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領的團隊戰勝了樑思成和林徽因,成為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設計者,今年,還是他誕辰100週年,他就是美術家張仃。我們不妨通過幾個關鍵詞來了解他傳奇而豐富的一生。

它山

“它山”,是張仃的號。張仃在漫畫、年畫、宣傳畫、壁畫、中國畫、藝術設計、藝術教育和美術評論等領域,均有重要的貢獻。藝術之間是相通的,現在藝術教育的整體思路也在調整,其中被反覆提及的一個詞就是通識教育。當代不少畫家、藝術家不廣泛讀書,除了本專業的知識外一概不懂,反過來看張仃那一代人,很多人並沒有受過專業院校的美術教育,卻往往能自學成才成為一代大家,比如葉淺予、張光宇、萬氏兄弟、黃永玉等,他們在多個藝術領域內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他帶領的團隊戰勝了樑思成和林徽因,成為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1957年4月,北京,畫家張仃,終其一生,張仃都在不斷地拓展自己的藝術領域,他在漫畫、年畫、宣傳畫、壁畫、中國畫、藝術設計、藝術教育和美術評論等領域,均有重要的貢獻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張仃這個自號,給當代人很多啟示,老一輩藝術家們一方面從各種不同的藝術門類裡吸收營養,另一方面,他們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拓展自己的藝術領域。歷史也的確給了張仃那一代人特別的機會,讓通識者能脫穎而出。比如張仃設計國徽,這屬於標識設計;設計萊比錫博覽會佔地5000平方米的中國館,屬於環藝設計;設計郵票,屬於平面設計;畫焦墨山水,這屬於純藝術中的繪畫;參與守住中國畫的底線大討論,這屬於藝術理論……需要不斷面對新問題,解決新問題。

張仃在諸多領域內的非凡成就,正得益於他的通識通才。它山這個號,根據張仃自己的解釋,其一是對故鄉的懷念,“它”是“蛇”的古體字,紀念故鄉遼寧黑山縣的蛇盤山;其二是對西方繪畫藝術的學習借鑑。張仃出版的畫集、文集中, 至少有兩本是用“它山”命名的,分別是談繪畫的《它山畫語》《它山文存》(1942年至2005年文集)。

國徽

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一個新的中國形象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樹立好新中國的形象是當務之急,當時國家高級藝術設計人才和設計製作人才極度匱乏,也沒有具體的運作機構,張仃可以說是新中國的首席藝術設計家。進行國徽設計之前,他還設計過:《三年解放戰爭》大型畫冊、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藝術設計、全國政協的會徽設計、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設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美術設計、天安門城樓和廣場的開國大典會場設計、中南海懷仁堂、勤政殿的改造設計、第一批開國大典紀念郵票的設計等等。

當時國徽設計主要由兩個專家組進行,一個是由清華大學營建系的樑思成和林徽因等學者組成的清華設計組;另一個是由張仃帶領的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家組成的央美設計組。清華組提出的方案是以中國古代的禮器璧為主體,其他設計要素包括齒輪、嘉禾、五星、紅帶。央美組的設計方案明確提出有齒輪、嘉禾、五角星、紅帶,各自都有很好的象徵意義,雙方爭議的焦點在於要不要天安門這個要素。

他帶領的團隊戰勝了樑思成和林徽因,成為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1949年10月23日,由清華大學營建系的樑思成和林徽因等學者組成的清華設計組提交的國徽圖案,其方案是以中國古代的禮器璧為主體,其他設計要素包括齒輪、嘉禾、五星、紅帶

他帶領的團隊戰勝了樑思成和林徽因,成為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1950年6月15日,由張仃帶領的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家組成的央美設計組提交的國徽設計圖案,以天安門為主體

樑思成認為,天安門作為建築物,不宜作為國徽,圖案不好使用,又有封建帝王的象徵。張仃卻堅持認為:新國徽必須要以天安門為主體。它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又是舉行過開國大典的地方,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個重大歷史事件都是在天安門舉行的。所以天安門一定要作為國徽的主體。雙方各自堅持己見,直到全國政協最後討論通過了張仃組的設計方案。為此,周恩來當天晚上專門談話說服樑思成。最終在全體設計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國徽成為今天所看到的樣子。

與畢加索

張仃喜歡以畢加索為代表的西方現代藝術,他又是中國大陸唯一見過畢加索本人的畫家。畢加索對張仃影響非常之大,早年張仃在延安是以魯迅的“黨外布爾什維克”為政治理想的,後來知道畢加索加入了法國共產黨後毅然入黨。

1907年畢加索《亞威農少女》問世時,西方畫界無人理解,這種超前的繪畫語言傳到中國,結果亦可想而知。但張仃不然,據他回憶,1933年,他在私立北平美專國畫系求學時,去一個家境比較富裕的同學家中看到畢加索的畫冊,一下子就被鎮住了。畢加索自由大膽和極具衝擊力的藝術語言,更反襯出美專中國畫教學的僵化保守。他開始無法安心學習,率性而為畫起抨擊時政的漫畫來。在美專一週年的展覽會上,他畫了丈二宣紙的幾張羅漢鬼怪。在蘇州反省院的獄中,他憑記憶複製過畢加索的《小丑》,後來華君武稱張仃的藝術是“畢加索加城隍廟”,可以說,畢加索應是張仃藝術的一個起點。

他帶領的團隊戰勝了樑思成和林徽因,成為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1956年,畢加索與張仃合影,張仃喜歡以畢加索為代表的西方現代藝術,他是中國大陸唯一見過畢加索本人的畫家

20世紀50年代,張仃作為首席藝術設計師頻頻出國,主持國際博覽會中國館的設計。1956年的法國之行最令他難忘。出發前,張仃便精心準備了兩份禮物——一對珍藏多年的楊柳青門神版畫、一套榮寶齋水印的《齊白石畫集》,準備在法國見到畢加索時送給他。張仃相信,畢加索見了這對中國民間門神版畫,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通過法共人士的聯絡,文化部代表團一行來到畢加索居住的法國南部坎城加里富尼別墅拜訪。

30年後,張仃在文章中回憶這一幕,當年的情景歷歷在目:“那是一天的下午,我們來到了畢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邊的一所別墅。原以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華貴,因為他是世界上最有錢的畫家,他賣的一幅畫的價錢,可以購買他一生也用不完的繪畫材料。可是,在這位世界著名的大畫家的工作室裡,除了他的作品是新的,一切陳設全是破舊的,牆上是不斷脫落的灰跡,沙發舊得已經露出了彈簧……”遺憾的是,因為代表團有人覺得門神太土氣,不能作為禮物送給畢加索,所以只把《齊白石畫集》作為官方禮物贈送。後來,旅居巴西的張大千去拜訪畢加索,看見他在臨摹齊白石的畫,並說了那句著名的評語:“我不明白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學藝術,真正的藝術在你們東方。”而畢加索臨摹的齊白石的畫冊,就是張仃送給他的那本。

延安三怪

張仃在延安非常有名,他和詩人塞克、音樂家杜矢甲並稱“延安三怪”,三人都個性鮮明。“張仃當時身穿皮夾克,腳蹬長筒皮靴,有點像普希金。杜矢甲穿的是張仃用一塊粗紋麻布做的披風,塞克穿一件黑色斯拉夫民族的立領上衣,腰繫麻繩,隨手不離一根樹枝製成的手杖。”這一幕出現在荒涼的黃土高坡,就是放在今天,也得說個“酷”字。

現在有的資料上寫,張仃是毛澤東親自安排到魯藝任教的,事情不是這樣。張仃到延安確實是受到了熱情接待,毛澤東對張仃一行人設宴歡迎,但那不是衝著張仃,是衝著同行的延安綏蒙指導長官公署參贊石華巖。他是張仃的一個好朋友,國民黨中將,左派,比較同情共產黨,與延安的關係密切。同來時石華巖還祕密支援了一批軍火送給延安,所以才會有毛澤東親自接見並設宴款待之事。

他帶領的團隊戰勝了樑思成和林徽因,成為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1938年,張仃率抗日藝術隊到達陝北榆林

當時的延安充滿朝氣,非常吸引年輕人,張仃一到延安就不想走了。他沒有經過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審幹的那一套程序,延安方面也不知該怎麼安排他。無奈之下,張仃就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在信上批示,既然你想留下,可去魯藝看看,有無適當之工作。客觀地講,這時毛澤東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張仃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很多人議論,張仃算不算個紅色畫家?當然可以這麼說。不過張仃這個紅色畫家的確有點另類。新潮前衛的張仃,不被大多數同行所理解,他接受的是西方的現代主義,和當時延安的現實主義藝術路線格格不入。他的作品的誇張變形經常被大家批評。所以,在魯藝任教一年四個月之後,張仃接到張光宇的消息,就離開延安到重慶去投奔張光宇。皖南事變後,張光宇去了香港,張仃本也有機會可以一同去的,不過他最終選擇回到延安。這次回到延安之後,能夠理解張仃的人開始多了起來,其中最著名的是詩人蕭軍。這次安排張仃到延安文藝抗敵協會工作,他也藉此開創了別具一格的“作傢俱樂部”。這個“作傢俱樂部”就是新中國作協或文聯的前身,而張仃無疑是其重要的開創人之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仃承擔的首次延安“大生產運動成果展總設計”和“產品包裝設計”,具有歷史的開拓性。黃土高原的懷抱中紅旗招展,領袖、英雄模範人物的系列巨幅畫像,和“兵強馬壯,準備反攻,抗戰到底,爭取勝利”的巨幅標語並陳;包裝獨特的產品、豐富的圖表形象、模範事蹟的連環畫……這些都將邊區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奇蹟展示了出來。毛澤東、朱德及中央各級領導與群眾都到會場參觀,成為延安的盛大節日和時髦的盛會。艾青當時就說:“張仃到哪裡,摩登就到哪裡。”

展覽的形式既達到了鼓舞士氣的目的,也意味著共產黨人在實用與審美相結合的藝術設計領域邁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為此,毛澤東特親筆題詞:“不要自滿,要更精、更好、更進步。”

美院

張仃一生對中國藝術教育貢獻巨大。他雖然接受過正統的學院藝術教育,但在他自己看來,他是自學成才的,他向很多人學習過,沒固定師從某個人。

張仃屬於東北流亡學生。九一八事變之後,很多東北學生流落到關內,張仃就是此時到的北京。他就讀的“北平美術專科學校”,有些資料記載成了北平藝專,即後來的中央美術學院。其實兩者不是一回事,這所北平美專的校長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張恨水。張仃在此學習的是國畫。學校校董是劉半農,北平藝專的老師也來這裡開課,比如齊白石、肖俊賢、秦仲文等等。但是張仃對傳統國畫的授課並不滿意。所以他有機會接觸到了西方現代主義繪畫,便一發不可收。

他帶領的團隊戰勝了樑思成和林徽因,成為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房山十渡焦墨寫生》(卷),1977年,張仃,縱42釐米,橫425釐米,現藏中國美術館,這幅大體量作品遠看氣勢磅礴,近看其中的小細節又很耐人尋味

新中國成立後,他先是作為核心五人團的成員接收北平藝專,改組成立中央美術學院,後又籌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並且先後在這兩所最為重要的美術學院擔任領導職務。他對自己的定位始終是一個“藝術家”,理想的藝術教育模式應該是讓學生自由生長,根據自己的個性選擇藝術道路,此外就是要通識,要深入民間,廣泛吸收各種藝術門類的營養,這也直接影響到今天清華美院的教學理念。當中央工藝美院併入清華大學之後,張仃復出,招收了繪畫實踐類的第一個博士生,從此,繪畫專業才有了博士層次的教育,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繪畫專業博士教育的發端。

他帶領的團隊戰勝了樑思成和林徽因,成為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晚年張仃

張仃的一生遠非幾個關鍵詞所能概括,像他早期的漫畫創作,參與組建北京左翼美術家聯盟被捕入獄、設計1981年第一版的生肖雞票……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他的通識與通才,以及強烈的藝術性格。西方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因其與主流的現實主義格格不入,因而一直處於非主流的一種狀態,而且現代主義是個統稱,內部還有各種各樣的流派;受現代主義不同流派影響的中國藝術家,比如林風眠、劉海粟以及吳冠中等,各自的藝術主張也不盡相同,甚至有針鋒相對之處。所幸的是,正是有這些藝術家對自己藝術理想的堅持和堅守,才使得現代主義的美術思潮始終沒有斷線,為今天人們能以多元心態面對不同的藝術形式,為藝術發展和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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