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一首25年前的《補習街》將思考的對象指向了教育，寫出了對教育的反思，寫盡了學生為了擠進象牙塔出人頭地奔走在補習街的疲憊、無助、掙扎和抗議。
“學歷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鄭智化在整個歌曲中，用最高音唱出了這句歌詞，是他從心底，向當局，向學校，向社會發出的深情吶喊。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一首25年前的《補習街》將思考的對象指向了教育，寫出了對教育的反思，寫盡了學生為了擠進象牙塔出人頭地奔走在補習街的疲憊、無助、掙扎和抗議。
“學歷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鄭智化在整個歌曲中，用最高音唱出了這句歌詞，是他從心底，向當局，向學校，向社會發出的深情吶喊。
《達奇達奇嘟》是獻給達奇的，一個患有先天性聽覺障礙的小男生。
父親是企管碩士，母親是電腦程序設計師，為了達奇，他的母親放棄了電腦公司高薪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顧這個獨子。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一首25年前的《補習街》將思考的對象指向了教育，寫出了對教育的反思，寫盡了學生為了擠進象牙塔出人頭地奔走在補習街的疲憊、無助、掙扎和抗議。
“學歷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鄭智化在整個歌曲中，用最高音唱出了這句歌詞，是他從心底，向當局，向學校，向社會發出的深情吶喊。
《達奇達奇嘟》是獻給達奇的，一個患有先天性聽覺障礙的小男生。
父親是企管碩士，母親是電腦程序設計師，為了達奇，他的母親放棄了電腦公司高薪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顧這個獨子。
“這是根據一個孩子的故事改編的，那時候我參加社工，幫助弱勢群體，包括達奇這個小孩，他語言學習特別吃力，對我們來講學習“嘟”這個單音很簡單，他要花上一個禮拜。這首歌就是在關心這樣的弱勢群體。”
達奇很不幸，但是也很幸運，他的家境很好，可以保證他衣食無憂，可這世界上還有許多類似達奇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幫助。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一首25年前的《補習街》將思考的對象指向了教育，寫出了對教育的反思，寫盡了學生為了擠進象牙塔出人頭地奔走在補習街的疲憊、無助、掙扎和抗議。
“學歷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鄭智化在整個歌曲中，用最高音唱出了這句歌詞，是他從心底，向當局，向學校，向社會發出的深情吶喊。
《達奇達奇嘟》是獻給達奇的，一個患有先天性聽覺障礙的小男生。
父親是企管碩士，母親是電腦程序設計師，為了達奇，他的母親放棄了電腦公司高薪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顧這個獨子。
“這是根據一個孩子的故事改編的，那時候我參加社工，幫助弱勢群體，包括達奇這個小孩，他語言學習特別吃力，對我們來講學習“嘟”這個單音很簡單，他要花上一個禮拜。這首歌就是在關心這樣的弱勢群體。”
達奇很不幸，但是也很幸運，他的家境很好，可以保證他衣食無憂，可這世界上還有許多類似達奇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幫助。
鄭智化的歌當然不止這幾首，但經典永存，哪怕放到現在都是傳奇的代表。
可誰又能想到，直面現實黑暗寫下歌曲的鄭智化是不懂五線譜的，每次都是用錄音機錄了他哼的小樣去唱片公司開會。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一首25年前的《補習街》將思考的對象指向了教育，寫出了對教育的反思，寫盡了學生為了擠進象牙塔出人頭地奔走在補習街的疲憊、無助、掙扎和抗議。
“學歷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鄭智化在整個歌曲中，用最高音唱出了這句歌詞，是他從心底，向當局，向學校，向社會發出的深情吶喊。
《達奇達奇嘟》是獻給達奇的，一個患有先天性聽覺障礙的小男生。
父親是企管碩士，母親是電腦程序設計師，為了達奇，他的母親放棄了電腦公司高薪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顧這個獨子。
“這是根據一個孩子的故事改編的，那時候我參加社工，幫助弱勢群體，包括達奇這個小孩，他語言學習特別吃力，對我們來講學習“嘟”這個單音很簡單，他要花上一個禮拜。這首歌就是在關心這樣的弱勢群體。”
達奇很不幸，但是也很幸運，他的家境很好，可以保證他衣食無憂，可這世界上還有許多類似達奇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幫助。
鄭智化的歌當然不止這幾首，但經典永存，哪怕放到現在都是傳奇的代表。
可誰又能想到，直面現實黑暗寫下歌曲的鄭智化是不懂五線譜的，每次都是用錄音機錄了他哼的小樣去唱片公司開會。
有時候，好的音樂，就是這麼直指人心，不需要炫技，也不需要華麗的辭藻，只要用心去唱，用心去體會，用心去聆聽。
從“鄭智化時代”到現在，幾乎沒有歌手敢冠上“人文”二字了，因為在歌壇洪流中剩下的，都是那些主流的、華麗無比的歌手了。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一首25年前的《補習街》將思考的對象指向了教育，寫出了對教育的反思，寫盡了學生為了擠進象牙塔出人頭地奔走在補習街的疲憊、無助、掙扎和抗議。
“學歷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鄭智化在整個歌曲中，用最高音唱出了這句歌詞，是他從心底，向當局，向學校，向社會發出的深情吶喊。
《達奇達奇嘟》是獻給達奇的，一個患有先天性聽覺障礙的小男生。
父親是企管碩士，母親是電腦程序設計師，為了達奇，他的母親放棄了電腦公司高薪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顧這個獨子。
“這是根據一個孩子的故事改編的，那時候我參加社工，幫助弱勢群體，包括達奇這個小孩，他語言學習特別吃力，對我們來講學習“嘟”這個單音很簡單，他要花上一個禮拜。這首歌就是在關心這樣的弱勢群體。”
達奇很不幸，但是也很幸運，他的家境很好，可以保證他衣食無憂，可這世界上還有許多類似達奇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幫助。
鄭智化的歌當然不止這幾首，但經典永存，哪怕放到現在都是傳奇的代表。
可誰又能想到，直面現實黑暗寫下歌曲的鄭智化是不懂五線譜的，每次都是用錄音機錄了他哼的小樣去唱片公司開會。
有時候，好的音樂，就是這麼直指人心，不需要炫技，也不需要華麗的辭藻，只要用心去唱，用心去體會，用心去聆聽。
從“鄭智化時代”到現在，幾乎沒有歌手敢冠上“人文”二字了，因為在歌壇洪流中剩下的，都是那些主流的、華麗無比的歌手了。
如今的鄭智化，已是知天命的年紀，還是會因為聽到《別哭，我最愛的人》而泣不成聲。
“我真的很不願意面對這些，你們不要再問了。”
原來那些他不願提及的往事，沒有隨時間的流逝而淡化。
不過慶幸的是，不管薄情的命運曾經傷他有多深，鄭智化依舊是那個言辭犀利，心懷國家，從不會因為世俗而限制自己想法的人。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一首25年前的《補習街》將思考的對象指向了教育，寫出了對教育的反思，寫盡了學生為了擠進象牙塔出人頭地奔走在補習街的疲憊、無助、掙扎和抗議。
“學歷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鄭智化在整個歌曲中，用最高音唱出了這句歌詞，是他從心底，向當局，向學校，向社會發出的深情吶喊。
《達奇達奇嘟》是獻給達奇的，一個患有先天性聽覺障礙的小男生。
父親是企管碩士，母親是電腦程序設計師，為了達奇，他的母親放棄了電腦公司高薪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顧這個獨子。
“這是根據一個孩子的故事改編的，那時候我參加社工，幫助弱勢群體，包括達奇這個小孩，他語言學習特別吃力，對我們來講學習“嘟”這個單音很簡單，他要花上一個禮拜。這首歌就是在關心這樣的弱勢群體。”
達奇很不幸，但是也很幸運，他的家境很好，可以保證他衣食無憂，可這世界上還有許多類似達奇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幫助。
鄭智化的歌當然不止這幾首，但經典永存，哪怕放到現在都是傳奇的代表。
可誰又能想到，直面現實黑暗寫下歌曲的鄭智化是不懂五線譜的，每次都是用錄音機錄了他哼的小樣去唱片公司開會。
有時候，好的音樂，就是這麼直指人心，不需要炫技，也不需要華麗的辭藻，只要用心去唱，用心去體會，用心去聆聽。
從“鄭智化時代”到現在，幾乎沒有歌手敢冠上“人文”二字了，因為在歌壇洪流中剩下的，都是那些主流的、華麗無比的歌手了。
如今的鄭智化，已是知天命的年紀，還是會因為聽到《別哭，我最愛的人》而泣不成聲。
“我真的很不願意面對這些，你們不要再問了。”
原來那些他不願提及的往事，沒有隨時間的流逝而淡化。
不過慶幸的是，不管薄情的命運曾經傷他有多深，鄭智化依舊是那個言辭犀利，心懷國家，從不會因為世俗而限制自己想法的人。
曾經有人問他，如何看待“勵志歌手”這樣的標籤。
“腿都這個樣子了，能不勵志嗎？”
“誰會希望聽一個瘸子唱情歌呢！”
可儘管這樣說，他曾經還是在《私房歌》隨筆寫道：寫這些歌，因為不願被這個世界改變，卻又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人家聽了私房歌，就像分享了我的私房錢一樣……快樂。
歌手，一直是一個最具時代感的符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文化席捲大陸，二十多年間，歌壇更新換代的速度是如此的快，靠臉“唱歌”似乎成了現今的潮流。
可偏偏有這樣一位歌手，年輕時“其貌不揚”，手拄雙柺杖，卻在耀眼的臺灣歌壇紅透了半邊天。
如今裹挾著多年風霜，立於舞臺之上，翩翩聲起時，依舊能讓人為之落淚動容。
他就是鄭智化。
有段時間，鄭智化在一檔音樂綜藝節目中，潸然淚下，只因聽到了自己當年寫的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
一首看似寫給戀人、勸慰別人的歌，怎麼就唱哭了自己？
因為這是他這輩子最重要、最愛的一首歌；
因為這是一首寫歌生命結束時候的歌；
因為這是他17歲時的遺書。
歌詞很簡單，編曲也不華麗，創於生命行將枯萎之時，卻意外地讓所有人都聽到了樂觀與豁達。
這樣的歌，只屬於鄭智化。
鄭智化這個名字對於稍有些年紀的人來說，就好比一個符號，一面旗幟，以一種孤傲的姿態閃耀在九十年代的歌壇。
那時，鄭智化憑藉著《水手》一炮而紅，那堅韌的聲音，縈繞在大街小巷，穿透悲傷的人群，猶如一束陽光照亮靈魂。
人生如歌，鄭智化像極了歌曲的主角——從小受盡磨難，但又是那麼的充滿力量。
三歲時，上天跟鄭智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小兒麻痺症使曾經活蹦亂跳的小孩突然雙腿使不上勁兒，只能爬行，7歲時，才能勉強借助柺杖直立行走。
因為腿部的殘疾，鄭智化的生活註定不那麼一帆風水，母親的哭泣，父親的責罵，與周圍人的嘲諷......讓他比同齡人更能感悟到世間冷暖。
從臺北工專畢業的鄭智化，在一個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如同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從簡單的學校到複雜社會的轉變，讓他無所適從。
於是，23歲的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誰也沒想到這個大學專業和廣告八竿子打不著的門外漢，竟然能夠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
按照大部分人的思維，一個雙腿殘疾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應該好好工作才是，可鄭智化偏不。
因為26歲時做的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被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賞識，隨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第二年便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風風雨雨的十年唱歌生涯，鄭智化創造出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正當人們被這個“勵志歌手”震撼的時候，他卻在1999年，在事業巔峰期，選擇退出歌壇。
有人說他是為了家庭，有人說他是因為《大國民》中的詞諷刺了臺灣政局而坐了牢......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直到2007年，他才正式復出，慢慢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批“人文主義歌手”出現在臺灣歌壇，他們批判現實、他們關懷民生，他們對自己和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一直被評價為“聽得到生命、故事、畫面的聲音”。
“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
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
“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
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在臺北永遠也感受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在那裡，深感自己沒有資格站在主觀的立場，以高姿態來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看法，甚至為自己當初的想法感到愧疚。
最後，他寫了這首歌，由社會問題上升到了人性問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城市不是人的天堂，只是慾望的天堂。
一首25年前的《補習街》將思考的對象指向了教育，寫出了對教育的反思，寫盡了學生為了擠進象牙塔出人頭地奔走在補習街的疲憊、無助、掙扎和抗議。
“學歷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鄭智化在整個歌曲中，用最高音唱出了這句歌詞，是他從心底，向當局，向學校，向社會發出的深情吶喊。
《達奇達奇嘟》是獻給達奇的，一個患有先天性聽覺障礙的小男生。
父親是企管碩士，母親是電腦程序設計師，為了達奇，他的母親放棄了電腦公司高薪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顧這個獨子。
“這是根據一個孩子的故事改編的，那時候我參加社工，幫助弱勢群體，包括達奇這個小孩，他語言學習特別吃力，對我們來講學習“嘟”這個單音很簡單，他要花上一個禮拜。這首歌就是在關心這樣的弱勢群體。”
達奇很不幸，但是也很幸運，他的家境很好，可以保證他衣食無憂，可這世界上還有許多類似達奇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幫助。
鄭智化的歌當然不止這幾首，但經典永存，哪怕放到現在都是傳奇的代表。
可誰又能想到，直面現實黑暗寫下歌曲的鄭智化是不懂五線譜的，每次都是用錄音機錄了他哼的小樣去唱片公司開會。
有時候，好的音樂，就是這麼直指人心，不需要炫技，也不需要華麗的辭藻，只要用心去唱，用心去體會，用心去聆聽。
從“鄭智化時代”到現在，幾乎沒有歌手敢冠上“人文”二字了，因為在歌壇洪流中剩下的，都是那些主流的、華麗無比的歌手了。
如今的鄭智化，已是知天命的年紀，還是會因為聽到《別哭，我最愛的人》而泣不成聲。
“我真的很不願意面對這些，你們不要再問了。”
原來那些他不願提及的往事，沒有隨時間的流逝而淡化。
不過慶幸的是，不管薄情的命運曾經傷他有多深，鄭智化依舊是那個言辭犀利，心懷國家，從不會因為世俗而限制自己想法的人。
曾經有人問他，如何看待“勵志歌手”這樣的標籤。
“腿都這個樣子了，能不勵志嗎？”
“誰會希望聽一個瘸子唱情歌呢！”
可儘管這樣說，他曾經還是在《私房歌》隨筆寫道：寫這些歌，因為不願被這個世界改變，卻又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人家聽了私房歌，就像分享了我的私房錢一樣……快樂。
年輕時許多人喜歡聽鄭智化，因為他的歌能夠帶給人力量，後來上了年紀再聽鄭智化，只感慨他能道盡萬千事態。
如今他已退出一線了，又有多少人知道鄭智化的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