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載灃一生的遭際正應了那句詩：可憐生在帝王家。以他的性情和才具，即使作為百姓也是凡庸之輩，更何況是攝政王。其胞弟載濤曾直言：“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
載灃也曾意識到這一點，視主持國政為苦差事，傷透了腦筋。等到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出山，他被迫辭去攝政之職，反而解脫，輕鬆地對妻子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惹得妻子痛哭一場，告誡孩子道：“長大了萬不可學阿瑪！”
愛新覺羅·載灃一生的遭際正應了那句詩：可憐生在帝王家。以他的性情和才具，即使作為百姓也是凡庸之輩，更何況是攝政王。其胞弟載濤曾直言：“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
載灃也曾意識到這一點，視主持國政為苦差事，傷透了腦筋。等到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出山，他被迫辭去攝政之職，反而解脫，輕鬆地對妻子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惹得妻子痛哭一場，告誡孩子道：“長大了萬不可學阿瑪！”
載灃到底平庸到什麼地步呢？《國聞備乘》中有兩個十分生動的故事。
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因為要事而見，他卻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還問瑞澂，“你的病好了嗎？”外交官汪大燮屢次上疏說日本正在醞釀陰謀，他都不當回事。汪大燮歸國後當面質問，他卻不吭一聲，只提醒汪大燮時間不早了，該走人了。對此，後人擬了個名目—“監國之黯”。這個“黯”字比“庸”字更精確。
載灃的庸訥如此深入人心，甚至成為一種定論，世人屢次以此為出發點來辨析關於他的一些流言。
1906年，清朝官制改革，袁世凱力主責任內閣制，有意架空皇族，皇族反擊，慫恿載灃出頭。有次在朗潤園開會，雙方相爭不下，載灃拔出手槍要射擊袁世凱，還義正詞嚴道：“你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掉你這個奸臣。”幸好慶親王奕劻排解得當，這才作罷。
愛新覺羅·載灃一生的遭際正應了那句詩：可憐生在帝王家。以他的性情和才具，即使作為百姓也是凡庸之輩，更何況是攝政王。其胞弟載濤曾直言：“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
載灃也曾意識到這一點，視主持國政為苦差事，傷透了腦筋。等到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出山，他被迫辭去攝政之職，反而解脫，輕鬆地對妻子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惹得妻子痛哭一場，告誡孩子道：“長大了萬不可學阿瑪！”
載灃到底平庸到什麼地步呢？《國聞備乘》中有兩個十分生動的故事。
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因為要事而見，他卻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還問瑞澂，“你的病好了嗎？”外交官汪大燮屢次上疏說日本正在醞釀陰謀，他都不當回事。汪大燮歸國後當面質問，他卻不吭一聲，只提醒汪大燮時間不早了，該走人了。對此，後人擬了個名目—“監國之黯”。這個“黯”字比“庸”字更精確。
載灃的庸訥如此深入人心，甚至成為一種定論，世人屢次以此為出發點來辨析關於他的一些流言。
1906年，清朝官制改革，袁世凱力主責任內閣制，有意架空皇族，皇族反擊，慫恿載灃出頭。有次在朗潤園開會，雙方相爭不下，載灃拔出手槍要射擊袁世凱，還義正詞嚴道：“你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掉你這個奸臣。”幸好慶親王奕劻排解得當，這才作罷。
對此，常有人提出疑問：以載灃之庸訥，壓根不敢槍擊袁世凱。然而他們誤會或忽略了一點：一個人以庸訥著稱，並不代表他時時庸訥，有時熱血上頭，完全可能做出過激舉動，須知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事實上，諸如槍擊袁世凱之舉在載灃的政治生涯中屢有發生，有時表現為行動，有時表現為言辭。光緒和慈禧去世後，載灃出任監國攝政王，要乾的第一大事還是殺袁世凱—除了為光緒報仇，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奪權。可惜他與軍機大臣商議此事時，奕劻勸阻道：“殺袁世凱不難，但北洋軍造反了怎麼辦？”張之洞則明確反對說：“主少國疑，不可輕易誅戮大臣。”壓力之下，載灃恢復庸訥的本性，收起殺心，單以袁世凱有“足疾”為由，解除他的一切官職，讓他回老家養病。
袁世凱被驅逐下野，廟堂頂樑柱只剩張之洞一人。半年之後，載灃再次打破庸訥，大放厥詞：“怕什麼，有兵在！”硬把張之洞氣得吐血—自古以來，常見馬上得天下，未聞馬上治天下。
愛新覺羅·載灃一生的遭際正應了那句詩：可憐生在帝王家。以他的性情和才具，即使作為百姓也是凡庸之輩，更何況是攝政王。其胞弟載濤曾直言：“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
載灃也曾意識到這一點，視主持國政為苦差事，傷透了腦筋。等到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出山，他被迫辭去攝政之職，反而解脫，輕鬆地對妻子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惹得妻子痛哭一場，告誡孩子道：“長大了萬不可學阿瑪！”
載灃到底平庸到什麼地步呢？《國聞備乘》中有兩個十分生動的故事。
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因為要事而見，他卻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還問瑞澂，“你的病好了嗎？”外交官汪大燮屢次上疏說日本正在醞釀陰謀，他都不當回事。汪大燮歸國後當面質問，他卻不吭一聲，只提醒汪大燮時間不早了，該走人了。對此，後人擬了個名目—“監國之黯”。這個“黯”字比“庸”字更精確。
載灃的庸訥如此深入人心，甚至成為一種定論，世人屢次以此為出發點來辨析關於他的一些流言。
1906年，清朝官制改革，袁世凱力主責任內閣制，有意架空皇族，皇族反擊，慫恿載灃出頭。有次在朗潤園開會，雙方相爭不下，載灃拔出手槍要射擊袁世凱，還義正詞嚴道：“你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掉你這個奸臣。”幸好慶親王奕劻排解得當，這才作罷。
對此，常有人提出疑問：以載灃之庸訥，壓根不敢槍擊袁世凱。然而他們誤會或忽略了一點：一個人以庸訥著稱，並不代表他時時庸訥，有時熱血上頭，完全可能做出過激舉動，須知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事實上，諸如槍擊袁世凱之舉在載灃的政治生涯中屢有發生，有時表現為行動，有時表現為言辭。光緒和慈禧去世後，載灃出任監國攝政王，要乾的第一大事還是殺袁世凱—除了為光緒報仇，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奪權。可惜他與軍機大臣商議此事時，奕劻勸阻道：“殺袁世凱不難，但北洋軍造反了怎麼辦？”張之洞則明確反對說：“主少國疑，不可輕易誅戮大臣。”壓力之下，載灃恢復庸訥的本性，收起殺心，單以袁世凱有“足疾”為由，解除他的一切官職，讓他回老家養病。
袁世凱被驅逐下野，廟堂頂樑柱只剩張之洞一人。半年之後，載灃再次打破庸訥，大放厥詞：“怕什麼，有兵在！”硬把張之洞氣得吐血—自古以來，常見馬上得天下，未聞馬上治天下。
“有兵在”還暗含了一個前提條件：誰的兵，兵在哪裡？難道載灃不清楚當時軍事力量的分佈嗎？八旗、綠營早成過眼煙雲，新建的禁衛軍如紙糊的燈籠；最具戰鬥力的北洋六鎮雖漸漸從袁世凱手中攫取過來，卻只得其名，難得其實，除了第一鎮袁世凱不能完全控制，餘者皆操縱於其掌心，哪怕像吳祿貞這樣的雄才，擔任第六鎮統制，依然指揮不動，反遭暗殺；各地新軍則被革命黨人大量滲透，其中多少人忠於大清、多少人潛伏爪牙，兩年之後，武昌城槍聲一響，便見分曉。由此可知，載灃那句“有兵在”何其無知。
張之洞病逝前夕，載灃曾去探望。載灃走後，太傅陳寶琛來問：“監國之意如何？”張之洞嘆道：“國運盡矣！”
有趣，有料，有深度
作者｜羽 戈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