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以降，辛亥革命的舊中國，兵燹不斷，社會生活依舊風雨飄搖，私家藏書樓較之清朝時期一落千丈，許許多多的珍版祕籍在戰火中化為灰燼，許許多多的私家藏書也在戰亂中紛紛散佚。如浙江歸安陸氏“皕宋樓”藏書樓、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樓、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樓等，有的毀於兵火，有的遭劫流散，還有的被帝國主義列強掠奪。在同一過程中，西方侵略者和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攫取中國的種種特權的同時，又不擇手段地搶掠文化古籍。於是，大量的古籍和文物恥辱地外流，正所謂“神州多故，舊籍淪亡”。在這一時期，一場舊籍搶救運動在我國許多有識之士中興起，張元濟就是其中的一個。
張元濟（1867.10.25— 1959）中國近代出版家、版本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藏書家。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清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御刁章京。1898年因參與戊戌維新運動而被革職，以後去上海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1901年投資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長、經理、監理，1926年後任董事長。建國後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任上海文史館館長。
張元濟出生於藏書世家。其六世祖張宗鬆等人以涉園藏書聞名，後遞傳至道光年間，因戰亂敵佚。張元濟自青年時就有“繼承先世遺業之志”，曾創辦“通藝學堂”。 1901年應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務印書館。當時主要是出於備譯書稿需要考慮，蒐羅古籍珍本，但由於在清末社會動盪不安，私家藏書被列強掠奪。1906年的春天，江南著名的藏書家陸心源苦心經營的皕宋樓（意為藏二百部宋版書籍）傳出典藏待售的消息，張元濟從公司四十萬資本中抽出八萬收購這批珍籍，但因陸氏後人要價十萬以上而未能成交，張元濟答應立即回去籌款，這時日本三菱財閥已捷足先登，以十萬八千元價格買下全部藏書，等張元濟湊齊款項回來買書時，陸氏幾十年收藏的珍本祕籍已舶載盡歸日本。這更促使張元濟下決心蒐羅古籍，保存祖國的文化遺產。
張元濟在收藏圖書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弛域外”。“求之坊肆”是指搜尋散落在坊間書估手中的文獻要籍。他在商務印書館任經理時，每天下班時總要去發行所挑選書估送來的舊書，他寓所的門上也貼有“收買舊書”字樣，以招徠書估上門，為涵芬樓零星訪購。“丐之藏家”是從藏書家手中成批收購質高量，數量大，淵源有自的古籍。20世紀初入藏的第一筆大宗古籍是由蔡元培介紹，收購了紹興徐氏熔經鑄史宅藏書“數十櫝”。民國元年，張元濟從書估手中購進清宗室盛氏意園、廣東豐順丁氏持靜齋的藏書數十種、購入顧氏謏聞齋藏書。20年代後，張元濟又為涵芬樓收進揚州何氏、烏程蔣氏密韻樓兩批藏書共計宋本563，元本2097本，明本6753本，抄本3808本，《永樂大典》10本。這是涵芬樓庋藏的主要來源。每到一地，張元濟不喜歡遊山玩水，總習慣去走訪書肆，蒐集書籍。“近走兩京”，是他將訪書尋寶的重點放在歷朝舊都或人文薈萃之地，張元濟自言“每至京師，必捆載而歸。估人求售，苟來有者，輒留之。”1911年他在北京訪書，一個月就先後購得了《六朝政事紀年》、《蜀鑑》、《脾胃論》、《黃氏補註杜詩》、《王右丞集註》、《李文賓文編》、《文正集》等元明刻本。“遠弛域外”是張元濟與1928年遠到日本搜求我國流出的孤本祕籍，在短短的一個月裡，他訪問了靜嘉堂文庫、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東洋文庫等處，分別借照了宮內省圖書寮的《論語註疏》、《太平御覽》、《三國志》（原缺《魏志》三卷）、《平齋文集》、《晉書》、等宋刊21種。《山谷外集詩注》、《全相平話》等元刊2種。《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古今小說》等明刊23種，其中多為國內罕傳珍本，使原本屬於中國的文化遺產重返故土，成為涵芬樓藏書又一亮點。
除蒐購之外，張元濟還憑藉個人名望及其商務印書館的聲譽與許多藏書家建立了友誼，並獲得了他們的信任，採取“抄書”等形式向公私藏書家移錄副本或分別借照，以擴充涵芬樓藏書。
涵芬樓不僅以收藏善本而著稱，地方誌齊全也是它的特點。張元濟在重視收購善本的同時，還著重進行地方誌的蒐集，他認為地方誌雖不在善本之列，然珍貴之記述恐有比善本猶重者。當時，為了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和《中國人名大辭典》，需要從方誌上找材料，便廣事收羅，不僅上海就地收購，各地分館也協助收羅，其中種數之多，當時國內外無與匹敵。辭典出版之後，到1913年，已有方誌2640多種，25600冊。張元濟對地方誌的保護，除為了編輯各種專科辭典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制止帝國主義對我國地方誌的掠奪，他認為“事關國脈，士與有責”。
張元濟蒐羅珍籍不遺餘力，目的有三：“一是為搶救文化遺傳，使其免於淪亡；二是解決學者用書的困難，滿足學者的閱讀需求；三是為彙集善本，彌補清代樸學家所未能做到的缺陷。”涵芬樓崛起於清末民初私家藏書頹萎不振之時，可謂商務的一大此舉，它的創立與發展，一靠商務的財力，二靠張元濟的精心擘畫，如果沒有張元濟從中籌劃，很難想象在傳統藏書事業走下坡路的運動中，涵芬樓會創造出如此令人矚目的成績。張元濟在商務經營涵芬樓，並非僅僅滿足個人的性情和興趣，更重要的是寄託著他的文化思想，——“如何在舊籍淪亡過程中盡最大努力保持中國文化的延續性，讓舊籍在現代社會中發揮它應有的文化溝通功能”。便在如此。
張元濟在古籍整理流通方面所作的貢獻，一方面是蒐羅保存足夠數量的珍本、善本古籍，把散佚於各處的舊籍薈萃於一處，妥善保存，為我們提供了一大批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另一方面是經過他整理的古籍，底本選擇的審慎，校勘的精細，影印的嚴格，考訂的縝密，集中地反映了張元濟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治學方法，以及他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上獨有的成就。最重要方面是在於傳播古籍，商務所擁有的古籍善本和珍本已具相當規模，在全國首屈一指。張元濟作為過來人，他不同於以往嗜書如命的藏書家以藏為宗旨，祕不示人，所謂“嫏嬛深閉，檢讀為難，縹緗萬卷，徒資玩飾”，而他目的在於流通古籍，並以最真確的形式保存古代民族文化的優秀遺產，從意在藏到意在流通或寓保存於流通之中，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享受文明的成果，建為公共圖書館，使無數的讀者直接受益。因此，可以說張元濟代表了藏書史與古籍利用的新時代，他如此傾注巨大的精力網羅古籍，正式向社會開放，開拓新營業，大規模地整理、校勘和影印古籍，保存國粹。這方面在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寄託著一個大變動時代建設者的文化情懷和文化理想。他的涵芬樓也於1926年更名為東方圖書館，涵芬樓仍作為其善本書庫單獨存在，為世人開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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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 紅 ，《一門三代藏書家——記楊氏海源閣三世主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