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炳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先秦時期是中國古代賦類作品的生成階段，宋玉、荀子是先秦賦的奠基人。因此，古往今來對先秦賦的探源，自然也就從宋玉賦、荀子賦切入。古今學人對賦所作的探源，並不是同途共軌、聯轡前行，而是分道揚鑣、殊途異路。概括而言，可分為單源論和多源論兩個系統。
所謂單源論，就是把先秦賦的直接源頭歸結為單獨一種，認為宋玉賦、荀子賦是從相同的源頭生出。班固《兩都賦序》稱：“賦者，古詩之流也。”他在《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並且作了具體說明。清人程廷祚亦稱：“故詩者，騷賦之大原也。”這是把楚辭和賦的源頭都追溯到《詩經》。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中寫道：“縱橫者，賦之本。”這是把戰國縱橫學派認定為賦的源頭。
把先秦賦的原始生成歸結為一個源頭，許多問題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學界普遍認為，《曹風·下泉》是《詩經》中最晚的一首詩，作於公元前516年或稍後，它是《詩經》時代終結的標誌。宋玉賦、荀子賦均作於戰國後期，上距《詩經》的終結已經二百餘年，他們的賦不可能直接由《詩經》衍生出來，而是還要有許多中間環節。把《詩經》說成先秦賦的直接源頭，在歷史和邏輯兩方面均無法圓通。至於說戰國縱橫學派是賦之本，在宋玉賦、荀子賦中根本無法得到驗證。從思想傾向到文本形態，他們的賦都疏離於縱橫學派。
把先秦賦的源頭歸結為多源，清人章學誠的論述頗有代表性。他在《校讎通義》中把先秦賦的屬性、特徵分別與《莊子》《列子》寓言、縱橫家說辭等建立起逐一對應的關係。劉師培先生的《論文雜記》，把宋玉賦歸入寫懷系列，把荀子賦歸入闡理系列，並且給出結論：“寫懷之賦，其源出於《詩經》。”“闡理之賦，其源出於儒道兩家。”劉師培先生繼承的是章學誠的思維方式，所持的是賦源多極的觀點，同時在賦的類別劃分方面更加細緻。
劉勰對於賦的原始生成所作的解釋，介於單源論和多源論之間。《文心雕龍·詮賦》雲：“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他認為《詩經》是先秦賦的遠源，楚辭則是它的近源、直接源頭。所下的論斷儘管不是完美無缺，卻也合情合理。
賦是一種綜合型文類，從它的原始生成階段就是如此。宋玉賦、荀子賦所用的句式有四言詩句、騷體句式，還有散體亦即散文句式，並且往往相互錯雜。僅從文本形態的句式構成方面審視，就可以判斷它們是來自多個源頭。《慎子·知忠》篇稱：“粹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淮南子·說山訓》亦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眾白也。”把宋玉賦、荀子賦與那個時段以及此前的春秋戰國文獻進行對讀，會發現他們確實是以集腋成裘的方式生成的，有眾多的直接源頭。不過，他們“集腋”而成的賦類作品，並不是“狐白”之裘，而是五彩斑斕之裘，因為他們所借鑑的文獻不是出自同一系統，而是來自多個學派、眾多門類。宋玉《風賦》首段對於風所作的描寫，可與《莊子》書中的風意象相通。《高唐賦》展示的狩獵場面，與《楚策》《招魂》的狩獵敘事前後呼應。《大言賦》《小言賦》所渲染的“至大至微”之物，可以從戰國道家典籍中找到原型。荀子賦的基本構成因素，同樣來自多個源頭。隱語體制的運用，當為齊、楚隱諧風氣所孕育。蠶、箴作為取材對象，是以齊地蠶桑紡織業的發達作為潛在背景。雲意象則與稷下學宮文獻中的風意象異曲同工。
採用文獻梳理的方式對先秦賦進行追本溯源，實際上是一個披沙揀金的過程。所謂披沙，就是對宋玉、荀子所處時段以及此前的春秋戰國文獻，分系統地進行瀏覽，排除與宋玉賦、荀子賦無關的材料；所謂揀金，指的是找出上述文獻中與宋玉賦、荀子賦的相關之處，把二者進行對讀，找出賦類作品得以生成的直接源頭。披沙揀金式的文獻梳理，會涉及以下幾方面問題，需要進行妥善處理。
首先，必須堅持以文學為本位、以文本為本位的原則。中國古代各種體類的文學樣式，它們彼此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於文本形態，而不是思想內容。因此，以披沙揀金的方式對宋玉賦、荀子賦進行探源，首先應當立足於文本，聚焦於文本的構成要素。以荀子賦為例，其中“兮”字置於一句詩之內且位置靠近句首的騷體句式，還有疑問句排比段落，無論是縱橫家的說辭，還是該學派的經典理論著作《鬼谷子》，均見不到上述句式、句類。這樣一來，就可以把縱橫學派排除在荀子賦語句的源頭之外。荀子賦的上述語句，分別見於宋玉賦以及稷下和楚文化系統的道家著作，由此可以確認，它們是荀子賦語句的直接源頭。這種披沙揀金的文獻梳理方式，可以根據先秦賦文本的基本構成因素，分門別類地進行。
其次，要準確把握先秦賦的基本屬性。當代學者在對宋玉賦、荀子賦進行探源的過程中，已經普遍注意到戰國風氣所起的作用。但是究竟哪種風氣直接導致賦的生成，卻往往缺乏準確地把握和具體深入的剖析。要想走出這個瓶頸，必須緊扣先秦賦的基本屬性。《文心雕龍·詮賦》篇把賦的基本屬性概括為“寫物圖貌”，章太炎先生的《國學概論》稱：“孫卿賦是詠物的。”其實宋玉賦也大體如此。既然如此，對與先秦賦相關的文獻進行披沙揀金的梳理，就要以“寫物圖貌”為基本線索，找出與詠物相關的材料，確認它們與宋玉賦、荀子賦的關係。只有這樣，探源才能真正落到實處，否則，很容易流於空泛。
第三，要處理好特殊與普遍、個別與一般的關係。章學誠在論述賦的源頭時寫道：“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按照章氏的說法，宋玉賦、荀子賦中的問對體，直接源頭當是《莊子》《列子》寓言，而恢廓的風格氣勢，則源於縱橫家的遊說之辭。這種說法並非全無道理，但不免有疏闊之弊。採用主客問答方式結撰成文，並非是《莊子》《列子》寓言的特例，而是戰國文獻常見的結構模式；鋪張揚厲、馳說雲湧，也不是縱橫家的專利，而是戰國時代的普遍風尚。把具有普遍意義的屬性歸結到單獨某個學派，並認為是該學派的特殊性，首先就犯了邏輯錯誤。運用披沙揀金的方式梳理文獻，如果把普遍性的東西誤認為是特殊的因素，並且予以格外關注，那麼，所收穫的不可能是精美的赤金，可能只是粗金，甚至是常見的礫石而已。文獻梳理的披沙揀金，要以普遍的現象為依託，但不是把它作為重點對象，而是要透過現象探究本質，否則，就會流於一般化的現象描述，缺乏學術個性。
對先秦賦進行探源，是個經久不衰的學術話題，尚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也有眾多的方法可供借鑑。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貫通、先秦地域文化與賦生成的關聯、宋玉和荀子人生經歷在賦中的差異性體現等，這是一系列與賦的原始生成密切相關的領域，還有很大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
《光明日報》（ 2017年04月03日 06版）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