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然與張學良

王卓然（1893－1975），字回波，民國時期東北著名教育家，張學良將軍的重要幕僚。早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美國紐約克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曾任東北大學教授、東北大學祕書長、代理校長，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理事、東北救亡總會主席團成員，《東方快報》社長、《反攻》雜誌社社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職。1946年參與創建九三學社，1947年赴日本，1951年回國定居天津，1955年任國務院參事。

東北易幟與九·一八事變

王卓然在奉天讀書時，加入基督教青年會，結識了少年的張學良。“五四”運動時期，王卓然、梅佛光、吳竹村、閻寶航等積極倡導新文化，成為東北地區思想啟蒙運動的先軀。1920年，王卓然考入北京高等師範教育研究科，1922年畢業返奉，任奉天省教育廳視學。次年8月，獲官費留學，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攻讀教育哲學、教育心理、教育行政。1926年，他放棄考取博士學位的機會，用一年時間再作巡迴講演，足跡遍及美國。翌年8月，他離開美國，渡大西洋到歐洲遊歷。1928年7月，王卓然取道蘇聯，經西伯利亞返國。

回到闊別五年的瀋陽，觸目驚心的景象是日本的侵略愈加深重，東北的情形日趨危險。日本人對張學良的威逼利誘夜以繼日，張學良不為所動，一面力抗強權，一面延攬人才，勵精圖治。恰在此時，張學良得知王卓然這位“學識優長、操行高潔、辦事亦在魄力”的舊友學成歸來，馬上約見，說出抵抗日人侵逼的決心，要王卓然幫他做事，聘請王卓然為東北大學教授、東北三省保安司長官公署諮議。不久，張學良又聘請王卓然作自己子女的家庭英文教師。從此，王卓然追隨張學良左右，成為張學良的親信和得力助手。

王卓然向張學良倡議發起國際聯盟協會，作為反日救亡的陣地，公開發表反日演講。王卓然還聯絡14縣公民代表，上書省議會，請願掛旗統一，抵抗侵略，以為張學良的聲援。張學良在掛旗統一前，殺掉了總參議楊宇霆和東北交通委員長常蔭槐。通電稱他們二人狼狽為奸，竭盡東北臺胞的血汗，擴充兵工廠，延長內亂、阻礙統一，罪在不赦。王卓然回憶，12月裡一個冬天的早晨，王卓然按照排定的功課表到“大帥府”教書，剛一進院，見像戒嚴的樣子，情形緊張。入裡邊，才知道昨晚發生了一幕驚人的事變……張學良興奮過度，一夜未眠，聽我來了，立刻請我談話，問對於殺死楊、常二人有何意見。我當時答：“這不是法律問題，因為論法律，這未經合法審訊即加以處決是違法的。這實質是個政治問題，論政治，就要看你以後的作風如何，要把通電上持的楊、常的罪狀，一反其道而為之。特別是這個兵工廠虛耗民財民力，在日本駐屯軍的炮火射程之內，只能供內戰，不能供國防。今既以這個兵工廠為楊、常應死的罪證，那麼最好把兵工廠不可改造部分移到遼西，縮小規模，做成一國防性的修械廠。把現有的兵工廠改為製造農具與裝修汽車的廠子。張立時接受了我的建議……”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奉吉黑三省由北洋政府五色旗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改保安委員會為東北政務委員會，標誌南京政府完成國內統一。

1929年6月，張學良派王卓然出席日本京都太平洋問題國際討論會。會上，王卓然發表演講，無情地揭露日本侵略者在華販賣人口、販賣毒品、窩藏盜匪等罪行，使日本代表十分難堪和惱火。王卓然的愛國熱情和凜然氣概，引起了其他國家與會代表的關注。會後，英國工黨領袖麥克唐納隨王卓然來到東北大學參觀，向學生髮表了熱情的演說。王卓然現場為之翻譯，其流暢的英語和瀟脫的神態，深深感染了東大的同學。

1931年5月，王卓然與張學良、盧廣績、閻寶航、杜重遠、王化一等13人，以遼寧代表身份出席在南京召開的國民會議，遼寧代表就贖回中東鐵路、撤廢領事裁判權和對抗日本人在東北的非法行為等問題，向大會提出議案，受到與會各省代表的附議響應。

“九·一八”事變，東北大學被迫遷往北平。在張學良的支持下，王卓然與高崇民、閻寶航、車向忱等人在北平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王卓然被選為執行主任委員，專門負責與張學良的聯絡，並籌劃錢款。救國會發行愛國獎券，籌措資金，設法支援馬占山、鄧鐵梅、楊靖宇等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鬥爭。救國會還創辦了《覆巢》報（後改為《東方快報》），王卓然任社長。該報日銷量達一萬多份，專載東北敵偽活動情況和義勇軍抗戰的消息。王卓然說，“此時，張學良將軍對我依如左右手，我往往工作至夜間12時以後。有時我睡了，他呼我起來研究事情或吩咐工作……”

當時，天下大罵張學良“不抵抗”，而日寇反誣中國有“違約侵權”54案。當時因有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條約三重保障，以為我直彼曲，公理可以戰勝殘暴，南京政府欲訴諸日內瓦說理，於是致電張學良，問這54案的內容。為了從外交上與日本鬥爭，王卓然建議張學良成立了東北外交委員會，專門負責收集整理、編輯出版揭露日本侵華暴行的材料，以供外交鬥爭的需要。在王卓然的主持下，很快整理出批駁54案的材料。南京政府據此向日內瓦國際聯盟對日本提出控訴。不久“國聯”派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東北外交委員會向該團提供了大量資料。王卓然還領導該會編輯出版了《外交大辭典》、定期刊物《外交月報》和《東北問題叢書》英文小冊子等40餘種書刊。

在張學良戒除毒癮期間

1933年3月8日的晚間，張學良緊急通知王卓然、端納與他專車出發去保定，說蔣介石、宋子文將由石家莊到保定與他會面，商討抗日大計。這時熱河失守，全國輿論攻擊南京。蔣介石北上的目的，表面上似乎在調度軍事。張學良也以為老蔣此來是對他面授機宜，增援補械。到了保定，已是次晨6時，蔣竟未到。張學良打電話給宋子文，方知宋將先來傳話，蔣後至。大約11點，宋子文的專車先抵保定，傳達蔣的意旨要張辭職下野，將軍事全部交何應欽。大意說：“現在倆人在一個小船上，風浪太大，需要一個人下船休息，以便渡過難關”。約兩小時後，蔣介石到保定。張學良迎接如儀，登車致敬。蔣於數分鐘後到張學良專車回拜，安慰數語，囑他即回北平交代，兩日內飛往上海，休息治病，以便早往歐洲遊歷。兩人會見兩次，先後不過30分鐘，蔣即開車回石家莊。宋子文留下與張研究善後。晚飯之後，張學良專車才駛離保定返回北平。張學良此時百感交集，失聲痛哭，王卓然與端納勸慰一番。張學良決定，讓王卓然以東北大學祕書長代行校長職務，代表他全權負責。王卓然在3月中旬接管東北大學後，即赴上海，幫助張學良料理出洋事宜。

蔣介石囑張學良所謂的“休息治病”，實指張的毒癮日深，已經嚴重影響他的正常生活。外界不知情者，以為張學良是被鴉片毒癮所困，實際並非盡然。據王卓然介紹，張學良初時是“為阿芙蓉所染……及至繼父秉政，感覺健康為萬事之本，乃決心戒除嗜好，楊宇霆為介紹日本注射藥名巴比耐魯者，謂最為有效。張急不擇醫，竟採用之。但愈用而注射之癮愈深，不但誤事，而且痛苦。張勉戒此藥不下十數次。每次之後，皆以軍政繁劇之故，需要精神，又不得不反覆。”

張學良下野準備出國前，住在上海巨賴達路北杜月笙原開輪盤賭的大廈。這時在他左右的，除了他的老婆孩子與女友趙媞外，只有王卓然和端納二人。王卓然在《自傳》中，詳細記述了張學良出國前以超人的意志力戒毒的詳細過程：“我到後，端納邀來宋子文，商議給張戒針出洋問題。宋子文介紹上海療養院院長米勒博士來診視。這位米勒博士是美國安息會的教友，原在瀋陽向張捐款捐地要建療養院，故與張本認識。他向侍從打針的醫生雍大夫、左大夫、陳大夫詳問之後，說針癮太深，戒是絕對可能，但自然也有相當危險，要我們研究後答覆。我於是召他的子女同端納、宋子文商議，結果是對政治方面由宋子文負責，對醫生手術方面由端納負責，他家庭方面由我負責。決定之後，由我和端納去向張報告請米勒戒針的決議。張此時正在自動試戒，即減針戒法，由400針減到200針，再由200針減到100針，依次遞減。過去這樣試驗多次皆失敗了。他正暈暈沉沉，我與端納報告他之後，他半晌無言，久而後說‘你們這辦法我不同意，還是讓我自己戒吧！我怕痛苦，我更怕你們眼見我的痛苦’。端納與我站了許久，嘆息而退，端納說：‘王先生，你特意由北平來，還是你想辦法吧！’我想了想，只有一條‘苦肉計’了。我於是召集了他兩子一女，同雍醫生、譚副宮，告訴他們這個苦肉計是下跪，跪著要他應允請米勒博土來戒針，不答應時，永跪著不許起來。我領著他們一齊進入他的臥房，我說：‘副司令！你不是有家仇國難在身，決心要復土還鄉嗎？那麼你必痛下決心戒除你的嗜好，東北三千萬父老兄弟都在希望你，全國愛護你的人民都在希望你，你的幾十萬部屬也都在希望你，我們現在代表他們向你請命，我們給你跪下了，不答應戒針，我們是不起來的！’我這樣沉痛地說了，他的兒女與忠誠的僕人、譚副官都哭了。張本是個富於感情和熱血的人，我們在他的床頭跪約5分鐘，他睜開眼嘆了口氣說：‘你們起來吧！我答應你們了，從明天起開始’。我領著大家歡天喜地的起來，叮嚀地說：‘副司令！說了話得算，不許反悔。’他說：‘當然！你們放心好了，我張學良不是沒骨頭的人’。端納正在樓下候消息，聽到這個結果，馬上打電話給米勒，通知他這個決定。米勒本訂好了去香港的船票，臨時退了。我因事外出兩個小時回來，見樓上樓下正在準備，知道張因為米勒博士臨時退了去香港的船票，情義可感，決定即時開戒，不捱到明天開始，而是3人同時戒起，即他的太太于鳳至與女友趙媞，皆染上癮毒，一齊請米勒醫療。整個樓上，除了3間臥室改成病室外，還設有醫藥室，看護室。米勒由他的醫院調來兩個女看護，一個男看護。戒法是立時根絕藥針，凡屋內有孔有縫有可以隱匿藥毒的地方都搜索到了，知道病人心理是好留‘後手’的。戒法是立時根絕藥針與任何麻醉劑，以病人本身的血清來克服病人身上的汙毒，用人工起泡法抽出血清，再注射到血管內。這樣開始後不到10個小時，張瘋狂了，于鳳至與趙媞也瘋狂了。3個人的瘋情以毒的深淺不同而表現各異，張十分的昏迷而信口囈語，破口大罵。我與端納輪流值班，我管夜裡，他管白日。米勒博士在最初一星期也是日夜守候，每小時皆看脈聽音，除了注射血清外，還注射食鹽水與葡萄糖，以加強他的心臟跳動。張就這樣瘋魔了一個星期才慢慢清醒過來，米勒說危險期已過，只剩休養復原了。過了三四個星期，張卒恢復了健康。在3月的下旬，我送他同端納登船去歐洲，我回到北平來整辦東北大學……張學良將軍的戒毒成功，無異於獲得了一次新生和再造。”

西安事變前後

1936年的3月下旬，張學良電約王卓然到西安，然後用飛機接去洛川。那時張學良正在洛川“督師剿共”，極度苦悶。他告訴王卓然，東北軍與紅軍作戰，很短的時間就損失了兩個半師。共產黨的口號是抗日救國，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東北軍一聽到這個口號，不是棄械逃走，就是繳械投降。他問王卓然怎樣可以打開這個難局。洛川是個很荒僻的小城，張學良的司令部內別無他客，公事也少。張學良與王卓然白日也談，晚上也談，吃飯也談，談了三天，只為尋求辦法扭轉蔣介石的亡國政策，如何對共產黨採取政治的解決，以便聯合起來共同抗日。王卓然這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貢獻給少帥。

“我得承認張是很重視我的意見，才由西安用飛機接我來洛川，我可惜沒有多大政治眼光，我所能供獻意見，就是贊成他的主張，但是力勸他要萬分小心，萬分謹慎，因為老蔣是個陰險傢伙，慣用手段，偶有差錯，會被他暗算的……到了5月又電約我去西安，我一到他就要我交卸東北大學，說他身邊缺一個可靠的人，要我接替米春霖作辦公廳主任。那時西安的空氣，分成左右兩派，情形複雜，我是個怕事的，不善於鬥爭的，立時感覺自己不勝重任，又覺得自己的思想落伍，便向張請假，請他資助我去歐洲研究民族復興問題。計劃到俄國居半年，到德意居半年，把政治的兩極端作個比較研究，而後對他作個報告，他同意了……”

王卓然回北平交卸東北大學，準備出國考察，12月12日，張、楊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13日一早，王卓然聞訊，便將出國事作罷，命《東方快報》立即改版，用頭條大字標題稱西安為：抗日救國，舉行兵諫，以息內戰。這是當時唯一用“兵諫”報道西安事變的報紙。在王卓然收到西安通電後，《東方快報》立即公開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翻印張、楊八項主張，廣為散發。在救國會的安排下，王卓然還與於毅夫趕往保定，勸說東北軍53軍萬福麟出兵鄭州，保住西安外圍大門，以策應張、楊。未果。12月25日下午，王卓然得知蔣已接受全部條件，張學良親送蔣返寧被囚，義憤填膺，連夜寫成《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人》，陳述張學良“九·一八”前後擁護統一，抗日救國，以及主張改“安內攘外”為“攘外安內”的赤誠與苦心，為張學良的兵諫作有力辯護。書成請熊希齡作序，初印3000冊，在北京發行。王卓然自帶200冊直赴南京散發。王卓然於12月30日中午到達南京，這天上午對張學良的軍法會審已經開庭。張學良被審後，由宋子文的北極閣寓所遷到中山門外孔祥熙的住宅，不許見客。為了營救張學良，王卓然接連拜訪戴笠、劉健群諸人以及軍法會裁判長李烈鈞，為張開脫求情。

張學良那時的心理是自信必死，他讓趙四小姐捎出他的遺囑交給王卓然。王卓然將其遺囑馬上寄北平，再用電報發往西安。不料東北軍見了異常激動，和戰之議紛紛，竟鬧出2月2日事件，殺死軍長王以哲……

張學良被押送奉化雪竇寺幽禁，何柱國電約王卓然一同到奉化見張，商討東北軍善後之計。十五年後，王卓然回憶起那次雪竇寺與張學良的晤談，情景真切，感慨萬端。“……進了雪竇寺，天色已黑，警戒森嚴，因為事先說有南京電話關照，也使得入見。看守張的是蔣派的親信、戴笠的特務名劉乙光，他准許何柱國先見張，談約一個鐘頭。張召我，對我備述了他的苦心，前前後後有許多心事，以一吐為快。正在談話當中，劉乙光推門進來，他說錢大鈞原來電話只提到何軍長一人來見，現在多添了王某人見張，他負不起責任。我說已同錢參謀長講好了，你打電話再問好了。於是他出去又打電話。我與張又續談片刻，劉又進來干涉，說電話打不通，張說你再打好了。這樣我們又談約20多分鐘，劉又進來干涉，就這樣結束了我與張的談話，也就是最後一面……”

王卓然與何柱國自奉化回來，飛往西安，歷訪東北軍35名將領，傳達張學良的意旨。王卓然的《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人》小冊子，也由西安《大公報》分館代為印刷發行8000冊。在處理東北軍善後事務中，王卓然幸會周恩來。周恩來對張學良將軍自我犧牲和念念不忘抗日救國的精神極為讚佩，但對其冒然去南京，認為是一個大錯，不禁相對嘆惜。

在以後的歲月裡，為了張學良重新獲得自由，王卓然想方設法，傾盡心力。王卓然在重慶任國民參政員期間，仍一再呼籲恢復張氏自由。當年中央社記者趙浩生和後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的曾敏之都對王卓然這種感人的行動寫過報道。文革後期，王卓然從秦城監獄保外就醫，還兩次給老友何柱國寫信，探求如何致函周恩來總理，借基辛格博士訪華之機，請基辛格幫助疏通臺灣，安排張學良去美國就醫探親……王卓然對張學良可謂忠心赤膽，情深誼厚。孰料，雪竇寺一晤，竟是他與張學良將軍的人生訣別。病榻之上，王卓然對幽居臺灣的張學良仍牽牽念念，不能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