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簡紙是指在樓蘭遺址發現的墨書的殘紙和木簡，殘紙中有西晉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號，這批殘紙當是西晉至十六國的遺物，其內容除公文文書外，還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書體除介乎隸楷之間的楷書外，還有行書和草書，這些殘紙是研究魏、晉、十六國書法的寶貴資料，不但使我們得以窺見晉人的真實用筆，而且為研究當時書風的演化提供了實證。
殘紙與孔侍中帖比較
今天我們就藉著樓蘭的簡紙來分析一下它所包含的書法歷史的演變。
一、曹魏末期至西晉前期木簡書跡
樓蘭遺書含紀年的簡紙有魏“景元、鹹熙”、西晉“泰始”等年號。晉武帝司馬炎265年末廢魏改晉，年號“泰始”，邊遠的西北地區信息不暢，仍沿用曹魏“鹹熙”年號，樓蘭簡紀“鹹熙二年、三年”者，即西晉“泰始元年、二年”（265、266年）；寫有晉武帝年號的從“泰始二年”一直到“泰始六年”，另有少量西晉“永嘉”（307—313年）紀年殘紙。
樓蘭簡紙文書裡時代最早的木簡之一——魏景元四年簡（沙木738，263年）屬較成型的行書字跡，其筆畫較多規律性的行書化鉤連，末筆具下引、牽發之姿，比如“景、索”下的“小”、“兼”下的“灬”連成“一”。其成熟的字形筆畫等比稍晚幾年的泰始年間簡書並不遜色。
有“泰始”紀年的幾件木簡中，有些或出於一人手筆，如沙木725、728、729、735、736，孔木50、65等；紀年為“鹹熙三年”的孔木51、64亦為同一人所書。這幾件簡書代表當時較典型的西北民間墨跡形態，它們走出早期楷、行書“多體混雜”的時代，其今楷、行書體態大致定型了，一望而知是行、楷書，而非東漢末那種既楷且隸的不成熟狀態。
二、西晉後期殘紙墨跡
自西晉初木簡到西晉末殘紙，僅越過40多年，但新體成熟腳步頗快，楷、行書構形的集體性轉變大體完成。新體另一明顯標誌是字態一律左傾（單字左低右高）。西晉間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書寫材質變化：簡牘日漸退出，紙質漸成主角，樓蘭遺書中，木簡大多屬曹魏及西晉前期之物。
三、樓蘭西晉簡紙與郴州西晉簡牘比較
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晉簡牘時間為西晉惠帝（290—307在位）時期，與西北樓蘭西晉簡紙處於同期。
郴州西晉簡以楷書為主，樓蘭西晉簡紙以楷、行為主。拿郴州西晉簡與樓蘭木簡比較，它們楷化進程大體相當。
筆觸上，西部書跡顯得厚重，禿鈍型筆畫較多，郴州簡則秀逸端莊。
結字上西部墨字各式各樣、良莠不齊，郴州晉簡則工整規範、今楷技巧似更熟練——這並非地區性演進的差異，而應歸於書寫技術上。
兩種墨跡一處西北，一處南方僻蠻之地，相距不啻萬里，然而兩者對新體楷、行的表現可謂殊“法”同歸，在楷、行技術表現上大體一致。
西晉間中原士人尚未大舉南遷，各地新體的普及，一方面來自三世紀前葉中原士人新寫法（如鍾繇等）的輻射影響，另一方面歸於社會實用書寫對新體的自覺推進、發展。西晉時期，大江南北新體的進展程度大體相當，至少在永嘉之亂前如此。
四、西部殘紙中的十六國前期墨跡研究
北方的十六國與江南的東晉處同一時空，東晉士人書法家的作品為後人津津樂道，庾、王、郗、謝氏等代表的晉人書法被後世追崇效仿，亦為帖學淵藪。
同時代的北方書寫是什麼樣子？五胡亂華，戰事頻仍，國號變幻，十六國時期存留系統的、大宗的書跡較少，西北紙簡書跡為我們提供了窺探北方書寫的材料。
總起來看，樓蘭紙文書展示的十六國前期墨跡，既有含有古意的寫法，也有非常成熟的新體楷、行、草。將這些西北書跡和江南書法略加勘比後，我們可以做出以下思考：
一是，南、北新體發展進程的一致性。此時期南北大分裂、大動盪，而字體演進仍然繼續，南北各地文化乃至書寫的流佈互通並未真正中斷。從東晉諸種墓誌、二爨與北方碑銘的共通性，到敦煌遺書中數件王羲之《十七帖》臨本（雖然時間較晚些），等等，表明南北書法的持續交融。
一般認為江左書體演進與書法行為依循常態、更代表主流和先進性，其實北中國未見得落後多少。
北方政權迭替頻繁，似乎文事荒蕪，但西北紙書墨跡告訴我們，這裡書法發展同樣持續不斷，西北殘紙與江左名家的諸多相似處足以證之，若得見十六國前期北方名家崔悅、盧諶（均活動於三世紀末到四世紀前葉）等，想必也是江北領新體風騷之屬。如上所述，郴州、樓蘭的西晉墨書何其相似，其楷、行的成熟度幾近一致。新體的主導與古法的遺存，於南北各地都同樣存在著，新體普及是大勢。而銘石書系統屬另一種情形，南、北方的銘刻完全承漢魏舊法，與手寫體不能同日而語。
二是，時代風氣大體一致，表現在構字、用筆、氣息諸方面的一致性，這是書體演進歷史與書寫環境決定的，亦即說，在那個時代，不管是名門士人還是基層胥吏、平頭百姓，他們筆下總含有近似的格調、情趣，包括筆墨技巧與作品氣息。
陸機《平復帖》在樓蘭紙書中能找到不少類似的筆觸表現；《九月十一日紙》與王右軍手札何等相似；
陸機《平復帖》
王右軍《十七帖》，於沙紙929、孔紙31.8及一些習字紙中可找到近似草法；王珣《伯遠帖》可以在《李柏文書》（橘紙538a）、《濟逞白報》（孔紙7正）等作品中發現相似技法。
宋拓本《十七帖》
啟功先生說：“至草書之奇者，如樓蘭出土之《五月二日濟白》一紙，與閣帖中刻索靖帖毫無二致，‘無緣展懷’一紙則絕似館本十七帖。其餘小紙，有絕似鍾繇賀捷表者。”……後人所謂的“魏晉風度”，在魏晉南朝名家身上得以系統性體現，其實這種“風度”在西北殘紙上亦能覓得，乃時代風氣使然，與其說這是東晉名家書寫藝術與精神品性的追求，不如說是文字書寫特殊階段歷史規定性所決定的。
換言之，漢末魏晉字體演進的特殊情形，使新體逐步成熟，同時古體（篆隸等）並未徹底褪盡，新、舊元素並存於當時社會書寫中，其特徵反映在筆畫和組構間，令字跡呈現著獨特的氣息。所以晉書“瀟灑”韻致不止於士人名家，而具有時代性、普遍性，這在西北殘紙中也嗅得出。
三是，名家的個性風格離不開社會基礎。西北殘紙顯示了書寫面貌的豐富多樣性，其中不乏與東晉名家作品相近的樣式——有的還早於江左名家時代。
名家技法與風格不是孤立突出的，他們一方面有其傳承譜系，如鍾、衛、王、羊等，另一方面不得忽略社會性書寫的基礎作用，如東漢末新體發展與同期劉德升、鍾繇之間關係那樣，個人與社會、名家與基層書寫間相互影響、互為作用。
四是，社會書寫間的差別，體現在用筆風格上（如粗厚筆觸型，出鋒顯芒型，古樸型與雅逸型）、新舊體含量上、技術（高低）層面上等等。字體演進尚未徹底完成的歷史階段，不同書寫群、不同寫手筆下的墨書各不相同，因此也形成此期墨跡風格豐富多彩的局面。
五、樓蘭殘紙中的練字紙
樓蘭文書中的練字殘紙不少，絕大多數為紙質，時間大多為十六國時期，我們將這些練字紙做簡要書體統計，統計顯示其書體集中於今草、行、楷，隸書、章草極少，草、行、楷三體比例大體持平。練字紙說明當時人們練書習字之風非常盛行，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練新體楷、行、今草，亦可佐證新體流行程度。
同近期字體“新舊”間的差異也在習字紙上反映出來，這些紙書大多為十六國前期之物，時間間隔並不大，這種“新舊”之別實屬個人書寫技巧與習慣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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