物資作為軍糧配送給第30軍。離開時，張令彬給土司家留下銀元，並留下書信，陳述紅軍在長征中遇到的困難，詳細地講解了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紅軍的群眾紀律，在留足糧款的同時，表示了深切的謝意。
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為便於行軍，分左右兩路軍北上。張令彬所在的紅9軍團由朱德和張國燾率領，沿左路行軍。行軍過程中，張國燾瞭解到紅一方面軍兵力單薄，而自己卻手握重兵，遂野心勃發，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公開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張令彬對此進行了堅決抵制，因此遭到了張國燾的迫害和打擊，被剝奪了領導職務，並要其公開表態反對毛澤東，被張令彬斷然拒絕，所幸他工作成績突出，善於團結周圍，加上朱德、劉伯承的保護，從而避免了遭到張國燾的進一步迫害。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張令彬相繼擔任了中央教導師供給處處長和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供給部部長，後改任軍委直屬金庫處處長，始終承擔著籌集糧款，服務前線作戰的任務。
三、抗戰時期，在日偽頑反動勢力的封鎖下，陝甘寧邊區物資極為短缺，張令彬響應“大生產運動”號召，開源節流，發展生產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對陝甘寧邊區加緊軍事和經濟封鎖，再加上日偽頑軍夾擊和嚴重的自然災害，陝甘寧邊區後勤和財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在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審時度勢，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偉大號召，邊區掀起了大生產運動的高潮。1941年3月，軍委後勤部設立經濟建設部，張令彬任部長，按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決策部署，張令彬制定了“統一管理，分散經營；生產內容以農業為主，兼辦工業、手工業、運輸業以及畜牧業和商業”的原則，大力發展生產，想方設法衝破國民黨的層層封鎖，利用合法手段和各種渠道發展交通運輸業、商業和對外貿易，增強了邊區的經濟活力，增加了財政收入。同時，對老舊工業進行技術改造，使其煥發出了新的生機和活力，生產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尤以紡織業發展最為迅速。為加強貿易，張令彬在經濟建設部下設運輸合作社，專門從事把食鹽從生產地定邊運到延安、鄜縣，與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商人交換棉花、布匹工作，以解決部隊被服的原料，並獲得經濟效益。
◆1938年，毛澤東與參加井岡山斗爭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後排右三為張令彬。
在生產運動中，張令彬既當指揮員，又當戰鬥員，親自參加勞動。在他的帶領下，經濟建設部也都人人動手，開荒種地，養豬種菜，紡面紗，做被服，獲得了豐碩果實，陝甘寧邊區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改善。毛澤東對此非常高興，抽出時間專門考察了經濟建設部的成果，考察完畢後，張令彬熱情邀請毛澤東留下吃頓飯，毛澤東愉快地接受了。時值春節，張令彬讓人做了臘肉、熬魚、油豆腐、竹筍、蘑菇和蛋湯，外加兩瓶延安極少見得到的啤酒。吃飯時，毛澤東先喝了一口啤酒，用手指著啤酒瓶幽默地說：味道不錯嘛！過去有人說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我就不信，就像這啤酒一樣，過去我們這裡沒有，現在不也一樣有了嗎？毛澤東說到這裡話鋒一轉，頓了頓，又嚴肅地說道：只要我們不照搬教條，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起來，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終一定可以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說到這裡，毛澤東見大家都在聽他講話，沒有人吃菜，就帶頭夾起一塊臘肉，笑著說：“大家吃菜呀，還講什麼客氣？今天是張老闆請客，我們大家都來吃他的肉！”毛澤東話音剛落，所有人不禁開懷大笑起來。身邊的譚政提醒說：“主席，您剛才說走了火”，毛澤東哈哈笑道，“我少說兩個字，應該說他‘弄來’的肉。令彬同志，你可不要見怪呀！”毛澤東舉杯對張令彬說：“來，我敬你一杯，你老張勞苦功高喲！”張令彬站起身來，連聲說：“不敢當，謝謝主席！”見毛澤東雖然已是黨的領袖，還和井岡山時一樣平易近人，十分感動。飯後，他告訴司務長：這次聚餐從他的津貼里扣。
1942年5月，中央軍委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張令彬擔任後勤部長，聯防軍後勤工作攤子很大，他認識到“後勤工作的關鍵環節是物資籌措”，為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大生產上，明確了後勤部在大生產運動中的作用——計劃、檢查、具體指導。他經常風塵僕僕地深入生產一線，發現典型，推廣先進經驗，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包括南泥灣在內的很多墾區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經過檢查評比，以聯防軍的名義表彰了一批先進單位和英雄模範，而張令彬作為組織管理者，獲得“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獎章。
四、解放戰爭時期，張令彬服從組織安排，主動到艱苦地區為前方部隊籌集糧款，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
抗戰勝利後，東北地區以其重要的戰略地位而為國共兩黨所關注，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並決定從延安和各解放區抽調大批幹部赴東北以充實我黨力量，張令彬即為被抽調幹部之一。1945年9月，黨中央考慮到熱河對東北的戰略支撐地位，讓他擔任冀熱遼軍區後勤部部長。李富春鼓勵他說：“熱河地區的工作極為重要，但將來的環境會很艱苦，後勤的任務會很重，你要在思想上做好準備”。張令彬表示堅決服從中央決定。
1945年11月，國民黨軍在美國支持下向山海關進攻，為掩護主力部隊順利出關，冀熱遼軍區部隊以“有我無敵”的英勇氣概抗擊國民黨重兵圍攻，張令彬帶領後勤部發動群眾，夜以繼日地籌集糧食、運送彈藥，由於彈藥和糧食補充及時，作戰部隊抵抗住了國民黨軍的連續進攻，順利掩護了主力部隊向東北的開進。國民黨軍佔領山海關和錦州後，攻擊方向轉向了熱河地區，冀熱遼軍區處境艱難，張令彬協助軍區司令員程子華率部隊與敵作戰，並組織後勤部門支援前線部隊收復華北重要港口秦皇島。
1947年3月，冀熱遼軍區改稱冀察熱遼軍區，歸東北民主聯軍指揮，張令彬擔任後勤司令部司令員。為便於協同作戰，軍區又組成了前方指揮部，張令彬來往于軍區和前指之間，統一指揮和協調反攻作戰的物資保障，工作十分繁重。東北民主聯軍改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後，為配合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的新形勢，張令彬在領導做好物資籌措和供給的同時，會同中共冀察熱遼分局有關部門，為野戰軍組織了戰場救護隊，並動員大批民工及大車、牲畜，隨軍保障，直接支前，為每一場戰役的勝利起到了保障作用。遼瀋戰役發起後，張令彬按照東北野戰軍後勤部的統一部署，與軍區後勤司令部各部門負責人一起，組織了包括汽車團、輜重團、兵站醫院、後方醫院在內的後勤保障體系，千方百計地保障前線的需要，為東北戰場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1948年12月底，全軍後勤工作會議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張令彬出席了會議，會議對後勤工作今後的組織形式、管理體制以及供應標準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研究，周恩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指出：後勤工作必須適應全國勝利的新形勢，建立全軍統一的供應標準，從統一和健全標準制度入手，克服分散主義、遊擊主義，加強後勤正規化建設，周恩來的報告讓張令彬很受教育和鼓舞。1949年元旦之夜，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舉行新年聚餐會，除參加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代表外，張令彬等參加全軍後勤工作會議的代表也全部出席。席間，毛澤東到後勤會議代表餐桌前敬酒，風趣地問大家：“你們的會議開得怎麼樣，吵架了沒有？”張令彬笑著告訴毛澤東，大家討論得很熱烈，但沒有吵架。毛澤東聽後鼓勵大家說：“前方打勝仗也有你們後勤工作的一份功勞嘛！你們是我們的大管家！”
天津解放後，張令彬參與領導了城市接管工作，擔任後勤接管部副部長。接管工作政策性強，稍有不慎，不僅會招致難以挽回的經濟損失，還會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甚至會危及城市的建設和安全。按照天津軍管會制定的“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復生產，進行民主改革”的方針，張令彬既堅持原則，又講究方法，在具體工作中，善於發動群眾協助，警惕壞人搗亂，追回了不少隱匿轉移的物資，原來國民黨軍政大員搜刮的民脂民膏很大一部分又回到了人民手中。為儘快恢復城市正常秩序，張令彬注重生活資料的統管統放，既打擊了投機倒把者，又穩定了人民的生活，接管的醫院、工廠企業在很短時間內就恢復了生產。
五、建國後，張令彬參與領導全軍後勤正規化、現代化建設
新中國建立後，張令彬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軍隊後勤供給模式由分散的就地取給轉變為主要依靠國家集中統一供應。1950年，張令彬協助楊立三部長統一了軍隊的軍費預算，增加並頒佈了統一的供應標準及有關規章制度，進一步完善了後勤供應體制。抗美援朝爆發後，後勤保障是一個極其突出的問題，幾十萬大軍在前線，從兵員補充到武器彈藥、糧食被裝、醫療衛生和生活用品都要靠後方供應，中央領導對此極為關注。1950年11月初，志願軍出兵不到一個月，周恩來就指示張令彬前往東北地區和朝鮮戰場考察後勤供應上存在的問題。周恩來在帶給東北軍區負責人的信件中，明確指出：“只要東北提出要求，我們願意全力以赴，幫助你們解決困難”。帶著周恩來的殷切期望，張令彬到達東北後，就召集各方面負責人進行座談，然後馬不停蹄地深入一線，詳細詢問後勤供應的不足。由於志願軍赴朝作戰初期沒有成立後勤部，後勤供應存在不少問題，需要的彈藥和糧秣供應不上，志願軍指戰員每天餓著肚子衝鋒陷陣。在座談時，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急切地說：“現在最困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後勤供應問題，就是糧食供應不上、彈藥供應不上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加強後勤建設。而當務之急，就是要迅速成立志願軍後勤部。不解決這個問題，其他問題都不好解決。”張令彬經過認真細緻的調查研究，認為前線指戰員的意見很有道理，回來後即向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等作了專門彙報，中央軍委瞭解這個情況後，當即決定組建志願軍後勤部，由洪學智兼任司令員，周純全任政治委員。此後，志願軍後勤供應實施了高度的集中和機動，加強了對前線的後勤支援，從而扭轉了抗美援朝戰場供給的被動局面。
◆全軍參謀會議合影，三排左十四為張令彬。
抗美援朝結束後，張令彬主持修建了“軍委城”。當時，軍委各機關的辦公地點分散在北京市內各處，不僅不利於統一指揮，而且影響北京市的規劃和建設。為改變這種狀況，朱德指示 “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要出城到新北京建設一座軍委城”，總後立即響應，選擇北京市郊一片不毛之地作為建設地點，張令彬負責督建，他從圖紙設計、材料選用到施工進度、工程質量、經費使用，無不親自過問，悉心指導，保證了總後大院及整個“軍委城”建設的順利進行，用時半年即宣告竣工，總後機關率先搬入新辦公區，軍委裝甲兵、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等機關隨即搬來，至此，“軍委城”成為北京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
1955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決定實行軍銜制。在加快實行軍銜制的各項準備工作中，張令彬參與了審定和製作第一次軍銜服裝的工作。初步設計出軍銜服裝的顏色、樣式後，張令彬多次到各大軍區和軍兵種，包括海邊防，進行調查研究，廣泛徵求意見。4月，中央軍委批准了軍銜服裝制式標準方案。隨後，張令彬讓人將各類軍服分別繪出圖樣並做出實物標樣，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到展覽廳進行了審查，9月，國務院第18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軍銜服裝的報告。9月27日，國務院隆重舉行將官授銜儀式，張令彬被授予中將軍銜。同一天，還舉行了授予勳章典禮，張令彬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20世紀60年代後，隨著總後領導成員的不斷增加，張令彬分管的業務範圍慢慢縮小了，主要管理工廠、農場和馬場。但他並沒有樂得清閒，而是把精力用在了學習、研究和深入群眾之中。同時，認真研讀毛澤東軍事著作，以此為指導，撰寫了大量戰爭年代後勤工作經驗總結的文章，成為現在研究那一時期後勤工作的重要文獻。“文革”期間，張令彬遭到迫害，他認真抓後勤建設，卻不但無功，反而有過。1974年，他感到身體和精力大不如前，認為繼續奮戰在第一線做領導工作，對黨的事業不利，對培養接班人不利，基於這些因素，他向黨中央寫報告要求退下來，考慮到健康原因，毛澤東親自批准他“掛職休養”。儘管退出一線，張令彬仍然很關注國計民生問題，始終把群眾的疾苦掛在心上，熱心為群眾辦好事。家鄉群眾多年燒柴困難，看到這種情況，他心裡感覺很不安，總是想著幫助群眾解決這個問題。當聽說汨羅辦起了沼氣，這種能源清潔且熱量大，使用起來很方便，他考慮到平江和汨羅的自然條件差不多，何不在平江也推廣使用呢？為此，他不辭辛勞，長途顛簸，專程到汨羅參觀學習，詳細詢問了沼氣池的製作、成本、使用等情況，然後找平江縣領導談話，建議他們在有條件的地方先搞試點，取得經驗再逐步推廣。同時，他還根據平江水利資源優勢，建議發展一些小水電，既可以照明，也可以解決燒柴難的問題，這些意見得到平江縣委的重視和群眾的歡迎，稱讚他說：“還像當年搞農民運動那樣，總是牽掛著咱們老百姓。”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張令彬多次書寫李商隱“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的詩句，以此自勉。他極重視保持革命晚節，自奉節儉，並從嚴要求親屬，對家屬子女的工作安排、級別待遇從不打招呼、批條子。他多次接受記者和黨史工作者採訪，講歷史、講傳統，教育青年一代保持老紅軍本色。1987年7月14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張令彬中將在北京病逝，享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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