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蘭亭論辯”大家應該還記得，你可知毛主席也如此關心，親自寫信給郭沫若。
毛澤東希望展開爭論，但這場“筆墨官司”畢竟有些特殊，就同時給郭沫若寫了封信：
郭老：
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頌安吉！並問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處。我復章信，請閱後退回。
毛澤東一生喜歡《蘭亭序》，並時常背誦和臨摹。他曾對保健醫生韓桂馨說：“《蘭亭序》是王氏的傳家寶，唐太宗十分喜愛，除令人臨摹外，真品已被唐太宗帶到昭陵的地下去看嘍！”——看來毛澤東也覺得世傳《蘭亭序》並非王羲之真跡，但他喜歡這個絕世珍品與它是不是“真品”似乎無關。
在毛澤東的關懷下，信發出五天以後，七月二十三日，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在《光明日報》發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還發表了高文的手稿影印全文。 高二適文章的發表，立即引起討論的擴大。《文物》第九期到十二期連續發表了郭沫若、龍潛、啟功、於碩、徐森玉、趙萬里、李長路、史樹青等人的文章，擁郭反高。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有個別學人著文不同意郭沫若的觀點，如嚴北溟、唐風等。一九六六年春， 廣東的商承撰文《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從字體演變的角度，論述隸、行、草、楷等書體的發生、發展、成熟過程，駁郭文之誤。因刊登在《中山大學學報》上，更因‘文化大革命’在即，論辨難以為繼。 ‘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於一九七二年，在《文物》第二期發表《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一文，認為殘卷字跡‘筆捺極重，隸書氣味很濃’，稱一九六五年期間曾熱烈辯論過的《蘭亭序》真偽問題，‘在我看來是已經解決了’。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批駁了章士釗在《柳文指要》一書中堅持《蘭亭》非偽的觀點。此時，章士釗已九十二歲高齡，請高二適代寫反駁文章，終因政治環境不允許而作罷。 一九七三年《文物》出版社編輯出版《蘭亭論辨》一書，將郭沫若等十餘篇主偽的文章劃歸唯物主義範疇，編入此書上冊，將高二適、章士釗、商承祚三人主真的文章劃歸唯心主義範疇，編入此書下冊，旨在總結此場論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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