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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文書殘紙》，新疆羅布泊古樓蘭古城在歷史上的情況，我國史籍《史記》、《漢書》不絕於書，但是自東漢以後就缺乏記載，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資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發掘樓蘭城址及其以後英國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樓蘭獲得的大批資料，其中主要是魏晉時期的木簡殘紙文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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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遺址發現的這些墨書的殘紙和木簡,殘紙中有西晉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號，這批殘紙當是西晉至十六國的遺物，其內容除公文文書外,還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書體除介乎隸楷之間的楷書外,還有行書和草書,這些殘紙是研究魏、晉、十六國書法的寶貴資料，不但使我們得以窺見晉人的真實用筆，而且為研究當時書風的演化提供了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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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區出土的魏晉十六國時期簡牘、紙本墨跡也較多，其中著名的是《樓蘭文書殘紙》 ，20世紀初以來陸續出土於新疆古樓蘭遺址。這裡是魏晉、西晉至前涼時期管理西域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西域長史的駐地和場所。這些殘紙為戌邊吏士所書，由於當地氣候乾燥，因此雖經千載而紙墨如新，是非常重要的書法資料，《樓蘭文書殘紙》字體類型豐富，反映了魏晉時期字體演變中多姿多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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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書法藝術也在樓蘭地區得到了廣泛傳播和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樓蘭書法已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極高的獨創性審美價值。無論從數量或質量及時代的先後來看，樓蘭書法在整個中國書法藝術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傳統書法寶藏中，魏晉墨跡遺存甚少，數百件屬於魏晉時期的樓蘭簡紙文書的發現填補了中國書法藝術史的諸多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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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魏晉時代的木簡，大多數是從古樓蘭遺址發掘出來的。20世紀初，斯坦因等以及我國西北科學家考察團先後在樓蘭故址及其周圍的地區內發掘出甚多的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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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書跡與前代的簡牘書比較，就是帶有波折的隸書，幾乎完全滅絕，而行揩、行草、草書為多。從其遺蹟中可以充分證明現代傳世不多的魏晉法帖或墨跡，如鍾繇宣示力命、陸機平復，以及王羲之諸帖，都是可以互相印證。魏晉時戰亂頻繁，人民顛沛流離、災難深重，於是靈魂不散、因果報應、轉世輪迴的佛教得以大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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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戰亂頻繁，人民顛沛流離、災難深重，於是靈魂不散、因果報應、轉世輪迴的佛教得以大為流行。開窟造像、鐫刻銘記和頌揚佛教的豐碑應時而起，寫經祈福的活動盛極一時，這些活動客觀上給書法的普及和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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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兩晉時期的留存至今天的墨跡大多是寫經、簡牘和殘紙。流傳有序的書法家墨跡，是西晉的書法家陸機寫的《平復帖》。《平復帖》的字體屬於章草，它和出土的漢晉簡牘章草很相似，用筆挺健、樸拙。 魏晉時期著名的書法家有鍾繇、韋誕、皇象、衛恆、索靖、陸機等，並他們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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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至魏晉南北朝時代，各種書體已趨於成熟階段。真、草、隸、篆、行等書體皆臻完備，而風格流派各異，在中國書法史中形成了一個藝術高潮期。從樓蘭鄯善出土的簡紙文書的書體類型來看，基本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類型的變化形式，在這些不同的書體類型中滲透著樓蘭鄯善地區特有的地域化風格特徵，從而形成了風格鮮明的“樓蘭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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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書法藝術風格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書法藝術一般因素外，不排除該地區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對書法藝術發展的影響。從一些殘紙墨跡的書寫形式和署名情況來看，當地少數民族亦習漢字書法，有些作品或為當地民族所書寫。從樓蘭鄯善簡紙書法的內容來看，除個別習字殘紙外，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實用性的書法，因而這些墨跡大都呈現出了書寫者樸素的個性特質。漢晉墨跡世傳絕少，除《平復帖》外，幾乎為後人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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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樓蘭的簡紙文書的出土則彌補了這一空白。這些墨跡的藝術價值是碑刻所無法替代的。樓蘭簡紙書法形式多樣，包括有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諸多類型，其藝術風格更是豐富多彩，有的粗纊豪放，也有細膩典雅的，有密不透風的滿篇墨書，也有空靈瀟灑的逸繡之作，千姿百態，非刻意求工而意趣萬端。我們僅從樓蘭簡紙文書中所出現的“樓蘭”二字的十餘中墨跡中即可看出其書法的不同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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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鄯善書法作品的創作者有漢人也可能有其他民族的居民，他們本土居民和從中原及河西一代遷徙而來的官吏居民，不同的作者有著不同藝術格調和文化背景，他們彙集在樓蘭鄯善這樣的一個特殊的人文與自然環境下，共同創造出了一個嶄新的書法藝術流派，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並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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