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是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研究方向包括農業社會、底層政治、階級關係、無政府主義等。1985年，其名著《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中譯本2001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本文所讀為2011年4月增訂版）出版，隨即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在中文學界尤其受到社會學者的歡迎。他們借鑑作者關於農民反抗的概念如“弱者的武器”、“公開的文本”、“隱藏的文本”等，用來分析中國社會（應星：《草根動員與農民群體利益的表達機制——四個個案的比較研究》，《社會學研究》2007第1期；董海軍：《“作為武器的弱者身份”：農民維權抗爭的底層政治》，《社會》2008第4期）。而實際上，此書的意義不僅囿於為社會學者提供分析工具，其對作者本人和人類學界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出版此書之前，斯科特作為一名政治科學家，完成了一系列的相關著作，如《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Political Ideology in Malaysia: Reality and the Beliefs of an Elite, 1968）、《比較政治腐敗》（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 1972）等。1976年，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中，斯科特嘗試探討農民的生存與反叛問題。然而由於缺乏具體“細節”，作者對此書並不滿意，他在許多年後表示，《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一書最大的遺憾就是未能進行田野調查工作，並在革命的語境中去理解農民的文化和宗教（James C. Scott, “Afterword to ‘Moral Economies, State Spaces, and Categorical Viol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7, Issue 3, 2005, pp. 395-396）。
《弱者的武器》的出版可謂是作者從政治科學家轉向“人類學家”的一次嘗試，因為此書，斯科特在某些學術場合被當作“人類學家”介紹，而他本人也十分滿意這一“誤解”。這種轉變也帶來了研究方法的轉變，以及研究內容的深化。基於嚴肅的田野考察，此書實踐了人類學家認為再正常不過的事，即不存在抽象的力量，如集體或制度。沒有土地貴族，只有特定的地主在特定地點，有著獨一無二的性格和家庭歷史；沒有大而化之的資本主義，只有放債者、貿易者、工廠老闆、工頭，各有其性格、種族和慣行。作者力圖在活生生的生活經驗中探討階級與意識形態，而非基於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的抽象性（Scott, “Afterword,” p. 398）。有學者就認為，《弱者的武器》可被視為對《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主題的詳細闡述，其關於實證細節以及理論與實證的清晰闡述“令人印象深刻”（Frederick H. Buttel, Book Extraordinary Insights on the Ordinary Conflicts: Review on “Weapons of the Weak”,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16, No. 3, 1987, p. 301）。
《弱者的武器》
一、寫作背景及內容簡介
此書寫作源於對已有關於農民反抗和農民革命研究的不滿與反思。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北美學界湧現出大量關注反抗與革命的著作，尤其是在越南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背景下，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或起義受到密切關注，如巴靈頓·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Barrington Mor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1966）, 艾瑞克·沃爾夫的《20世紀的農民戰爭》（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9）以及薩繆爾·波普金的《理性的農民》（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1979）等。然而，斯科特發現包括他在內（《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的許多研究，農民要麼是對國家和既有秩序造成威脅的起義者，要麼大多數時候是作為“徵召、稅收、勞動力流動、土地所有和糧食生產的統計數字而默默存在”。他指出，無論哪種革命的成功，幾乎總是造就出更為強迫性的霸權的國家政體——靠農民而壯大自身。很多時候，農民發現自身處於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位置上，他們幫助統治集團獲得了權力，但統治者推行的工業化、稅收制度和集體化卻與他們為之抗爭的目標大相徑庭（James C. Scott,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Peasants and Commissars,” Theory and Society, 1979, Vol.7, No. 1/2 , pp. 97-134）而實際上，他認為，農民真正反叛的情況十分罕見，更不用說農民革命。
1978年至1980年，作者在馬來西亞吉打州水稻主產區的塞達卡村（此村在1972年後引入“雙耕”）展開了十四個月的田野調查。以此為基礎，他立志書寫農民“未被書寫的反抗史”，這也構成了此書的核心觀念，即農民通常會與榨取其勞動、食物、稅收、租金的人，展開平淡無奇卻持續不斷的鬥爭，鬥爭方式包括縱火、怠工、私下抗議、偷竊等等，而這一切均可被看成“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也即“弱者的武器”。作者在關注反抗實踐本身的同時也關注村莊內的意識形態鬥爭。
此書關注的主要問題是，20世紀60年代起馬來西亞政府推行的“綠色革命”（又稱“雙耕”）使富人更富有，窮人更為貧窮，這對馬來西亞農村階級關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第一章以貪心懶惰的拉扎克和貪婪吝嗇的哈吉·布魯姆分別作為窮人與富人行為的典型，展現了二者對彼此展開的宣傳攻勢和意識形態鬥爭，達成所謂“權力的象徵性平衡”。 第二章闡述了作者的研究動機和研究方法，意圖分析農民的行為，創造的象徵、規範和意識形態，關注思想與行動間的複雜關係。
第三、四章從經濟史和社會史的角度，描述了馬來社會的地方性事實，展現了塑造階級關係的主要因素，包括後殖民主義國家和經濟的基本情況，比如馬來西亞實行“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後出現的水稻自給危機、貧富差距擴大等；引入“雙耕”後村莊土地所有制、收入分配、人口流動、社會分層、社會結構以及政府活動範圍和性質的變化，以及租佃穀物地租被現金地租取代、農業生產機械化帶來的影響。
第五、六章探討了村民對上述地方性事實的反應，而這取決於村民的個性、地位、產權關係（即階級狀況）等，村中的窮人和富人對“綠色革命”導致的村莊巨大變遷給出不同解釋，構成“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第六章具體展現了富人與窮人以“口舌之戰”展開的意識形態鬥爭。作者通過三個衝突場景——提高地租或解僱佃農的企圖、有關村莊“大門”的爭論以及圍繞村莊改進計劃的政府基金分配而進行的指控和反駁，展現了富人和窮人各自如何歪曲事實，以服務於各自階級的目標。窮人通過訴諸當地要求行為適當而不能傲慢自大的共同價值觀來要求富人遵循秩序，而富人也以同樣的方式控制窮人（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292頁）。
第七章超越“口舌之戰”，考察了窮人為改變生產關係而進行的實際反抗，如縱火、怠工、聯合抵抗等。作者超越“生存倫理”和道義經濟，探討了農民公開抗議面臨的障礙，包括複雜的地方分層、生產關係變化，鎮壓以及對鎮壓的恐懼等（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299—300頁）。最後第八章，作者將塞達卡本土的見解與更大的關於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鬥爭語境聯繫起來，試圖探討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夠將其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設想，不僅強加給從屬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
二、對核心概念的檢視
此書出版後得到了廣泛讚譽，但其中一些概念的界定及理論適用性，也受到學界質疑。反抗是本書的核心概念之一。作者在第七章中討論了窮人的反抗模式，隨後集中討論了“反抗”的定義。他強調，窮人的各種反抗形式，無論是抵制機器收割、工資談判、偷竊稻穀事件等，其特點是“階級之間公開對抗的相對缺乏”；塞達卡村的反抗同任何更大的外部政治運動、意識形態或革命骨幹等都沒有關係，都是村莊範圍內完全本土的鬥爭形式。然而，當論及一般意義上的“反抗”含義，界定何為“真正的反抗行動”時，問題就複雜起來。
斯科特對反抗與自利及犯罪行為的界定，似乎並不令人信服。作者提出這樣的問題：從富人田裡“盜用”一麻袋稻穀的窮人應該稱其為小偷，還是反抗者？打穀者故意在秸稈上留下許多稻穗以便他的孩子老婆收集，這屬於小偷小摸還是反抗行動？隨後他試圖弄清行動者的動機從而對其行為定性，但卻發現行動者“連行動本身都不可能承認，更不用說解釋其內心的想法了”。而當涉及偷盜一類的行為時，直接的個人獲利和可能的反抗則合二為一，因此該如何判斷哪個目的是主要和決定性的？斯科特本人並未能給出答案，或者說不知如何判斷。
詹姆斯·C·斯科特
他隨後轉向傑拉爾德·馬林（Gerald W. Mullin, Flight and Rebellion: Slave Resist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1974）與尤金·基諾維斯（Eugene D. Genoves,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1974）的研究，指出馬林將奴隸的“懶惰”、消極怠工和小偷小摸劃歸為一種“有限的、或許是自我放縱的造反類型”，以區別更具“政治性”的後果且表現為對奴隸制本身的反抗；而基諾維斯則將奴隸的日常反抗行動，如偷竊、撒謊、偽裝、開小差、謀殺、縱火等，視為“前政治的”，以區別對奴隸政體的反抗（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54頁）。斯科特認為，基諾維斯和馬林進行此種劃分是基於奴隸日常反抗缺乏革命性成果的事實，但他堅信“幾乎沒有任何一種現代革命能在不精確參照此類行動（即“自我放縱的”、個人化和非組織化行動）的情況下成功地得以解釋”（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55頁），隨後舉例稱1917年俄國革命中軍隊的瓦解源於微不足道的、利己主義的不順從或開小差行為，循此思路接著解釋1948年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的潰散和1975年西貢軍隊的瓦解也是由於此種因素。
以此為基礎，作者進而聲稱，不該區分“自我放縱”的個體行動與假定的有原則的、非自利的集體行動，並將前者排除在真正的反抗範疇之外，否則“會造成誤導、沒有結果和社會學上的天真”（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59頁）。換言之，他不準備清晰劃分自利與真正的反抗，他認為這種區分只會讓人們忽視“農民政治的真正來源”，“麵包與黃油”的問題是低等階級的政治與反抗的本質所在。於是作者巧妙地迴避了這個問題，將讀者的視線成功轉移到他後續的分析當中。由於斯科特並未對“反抗”的邊界作出清晰劃分——何為“自利”？何為“犯罪”？何為“反抗”？反抗便存在著“泛化”的危險。“廣義地說，被支配者與支配者之間只要存在互動，被支配者的一切行為都會或針對或影響到支配者，這樣的行為豈不是全都成了抵抗 （Asef Bayat, “From ‘Dangerous Classes’ to ‘Quiet Rebels’: Politics of Urban Subaltern in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15, No.3, 2000, pp. 533-557）?”這因此成為斯科特的“日常抵抗”概念面臨的主要危險之一（徐小涵：《兩種“反抗史”的書寫——斯科特和底層研究學派的對比評述》，《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1期，第217頁）。
此外，斯科特關於塞達卡村的階級關係的研究結論，即階級之間相對缺乏公開的對抗，並不能直接證明他提出的觀點——個人化和非組織化的行動會導致革命性後果。求助於其他學者關於其他階層的研究成果，只能進一步說明他在此問題上的模稜兩可。有學者就希望他能解釋“由隱蔽的、非組織化的反抗形式引起的主要的社會結構變化”，以及“為什麼在持續千年富有成效的、隱蔽的反抗之後，農民以及無產階級依然大多生活在暴政與壓迫之下”（Rejoinder by Matthew C. Gutmann to James C. Scott’s Reply on “Rituals of Resistanc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0, No. 2, 1993, pp.96）。
對於斯科特強調的“日常反抗的形式”，避免關注公開的、有組織的抗議活動，裴宜理認為，這種研究雖然充滿同情，將眼光放在更為普通的民眾行動之上，但她卻認為比起曠工、偷竊、怠工或毀壞等“小打小鬧”，罷工之類的對抗由於影響面廣，具有更為直接的政治效果，因此她集中關注罷工這類公開的反抗。也正如米切爾佩羅在其研究法國工人騷亂的著作中指出的，罷工是一種為改變經濟和政治關係而刻意進行的努力（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劉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斯科特和裴宜理的研究實際上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徑，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底層民眾的反抗方式。
《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
而關於斯科特的底層農民反抗理論的適用性，古特曼也提出質疑：“我批評的不是對反抗的日常形式的重新評估，而是斯科特聲張的不僅為東南亞（如他1976年所做）的農民，也為貫穿歷史的各地農民（1985），最近更要為一般意義上的下層階級說話（1990）”（Rejoinder by Gutmann, p.95）。斯科特確實是要糾正以往研究的弊病，但卻在另一個方向走得太遠了。“他不僅是將隱蔽的反抗形式視作最普遍的，且將其視作在暴政和迫害下‘政治生活’的全部。”古特曼強調“研究的平衡”，關注所有反抗與叛亂的形式。“這是當今在拉丁美洲唯一的有效方法，拉丁美洲正經歷著多樣化的發展以及新的社會鬥爭。”（Gutmann, p. 95）
另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斯科特對霸權意識形態的討論，他從葛蘭西的“霸權”觀點出發，探討了塞達卡村霸權意識形態的存在情況——塞達卡村的霸權意識形態較弱，窮人對霸權存懷疑態度，有時甚至公開表示敵對。隨著“綠色革命”後新的社會關係佔支配地位，有產階級財富的社會性使用減少，其社會權威隨之衰落，進而喪失對窮人的社會性控制。然而，斯科特未能解釋以下現象，即窮人實際上倚賴的是綠色革命之前的霸權意識形態以及村莊秩序；同時只考察單個村莊且只探討政治經濟問題，恐怕無法充分理解霸權意識形態（Michael Adas, Book Review on “Weapons of the Weak”,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87, Vol. 21, No. 1, pp. 149-152）。
三、對相關研究的啟發
儘管此書的某些論證仍存探討空間，但作者卻通過此書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此書既是一部充滿洞見的人類學著作，又可視為具有長時段眼光的史學作品。作者依託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揭示了“綠色革命”給塞達卡村帶來的社會性變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引起的村莊階級關係變化，以及塞達卡村民“豐富”的精神世界。作者提醒，不僅要考察國家和地方精英所宣揚的社會秩序觀，同時也要關注農民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接受這種秩序觀，要關注農民由經驗形成的文化，包括其“幕後的”評論和交談，諺語、民歌、歷史、傳說、笑話、語言、儀式和宗教，如此才有可能認識農民實際上在何種程度上和以何種方式接受了精英（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47頁）。農民的反抗既包括匿名的反抗行動，也包括意識形態上的反抗行為，出於自身立場與目的去解讀特定事件。
這對於社會學、歷史學的研究均具有啟迪意義，作者揭示了大的歷史進程中底層人民並非一味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不斷創造反抗策略的歷史主體，而這也是斯科特在其另一部著作《不被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2009）中所揭示的，東南亞的山地居民創造出各種方式來逃避國家的控制。當前中共革命史研究也注重考察作為革命主體的民眾怎樣對於革命動員的反映，比如中共土地改革過程中，農民的傳統心態、慣行與土地政策既有暗和也有衝突之處（李金錚：《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1937—1949年的華北鄉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農民參與革命的動機也尤為複雜，有人是出於民族主義或階級鬥爭情緒，有人則源於家庭貧困想獲得土地，或者只為滿足個人對權力的慾望，而當中共動員參軍時，農民則表現出怯懦，並創造出各種逃避策略（李金錚：《農民何以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另一方面，對於當代口述史研究，作者也為我們示範瞭如何做一個好的傾聽者，使被調查對象作為一個個體主動講述，在此過程保持一種“審慎的中立”，“在參與者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描述中消除異常或增加新的信息”，寫作完成後再回過頭收集村民的意見與評論，這些評論充滿著一系列針對他所忽視問題的富於洞見的批評、修正和建議（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6頁）。
值得說明的是，斯科特從《農民的道義經濟學》開始集中關注底層民眾的反抗，幾乎同一時期，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y）在印度興起。但二者似乎長期處於“相互隔離”的狀態，甚至連評述和引用他們研究的西方學者也很少將二者並提和對比。徐小涵對此的解釋是，二者“隔離”的根本原因在於斯科特視底層為有統一意識形態而無共公開行動，而底層研究學派視底層為有公開行動而無統一意識形態（徐小涵：《兩種“反抗史”的書寫》，第211-227頁）。且不論此種解釋是否正確，許多年後斯科特本人接受採訪時解釋，不提及底層研究原因在於個人寫作風格。他舉例《支配與反抗的藝術》本可以寫成引述福柯、布爾迪厄以及霸權理論等理論的社會科學著作，但他沒有那麼做，因為想使自己的書擁有更多的讀者，而不是侷限於社會科學圈中；這樣寫作也更為有趣，不是簡單地引用科學思想家的觀點去論證自己的觀點。（Nils Gilman & Nicolas Guilhot, “‘Transforming the Nature of the Struggle’: An Interview with James C. Scott,” Humanity, 2014, p.117）。
在當今社會學界關於支配與反抗的著述汗牛充棟的情形下，此書尤為引人注目並具有原創性，因為斯科特是從反抗者的視角來研究支配（Nils Gilman, p.113），連同其著《統治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1990）、《不被統治的藝術》（2009），作者均探討和分析了底層農民的反抗策略。而從宏觀層面看，此書在某種意義上關注的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國家的各項政策和措施引起了怎樣的社會反響, 從而引導我們思考如何彌合國家治理與民眾實際需求之間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