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結識齊白石並拜為師，是1949年進北京以後的事。其時齊白石年近九旬，張仃三十出頭。白石老人於1957年歸道山，最後兩年神智混沌，張仃因建國初年千頭萬緒的工作，與老人接觸的機會並不多。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緣。張仃與齊白石，正好有很深的藝緣。
張、齊年紀相差五十多歲，生於不同的時代，人生經歷、知識背景大不相同。然而，冥冥之中似有一種力量，將張仃與齊白石牽在一起。
張仃珍藏的齊白石作品，足以證明這一點。
已知張仃生前藏有齊白石繪畫五件：《櫻桃》、《紅荷》、《竹籬葫蘆》、《葫蘆》、《柳下牯牛》，件件皆精品，且有耐人尋味的故事。
《櫻桃》 齊白石作品
《櫻桃》人們較熟悉，它常年掛在張仃的寓所裡，與主人朝夕相處。畫為小品，只有兩平尺，題材也平常：一隻灰色的民間青花大瓷碗，盛滿櫻桃。畫人知道，櫻桃缺少形色變化，不容易畫。到了齊白石筆下，大小相似的櫻桃，因隨意而精心的佈局，加上靈動顧盼的焦墨短線——果柄之後，頓時生動起來，散落碗外的櫻桃，與碗內的形成微妙呼應，在裝飾味十足的瓷碗襯托下，顯得光彩奪人。力透紙背、筆雄墨壯的題跋：若叫點上佳人口，言情言事總斷魂，佔據畫面將半，使畫的意境深邃奇化，回味無窮。款識“張仃先生正舊句，庚寅九十老人白石”。
庚寅即1950年，那年齊白石實際年齡八十八歲，如此的高齡，筆力依然如此矯健，而且春心不泯，真是令人詫異。那麼，張仃是如何得到這幅畫的？
在筆者印象中，張仃生前從未披露過這幅畫的來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等後生經常聚集在紅廟北里張先生的客廳裡，賞畫談藝，這幅《櫻桃》曾讓大家飽盡眼福，卻不曾向老先生打聽一下它的來歷。直到張仃去世後，有一次訪談張仃的學生、中央工藝美院退休教授羅真如先生，筆者才解開這個懸念。那是1959年夏在頤和園北宮門附近的松林裡，張仃給工藝美院裝潢系學生上國畫寫生課時捎帶出來的故事。羅真如記得很清楚，當時張仃身穿帶破洞的背心，侃侃而談，興致勃勃。以下是根據羅真如所講述的場景還原——
1950年一個夏天，張仃提一筐櫻桃去見白石老人，因為不久前，齊白石曾答應過為他作畫，一直沒動靜，張仃等不及了。到了西城跨車衚衕的“鐵柵書屋”，老尹為他開門。見了張仃，老人也不客套，收下櫻桃，讓了座，就徑自往畫室走去，張仃緊隨其後，想親眼觀摩白石老人怎樣運筆揮毫，卻被攔在畫室門外。張仃只好在客廳坐下，耐心等候。一小時過去了，不見老人出來，兩小時過去了，還不見老人出來，張仃覺得納悶，原以為齊大師作畫手快，看來並非如此。又過一會兒，白石老人略顯疲憊地從畫室裡出來，把剛畫完的《櫻桃》交給他。看了畫，張仃眼睛一亮，心中湧起敬意，恍然大悟：“齊白石作畫原來那樣認真，一絲不苟！難怪要花那麼長時間，也許畫了不止一幅，不滿意的，扔進廢紙簍。”轉而又想：“也許因為我也是畫家，又是中央美院的教授，老人格外用心……”心裡不無幾分得意。
《紅荷》齊白石作品
與《櫻桃》是張仃依承諾上門求索，隔室長時間等待的結果不同，《紅荷》是白石老人對張仃的主動饋贈。眾所周知，齊白石喜歡畫荷花，擅長畫荷花，同類題材的作品不計其數，論筆墨之老辣，構圖之飽滿，視覺衝擊力之強烈，要數這幅《紅荷》為最。關於這幅作品的誕生過程，四十年後張仃記憶猶新——
辛卯（1951）年元旦，可染約我同去給老人拜年。當時老人客居在一位將軍家中。我們到後老人早餐已畢，精神甚好。老人元旦試紙，可染幫助磨墨，我為理紙。我們想看齊老畫長線，提議畫殘荷。因老人晚年畫殘荷很多，筆墨生辣，構圖奇特，集老人平生藝術修養之大成。老人寧神片刻，提筆落墨如錐畫沙，數尺長線緩緩而出，互相參差。老人以一生制印經驗，計白當黑。不久，荷杆主要構架形成，又以赭石寫出大面殘葉，以胭脂畫花，一大一小。隨後又反覆推敲，增添小荷杆，更加疏密有致，於是落款辛卯元旦九十一歲白石老人。
這段文字，不只錄下了白石老人從容不迫、收放自如的作畫過程，也記下了張仃的虔誠與專一。文末一句中“落款”兩字後面，張仃略去“張仃先生法論”。此語可證明，齊白石作畫時，感受到張仃在場的良好氛圍，因此將此畫贈送給他。《紅荷》的收藏，與半年前的《櫻桃》有所不同。那次張仃被婉拒於畫室之外，這次與齊白石的得意門生李可染一起，為白石老人理紙研墨，親眼觀摩運筆之道，已然弟子的待遇。
《竹籬葫蘆》齊白石作品
相比之下，《竹籬葫蘆》的收藏更具一波三折的戲劇性。1953年的某一天，張仃忙裡偷閒，來到和平門琉璃廠，走進一家畫店，感到氣場有點異樣。結果，文物字畫叢中，一幅水墨小品令他眼睛一亮：這不是白石老人的手筆嗎？畫的是竹籬與葫蘆，筆墨酣暢沉雄，舉重若輕，精妙無比，附紙還有題跋：“手妙紙佳方有此畫（三尺紙之竹籬葫蘆也），百年後若不值百金，白石作鬼也應痛哭。壬申五月書此，附畫自藏。”看到這裡，張仃激動得心狂跳起來，原來是齊白石自藏的心愛之物，七十歲時創作的精品佳作，不知何故竟流落到此地。張仃不假思索，當場按價買下這幅畫，送到齊宅。老人見了，驚喜交集，驚的是自藏的寶貝被盜流出市面而不知，喜的是完璧歸趙，感慨之下，老人抽紙提筆，寫下：“此葫蘆是張仃弟所寶藏，他人不得竊奪去。九十三歲白石重看加記。”鄭重將畫交於張仃。張仃將畫送到畫店重新裝裱，齊白石的兩段跋並列於詩堂，給畫增加無限興味。這幅作品一直珍藏在張仃身邊，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被紅衛兵抄走。所幸的是，十年之後完整發還，真的應了白石老人那句話“他人不得竊奪去”。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補題的跋上對張仃的稱呼是“弟”，而不是“先生”，這一改稱很重要，表明張仃與齊白石的關係已發生質的變化。
《柳下牯牛》齊白石作品
可與《竹籬葫蘆》互證的，是《柳下牯牛》。畫面柳枝環繞，一頭健碩渾厚、寫意味十足的牯牛，屁股朝觀眾，通體以淡墨染成，墨色變化微妙，唯獨尾巴以濃墨重筆寫出，生意盎然，頗有不可一世的勁頭兒，成為畫眼，幽默之情，溢於畫表。題跋這樣寫道：“仃也吾弟也，此小幅記之其事，九十三白石。”齊白石再次稱張仃為“弟”，而且是“吾弟”，比之《竹籬葫蘆》，更具親暱味，遊戲味，宛如親人。（有趣的是，九年後張仃之子張郞郞自作主張，將《柳下牯牛》轉贈中學同學、“太陽縱隊”的文友張新華；更有趣的是，十九歲的張郞郞模仿九十三歲齊白石的題跋，大膽塗鴉“華也吾弟也，轉贈小幅以記其事 十九郞郞”。此畫現由張新華先生收藏。）
《葫蘆》齊白石作品
最令人拍案叫絕的，還是齊白石的絕筆《葫蘆》，畫面上一大一小兩個葫蘆，藤蔓紛繁，互相纏繞，落款是“九十八歲白石”，其中繁體的“歲”字筆劃寫錯。這一年老人自署年齡應為九十七歲（實際年齡為九十五歲），可見，老人是在神志恍惚的狀態下作此畫的。關於這幅作品，文化學者王魯湘有生動的描述——
這張絕筆《葫蘆》一直祕藏於張宅，從未發表，但它卻是京城美術界一個少數精英圈子裡的赫赫明星。張仃先生對我說，當年隔一段時間，李可染、鄒佩珠夫婦，黃苗子、鬱風夫婦，光宇、正宇昆仲及少數張仃密友，就要相約結伴來到張宅。張仃知道他們為何而來，總是沏上清茶後，恭恭敬敬從畫室取出這張《葫蘆》掛於牆上，於是大夥兒就開始唉聲嘆氣，嘖嘖連稱，繼而有大呼擊案的，也有拍腿拍到別人腿上的，如此這般，如醉酒似的瘋狂一陣，於是散去。過些日子，再如此這般來一遍。鄒佩珠先生回憶說，隔日子長了沒看這幅畫，就像得了病似的，看完這幅畫就像過足了鴉片癮似的，精神頭也足，人也興高采烈了。我問這幅畫妙在哪裡？她說她也問過李可染同樣的問題。李可染就回答兩個字：“絕了”。又問為什麼絕了？可染回答說：老人家畫到這個歲數，糊塗了，連字都不會寫了。當時寫這個“九”字，就問可染：“這個九字是往這邊拐還是往哪邊拐啊？”等到寫“歲”字，怎麼也記不起來，就寫成現在這個樣子。人糊塗了，只能畫自己最熟悉的物件，當然也就是最簡單的物件，那隻能是葫蘆，而不可能是別的如牡丹之類。即使是畫了一輩子的東西，信手畫來，還是因為神志恍惚而出錯。點了黃顏色畫葫蘆，這沒有錯，一大一小，一前一後，一上一下，但用淡墨畫葉子時恍惚了，畫成葫蘆了樣子，而且居然從大葫蘆留白的地方冒出兩筆淡墨，好像這葫蘆穿了個洞。等到用濃墨畫藤時，又恍惚了，畫著畫著就勾成葫蘆的樣子了。但這都不要緊，老人完全是在糊塗狀態下用本能在作畫。這幅畫最絕的是藤蔓，用筆用墨已經是天籟，是神在走，而不是手在走，筆墨中包孕的精氣神完全超越了白石老人的身體健康的狀態，是一種修養在完全自由自在自為的狀態下釋放，一箇中國畫家只有到了這個境界才談得上是“天爵”，與此相比，包括白石老人以前的作品，所有人的畫都只能算是“人爵”。
張仃如何成為這幅絕筆《葫蘆》的收藏者？這肯定是很多人關心的，其中必有曲折的故事。遺憾的是，包括王魯湘在內，已經沒人能夠解開這個懸念。由於張仃的低調、沉默，加上當事人均已離世，這件事將成為永遠的祕密。有一點則是毫無疑問的：作為齊白石的真知音、真弟子，張仃成為絕筆之作《葫蘆》的收藏者，是順理成章的，也是令人欣慰的。
2019年2月17日改定
李兆忠小傳
1957年1月生於上海。1977年考入華東師大中文系；1982年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1986年結識張仃先生，有幸成為先生的忘年交；1989至1992年遊學日本。作為50後一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入大學後，始睜眼看世界，結識張仃先生後，方懂什麼是藝術。在日本研究，中國現代留學生研究領域，均留下足跡，唯張仃藝術的研究，三十年一貫，方興未艾。著作及編著有《曖昧的日本人》《喧鬧的騾子——留學與中國現代文化》《大家談張仃》《它山畫語》等。
文章、圖片來源 / 網絡
監製 / 淵默、大白
編輯 / 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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