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春夏之交，杭州之江路沿線花團錦簇，綠意盎然。
在所有制關係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浙江在長期實踐中，創造了非公非私的民營經濟新概念和新模式。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豐富和發展。浙江近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加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方面原因，國家對浙江投資不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較弱小，客觀上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即鄉、村、聯戶、個體一起上。上世紀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個不限”，即對發展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讓民營企業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得實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大會，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內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營經濟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夠不夠”，即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成長及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持之以恆地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使民營經濟發展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的主體和最為亮麗的“浙江名片”。同時，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深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浙江成為國有經濟大省，實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說，浙江幾乎在所有的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中，都能接地氣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說法和做法，而不是當傳達室和傳聲筒。如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浙江提出市場取向改革和實施“兩頭在外”戰略；中央提出加快工業化，浙江提出大力發展塊狀特色產業和專業市場；中央提出推進城鎮化，浙江提出順勢應時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浙江把“八八戰略”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設，等等。當然，浙江更多的是從實際出發，率先探索實施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如強縣擴權、擴權強縣，小城鎮綜合改革，農村“千萬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這一系列實踐探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春夏之交，杭州之江路沿線花團錦簇，綠意盎然。
在所有制關係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浙江在長期實踐中，創造了非公非私的民營經濟新概念和新模式。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豐富和發展。浙江近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加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方面原因，國家對浙江投資不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較弱小，客觀上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即鄉、村、聯戶、個體一起上。上世紀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個不限”，即對發展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讓民營企業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得實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大會，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內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營經濟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夠不夠”，即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成長及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持之以恆地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使民營經濟發展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的主體和最為亮麗的“浙江名片”。同時，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深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浙江成為國有經濟大省，實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說，浙江幾乎在所有的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中，都能接地氣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說法和做法，而不是當傳達室和傳聲筒。如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浙江提出市場取向改革和實施“兩頭在外”戰略；中央提出加快工業化，浙江提出大力發展塊狀特色產業和專業市場；中央提出推進城鎮化，浙江提出順勢應時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浙江把“八八戰略”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設，等等。當然，浙江更多的是從實際出發，率先探索實施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如強縣擴權、擴權強縣，小城鎮綜合改革，農村“千萬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這一系列實踐探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4月5日，杭州市在市區範圍內全面實現不動產交易與登記“最多跑一次”，杭州市民在市民中心房產交易大廳辦理房產交易業務。杭州市區房屋交易、稅收、不動產登記實行聯合窗口並聯辦理，實現“一次取號、一窗受理”。
二、堅持長遠目標和實用抓手相結合，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標是導向，是引領，是旗幟。我們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提出了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很快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接著持續編制五年計劃，提出五年建設目標，還有一系列的專項計劃目標以及年度發展目標，形成遠大目標、長期目標、五年目標、年度目標等的目標體系，也就是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幹著田裡的。既確定遠大目標，又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目標去實現。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重要體現。
浙江70年來在確定發展目標上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目標定位高於全國。如1959年12月省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全省的經濟面貌要在三年內有一個很大的改變。1963年4月省第四次黨代會提出，未來要向著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前進。1971年1月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要在三五年內(從1970年起)實現全省糧食畝產超千斤、煤炭自給；在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建成全省比較獨立的、小而全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你們多翻一點，這樣全國可以翻兩番”和中央要求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到2010年多數地區初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十五計劃”中提出“分區域分階段”和到2020年全省基本實現現代化；2017年6月提出“兩個高水平”，即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高水平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些目標後來雖有調整，但一直踩著點往前跑，總體上高於全國的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春夏之交，杭州之江路沿線花團錦簇，綠意盎然。
在所有制關係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浙江在長期實踐中，創造了非公非私的民營經濟新概念和新模式。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豐富和發展。浙江近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加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方面原因，國家對浙江投資不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較弱小，客觀上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即鄉、村、聯戶、個體一起上。上世紀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個不限”，即對發展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讓民營企業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得實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大會，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內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營經濟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夠不夠”，即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成長及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持之以恆地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使民營經濟發展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的主體和最為亮麗的“浙江名片”。同時，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深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浙江成為國有經濟大省，實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說，浙江幾乎在所有的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中，都能接地氣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說法和做法，而不是當傳達室和傳聲筒。如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浙江提出市場取向改革和實施“兩頭在外”戰略；中央提出加快工業化，浙江提出大力發展塊狀特色產業和專業市場；中央提出推進城鎮化，浙江提出順勢應時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浙江把“八八戰略”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設，等等。當然，浙江更多的是從實際出發，率先探索實施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如強縣擴權、擴權強縣，小城鎮綜合改革，農村“千萬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這一系列實踐探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4月5日，杭州市在市區範圍內全面實現不動產交易與登記“最多跑一次”，杭州市民在市民中心房產交易大廳辦理房產交易業務。杭州市區房屋交易、稅收、不動產登記實行聯合窗口並聯辦理，實現“一次取號、一窗受理”。
二、堅持長遠目標和實用抓手相結合，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標是導向，是引領，是旗幟。我們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提出了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很快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接著持續編制五年計劃，提出五年建設目標，還有一系列的專項計劃目標以及年度發展目標，形成遠大目標、長期目標、五年目標、年度目標等的目標體系，也就是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幹著田裡的。既確定遠大目標，又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目標去實現。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重要體現。
浙江70年來在確定發展目標上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目標定位高於全國。如1959年12月省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全省的經濟面貌要在三年內有一個很大的改變。1963年4月省第四次黨代會提出，未來要向著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前進。1971年1月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要在三五年內(從1970年起)實現全省糧食畝產超千斤、煤炭自給；在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建成全省比較獨立的、小而全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你們多翻一點，這樣全國可以翻兩番”和中央要求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到2010年多數地區初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十五計劃”中提出“分區域分階段”和到2020年全省基本實現現代化；2017年6月提出“兩個高水平”，即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高水平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些目標後來雖有調整，但一直踩著點往前跑，總體上高於全國的要求。
下姜村
二是提出切實有用的工作抓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實現遠大目標必須要有切實管用的辦法和政策舉措，浙江通常叫工作抓手。如浙江先後提出把“八八戰略”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抓手，把“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作為統籌城鄉興“三農”的有效抓手，以小城鎮建設為抓手統籌城鄉發展，以安全生產責任制為抓手進一步強化企業安全生產的主體責任等。近年來，浙江在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中，又創造性地打出系列“組合拳”的抓手，這包括“五水共治”、“四換三名”、“四邊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創新驅動、浙商迴歸、市場主體升級、小微企業三年成長計劃、八大萬億產業培育、特色小鎮、數字經濟等。
三是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70年來浙江的發展，是歷屆省委帶領全省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幹出來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按照“八八戰略”的宏偉藍圖，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使命擔當，堅持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堅持以“八八戰略”為總綱，堅定不移地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推動“八八戰略”一步一步地展開，一項一項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實，一年一年地見效，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春夏之交，杭州之江路沿線花團錦簇，綠意盎然。
在所有制關係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浙江在長期實踐中，創造了非公非私的民營經濟新概念和新模式。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豐富和發展。浙江近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加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方面原因，國家對浙江投資不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較弱小，客觀上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即鄉、村、聯戶、個體一起上。上世紀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個不限”，即對發展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讓民營企業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得實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大會，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內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營經濟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夠不夠”，即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成長及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持之以恆地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使民營經濟發展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的主體和最為亮麗的“浙江名片”。同時，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深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浙江成為國有經濟大省，實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說，浙江幾乎在所有的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中，都能接地氣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說法和做法，而不是當傳達室和傳聲筒。如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浙江提出市場取向改革和實施“兩頭在外”戰略；中央提出加快工業化，浙江提出大力發展塊狀特色產業和專業市場；中央提出推進城鎮化，浙江提出順勢應時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浙江把“八八戰略”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設，等等。當然，浙江更多的是從實際出發，率先探索實施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如強縣擴權、擴權強縣，小城鎮綜合改革，農村“千萬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這一系列實踐探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4月5日，杭州市在市區範圍內全面實現不動產交易與登記“最多跑一次”，杭州市民在市民中心房產交易大廳辦理房產交易業務。杭州市區房屋交易、稅收、不動產登記實行聯合窗口並聯辦理，實現“一次取號、一窗受理”。
二、堅持長遠目標和實用抓手相結合，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標是導向，是引領，是旗幟。我們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提出了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很快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接著持續編制五年計劃，提出五年建設目標，還有一系列的專項計劃目標以及年度發展目標，形成遠大目標、長期目標、五年目標、年度目標等的目標體系，也就是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幹著田裡的。既確定遠大目標，又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目標去實現。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重要體現。
浙江70年來在確定發展目標上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目標定位高於全國。如1959年12月省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全省的經濟面貌要在三年內有一個很大的改變。1963年4月省第四次黨代會提出，未來要向著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前進。1971年1月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要在三五年內(從1970年起)實現全省糧食畝產超千斤、煤炭自給；在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建成全省比較獨立的、小而全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你們多翻一點，這樣全國可以翻兩番”和中央要求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到2010年多數地區初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十五計劃”中提出“分區域分階段”和到2020年全省基本實現現代化；2017年6月提出“兩個高水平”，即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高水平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些目標後來雖有調整，但一直踩著點往前跑，總體上高於全國的要求。
下姜村
二是提出切實有用的工作抓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實現遠大目標必須要有切實管用的辦法和政策舉措，浙江通常叫工作抓手。如浙江先後提出把“八八戰略”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抓手，把“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作為統籌城鄉興“三農”的有效抓手，以小城鎮建設為抓手統籌城鄉發展，以安全生產責任制為抓手進一步強化企業安全生產的主體責任等。近年來，浙江在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中，又創造性地打出系列“組合拳”的抓手，這包括“五水共治”、“四換三名”、“四邊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創新驅動、浙商迴歸、市場主體升級、小微企業三年成長計劃、八大萬億產業培育、特色小鎮、數字經濟等。
三是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70年來浙江的發展，是歷屆省委帶領全省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幹出來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按照“八八戰略”的宏偉藍圖，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使命擔當，堅持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堅持以“八八戰略”為總綱，堅定不移地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推動“八八戰略”一步一步地展開，一項一項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實，一年一年地見效，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鳥瞰杭州西湖文化廣場一角。
三、堅持大政方向和調整糾錯相結合，在調整中發展，在糾錯中前行，不斷校正發展前進的航向。
如同世上沒有筆直的大道和筆直的河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的發展也是充滿了坎坷，充滿了挫折。在這70年曆史變革中，浙江一直在試錯中探索，在整頓中發展，在曲折中前進。從上世紀50年代初的整頓經濟秩序、恢復國民經濟，到60年代初針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造成的失誤進行全面調整，再到1975年針對“四人幫”破壞開展的全面整頓，可以說每隔10年就進行一次大的調整。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也經歷了1979年開展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89年開展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以及後來開展的整頓房地產市場、整頓金融秩序、實施“三去一降一補”等，使國民經濟在不斷調整中保持了較快發展。
在調整探索中，浙江從實際出發，循序誘導，而不搞簡單打壓。如對溫州低壓電器質量問題，積極配合國家有關部門進行整治，幫助企業解決白銀等貴金屬材料來源，而不是簡單關掉。對義烏小商品市場一度出現的假冒偽劣問題，也是積極整頓，而不是簡單關掉。特別是為錯抓錯捕的溫州柳市“八大王”及時進行平反，退還沒收的資產，彰顯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糾錯精神。正是在這種長期探索—失誤—糾錯—調整的過程中，浙江深刻領悟了“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的真諦，堅持一手抓經濟報表，一手抓平安報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沿著正確的方向砥礪前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春夏之交，杭州之江路沿線花團錦簇，綠意盎然。
在所有制關係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浙江在長期實踐中，創造了非公非私的民營經濟新概念和新模式。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豐富和發展。浙江近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加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方面原因，國家對浙江投資不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較弱小，客觀上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即鄉、村、聯戶、個體一起上。上世紀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個不限”，即對發展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讓民營企業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得實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大會，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內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營經濟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夠不夠”，即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成長及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持之以恆地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使民營經濟發展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的主體和最為亮麗的“浙江名片”。同時，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深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浙江成為國有經濟大省，實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說，浙江幾乎在所有的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中，都能接地氣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說法和做法，而不是當傳達室和傳聲筒。如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浙江提出市場取向改革和實施“兩頭在外”戰略；中央提出加快工業化，浙江提出大力發展塊狀特色產業和專業市場；中央提出推進城鎮化，浙江提出順勢應時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浙江把“八八戰略”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設，等等。當然，浙江更多的是從實際出發，率先探索實施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如強縣擴權、擴權強縣，小城鎮綜合改革，農村“千萬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這一系列實踐探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4月5日，杭州市在市區範圍內全面實現不動產交易與登記“最多跑一次”，杭州市民在市民中心房產交易大廳辦理房產交易業務。杭州市區房屋交易、稅收、不動產登記實行聯合窗口並聯辦理，實現“一次取號、一窗受理”。
二、堅持長遠目標和實用抓手相結合，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標是導向，是引領，是旗幟。我們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提出了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很快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接著持續編制五年計劃，提出五年建設目標，還有一系列的專項計劃目標以及年度發展目標，形成遠大目標、長期目標、五年目標、年度目標等的目標體系，也就是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幹著田裡的。既確定遠大目標，又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目標去實現。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重要體現。
浙江70年來在確定發展目標上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目標定位高於全國。如1959年12月省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全省的經濟面貌要在三年內有一個很大的改變。1963年4月省第四次黨代會提出，未來要向著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前進。1971年1月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要在三五年內(從1970年起)實現全省糧食畝產超千斤、煤炭自給；在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建成全省比較獨立的、小而全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你們多翻一點，這樣全國可以翻兩番”和中央要求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到2010年多數地區初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十五計劃”中提出“分區域分階段”和到2020年全省基本實現現代化；2017年6月提出“兩個高水平”，即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高水平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些目標後來雖有調整，但一直踩著點往前跑，總體上高於全國的要求。
下姜村
二是提出切實有用的工作抓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實現遠大目標必須要有切實管用的辦法和政策舉措，浙江通常叫工作抓手。如浙江先後提出把“八八戰略”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抓手，把“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作為統籌城鄉興“三農”的有效抓手，以小城鎮建設為抓手統籌城鄉發展，以安全生產責任制為抓手進一步強化企業安全生產的主體責任等。近年來，浙江在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中，又創造性地打出系列“組合拳”的抓手，這包括“五水共治”、“四換三名”、“四邊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創新驅動、浙商迴歸、市場主體升級、小微企業三年成長計劃、八大萬億產業培育、特色小鎮、數字經濟等。
三是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70年來浙江的發展，是歷屆省委帶領全省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幹出來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按照“八八戰略”的宏偉藍圖，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使命擔當，堅持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堅持以“八八戰略”為總綱，堅定不移地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推動“八八戰略”一步一步地展開，一項一項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實，一年一年地見效，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鳥瞰杭州西湖文化廣場一角。
三、堅持大政方向和調整糾錯相結合，在調整中發展，在糾錯中前行，不斷校正發展前進的航向。
如同世上沒有筆直的大道和筆直的河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的發展也是充滿了坎坷，充滿了挫折。在這70年曆史變革中，浙江一直在試錯中探索，在整頓中發展，在曲折中前進。從上世紀50年代初的整頓經濟秩序、恢復國民經濟，到60年代初針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造成的失誤進行全面調整，再到1975年針對“四人幫”破壞開展的全面整頓，可以說每隔10年就進行一次大的調整。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也經歷了1979年開展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89年開展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以及後來開展的整頓房地產市場、整頓金融秩序、實施“三去一降一補”等，使國民經濟在不斷調整中保持了較快發展。
在調整探索中，浙江從實際出發，循序誘導，而不搞簡單打壓。如對溫州低壓電器質量問題，積極配合國家有關部門進行整治，幫助企業解決白銀等貴金屬材料來源，而不是簡單關掉。對義烏小商品市場一度出現的假冒偽劣問題，也是積極整頓，而不是簡單關掉。特別是為錯抓錯捕的溫州柳市“八大王”及時進行平反，退還沒收的資產，彰顯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糾錯精神。正是在這種長期探索—失誤—糾錯—調整的過程中，浙江深刻領悟了“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的真諦，堅持一手抓經濟報表，一手抓平安報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沿著正確的方向砥礪前行。
中國義烏國際商貿城坐落於浙江省義烏市，在商貿城內光店鋪就有7萬多家，每天超過20多萬人次來到這裡採購商品，源源不斷出口到世界各地。
四、堅持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相結合，形成群眾創新創業和幹部敢於擔當的同心協力。
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對幹群關係有兩個基本定位：一是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和創新社會制度的決定性力量；二是強調是政治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幹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中堅力量，只有落後的幹部，沒有落後的群眾。這兩者統一於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體現在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的結合。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實踐中生動地踐行和豐富了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的結合。突出的案例有三。一是永嘉率先實行農業生產“包產到戶”。1956年5月，永嘉在縣委書記李桂茂和副書記李雲河領導下，根據一些社員和幹部提出的“若要生產好，就應該把產量包給個人”的意見，決定在雄溪鄉(後改為塘下鄉)燎原社進行產量責任制的試驗，即“包產到戶”；9月，永嘉召開全縣高級社社長千人大會，部署全縣進行“包產到戶”的多點試驗。後來雖然永嘉的“包產到戶”很快遭受摧殘而夭折，但它的實踐和理論，對中國農業集體經濟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春夏之交，杭州之江路沿線花團錦簇，綠意盎然。
在所有制關係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浙江在長期實踐中，創造了非公非私的民營經濟新概念和新模式。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豐富和發展。浙江近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加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方面原因，國家對浙江投資不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較弱小，客觀上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即鄉、村、聯戶、個體一起上。上世紀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個不限”，即對發展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讓民營企業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得實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大會，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內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營經濟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夠不夠”，即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成長及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持之以恆地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使民營經濟發展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的主體和最為亮麗的“浙江名片”。同時，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深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浙江成為國有經濟大省，實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說，浙江幾乎在所有的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中，都能接地氣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說法和做法，而不是當傳達室和傳聲筒。如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浙江提出市場取向改革和實施“兩頭在外”戰略；中央提出加快工業化，浙江提出大力發展塊狀特色產業和專業市場；中央提出推進城鎮化，浙江提出順勢應時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浙江把“八八戰略”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設，等等。當然，浙江更多的是從實際出發，率先探索實施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如強縣擴權、擴權強縣，小城鎮綜合改革，農村“千萬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這一系列實踐探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4月5日，杭州市在市區範圍內全面實現不動產交易與登記“最多跑一次”，杭州市民在市民中心房產交易大廳辦理房產交易業務。杭州市區房屋交易、稅收、不動產登記實行聯合窗口並聯辦理，實現“一次取號、一窗受理”。
二、堅持長遠目標和實用抓手相結合，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標是導向，是引領，是旗幟。我們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提出了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很快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接著持續編制五年計劃，提出五年建設目標，還有一系列的專項計劃目標以及年度發展目標，形成遠大目標、長期目標、五年目標、年度目標等的目標體系，也就是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幹著田裡的。既確定遠大目標，又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目標去實現。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重要體現。
浙江70年來在確定發展目標上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目標定位高於全國。如1959年12月省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全省的經濟面貌要在三年內有一個很大的改變。1963年4月省第四次黨代會提出，未來要向著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前進。1971年1月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要在三五年內(從1970年起)實現全省糧食畝產超千斤、煤炭自給；在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建成全省比較獨立的、小而全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你們多翻一點，這樣全國可以翻兩番”和中央要求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到2010年多數地區初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十五計劃”中提出“分區域分階段”和到2020年全省基本實現現代化；2017年6月提出“兩個高水平”，即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高水平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些目標後來雖有調整，但一直踩著點往前跑，總體上高於全國的要求。
下姜村
二是提出切實有用的工作抓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實現遠大目標必須要有切實管用的辦法和政策舉措，浙江通常叫工作抓手。如浙江先後提出把“八八戰略”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抓手，把“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作為統籌城鄉興“三農”的有效抓手，以小城鎮建設為抓手統籌城鄉發展，以安全生產責任制為抓手進一步強化企業安全生產的主體責任等。近年來，浙江在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中，又創造性地打出系列“組合拳”的抓手，這包括“五水共治”、“四換三名”、“四邊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創新驅動、浙商迴歸、市場主體升級、小微企業三年成長計劃、八大萬億產業培育、特色小鎮、數字經濟等。
三是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70年來浙江的發展，是歷屆省委帶領全省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幹出來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按照“八八戰略”的宏偉藍圖，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使命擔當，堅持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堅持以“八八戰略”為總綱，堅定不移地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推動“八八戰略”一步一步地展開，一項一項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實，一年一年地見效，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鳥瞰杭州西湖文化廣場一角。
三、堅持大政方向和調整糾錯相結合，在調整中發展，在糾錯中前行，不斷校正發展前進的航向。
如同世上沒有筆直的大道和筆直的河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的發展也是充滿了坎坷，充滿了挫折。在這70年曆史變革中，浙江一直在試錯中探索，在整頓中發展，在曲折中前進。從上世紀50年代初的整頓經濟秩序、恢復國民經濟，到60年代初針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造成的失誤進行全面調整，再到1975年針對“四人幫”破壞開展的全面整頓，可以說每隔10年就進行一次大的調整。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也經歷了1979年開展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89年開展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以及後來開展的整頓房地產市場、整頓金融秩序、實施“三去一降一補”等，使國民經濟在不斷調整中保持了較快發展。
在調整探索中，浙江從實際出發，循序誘導，而不搞簡單打壓。如對溫州低壓電器質量問題，積極配合國家有關部門進行整治，幫助企業解決白銀等貴金屬材料來源，而不是簡單關掉。對義烏小商品市場一度出現的假冒偽劣問題，也是積極整頓，而不是簡單關掉。特別是為錯抓錯捕的溫州柳市“八大王”及時進行平反，退還沒收的資產，彰顯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糾錯精神。正是在這種長期探索—失誤—糾錯—調整的過程中，浙江深刻領悟了“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的真諦，堅持一手抓經濟報表，一手抓平安報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沿著正確的方向砥礪前行。
中國義烏國際商貿城坐落於浙江省義烏市，在商貿城內光店鋪就有7萬多家，每天超過20多萬人次來到這裡採購商品，源源不斷出口到世界各地。
四、堅持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相結合，形成群眾創新創業和幹部敢於擔當的同心協力。
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對幹群關係有兩個基本定位：一是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和創新社會制度的決定性力量；二是強調是政治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幹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中堅力量，只有落後的幹部，沒有落後的群眾。這兩者統一於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體現在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的結合。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實踐中生動地踐行和豐富了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的結合。突出的案例有三。一是永嘉率先實行農業生產“包產到戶”。1956年5月，永嘉在縣委書記李桂茂和副書記李雲河領導下，根據一些社員和幹部提出的“若要生產好，就應該把產量包給個人”的意見，決定在雄溪鄉(後改為塘下鄉)燎原社進行產量責任制的試驗，即“包產到戶”；9月，永嘉召開全縣高級社社長千人大會，部署全縣進行“包產到戶”的多點試驗。後來雖然永嘉的“包產到戶”很快遭受摧殘而夭折，但它的實踐和理論，對中國農業集體經濟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中國第一位個體工商戶章華妹。
二是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1980年12月11日，19歲的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第10101號的營業執照，成為新中國第一個登記註冊的個體工商戶。然而溫州個私經濟的發展並不平坦。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溫州以“投機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場經濟“風頭浪尖”上的人，這也包括“八大王”。後來，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親自組織為他們平反，勉勵他們勤勞致富。後繼市委書記董朝才，被稱為把“烏紗帽”放在桌子上的改革者，他頂住當時“姓資姓社”的責難，堅定支持個私經濟發展，對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可以說，沒有當年章華妹、“八大王”等群眾的大膽創新創業，沒有袁芳烈、董朝才等幹部的勇於擔當，就不會有溫州發展的今天。
三是義烏群眾馮愛倩和縣委書記謝高華的一場紛爭。上世紀80年代初，義烏街頭出現了馬路地攤市場，按當時政策不允許，屬於“資本主義的尾巴”要割掉。1982年5月的一天，46歲的馮愛倩堵住新來的縣委書記謝高華，責問“做點小買賣養家餬口，政府為啥不讓”。謝高華告訴馮愛倩：“我理解你，同意你擺攤；會告訴有關部門，不來趕你。”接著，1982年9月，謝高華領導縣委制定出臺《關於大力支持專業戶、重點戶發展的幾點意見》（縣委辦[1982]172號）文件，提出“四個允許”的政策。後來，謝高華又明確表態：“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出了問題我負責，我寧可不要烏紗帽！”其實，很多情況下，不是因為領導有多能幹，而在於領導有多擔當。正因為當年有了馮愛倩等群眾的敢幹和謝高華等領導的擔當，才有了義烏小商品市場輝煌發展的今天。
可以說，浙江一大批致富帶頭人和民營經濟的崛起，與一大批敢於擔當負責的領導幹部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達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大批敢想敢幹，敢為人先，敢打敢拼的群眾，也一定會有一大批思想解放，思路開闊，敢於擔當，乾淨幹事的幹部，兩者的完美結合，才能成就一方發展的大業。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春夏之交，杭州之江路沿線花團錦簇，綠意盎然。
在所有制關係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浙江在長期實踐中，創造了非公非私的民營經濟新概念和新模式。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豐富和發展。浙江近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加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方面原因，國家對浙江投資不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較弱小，客觀上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即鄉、村、聯戶、個體一起上。上世紀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個不限”，即對發展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讓民營企業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得實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大會，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內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營經濟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夠不夠”，即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成長及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持之以恆地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使民營經濟發展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的主體和最為亮麗的“浙江名片”。同時，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深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浙江成為國有經濟大省，實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說，浙江幾乎在所有的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中，都能接地氣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說法和做法，而不是當傳達室和傳聲筒。如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浙江提出市場取向改革和實施“兩頭在外”戰略；中央提出加快工業化，浙江提出大力發展塊狀特色產業和專業市場；中央提出推進城鎮化，浙江提出順勢應時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浙江把“八八戰略”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設，等等。當然，浙江更多的是從實際出發，率先探索實施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如強縣擴權、擴權強縣，小城鎮綜合改革，農村“千萬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這一系列實踐探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4月5日，杭州市在市區範圍內全面實現不動產交易與登記“最多跑一次”，杭州市民在市民中心房產交易大廳辦理房產交易業務。杭州市區房屋交易、稅收、不動產登記實行聯合窗口並聯辦理，實現“一次取號、一窗受理”。
二、堅持長遠目標和實用抓手相結合，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標是導向，是引領，是旗幟。我們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提出了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很快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接著持續編制五年計劃，提出五年建設目標，還有一系列的專項計劃目標以及年度發展目標，形成遠大目標、長期目標、五年目標、年度目標等的目標體系，也就是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幹著田裡的。既確定遠大目標，又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目標去實現。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重要體現。
浙江70年來在確定發展目標上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目標定位高於全國。如1959年12月省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全省的經濟面貌要在三年內有一個很大的改變。1963年4月省第四次黨代會提出，未來要向著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前進。1971年1月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要在三五年內(從1970年起)實現全省糧食畝產超千斤、煤炭自給；在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建成全省比較獨立的、小而全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你們多翻一點，這樣全國可以翻兩番”和中央要求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到2010年多數地區初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十五計劃”中提出“分區域分階段”和到2020年全省基本實現現代化；2017年6月提出“兩個高水平”，即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高水平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些目標後來雖有調整，但一直踩著點往前跑，總體上高於全國的要求。
下姜村
二是提出切實有用的工作抓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實現遠大目標必須要有切實管用的辦法和政策舉措，浙江通常叫工作抓手。如浙江先後提出把“八八戰略”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抓手，把“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作為統籌城鄉興“三農”的有效抓手，以小城鎮建設為抓手統籌城鄉發展，以安全生產責任制為抓手進一步強化企業安全生產的主體責任等。近年來，浙江在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中，又創造性地打出系列“組合拳”的抓手，這包括“五水共治”、“四換三名”、“四邊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創新驅動、浙商迴歸、市場主體升級、小微企業三年成長計劃、八大萬億產業培育、特色小鎮、數字經濟等。
三是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70年來浙江的發展，是歷屆省委帶領全省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幹出來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按照“八八戰略”的宏偉藍圖，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使命擔當，堅持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堅持以“八八戰略”為總綱，堅定不移地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推動“八八戰略”一步一步地展開，一項一項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實，一年一年地見效，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鳥瞰杭州西湖文化廣場一角。
三、堅持大政方向和調整糾錯相結合，在調整中發展，在糾錯中前行，不斷校正發展前進的航向。
如同世上沒有筆直的大道和筆直的河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的發展也是充滿了坎坷，充滿了挫折。在這70年曆史變革中，浙江一直在試錯中探索，在整頓中發展，在曲折中前進。從上世紀50年代初的整頓經濟秩序、恢復國民經濟，到60年代初針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造成的失誤進行全面調整，再到1975年針對“四人幫”破壞開展的全面整頓，可以說每隔10年就進行一次大的調整。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也經歷了1979年開展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89年開展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以及後來開展的整頓房地產市場、整頓金融秩序、實施“三去一降一補”等，使國民經濟在不斷調整中保持了較快發展。
在調整探索中，浙江從實際出發，循序誘導，而不搞簡單打壓。如對溫州低壓電器質量問題，積極配合國家有關部門進行整治，幫助企業解決白銀等貴金屬材料來源，而不是簡單關掉。對義烏小商品市場一度出現的假冒偽劣問題，也是積極整頓，而不是簡單關掉。特別是為錯抓錯捕的溫州柳市“八大王”及時進行平反，退還沒收的資產，彰顯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糾錯精神。正是在這種長期探索—失誤—糾錯—調整的過程中，浙江深刻領悟了“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的真諦，堅持一手抓經濟報表，一手抓平安報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沿著正確的方向砥礪前行。
中國義烏國際商貿城坐落於浙江省義烏市，在商貿城內光店鋪就有7萬多家，每天超過20多萬人次來到這裡採購商品，源源不斷出口到世界各地。
四、堅持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相結合，形成群眾創新創業和幹部敢於擔當的同心協力。
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對幹群關係有兩個基本定位：一是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和創新社會制度的決定性力量；二是強調是政治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幹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中堅力量，只有落後的幹部，沒有落後的群眾。這兩者統一於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體現在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的結合。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實踐中生動地踐行和豐富了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的結合。突出的案例有三。一是永嘉率先實行農業生產“包產到戶”。1956年5月，永嘉在縣委書記李桂茂和副書記李雲河領導下，根據一些社員和幹部提出的“若要生產好，就應該把產量包給個人”的意見，決定在雄溪鄉(後改為塘下鄉)燎原社進行產量責任制的試驗，即“包產到戶”；9月，永嘉召開全縣高級社社長千人大會，部署全縣進行“包產到戶”的多點試驗。後來雖然永嘉的“包產到戶”很快遭受摧殘而夭折，但它的實踐和理論，對中國農業集體經濟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中國第一位個體工商戶章華妹。
二是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1980年12月11日，19歲的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第10101號的營業執照，成為新中國第一個登記註冊的個體工商戶。然而溫州個私經濟的發展並不平坦。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溫州以“投機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場經濟“風頭浪尖”上的人，這也包括“八大王”。後來，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親自組織為他們平反，勉勵他們勤勞致富。後繼市委書記董朝才，被稱為把“烏紗帽”放在桌子上的改革者，他頂住當時“姓資姓社”的責難，堅定支持個私經濟發展，對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可以說，沒有當年章華妹、“八大王”等群眾的大膽創新創業，沒有袁芳烈、董朝才等幹部的勇於擔當，就不會有溫州發展的今天。
三是義烏群眾馮愛倩和縣委書記謝高華的一場紛爭。上世紀80年代初，義烏街頭出現了馬路地攤市場，按當時政策不允許，屬於“資本主義的尾巴”要割掉。1982年5月的一天，46歲的馮愛倩堵住新來的縣委書記謝高華，責問“做點小買賣養家餬口，政府為啥不讓”。謝高華告訴馮愛倩：“我理解你，同意你擺攤；會告訴有關部門，不來趕你。”接著，1982年9月，謝高華領導縣委制定出臺《關於大力支持專業戶、重點戶發展的幾點意見》（縣委辦[1982]172號）文件，提出“四個允許”的政策。後來，謝高華又明確表態：“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出了問題我負責，我寧可不要烏紗帽！”其實，很多情況下，不是因為領導有多能幹，而在於領導有多擔當。正因為當年有了馮愛倩等群眾的敢幹和謝高華等領導的擔當，才有了義烏小商品市場輝煌發展的今天。
可以說，浙江一大批致富帶頭人和民營經濟的崛起，與一大批敢於擔當負責的領導幹部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達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大批敢想敢幹，敢為人先，敢打敢拼的群眾，也一定會有一大批思想解放，思路開闊，敢於擔當，乾淨幹事的幹部，兩者的完美結合，才能成就一方發展的大業。
2019年5月13日清晨，浙江舟山，寧波舟山港金塘港區大浦口國際集裝箱碼頭六路橋吊齊開， “海希輪”號國際集裝箱班輪的正在緊張進行6527標準箱的卸載作業。
五、堅持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相結合，有所為有所不為，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先後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摒棄計劃經濟、創辦經濟特區、實行財政“分灶吃飯”等的方針政策，極大激活了地方發展的積極性。在中央大政方針下，地方黨政的執政理念、思路、政策、舉措以及幹部的能力作為直接決定地方的發展。浙江省委、省政府在長期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了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相結合執政理念和執政風格，形成因地制宜，因勢利導，順勢而為，有所為，有所不為，不為所欲為的領導方式，努力做到“讓上帝的歸上帝,讓凱撒的歸凱撒”。這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領導方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無為而治，因勢利導，放手讓基層和群眾去幹。對微觀經濟領域，對一時看不準的，對當時政策不允許而廣大老百姓又願意幹的事，按照鄧小平倡導的“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的要求，放手讓基層和群眾去幹。上世紀90年代，省委總結提出“三個允許”、“五個不”，即允許試、允許闖、甚至允許犯錯誤，不爭論、不攀比、不張揚、不氣餒、不動搖，堅定、清醒、有作為的領導方法。如對個私經濟發展、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制、溫州模式、義烏小商品市場發展，以及龍港第一個農民城的興起、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的建立等，各級黨委、政府都以寬容的態度默許、支持和引導。這裡，放手不是放任，而是充分尊重基層和群眾的首創精神，敢於為廣大幹部群眾的探索挑擔子，並及時總結和推廣幹部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
其二，有為而治，順勢而為，搞好公共服務和發展環境。對宏觀經濟領域、對符合國家政策規定，對一家一戶企業和群眾需要而又做不了的公共問題，省委、省政府出臺一系列重大舉措，謀在前面，幹在實處。如黨的十五大明確把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以來，積極出臺政策，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經濟上規模上水平。針對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情況，率先實施城市化戰略，推進城鄉協調發展。針對農業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提出大力發展效益農業，鼓勵農民什麼來錢種什麼。針對優質生源充足而高校招生不足的情況，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和高校園區。針對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問題，組織實施電力、交通、機場、碼頭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發展環境。針對一些地方存在的假冒偽劣等現象，著力打造“信用浙江”，樹立浙江的良好形象。針對企業和群眾辦事難問題，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在教育、醫療、文化、體育、勞動、社保、安全等領域，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這裡，有為而治也不是盲目蠻幹，而是順勢而為，按客觀規律辦事。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和輝煌成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風順得來的，而是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長期艱苦奮鬥的結果，長期汗水淚水澆灌的結果。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證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從恢復走向振興，從挫折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在這些根本經驗照耀下，浙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典型、一個樣本、一個優等生，又有著一些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
一、堅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實際相結合，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積極探索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貫穿我們黨的全部實踐、全部理論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邏輯。7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注重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講普通話，又講浙江話，努力踐行陳雲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要求。
春夏之交，杭州之江路沿線花團錦簇，綠意盎然。
在所有制關係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浙江在長期實踐中，創造了非公非私的民營經濟新概念和新模式。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豐富和發展。浙江近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加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方面原因，國家對浙江投資不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較弱小，客觀上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即鄉、村、聯戶、個體一起上。上世紀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個不限”，即對發展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讓民營企業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得實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大會，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內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營經濟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夠不夠”，即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成長及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我們對浙商及民營經濟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持之以恆地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使民營經濟發展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的主體和最為亮麗的“浙江名片”。同時，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深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浙江成為國有經濟大省，實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說，浙江幾乎在所有的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中，都能接地氣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說法和做法，而不是當傳達室和傳聲筒。如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浙江提出市場取向改革和實施“兩頭在外”戰略；中央提出加快工業化，浙江提出大力發展塊狀特色產業和專業市場；中央提出推進城鎮化，浙江提出順勢應時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浙江把“八八戰略”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設，等等。當然，浙江更多的是從實際出發，率先探索實施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如強縣擴權、擴權強縣，小城鎮綜合改革，農村“千萬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這一系列實踐探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4月5日，杭州市在市區範圍內全面實現不動產交易與登記“最多跑一次”，杭州市民在市民中心房產交易大廳辦理房產交易業務。杭州市區房屋交易、稅收、不動產登記實行聯合窗口並聯辦理，實現“一次取號、一窗受理”。
二、堅持長遠目標和實用抓手相結合，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標是導向，是引領，是旗幟。我們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提出了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很快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接著持續編制五年計劃，提出五年建設目標，還有一系列的專項計劃目標以及年度發展目標，形成遠大目標、長期目標、五年目標、年度目標等的目標體系，也就是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幹著田裡的。既確定遠大目標，又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目標去實現。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重要體現。
浙江70年來在確定發展目標上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目標定位高於全國。如1959年12月省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全省的經濟面貌要在三年內有一個很大的改變。1963年4月省第四次黨代會提出，未來要向著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前進。1971年1月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要在三五年內(從1970年起)實現全省糧食畝產超千斤、煤炭自給；在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建成全省比較獨立的、小而全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你們多翻一點，這樣全國可以翻兩番”和中央要求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到2010年多數地區初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十五計劃”中提出“分區域分階段”和到2020年全省基本實現現代化；2017年6月提出“兩個高水平”，即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高水平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些目標後來雖有調整，但一直踩著點往前跑，總體上高於全國的要求。
下姜村
二是提出切實有用的工作抓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實現遠大目標必須要有切實管用的辦法和政策舉措，浙江通常叫工作抓手。如浙江先後提出把“八八戰略”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抓手，把“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作為統籌城鄉興“三農”的有效抓手，以小城鎮建設為抓手統籌城鄉發展，以安全生產責任制為抓手進一步強化企業安全生產的主體責任等。近年來，浙江在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中，又創造性地打出系列“組合拳”的抓手，這包括“五水共治”、“四換三名”、“四邊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創新驅動、浙商迴歸、市場主體升級、小微企業三年成長計劃、八大萬億產業培育、特色小鎮、數字經濟等。
三是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70年來浙江的發展，是歷屆省委帶領全省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幹出來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按照“八八戰略”的宏偉藍圖，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使命擔當，堅持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堅持以“八八戰略”為總綱，堅定不移地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推動“八八戰略”一步一步地展開，一項一項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實，一年一年地見效，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鳥瞰杭州西湖文化廣場一角。
三、堅持大政方向和調整糾錯相結合，在調整中發展，在糾錯中前行，不斷校正發展前進的航向。
如同世上沒有筆直的大道和筆直的河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的發展也是充滿了坎坷，充滿了挫折。在這70年曆史變革中，浙江一直在試錯中探索，在整頓中發展，在曲折中前進。從上世紀50年代初的整頓經濟秩序、恢復國民經濟，到60年代初針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造成的失誤進行全面調整，再到1975年針對“四人幫”破壞開展的全面整頓，可以說每隔10年就進行一次大的調整。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也經歷了1979年開展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89年開展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以及後來開展的整頓房地產市場、整頓金融秩序、實施“三去一降一補”等，使國民經濟在不斷調整中保持了較快發展。
在調整探索中，浙江從實際出發，循序誘導，而不搞簡單打壓。如對溫州低壓電器質量問題，積極配合國家有關部門進行整治，幫助企業解決白銀等貴金屬材料來源，而不是簡單關掉。對義烏小商品市場一度出現的假冒偽劣問題，也是積極整頓，而不是簡單關掉。特別是為錯抓錯捕的溫州柳市“八大王”及時進行平反，退還沒收的資產，彰顯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糾錯精神。正是在這種長期探索—失誤—糾錯—調整的過程中，浙江深刻領悟了“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的真諦，堅持一手抓經濟報表，一手抓平安報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沿著正確的方向砥礪前行。
中國義烏國際商貿城坐落於浙江省義烏市，在商貿城內光店鋪就有7萬多家，每天超過20多萬人次來到這裡採購商品，源源不斷出口到世界各地。
四、堅持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相結合，形成群眾創新創業和幹部敢於擔當的同心協力。
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對幹群關係有兩個基本定位：一是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和創新社會制度的決定性力量；二是強調是政治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幹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中堅力量，只有落後的幹部，沒有落後的群眾。這兩者統一於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體現在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的結合。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實踐中生動地踐行和豐富了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的結合。突出的案例有三。一是永嘉率先實行農業生產“包產到戶”。1956年5月，永嘉在縣委書記李桂茂和副書記李雲河領導下，根據一些社員和幹部提出的“若要生產好，就應該把產量包給個人”的意見，決定在雄溪鄉(後改為塘下鄉)燎原社進行產量責任制的試驗，即“包產到戶”；9月，永嘉召開全縣高級社社長千人大會，部署全縣進行“包產到戶”的多點試驗。後來雖然永嘉的“包產到戶”很快遭受摧殘而夭折，但它的實踐和理論，對中國農業集體經濟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中國第一位個體工商戶章華妹。
二是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1980年12月11日，19歲的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第10101號的營業執照，成為新中國第一個登記註冊的個體工商戶。然而溫州個私經濟的發展並不平坦。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溫州以“投機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場經濟“風頭浪尖”上的人，這也包括“八大王”。後來，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親自組織為他們平反，勉勵他們勤勞致富。後繼市委書記董朝才，被稱為把“烏紗帽”放在桌子上的改革者，他頂住當時“姓資姓社”的責難，堅定支持個私經濟發展，對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可以說，沒有當年章華妹、“八大王”等群眾的大膽創新創業，沒有袁芳烈、董朝才等幹部的勇於擔當，就不會有溫州發展的今天。
三是義烏群眾馮愛倩和縣委書記謝高華的一場紛爭。上世紀80年代初，義烏街頭出現了馬路地攤市場，按當時政策不允許，屬於“資本主義的尾巴”要割掉。1982年5月的一天，46歲的馮愛倩堵住新來的縣委書記謝高華，責問“做點小買賣養家餬口，政府為啥不讓”。謝高華告訴馮愛倩：“我理解你，同意你擺攤；會告訴有關部門，不來趕你。”接著，1982年9月，謝高華領導縣委制定出臺《關於大力支持專業戶、重點戶發展的幾點意見》（縣委辦[1982]172號）文件，提出“四個允許”的政策。後來，謝高華又明確表態：“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出了問題我負責，我寧可不要烏紗帽！”其實，很多情況下，不是因為領導有多能幹，而在於領導有多擔當。正因為當年有了馮愛倩等群眾的敢幹和謝高華等領導的擔當，才有了義烏小商品市場輝煌發展的今天。
可以說，浙江一大批致富帶頭人和民營經濟的崛起，與一大批敢於擔當負責的領導幹部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達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大批敢想敢幹，敢為人先，敢打敢拼的群眾，也一定會有一大批思想解放，思路開闊，敢於擔當，乾淨幹事的幹部，兩者的完美結合，才能成就一方發展的大業。
2019年5月13日清晨，浙江舟山，寧波舟山港金塘港區大浦口國際集裝箱碼頭六路橋吊齊開， “海希輪”號國際集裝箱班輪的正在緊張進行6527標準箱的卸載作業。
五、堅持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相結合，有所為有所不為，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先後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摒棄計劃經濟、創辦經濟特區、實行財政“分灶吃飯”等的方針政策，極大激活了地方發展的積極性。在中央大政方針下，地方黨政的執政理念、思路、政策、舉措以及幹部的能力作為直接決定地方的發展。浙江省委、省政府在長期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了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相結合執政理念和執政風格，形成因地制宜，因勢利導，順勢而為，有所為，有所不為，不為所欲為的領導方式，努力做到“讓上帝的歸上帝,讓凱撒的歸凱撒”。這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領導方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無為而治，因勢利導，放手讓基層和群眾去幹。對微觀經濟領域，對一時看不準的，對當時政策不允許而廣大老百姓又願意幹的事，按照鄧小平倡導的“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的要求，放手讓基層和群眾去幹。上世紀90年代，省委總結提出“三個允許”、“五個不”，即允許試、允許闖、甚至允許犯錯誤，不爭論、不攀比、不張揚、不氣餒、不動搖，堅定、清醒、有作為的領導方法。如對個私經濟發展、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制、溫州模式、義烏小商品市場發展，以及龍港第一個農民城的興起、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的建立等，各級黨委、政府都以寬容的態度默許、支持和引導。這裡，放手不是放任，而是充分尊重基層和群眾的首創精神，敢於為廣大幹部群眾的探索挑擔子，並及時總結和推廣幹部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
其二，有為而治，順勢而為，搞好公共服務和發展環境。對宏觀經濟領域、對符合國家政策規定，對一家一戶企業和群眾需要而又做不了的公共問題，省委、省政府出臺一系列重大舉措，謀在前面，幹在實處。如黨的十五大明確把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以來，積極出臺政策，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經濟上規模上水平。針對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情況，率先實施城市化戰略，推進城鄉協調發展。針對農業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提出大力發展效益農業，鼓勵農民什麼來錢種什麼。針對優質生源充足而高校招生不足的情況，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和高校園區。針對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問題，組織實施電力、交通、機場、碼頭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發展環境。針對一些地方存在的假冒偽劣等現象，著力打造“信用浙江”，樹立浙江的良好形象。針對企業和群眾辦事難問題，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在教育、醫療、文化、體育、勞動、社保、安全等領域，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這裡，有為而治也不是盲目蠻幹，而是順勢而為，按客觀規律辦事。
嘉善縣綠逸公園紅船精神鵰塑。雕塑主體構思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正如一輪新日在東方升起，以象徵性的造型語言凝結展現紅船精神誕生的那一個瞬間。
六、堅持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相結合，弘揚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文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根和魂。文化的差異性最終決定發展的差異性。“古往今來，浙江人敏於挖掘文化傳統中的經濟元素和商業契機，善於向經濟活動中注入更多文化內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浙江的傳統文化中蘊含著適於市場經濟的基因，如浙東學派陳亮等提出“義利並重”、“工商皆本”的“治生思想”；永嘉學派葉氏等提出“事功”思想，主張“經世致用，義利並舉”；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黃宗羲等主張工商皆本等思想。這些思想概括起來就是“知行合一、義利並舉，工商皆本，四民平等”的文化圖譜，而這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渾然天成。
近代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一隻小船上誕生，浙江成為中國紅色航船的起航地，創造了“開天闢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紅船精神”成為我們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精神起點。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以“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的“四千精神”和“白天風風光光當老闆、晚上辛辛苦苦睡地板、還要孜孜以求看黑板”的“三板精神”，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
浙江省委高度重視浙江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的提煉弘揚。2000年，省委提煉弘揚“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於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2005年，省委提煉弘揚“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的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2017年，省委提出新時代呼喚新時代浙商精神，要求廣大民營企業家弘揚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興業報國的擔當精神，開放大氣的合作精神，誠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求卓越的奮鬥精神等。2016年9月，G20杭州峰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示省委要“秉持浙江精神，幹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總之，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是紮根於浙江大地的傳統文化、革命文化、改革文化匯聚而成的浙江精神的支撐，而這也是今後浙江發展勇立潮頭的不竭動力。
（作者郭佔恆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現為浙商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本文系浙江大學恆逸基金2019年立項課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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