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的歐洲議會選舉海報上，歐盟旗幟“糊”住了特朗普的臉，上面還寫著“這一次，我註冊，我投票”，意在表明歐洲對美國的不滿。|視覺中國
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歐洲人一直難以接受他的對抗風格和多項政策。從關稅加碼、到退出伊核協議和氣候變化《巴黎協議》，再到稱歐盟為敵人，二戰後，還沒有哪位美國總統如此遠離歐洲，甚至逐漸敵視歐洲。早些時候，許多歐洲領導人曾試圖與特朗普建立良好關係，希望借用私交有助於平息大西洋聯盟日益動盪的局面。
然而，近幾個月來，歐洲各國政府的論調陡然發生變化。今年8月，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在一篇非外交性質的專欄文章中表達了自己的顧慮，認為自己的國家不能坐等美國總統任期結束，並呼籲建立一個主權強大的歐洲，以迴應特朗普的敵意。馬克龍也曾在年度大使會議演講中表達了類似觀點。他以美國前總統傑克遜的外交遺產為例，警告他的外交幕僚不要把特朗普的成功看作一時僥倖，要重新考慮歐洲自身的戰略重點，因為美國現在越來越不懼於大西洋彼岸盟友的束縛。談到大西洋兩岸的關係時，歐洲人不能再沉迷於懷舊。只有像特朗普這種直截了當、不帶感情色彩的人物，才能讓歐洲人意識到這種新變化。歐洲戰略自治是趨勢變動的要求，但對於一個長期以來一直追隨美國領導的歐洲大陸來說，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美國“脫韁野馬”的態勢將會持續下去
美國從歐洲轉向亞洲並非始於特朗普。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歐洲的駐軍減少了75%，這表明歐洲之於美國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跨大西洋關係中持續存在緊張態勢，其原因為：首先，這與權力不平衡有關，美國人對歐洲缺乏國防投資感到失望，他們不認為歐洲大陸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其次，歐洲人憎恨美國的單邊主義，漠視他們的政策關切。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再被激怒宿敵的擔憂所阻礙。
美國也越來越願意採取單邊行動，歐洲人預計會接受這一點。在克林頓總統的領導下，美國無視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反對，領導了北約對南斯拉夫的空襲。美國總統小布什選擇不批准《京都議定書》時，並不理會歐洲的抗議。儘管法國（和德國一起）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帶頭反對伊拉克戰爭，甚至威脅要動用否決權，但華盛頓方面仍然採取了行動。在第一個任期內，奧巴馬外交政策的核心戰略是轉向亞洲，這種轉向表明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不再是歐洲大陸。
奧巴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重申他對美國失衡的看法。因為法國和英國未能參與利比亞衝突後的政治重建，他感到十分沮喪，將歐洲人稱為“搭便車者”。他的首任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也持同樣觀點，“美國國會和整個美國政治體系的耐心將會越來越小，為了那些顯然不願投入必要資源的國家而花費越來越寶貴的資金……”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遵循了美國脫離歐洲的思維。他通過成功利用域外製裁迫使歐洲企業在伊朗和俄羅斯問題上屈服等手段，暴露出歐洲的弱點，坦率地說，暴露了歐洲的偽善。此外，在敘利亞等關鍵的國際危機上，歐洲人的反應大多是懇求美國介入。敘利亞對歐洲安全的影響遠比帶給美國的影響要更直接。因此，特朗普對歐洲的外交政策是一種趨勢的延續，這種趨勢始於冷戰結束之後。
一個自治的歐洲將令華盛頓得到何種福利
美國領導人不應該對歐洲單獨行動感到擔心。也許一個更加自治的歐洲會給未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帶來一些麻煩，但同時也會讓華盛頓頗有收益。政治方面，不平衡的防務關係已經激起了美國選民的不滿，他們難以理解為什麼富裕的歐洲國家必須依賴美國來保衛安全；更重要的是，隨著美國將資源轉向與俄羅斯和其他大國的競爭中，歐洲可能有助於全球安全和經濟平衡。
與此同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應該引導歐洲走向正確方向，確保歐洲人仍然是美國全球議程的一部分。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與法國前總統戴高樂之間動盪的關係可視為一種激勵。二戰法國抵抗運動領導人是一個複雜的盟友。1966年，他從北約軍事指揮部撤出，使北約總部從巴黎遷往布魯塞爾，並公開批評美國的越南政策。
然而，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戴高樂從未動搖過對華盛頓的支持。他曾宣稱，他不需要看到美國大使提供的蘇聯導彈的證據。1960年，法國首次測試了其核威懾力量，這最初讓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安，他們擔心這將標誌著與北約的脫鉤。然而，正是得益於戴高樂的自主外交政策，才為美國未來的外交勝利打開了大門。正如一位法國前外交部長所說：對美國來說，法國是朋友，但不是盟友。
除了建立一個自治的歐洲，別無選擇。一個完整、自由、和平的歐洲意味著一個能夠在世界舞臺上自謀生路的歐洲。如果一個實力較弱、分裂的歐洲過於依賴美國，而對歐洲的擔憂較少，它將無法抵禦即將到來的地緣政治競爭風暴。更大的歐洲自治權將不可避免地改變跨大西洋聯盟。毫無疑問會有分歧，但要確保歐洲在世界舞臺上的存在以及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平衡，付出的代價很小。
為了防止歐洲將安全保護傘的希望轉向俄羅斯，從而導致歐洲出現不正常的自治，華盛頓不得不支持並鼓勵歐洲沿著正確方向實現自治。畢竟，歐洲的戰略自治並不是為了制衡美國，而是投資於自身安全和跨大西洋聯盟的安全需求。當然，歐洲必須克服內部分歧，同時應對日益增長的民粹主義所帶來的政治挑戰，並與美國合作應對共同威脅，這絕非易事。儘管存在分歧，但雙方領導人都應保持信心，美國和歐洲之間的約束力要遠遠大於分歧。
作者：本傑明·哈達德、阿麗娜·波利亞科娃（布魯金斯學會）
編譯：劉琳（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
編輯：陸益峰 王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