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的靈魂——鄧寶珊

　馮欽哉是“剿總”中將副總司令。傅作義請他來，是為了執行一項特殊任務：馬上坐飛機去綏遠，把鄧寶珊接來。

鄧寶珊，被毛澤東稱為傅作義的靈魂，也是華北“剿總”的副總司令。他兼任晉陝綏邊區總司令，率自己的嫡系部隊，長駐榆林、包頭一帶，負責晉陝綏邊的防務。

鄧寶珊的臉色陰暗起來。他與共產黨有很深的交情。可一時之間，他也不知該如何去寫這“和平”二字。

一接請他即赴北平“共商大計”的急電，鄧寶珊就知道事情緊急。對平津的一些情況，他是知道的。新保安、張家口被解放軍佔領後，傅作義要西歸綏遠已完全沒有可能。從兩沽、新港出海南撤雖然可以，但要全部撤走困難，傅作義也不願意，所以可能性很小。那麼，剩下的就是固守一戰與“和談”解決兩條路了。傅作義是精明人,匆匆把他弄來“共商大計”，必是為了後者，實際上也就是讓他出面斡旋了。

這原因，是因為鄧寶珊與中共的特殊關係。

由於南苑、西郊機場均已被解放軍佔領，他只得從臨時機場降落。一下飛機，他就在馮欽哉陪同下，直奔中南海居仁堂。

城內到處都在修工事。一路上，車子跑得磕磕碰碰，簸簸顛顛。此外，鄧寶珊的一路所見所聞是：到處是混亂的車輛和嘈雜的人群，到處有槍聲，到處有民夫的吵鬧；以及兵警的擄掠：你爭我奪，緊張雜亂，叫爹罵娘，風聲鶴唳。再加上那一撥又一撥那邊穿過來，這邊擠過去，高喊著“要和平不要戰爭”、“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蹟，避免百萬人民生命塗炭”、“反內戰，反飢餓”等口號的示威遊行隊伍，好好一座北平城，亂得簡直就像一鍋粥。

鄧寶珊的臉色陰暗起來，難看起來。他萬萬沒有想到，北平已亂成這個樣子。傅作義是守城名將，平時帶兵打仗都是一位難得的將帥之才，怎麼被解放軍一包圍就成這麼個樣子了！這模樣，別說解放軍現在平津城外的兵力有一百多萬，比傅作義的兵力多一倍還多，就是不放一槍一彈，也很難支持長久啊。

“唉！”鄧寶珊不由長嘆。“這就是共產黨的力量。不光是軍事的，更是政治的！”他自語般地對馮欽哉說：“看樣子，中國革命到了今天，那是什麼力量也抵擋不住共產黨的勝利了！再有本事的人，也無法改變這一歷史了！”

對共產黨，鄧寶珊是瞭解的。他早已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了。他比傅作義大一歲，甘肅天水人，也是以十六七歲的少年之身就投身辛亥革命的老同盟會員。他1910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參加新疆伊犁起義，響應辛亥革命，1918年參加討袁護法的陝西三原起義，任靖國軍右翼前敵總指揮，1924年參加馮玉祥的國民軍，任第二軍第七師師長，後來“五原誓師”擔任聯軍援陝前敵副總指揮，幾乎經歷了國民革命的全過程。他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從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就開始了。

他最早認識並建立起深厚友誼的，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李大釗、劉伯堅等。在他任第七師師長的時候，他委任的祕書葛霽雲、軍官傳習所所長鬍重差、政治教官張海如，都是中共黨員。1925年他出任直隸善後幫辦，所發通電就是李大釗為他起草的。“五原誓師”後他任聯軍駐陝總部副總司令期間，更與中共黨員楊曉初、楊明軒、鄧小平、劉志丹、李子洲等關係融洽，密切合作。1927年，劉伯承順瀘起義失敗從四川跑到陝西，也是他熱情接待，慷慨解囊，簽發護照，保護出關。國民黨“清黨”，劉伯堅不得不離開國民軍後，他還擔負起了他的家屬的保護、供養責任。大革命失敗後，他旅居上海，又與中共黨員葛霽雲、楊明軒、楊曉初等，在蔣介石製造的白色恐怖中，一起從事反蔣活動。

後來他應楊虎城之邀，到了蘭州，出任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及新一軍軍長，與中共黨員汪鋒、謝子長等來往密切。“七七”事變後，他先任第二十一軍團軍團長，再任第二十二軍軍長，坐鎮榆林，均與延安有友好往來。物資互濟，郵電互通，延安發行的《解放日報》和毛澤東著作，也都向榆林的部隊和機關郵贈。1943年，他到重慶開會回陝，途經延安，中共中央還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部隊到郊外迎接，毛澤東在楊家嶺禮堂宴請，葉劍英專門為他舉辦歡迎晚會，朱德、賀龍、林伯渠、李鼎銘、南漢宸、續範亭、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周恩來、林彪等，都和他有過深入交談和多次接觸。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他在榆林與延安的關係都很好。

當然，有良好的關係，不等於就同意或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對共產黨瞭解，也不等於就是理解。內戰爆發後，情況就有些變化了。但至少，以他對共產黨的認識和了解，面對平津現在這樣一副狀態，考慮問題是會不大一樣的。

馮欽哉深有同感。他也不由喟嘆：

“事已至此，如何了局是好呢？”

“城內糧草如何？”鄧寶珊問。

“也就一兩個月吧。”馮欽哉並不十分具體地知道底細。“老蔣倒是來空投過幾次。他當然是希望我們固守待援的。可他還有什麼可援？也就投幾包糧食而已。南苑和西苑都被解放軍佔領了，不能用了，北海結冰可投，我們就叫他往北海投。可投了幾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鬧得吃不消，老傅說這樣不行，添亂，也就不再投了。”

“其他水電燃料呢？”

“這一點解放軍倒沒有卡。石景山被他們佔了，門頭溝被他們佔了，煤電倒還都照樣往城內送。城內備有小電廠，不行就靠它了。只是工人經常罷工，可以說日日不得安寧。”

停停他又說：“打，是肯定沒戲的了。不說這些，解放軍那個戰鬥力，你看新保安、張家口！現在我們這狀況，根本對付不了幾陣子。對此，老傅心中清清楚楚。他急急讓我把你請來，實際就是為了商談‘和平’大計。”

這，鄧寶珊當然有數。關鍵是現在這麼副狀況，要“和平”，卻又怎麼個“要”法？

對傅作義，鄧寶珊當然是瞭解的。他知道他所希望的肯定就是脫離蔣介石，走“第三條道路”。可是，以現在平津前線雙方對峙的客觀形勢看，這“第三條道路”肯定走不成。因為你沒有資本。那麼起義，也即繳械、投降？老傅對此又分明寧肯殺頭也不會接受。這到底該怎麼個“和平”法，鄧寶珊也深感犯難。

說話間，兩人已到了傅作義辦公室。

鄧寶珊一眼就看到，傅作義的辦公桌上，已放著一份擬好的和平通電。

鄧寶珊是個性情豪邁爽直的人，與傅作義又是多年的生死之交，在他面前，言行舉止也就無甚顧忌。才及寒暄，他就指著通電問：

“與中共聯繫過了？”

王克俊回答：“沒有。”

“如果這樣，此電就不宜發表！”

他解釋說：“北平的處境，與南京李宗仁、武漢白崇禧都絕對不同，已是兵臨城下，倘是貿然發佈通電，就會有對中共方面‘施壓’之嫌，不但不會接受，還會增加反感。再說，對老蔣那邊也無法交代。”

劉後同是從一開始就積極主張先發和平通電的。辛亥時期的那種方法，在他腦子裡根深蒂固。他覺得，主張和平，先發一個通電昭告全國，大家都停止動武，和平也就實現了。至於“和平”以後的事項，那是要通過談判商量解決的。他的這一方法，杜任之不贊成，王克俊不同意。他們都認為，現在的局勢已完全不同了。擁護共產黨或與共產黨合作，也與當年擁護辛亥革命已經完全不同。可他不以為然，覺得發通電是“爭取主動”的好辦法。關於“施壓”之嫌這一點，他倒沒有考慮。

鄧寶珊說，現在北平的局勢是：城外，解放軍的力量佔絕對優勢；城內，蔣系中央軍的力量佔絕對優勢。如無中共方面的充分合作，蔣介石一翻臉，中央軍一旦生事，軍統、中統一起搗亂，城內的局面是很難控制的；而要是中共方面一誤解，馬上發動攻城，北平也是很難保得住的。這一來，一切的“和平”努力，也就都前功盡棄了。

　“那麼，以鄧先生之見呢？”劉後同問。

鄧寶珊說，唯一的辦法，還是要尋找與中共直接聯繫的線索。

可現在的問題是，送出去那麼多信息，中共方面卻沒有一點回聲啊。

“即便如此，也不能貿然從事。”

傅作義沉思著。是的，不管怎麼說，這“千古罪人”，他是不願意做的。他想了想，說：“好，不發通電，再設法與中共聯繫。”

興隆街“晉豐行棧”生意興隆。北平地下黨在這兒結識了許多重要人物，其中一個是傅作義嫡系第三十五軍副軍長丁宗憲。

由於崔載之被突然召回，中央軍委又下了那樣的指示，武力解決北平的可能性似乎突然增大，解放軍攻城的準備工作也更緊張地開展起來。

為了有效保護文物單位和學校、工廠等重要建築，北平地下黨已專門繪製了詳細地圖，送交平津前線司令部。地圖上清楚地標明，哪些地方可以打，應該打，哪些地方不能打，應保護等。可即使這樣，平津前線司令部也要求能儘快解決戰鬥，並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在此之前，已有第九十二軍的策反成功。根據北平守敵的情況，劉仁又指示：還要爭取更多的部隊，能夠在戰鬥一旦打響後單獨起義。

北平地下學委系統負責軍事策反工作的傅部“榮軍中校”王甦，接到劉仁的指令後，與華北學院的魏焉一起，先對國民黨北平鐵甲列車總隊第一大隊大隊長於維哲進行了工作。國民黨北平鐵甲列車總隊，下轄有第一、第二、第四3個大隊，擔任城內前門、永定門、廣安門、西直門一帶機動守禦。第一大隊大隊長於維哲原是中共黨員，後來失去聯繫。王甦、魏焉奉命與其建立起聯繫後，很快取得了進展，經幾次商談，於維哲明確表示，願意脫離蔣介石、傅作義集團，投向人民一邊，為解放北平立功。通過於維哲，北平地下黨又在第二、第四大隊各策反成功了一箇中隊。最後，王甦和他們商定，一旦解放軍開始攻城，他們就分別從前門車站等地，朝永定門方向突破，內外夾擊，接應解放軍迅速進城，並以火力封鎖東單臨時機場，防止敵人從空中逃跑。

與此同時，由城工部出資、中共北平地下學委派劉學周、吳哲子等在北平崇文門外興隆街48號開設的“晉豐行棧”，生意也特別“興隆”起來。

“晉豐行棧”以吳哲子為董事長，劉學周為總經理，主要是為掩護崔月犁、劉後同、杜任之、閻又文等聯繫，及為劉後同等提供一個安全交往場所而開設的。在這兒，通過劉後同、馮傑宸等人的介紹，中共北平地下學委結識了傅作義的長兄傅作仁、國民黨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等傅作義的近人，對傅作義做了不少工作。現在傅作義的態度突然有了變化，大家的心情都很著急，覺得必須為武力解決北平做更多的準備。於是，這天吳哲子和劉學周特地把馮傑宸請來，和他商量：假如和談破裂，必須爭取第三十五軍單獨起義。

　馮傑宸是在聯誼社經劉後同介紹與杜任之認識的。經交談，杜任之看到馮傑宸作為進步人士，對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積極性很高；他作為北平企業公司的經理和劉後同的同鄉、朋友，又與傅作義總部的許多高級顧問、高級將領十分熟悉，就竭力鼓勵他為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出力。馮傑宸慨然領命。從10月份劉後同住進聯誼社開始，他就幾乎與劉後同形影不離，既照顧劉後同的生活，又與各方面聯繫，還經常充當劉後同與杜任之的聯繫人。

在馮傑宸的工作對象中，最重要的就是丁宗憲。

丁宗憲是傅作義的“王牌”主力第三十五軍的副軍長兼第二六二師師長。傅作義從1931年被任命為第三十五軍軍長後，就以第三十五軍為資本迅速發展，他的另兩個嫡系軍第一○四、一○五軍，都是在第三十五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除了第一○四軍在新保安被殲，軍長安春山隻身逃回北平；第一○五軍在張家口被殲，只剩一點殘部跑往綏遠之外；第三十五軍的兩個師，也在新保安被殲，軍長郭景雲自殺。雖然第一○四軍和第三十五軍都在拼湊重建，但那不過是聊勝於無，不會有太大的戰鬥力，毫無疑問，由副軍長丁宗憲所率的留在北平尚未受損的第二六二師，就是傅作義碩果僅存的王牌主力了。如果能把傅作義的這一嫡系主力也爭取過來，那對傅作義下決心走和平道路，肯定會起異常巨大的作用。因此，馮傑宸以其特殊身份，在中共黨員杜任之的直接指揮下，對丁宗憲進行了策反工作。

丁宗憲和馮傑宸是老相識，部隊進駐北平後就經常與馮傑宸來往，交談的內容也多不避。丁宗憲是黃埔四期生，因劉後同曾為其在傅作義那兒舉薦，因而與劉後同的關係也比較密切。對國民黨的前途，丁宗憲當然是清楚的。因此，經馮傑宸與他多次商談，並說劉老先生的意思也是想勸傅作義走“和平”道路後，他也表示贊同，願意走和平起義的道路。

但是，現在情況變化了，必須進一步爭取丁宗憲，讓他下定決心：如果傅作義猶豫不決，三心二意，到時候他就單獨起義。

接到電話，馮傑宸馬上趕到“晉豐行棧”來了。連日來，為了挽留劉後同，他正東奔西走，花了不少心思。由於情況的不斷變化和傅作義的搖擺不定，劉後同心情煩躁、激動，感到自己花這麼多心力為傅作義謀求和平道路，是“與智者謀而與愚者斷”，埋怨傅作義已“把日月之光弄成了螢火之明”，加上一目失明，因而感到為難、力不從心，甚至有些厭倦、厭煩，就不想再在北平待下去了。對此，崔月犁、杜任之都很著急。杜任之急急趕來對馮傑宸說，現在已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的關鍵時刻，無論如何不能後退，無論如何要把劉後同挽留住。於是，馮傑宸除了不斷為劉後同延醫問藥，每日讓自己的妻子為劉後同打進口針外，還天天變著法兒讓傅作仁、龍景伯等劉後同的老朋友作陪，請劉後同到大飯店吃精美的飯，到戲館聽最好的戲，並專門為他趕製了裘皮大衣。馮傑宸對中共方面的良苦用心十分理解。傅作義是一定要爭取的；不管出現什麼情況，北平也是無論如何要保護的。所以，吳哲子和劉學周把想法與他一說後，他馬上表示贊同，打電話把丁宗憲請到北平前門外山東大飯店一起喝酒。

丁宗憲到時，見吳哲子、劉學周也都在座，很是歡喜。作為“晉豐行棧”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在他與馮傑宸經常以“晉豐行棧”作為見面地點時，吳哲子和劉學周也早已加入他們的行列，表示要為北平的和平事業，與他們“一同進退”。因此，見了面，大家都感到興奮異常，無拘無束。

吳哲子和劉學周先各給丁宗憲敬了一杯之後，馮傑宸就把酒杯高高舉了起來，說：“今天這酒非比尋常，來，咱們乾了這杯酒後再說話。”馮傑宸是慣於交遊的人，說話頗帶點兒江湖豪氣。待大家都把酒乾了之後，他就毫不客氣地說：“咱們有約在先，一起走和平道路。這不只是咱個人的事，也是北平幾百萬軍民的事。咱說話可得算數啊。”

這話當然主要是為讓丁宗憲表態作鋪墊的。為了能讓丁宗憲勇敢地往前再跨一步，他們三人曾作過研究。丁宗憲此刻還不知道吳哲子和劉學周的真實身份，因而由他們兩人直接出面並不合適，最好還是由馮傑宸來唱主角。可是，這戲要唱得順當，光讓馮傑宸一個人出面，又覺得有點力薄勢單。所以，三個人決定一起出馬。馮傑宸這“墊頭”話一說，吳哲子和劉學周當然就都搶先表了態：“那是當然！君子之諾，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出的話怎麼能不算數？不信，請看此杯！”說著，兩人都滿斟了一杯，先一飲而盡。

丁宗憲豪氣橫溢，豈肯落後！於是，不假思索地也馬上斟滿了一杯，說：“那是當然，那是當然！君子之諾，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算數算數！”舉起酒杯也一飲而盡。

“可是，現在傅先生又突然遊移不定，猶豫不決，又是修環城馬路，又是修臨時機場，北平的形勢眼看愈來愈吃緊，一戰在所難免。諸位以為如何才是上策？”

吳哲子和劉學周說：咱們的共同目標是和平解放北平。最好的前途當然是讓傅先生與咱們一起成此壯舉。可是，倘若傅先生真的執迷不悟，咱也不能無所作為，應從怎樣才能最低限度地減少北平的破壞方面想想辦法。

“老兄高見呢？”丁宗憲問馮傑宸。

馮傑宸說：“依兄弟之見，真到那一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請老兄率第三十五軍和二六二師單獨起義，放開德勝門至安定門一線防地，與解放軍裡應外合，迅速解決戰鬥。這樣，北平百姓的犧牲和損失，肯定能減少到最低限度。”

丁宗憲想了想，決然地說：“好！我相信傅先生是明達之人，不至於明知死路還往前闖。但如真的出現這種情況，整個第三十五軍不敢保證，第二六二師，兄弟可保證單獨起義。”

“真的？”

“當然！不信，請看此杯！”說著，又斟滿一杯準備一飲而盡。

“且慢！果真如此，兄弟有個不情之請。”

“請說。”

“果真如此，那是老兄給咱兄弟帶來的歷史榮耀。在下想高攀丁將軍與兩位，就此結為金蘭之好，以示共同進退，共守信義。不知諸位以為如何，可否俯允？”

吳哲子、劉學周立即表示同意，丁宗憲也馬上說“榮幸、榮幸”。

於是，四人互換了庚帖，拜了天地，發願共守誓言，同進同退。結拜完畢，四個人又商定，到時候解放軍方面就由馮傑宸出面聯繫，才盡歡而散。當然，由馮傑宸出面，吳哲子、劉學周就在身邊，那是一點也不費力的。

至此，除了北平城外有東北野戰軍第一、第二（即先遣兵團）兩個兵團和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兩個兵團共四個兵團包圍外，城內地下黨又已成功策反了國民黨軍第九十二軍（防區在城南永定門一線）、第三十五軍（防區在城北德勝門一線）以及鐵甲列車總隊的一個大隊和兩個中隊（防區在城內前門車站等處）。只要總攻命令一下，裡應外合，南北夾擊，傅作義就是再有三頭六臂，也難逃慘敗下場了。

王甦化名“王博生”，在“鐵血將軍”池峰城家與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長徐宗堯見面。徐宗堯說：“有何貴幹，聽憑吩咐。”

這天深夜，在北平城內的北長街81號院內，還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著一件對北平的和平解放至關重要的事。

81號大院子的大門虛掩著。客廳內，華北“剿總”中將參議池峰城一邊在翻看“總部”的《平明日報》，一邊在等候兩位神祕的客人。

近半個月來，《平明日報》一直是他反覆研究的對象。《平明日報》是傅作義的喉舌，反應的基本上是傅作義的思想和動態。近日來，《平明日報》的“反共”聲浪略有升高。以他的經驗，外面風傳的傅作義可能已與中共方面祕密接觸，必定不是空穴來風，略有升高的“反共”聲浪，可能就是掩飾。

可是，他經多方打聽，卻是不得要領。

名為中將高參，在傅作義總部，池峰城其實只領份乾薪，並不參與總部的重大決策。傅作義對他優禮有加，也只是一種禮數，內心想些什麼，別人既不容易揣摩，傅作義又遮掩得滴水不漏，他也無從知道。不過，如果自己對老傅近來有所舉動的判斷準確無誤，覺得那倒是十分值得慶賀的事。因為他真心希望傅作義做一個“識時務的俊傑”，與中共“和談”，立此一件造福人民的大功。

他一直想的是，怎樣才能為老傅的這件功德出點力。

池峰城與共產黨的關係，也已很久了。他出身貧寒，地位低下，從小就艱辛嚐遍，炎涼看盡，15歲就投奔西北軍去了。那時軍閥混戰，天下大亂，他多想為窮人也爭一份自己的天下啊。因此，在部隊裡，他學習刻苦，工作賣勁，還因此被馮玉祥看中而調入衛隊營，並賜雅號曰“鎮峨”。從此，他就在馮玉祥的影響下，一直從班長、排長，晉升至旅長，深得馮玉祥的信任。

1929年，馮玉祥中原反蔣，失敗下野，池峰城所部，也與孫連仲、高樹勳等各部一起，被改編為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他擔任第七十九旅旅長。1931年3月，第二十六路軍被調往江西“剿共”。這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日益猖獗，並於這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還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引起了第二十六路軍官兵的強烈不滿。終於，在第二十六路軍總參謀長趙博生和第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的率領下，在“剿共”前線的江西寧都，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起義。

寧都起義就發生在池峰城的眼皮底下，對他的震動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從馮玉祥反蔣，到趙博生等發動寧都起義，正是池峰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思想洗滌和轉折。後來第二十六路軍北上抗日，池峰城為第三十一師師長率部先在涿州以南一帶與敵血戰了數晝夜，後又參加了臺兒莊戰役，均以極窳劣的裝備和慘重的犧牲，取得驕人戰績，被譽為“鐵血將軍”和“抗日名將”。但是，滿腔的愛國之情和才華熱血無人賞識，很快，在幾經週轉後，他就被明升暗降，任命為長江上游江防副總司令，到四川萬縣“賦閒”，直至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孫連仲奉命組織河北省政府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池峰城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及華北散存的偽治安軍，組建了保定警備司令部，以代理省長兼保定警備司令，統轄保定的黨、政、軍、文、警、憲、特及保定周圍的幾個縣，被當地人稱為“保定王”。

就在這時，他與中國共產黨重新接上了早在抗戰初期就已有過的關係。劉仁利用曾任西北軍第二十六路軍副參謀長的李中立與池峰城的關係，派遣李中立的堂弟、中共黨員李穎進入池部。李穎到達保定後，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被委為尉級副官和委任級祕書，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

可是，此事很快就被軍統北平站站長楊清植盯上了。孫連仲到保定後，楊清植就向孫連仲密報池峰城的“通共”嫌疑，說中共地下黨已大批擁入保定各機關和池公館，已造成大量機密洩露，以致“國軍”在戰場上處處被動，要求孫連仲在保定開展“清共肅奸”。誰知孫連仲此時也已有心“親共”，根本不理楊清植的那一套，反而把楊清植的密報告訴了池峰城。然而，防不勝防，楊清植先以“通匪分子”在保定逮捕了二十多人，並株連了近百名各界進步人士；隨後又耍了個陰謀，讓省府祕書長約池峰城外出巡視城防工事，特務們則乘機衝入池公館，強行解散了池峰城的手槍隊，逮捕了一批池峰城的副官、祕書。池峰城發現受騙，不由大怒，直指著楊清植的鼻子把他罵得狗血淋頭。可是，已經無法挽回，只好向蔣介石遞了辭呈，回到北平“閒住”。傅作義進北平後，才又給了他個閒差。

不過，共產黨並沒有忘記他。他一回到北平，中共北平地下黨就又和他重新取得了聯繫。他家裡的勤務兵小李，就是由中共派去的。

在平津形勢漸緊後，他很想做些配合解放軍攻城的工作，可苦無門路。傅作義那兒說不上；中央軍更把他視為亂子賊臣，都不可能。不想那天徐宗堯突然到了他家。

徐宗堯，少將，是毛人鳳新任命的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長。

見到徐宗堯，池峰城不由眼睛一亮。對徐宗堯，他太熟悉了。他被稱為“保定王”的時候，他是他的警察局長。“軍統”與雜牌軍之間的關係是眾所周知的。池峰城知道徐宗堯也是“軍統”。可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共處後，池峰城發現徐宗堯不像其他“軍統”人員那樣驕橫無忌、飛揚跋扈，對他的工作也比較配合，漸漸地就把他看作了“親老弟”。徐宗堯對池峰城呢，也因他是“抗日名將”、“鐵血將軍”，一接觸就有一種親近感。經交往，又對他的軍事才能和個性品格有了進一步瞭解，漸漸地就引為至交。此刻，兩人相見，各有心事。徐宗堯呢，被毛人鳳任命為北平站站長後，有許多話想找他說說；池峰城則是一見面就想，能不能把這個“軍統”特務爭取過來，為和平解放北平出點力。

徐宗堯說，北平“軍統”站是個肥缺，從戴笠開始，從來就“肥水不入外人田”。王蒲臣是毛人鳳的同鄉、表兄弟，毛人鳳卻突然令他把這樣的肥缺交給他這個“外人”，實在有點意外。他分析，讓他當站長，而讓王蒲臣當“專員”，實際上是名義上讓他頂，實權卻還是王蒲臣抓。這樣，一旦形勢有變，王蒲臣可以馬上脫身，而他則必須釘死在這兒。所以，毛人鳳這是因為眼看北平已無戲可唱，但又不能沒有人繼續為蔣家王朝賣命，才這樣安排的。實際情形也是：王蒲臣接到命令後，並不急於交班；而毛人鳳在給他的電報中告訴他的也是要先儘快安排潛伏組等“善後”事宜。因此，徐宗堯認為，自己在這種時候還來接這樣的差事，肯定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不智之舉，特來與池峰城商議。

池峰城一聽，真是大喜。如果自己的這位“親老弟”能接北平站，而自己又能把他策反成功，不是作用更大、居功更偉嗎？他連忙吩咐徐宗堯不要著急，說還可以有更好的出路。當天，他就把這一情況給中共北平地下組織作了通報，請他們派“代表”來與徐宗堯深談。

劉仁得報，也極為欣喜。對國民黨軍、政、憲、警、特里的一些比較特殊的人物，劉仁心中都是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賬的。對徐宗堯，他也可以說是瞭如指掌。說起來，徐宗堯還是個傳奇人物。他是天津人，家境貧寒，學徒出身，有些文化，後參加奉軍，先當文書，後為少校軍需官，都是文職。“九一八”事變後，他看到國難當頭，就又棄文習武，由軍佐轉為軍官，迭經提拔，從上校團長擢升為少將旅長。1941年，他隻身潛入蒙疆，策反因負傷投降日軍的白鳳翔反正成功，成了一位震驚日偽的傳奇英雄，受到了國民黨國防部及軍統局的賞識，並因而被“吸收”為軍統特務。加入軍統後，徐宗堯先後擔任過冀、熱、遼等地的情報組長。抗戰勝利後，他任保定警察局長。對蔣介石發動的內戰，他持保留態度；對池峰城與中共的祕密往來，他也表示同情。池峰城辭職後，他也卸去保定警察局長職務，轉任冀、熱、察、遼情報組組長。劉仁認為，有池峰城這層關係，根據徐宗堯的實際情況，爭取他站到人民方面來，是有可能的。而要是能爭取徐宗堯和平起義，那對穩定北平秩序、最大限度地減少北平的損失和破壞，將是一個最有利的條件。他馬上指示王甦：直接找池峰城聯繫，儘快完成對徐宗堯的策反工作。

王甦化名王博生來見池峰城，在詳細瞭解情況後，兩人對如何策反徐宗堯作了仔細研究。此刻，池峰城虛門以待的客人中，有一位就是共產黨的客人王博生。

客廳的門被輕輕推開，王甦閃身而進，準時到了。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為了不致引起周圍的注意，不敲門，不喊叫，虛門而待。好在“王博生”已非生客，熟門熟路。

隨後，徐宗堯也準時來到。

池峰城給他們相互作了介紹後，王甦就開門見山說：

“徐先生的情況，池先生都已和我談過了。我是代表共產黨來與徐先生晤談的。國內局勢徐先生都看到了。東北之後，淮海戰役也將很快結束。蔣介石政權是毫無希望了的。現在平津已被我軍完全包圍，我軍隨時都可以對平津發起攻擊，華北問題的解決和全國的解放，都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我們希望，徐先生既已看清形勢，就應早下決心，當機立斷，棄暗投明，為我黨工作，為順利解放北平立功。我們黨的政策相信池先生已與徐先生說起，對起義有功人員是既往不咎。請徐先生放心，共產黨說話是算話的。徐先生起義有功，人民也不會忘記你。”

徐宗堯正規，嚴肅，說話簡潔明快。出乎王甦意料的是，聽王甦這樣一說後，徐宗堯一點兒也沒有遲疑，立即就表示：“我明白了。我相信共產黨的政策。我向共產黨、解放軍投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有何貴幹，聽憑吩咐。”

王甦先高興地代表劉仁部長和中共北平地下組織，對徐宗堯的義舉表示了由衷的歡迎和敬意；隨後，他就告訴他地下黨的要求：現在暫時不要脫離軍統，要積極工作，以便贏得信任，千萬不可暴露身份。

徐宗堯說：“毛人鳳讓我接任北平站站長的職務，並叫我佈置潛伏組，王代表看怎麼辦比較妥當？接還是不接？”

王甦明確說：“徐先生接北平站對我們有利，不但要接，還要儘快把站長的職位接過來，而且還要盡最大努力留在北平站站長的職務上，以求控制北平的整個軍統組織。”

徐宗堯點頭後，就開始詳細報告毛人鳳的指示和鄭介民來北平後的活動情況，毛人鳳準備在北平佈置的五個潛伏組，鄭介民對中央軍的安排，對地下黨的搜捕，對傅作義和各界進步人士的監視、跟蹤，以及“軍統”在北平存放槍支彈藥和電訊器材的地點，等等。

王甦一一記在心裡，然後說：“在此前後，徐先生還有兩項主要工作，就是要做好保護檔案和保護在押政治犯。”

徐宗堯甚是鼓舞，一一表示：“一定照辦。”

“今後有什麼情況，你就直接和我聯繫。”說完後，王甦又叮囑了一番，一定要保守好機密，並告訴他祕密聯繫的辦法，然後告辭。

“軍統”組織有祕密和公開之分。除祕密的北平站外，在“剿匪”總部、警備司令部、警察局都有“軍統”的公開組織。內部規定：祕密組織指揮公開組織。也就是說，北平“軍統”組織是由北平站指揮的。徐宗堯的問題解決了，對順利解放北平又增加了一大有利條件。可以說，至此，解放北平已萬事俱備，等著的就是傅作義的最後決斷了。

鄧寶珊穿一套士兵的棉軍裝去見崔月犁。他很快明白：中共的目標就是“和平”繳械。那麼，他也就只能想如何以一個最好的方式“榮譽移交”或“光榮的交代”了。

所有這一切，傅作義當然不可能一點兒都不知道。王克俊的政治特派員不斷有消息從各部隊報來，其他祕密渠道也有不少祕密報告，都是各個部隊或這樣或那樣的不穩消息。對有些部隊，如第九十二軍，他自己也心中有數。他命令他們去奪回南苑機場，他們卻只是把命令層層下轉，軍轉到師，師轉到團，轉到最後，就剩個把連的兵力，去劈里啪啦地“應付”一陣，回來報告說“共軍抵抗異常頑強”，幾經衝殺無力突進，就完了。他知道，那是“有原因”的。自己的嫡系呢，也肯定不可能都鐵板一塊，倘有風吹草動，肯定也會有“靠不住”的人。可在這樣的非常之秋，他不能採取任何行動，甚至連表面上都只能做出對一切都一無所知的樣子。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加緊把問題解決和命令下屬不準單獨對外接洽。

接連兩天，鄧寶珊穿梭似的奔忙。他與張東蓀、符定一等許多人都談了話。張東蓀也告訴他，中共方面已找過他，讓他作為“第三者”陪同傅的代表一起出城談判，他已表示同意。鄧寶珊與傅作義反覆研究，從各方面得到的信息看，中共還不會放棄和談；之所以擺出這麼一副架勢，目的無非還是要價。

就在這時，杜任之突然給傅作義打來了一個電話。他是在得到馮傑宸的確切消息後才給傅作義打電話的。他敦促傅作義：現在該當機立斷了。要是還不認清形勢，準備逆歷史潮流而動，即便是“親信”、“嫡系”，也是很難保證都絕對“靠得住”的。

這話中之話，傅作義當然有數。於是，他對杜任之說：“我們是願意和談的，現在的關鍵是無法與共產黨方面傳遞消息。”並告訴他：鄧寶珊已經抵平，希望能馬上面見中共方面的代表。

杜任之立即把這事告訴了崔月犁。

其實，崔月犁此時的焦急程度，一點兒也不亞於傅作義。組織上把與傅作義聯繫的關係都轉給他之後，加上佘滌清又被逮捕，他的擔子一下子加重了。毫無疑問，他積極佈置策反，積極蒐集城內軍事情報，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卓有成效地進行，武力解決北平，甚至是不讓北平在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迅速解放，都完全有把握。但是，中央下了這麼大決心要和平解決平津問題，只要還有一點希望，就不能放棄。因此，接連幾天，他根據傅冬菊等所提供的情報，幾乎是一天一個長電給平津前線司令部報告。實在說，他對傅作義又要發表通電，又要把兵權交給李文，又要去南京請罪，又命令搶修環城公路等等，幾乎是急得變態的情緒，是有些不放心的。

當然，他知道關鍵是要讓傅作義接受中共的條件。

於是，在得知鄧寶珊已從包頭趕來想和他見見面之後，他立即請示劉仁，並約定與劉後同見面。通過劉後同，他再約見鄧寶珊。

見面的地點，選在南池子北口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家。王捷三是杜任之的同學，鄧寶珊的老朋友，與中共的關係也很密切。崔月犁的家就在南池子的南口，很近，在王捷三家見面，既安全又方便。

對鄧寶珊，崔月犁早有了解：作為華北“剿總”的副總司令，他駐守榆林，與中共的交往很深。他為人穩重，性格開朗，豪爽而不失嚴肅，慎細又落落大方。崔月犁匆匆來到王捷三家的時候，見屋內已坐著一位四五十歲的軍人，穿一套國民黨軍士兵的灰棉軍裝，身材高大，滿臉風霜，透著一股久經沙場的軍人氣質，見他進來，早已起身笑臉相迎。他估計他就是鄧寶珊了。於是，也馬上迎上，作了自我介紹。

想不到鄧寶珊一開口就孩子般坦誠地說：“我是瞭解共產黨政策的。我有個孩子在延安學習時，我見過毛主席；陝北的電臺我也經常聽。”恰巧，崔月犁手頭帶有幾份陝北廣播電臺的新聞紀錄材料，就送了他一份。鄧寶珊十分高興，談話也就馬上進入正題：先國際國內大勢，爾後是北平局勢，傅作義前途，中共政策。

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和必然失敗，鄧寶珊認識得很清楚；對北平的局勢和傅作義的前途，鄧寶珊也認識得很清楚；崔月犁希望他勸說傅作義認真考慮中共方面的條件，及早下定決心，不要再搖擺不定，他的態度也很明朗。他表示，一定要竭盡全力勸說傅作義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為人民做一點好事。但是，他也很尖銳地提出：現在傅先生極端苦悶、彷徨。傅先生也是願意談判的。他不去南京，對徐永昌等勸說明確拒絕，都說明他是有心要與中共講和的，是想為北平人民做點好事的。可是，讓李騰九與劉時平聯繫，劉時平不知下落；多次致電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沒有迴音；請彭澤湘、符定一、張東蓀與中共方面聯絡，中共方面也沒有答覆。他說，他已見過張東蓀，張東蓀也說他已向你們表示過樂意出城一起談判。他說，他衷心希望中共方面能拿出個明確的態度來。

崔月犁說，中共對談判的態度一直是真誠的，明確的。對傅先生，中共也一直沒有放棄爭取工作和寬大政策，關鍵是傅先生必須丟掉幻想，早下決心。最後，崔月犁懇切地對鄧寶珊說：“時日無多，希望鄧先生以對中共政策的瞭解，一定敦促傅先生早下決斷！”

鄧寶珊明白了。共產黨確實是在要價，而且也確實就是劉亞樓提的那個價：要談判，就是“和平”繳械，就是不抵抗，或者叫投降。現在所進行的一切，都是為了迫使傅作義就範的心理戰。

那麼，怎麼辦呢？也許，只有用傅作義自己常說的一句話，最後的結果，就是如何想辦法作一個最好的“光榮的交代”或叫“榮譽移交”？

鄧寶珊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悵惘。

可是，又能為傅作義出個另外的什麼主意呢？

沒有。不可能。

於是，他對傅作義說：一匹死馬，但死馬也不能丟棄，只能權作活馬來醫。

傅作義也只好默默點頭。

1949年12月31日，北平地下黨終於傳遞過來一個消息：中共方面尚未對傅放棄寬大政策，歡迎傅作義派一位有地位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張東蓀一起，到平津前線司令部繼續談判。

鄧寶珊知道，這是崔月犁與他見面之後報告他們上級所得到的迴應。應該是一個確切的消息，也是一個好消息吧。多日的沉悶終於打破。不管死馬活馬，傅作義也覺得心情有了好轉。晚上，多日未曾回過公館的傅作義，也回到了小醬坊衚衕家裡，與鄧寶珊、傅冬菊等幾個親近的人，在一起吃了一頓晚飯。（本文摘自《平津戰役祕密戰》 鬆植 當代中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