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圓明園被掠奪的文物不斷驚國際拍賣現場，世界在關注，中國在關注，全球華人在關注。圓明園，牽動著人們複雜的情感和永遠的痛。圓明園文物是如何流失到海外的？它們承載著一段怎樣的歷史？這裡為您揭祕。
攻城
現北京西郊的圓明園遺址公園，150年前，這裡曾經是一座萬園之園。圓明園由清朝康熙皇帝興建，在乾隆年間基本建成，共歷時150多年，標誌著清朝建築藝術的高峰。圓明園佔地350公頃，包括200多座各式建築，彙集了無數天下勝景和名園的精華，園中收藏珍寶無數。1860年10月6日，這座皇家花園成為一座空城，向英法聯軍敞開著大門。在接下來的幾天之內，英法聯軍大肆劫掠了圓明園，並縱火焚燬了它，大火連燒了三天三夜，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遭到毀壞。圓明園，為什麼會遭受如此的災難？
在1860年的大火中，圓明園本身被焚燒，連圓明園的相關檔案也被燒燬，所存無幾。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僅存的圓明園檔案中，最早的紀錄是在雍正時期。圓明園最早在康熙年間建造的，康熙將它賜給了自己最喜愛的兒子胤禛，就是後來的雍正皇帝。
因為為母戴孝，雍正即位第三年才第一次去圓明園。在“雍正即位後首次去圓明園之記載”中是這樣記錄的：“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壬辰。上由神武門出西直門，幸圓明園駐蹕。二十九日甲午。上自圓明園進西直門，由西華門回宮。”
從記載中可以看出，雍正在圓明園待了三天，這一待，他可就不想走了。在這份檔案“論在圓明園照常辦理應辦之事”中，雍正向史部、兵部指示說，“朕在圓明園與在宮中無異，凡應辦之事照常辦理。”因為當時交通不便，從城裡到圓明園比較遠，皇帝還向大臣們批示說，如果沒有什麼要上奏的就不必過來了。
雍正表示，自己待在圓明園並不是貪圖安逸，在這份檔案中是這樣說的：“朕因郊外水土氣味較城內稍清，故駐蹕於此，而每日辦理政事與宮中無異，未嘗一刻肯自暇逸。”
從雍正開始，清朝皇帝逐漸增加了在圓明園理政的時間，反而比較少待在紫禁城了。1831年，咸豐皇帝出生在圓明園，在他的短暫一生中，他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這座園林裡。
還有一份檔案，記錄的是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山東德平縣知縣張鍾子等查看圓明園風水的情形。檔案中是這樣記載的：
“圓明園內外俱查清楚，外邊來龍甚旺，內邊山水按九州象、按九宮處處合法……”這裡提到了圓明園的地勢，論外形，“自西北亥龍入首，水歸東南，乃辛壬會而聚辰之局，為北幹正派，此形勢之最勝者……”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當時圓明園處於風水寶地，園內山水和建築設計處處合理，一切都非常完美。現在看來，當時這位知縣完全沒有看出在一個多世紀後，圓明園將經歷一場焚燒之劫。
在圓明園中逍遙度日的皇上，並不清楚19世紀中期世界格局的變化意味著什麼。在西方，英法等國相繼完成了工業革命，為了掠奪更多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加緊向海外殖民擴張。而在古老的東方，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仍然奉行著閉關鎖國的政策，日漸沒落。1840年，英法等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第一批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攫取了賠款、協定關稅、開放五口通商、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許多特權。這些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主權逐漸削弱，整個國家被西方列強瓜分得七零八落。
1851年，19歲的咸豐皇帝登基後，面臨的是西方列強對中國越來越大的野心，他們毫不隱瞞地要攫取更大的殖民利益。他們要中國對通商和航運等更加開放，給予他們外交官常駐京城的權利，等等。為了給清政府施加壓力來修改不平等條約增加條款，他們謀劃發起新的戰爭。1857年，英國首相帕麥斯頓在下院發表了主戰演說，獲得了支持。一場新的對華侵略戰爭開始醞釀。
1856年的一天，刊登在英國報刊《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的一則預告消息引起了英國人的濃厚興趣：畫報記者查爾斯沃格曼即將啟程前往中國，一睹這個東方古國的真實面目。
從歐洲到好望角轉而前往中國，漫長的征程耗費了沃格曼將近一年的時間。讀者在1857年1月17日才看到他抵達廣東後發回的第一篇報道和相關速寫。隨後每週的《倫敦新聞畫報》上，人們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中國目擊報道。
在沃格曼的筆下，當時中國的時局民生都得到了反映。例如，在一幅速寫中，沃格曼描繪了他走進的一個北京官宦人家的宅院。在這戶人家的客廳中，坐在中間的是屋主的家眷，旁邊側立著幾位奴僕。
在記述普通中國人生活場景的同時，沃格曼的筆下也記錄了更為殘酷的內容，那就是戰爭。沃格曼的身份是一位隨軍記者，他跟隨的就是當時侵略中國的英法聯軍。
詹姆斯布魯斯額爾金，出生於倫敦世襲名門望族，1857年他被英國政府任命為新的駐華全權使節，負責與清政府進行新的談判。
讓巴蒂斯特路易葛羅，早年接受貴族教育，30歲進入法國外交界。1857年，葛羅被拿破崙三世任命為法國駐華全權特使。
1857年10月，這兩位英法使節面談會商，雙方達成一致，決定先在中國南部猛攻猛打，然後向北展開外交攻勢。就這樣，英法聯軍向中國展開了進攻。
侵略軍迅速攻佔了廣州，然後一路北上，於1858年5月進逼天津，清政府被迫分別與英、法、俄、美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然而，西方列強仍不滿足。
詹姆斯霍普格蘭特，出身於蘇格蘭望族，曾在愛丁堡和瑞士接受教育。1860年，格蘭特出任英國侵華軍隊司令。
夏爾庫贊孟託邦，生於法國軍人世家，1859年11月，孟託邦被正式任命為法國侵華軍隊將軍。
1860年2月，英、法兩國政府分別再度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由格蘭特和孟託邦則分別率領英軍15000餘人，法軍約7000人，擴大侵華戰爭。
5、6月，英軍佔大連灣，法軍佔煙臺，封鎖渤海灣，並以此作為進攻大沽口的前進基地。
7月，英法軍艦再次闖到大沽口外，以英法公使進京換約為幌子，一面武力進逼，一面誘以“講和”。所謂換約，也就是和清政府互相交換批准的《天津條約》。清軍統帥僧格林沁以為敵軍不善陸戰，因而專守大沽，對北塘疏於防範，英法聯軍得到了北塘未設防的情報，這給了侵略軍以可乘之機。
8月1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沒有遇到任何抵抗。
8月12日，聯軍向新河、軍糧城發動進攻。
8月14日，塘沽被攻陷。同時，英法聯軍水陸協同，進攻大沽北岸炮臺。清政府本無抗戰決心，咸豐帝命令僧格林沁離營撤退。清軍逃離大沽，經天津退至通州。
8月21日，大沽失陷。
侵略軍長驅直入，8月24日佔領天津。
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議和。英、法提出，除須全部接受《天津條約》外，還要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增加賠款以及各帶兵千人進京換約。清政府予以拒絕，談判破裂。侵略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犯。
9月初，聯軍繼續向西進犯。一路戰火蔓延，距離北京已不過是咫尺之遙。9月中，聯軍到達北京城東約20公里處的通州。
此時的通州，成了御守大清帝都的最後一道陣地。
當時的通州是一座安靜的小城。一望無際的平原，一座十三層高的寶塔俯瞰著城牆環繞的市鎮。清政府仍然對議和抱著希望。
咸豐皇帝派出皇室成員怡親王載垣，前來同英國駐華使節額爾金議和；而聯軍的談判代表中則包括英國外交官巴夏禮。巴夏禮出生於蘇格蘭工人家庭，13歲就隨外交使團來到中國，是個中國通，1856年被任命為英國駐廣州領事。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巴夏禮一直擔任英國專使額爾金的中文翻譯和祕書。因為他的中文好，所以許多和中國人打交道的事都由他出面。
英法聯軍進犯京津過程中巴夏禮充當翻譯和談判代表，他威風八面，態度傲慢，言辭咄咄逼人，讓滿清官員都認為他是主事的人。在巴夏禮看來，談判的勝局似乎早已唾手可得，戰爭很快便會終結，因為清政府此前已經表達了讓步的意願。
9月17日上午10時，談判開始，持續了7個多小時後，談判破裂了。
9月18日，英法聯軍大營中的“倫敦新聞畫報”記者沃格曼聽到了一則令他深感震驚的消息：巴夏禮等人在返回營地的途中，被清軍的騎兵部隊團團圍困；直至當晚，英法雙方有39人失蹤，這其中既有軍人和外交官，也有隨行的文職人員。他們被抓進了清軍大營。
究竟是誰炮製了這起意外事件，眾人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英法聯軍緊緊抓住這個藉口不放，露出了殺氣騰騰的本色。當天，英法聯軍洗劫了大營的駐紮地張家灣，通州陷落。9月21日，清軍與聯軍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橋正面交鋒，鏖戰三四個小時，戰況慘烈。
八里橋戰役失敗後第二天，咸豐皇帝倉皇逃離門戶洞開的北京，只留下恭親王奕訢負責議和。10月5日，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根據俄國外交官伊格納提耶夫提供的情報：清朝守軍集中在東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方，應先攻取；同時聯軍聽說中國清朝皇帝正在西北郊的圓明園，那裡既是皇家園林，又是皇帝發號施令、行使權力的統治中心。於是，英法聯軍決定繞抄安定門、德勝門，進犯圓明園。
10月6日，天剛亮，英法聯軍就出發了，他們繞經北京城東北郊直撲圓明園。為了加快速度，聯軍決定分四路縱隊前進。最右邊是格蘭特率領的英軍步兵，緊挨著的是一列騎兵；左邊是法國步兵，總司令孟託邦也在這支部隊中，最左側是法軍縱隊。上午9點左右，僧格林沁帶領的清軍殘部在城北一帶稍事抵抗，然而，由於不敵英法聯軍兵力，終致失敗。10點左右英法聯軍繼續前進，這次兩軍兵分兩路，決定行經海淀，最後在圓明園會合。
10點半，英軍先出發了。到了下午7點，法國人率先來到了圓明園的正門。英國軍隊到哪兒去了？在圓明園，等待法國軍隊的又是什麼呢？
洗劫
英國軍隊率先出發，法國部隊卻先他們一步到達圓明園，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英法聯軍分頭向圓明園前進，但是走著走著，英軍迷路了。格蘭特將軍和他的部隊走偏了，沒有去海淀，卻一下子插到了北京東門城下。與此同時，法軍走了一條弧線，超過了英軍，與英軍的聯繫也中斷了。英軍到達北京東門城下的時候天色已晚，格蘭特將軍便下令在那個距離“喇嘛寺”不遠、“供奉孔子的漂亮古廟”附近宿營。根據形容，他們安營紮寨的地方應該是今天雍和宮附近的國子監。
而此時，法國軍隊已經進入了夏宮圓明園。
1860年10月以前，清朝皇帝每年有三四個月在圓明園居住，處理政務和進行各種政治活動。而10月6日當法國軍隊來到圓明園的時候，園子裡只剩下了二十餘名技勇太監，他們還奮勇地同法國軍隊抵擋了一陣。但終因寡不敵眾，至晚7時，法國侵略軍攻佔了圓明園。
10月8日，在熱河的咸豐皇帝收到了恭親王奕訢關於圓明園被佔的奏摺。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奕訢密檔》中，有這樣一份奏摺：“奕訢等奏夷人擾聚園庭焚掠民房不能再議撫局摺，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奏摺中恭親王說，自己這些天來一直設法同英法聯軍議和，並許諾送回巴夏禮等俘虜來換得安寧，但是聯軍已從京城北邊進犯圓明園。最後恭親王寫道：“臣等即趕緊暫赴萬壽寺，仍望再議和局，擬給照會。不料該夷已由東、北兩面竄至，佔據園亭，焚燒附近街市，令人髮指。”
“竊臣等奉命辦理撫局，原擬委曲求全，以顧大局。是以旬餘來極力設法羈縻，並於二十二日早，因該夷已抄至德勝、安定二門，事機緊急，連夜約同奴才文祥出城，復給該夷照會，許以送還巴酋，並令巴酋寫信予額酋，令其止兵。乃照會發去之後，該夷並無回字，至午間該夷已抄至德勝門土城外，暗襲僧格林沁、瑞麟之後，我軍不戰而潰，敗兵紛紛退至圓明園，夷匪亦銜尾而來。探聞各城均閉。”
從奕訢的奏摺中可以看出，清政府直到最後一刻，還幻想著同英法聯軍議和。然而洋人並不領他們的情，在圓明園已經開始了搶劫和小範圍的焚燒。
僧格林沁和瑞麟報告戰況的奏摺：“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奴才等督帶馬步官兵於本月初七載八里橋與夷人接仗，官兵潰敗，情形已難復振……夷人大隊佔據園亭，現已退出，我兵退守西直門一帶，保護京城……”
10月12日，咸豐皇帝下了一道聖旨，將僧格林沁和瑞麟兩個人痛罵一頓，表示：“此次夷人直犯圓明園肆行焚搶，又不能馳往救護，實數咎無可辭。”
看得出來，對於圓明園的被搶佔和掠奪，咸豐真是氣不打一處來。咸豐當然心痛，因為在圓明園裡，清政府花了不計其數的銀子。
全盛時期的夏宮——圓明園，整個園區由三個緊相毗鄰的園林組成，它們是：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園中還有後湖和福海兩個湖，整個圓明園東西長2620米，南北寬1880米，佔地面積5200畝，園內有一百多處風景園林建築群，建築面積多達20萬平方米。
從第一歷史檔案館找到了一些有關修建圓明園花費的清單，這座園子，簡直就是用銀子砌起來的。例如，當時乾隆皇帝修大水法一次性花費就達30萬兩銀子。
圓明園的建設由清朝歷代皇帝作為總設計師，彙集了中外設計師和建築師的智慧和藝術結晶。圓明園的工匠們按照工筆畫的建築圖紙，先用泥和木頭等材料製作成模型，然後畫出施工圖紙，最後在模型的基礎上，同比例擴大建成圓明園的各個建築。
乾隆皇帝在圓明園引進了一處歐式園林建築，俗稱“西洋樓”。乾隆皇帝讓當時的御用畫師、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設計了一組西洋建築群，包括海晏堂，遠瀛觀，大水法等，其中海晏堂外的十二生肖獸首噴泉最為奇特，每天十二生肖銅像會依次輪流噴水，分別代表全日不同時分，正午時分時，十二銅像會同時湧射。流失海外的十二生肖獸首銅像，就來自於這些噴泉。原本郎世寧是要建造西方特色的裸體女性雕塑，可是乾隆皇帝覺得這有悖中國的倫理道德，所以勒令重新設計，後來才有了這十二生肖銅像。
10月7日，格蘭特將軍率領英軍同法軍在圓明園會合了。面對這座美輪美奐的名園，英法聯軍並沒有陶醉太久，就開始了搶劫。
在法國司令孟託邦自己的回憶錄中，有這樣的敘述：孟託邦說自己當天就函告法外務大臣：“予命法國委員注意，先取在藝術及考古上最有價值之物品。予行將以法國極罕見之物由閣下以奉獻皇帝陛下（拿破崙三世），而藏之於法國博物院。”
英國軍官吳士禮Lieut．-Colonel G．J．Wolseley整理了格蘭特將軍的日記，彙編成《1860年對華戰爭的講述》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裡面有這樣的記載：“格蘭特將軍允許那些隨從的軍官們，任意選取他們所喜愛的物件，作為紀念品。每個人都似乎不願放棄這個特權，縱情恣意，予取予攜，手忙腳亂，紛紜萬狀。”
聯軍中的很多士兵和軍官，留下了不少見證材料。
一位名叫阿爾芒呂西（Almand Lucy）的法國士兵留下了一些日記，裡面是這樣寫的：“我為我看到的東西而震驚，瞠目，驚呆！現在《一千零一夜》對我來說完全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兩天中，我在值三千萬法郎的綾羅綢緞、金銀首飾、瓷器、青銅器、雕像中，總之是在珍寶財富中徜徉！我想，遠自蠻族對羅馬的洗劫以來，沒有人見到過這樣好的東西。”
一位海軍上尉巴呂(Pallu)記下的是這樣的：“第一批進入圓明園的人以為是到了一座博物館，而不是什麼居住場所。因為擺在架子上的那些東方玉器、金器、銀器，還有漆器，不論是材料還是造型都是那麼珍稀罕見，那簡直就像歐洲的博物館。出於一種習慣上的謹慎，大家首先是仔細觀察。那些東西擺得那麼井然有序，使你覺得只能看，不能動。還是有人經不住誘惑，就先動手了。”
當時20歲的莫里斯埃裡鬆是法國將領孟託邦的祕書兼翻譯，負責與英軍聯絡，圓明園遭劫二十六年之後，他出版了一本書，叫《一個赴華翻譯的日記》，詳細描述了在圓明園中發生的事情：10月7日下午三四點鐘，法英聯軍委員會在忙著清點從圓明園搶來的戰利品，此時有些勤雜士兵在園裡不停地出出進進，他們倒是向值勤的哨兵出示了通行證，然而每個人都帶了些小玩藝兒出來。不用說，如此情景必然會激起那些目睹這樣來來回回往外帶東西的士兵們的貪慾。他們中有英軍和法軍的步兵、輕步兵、炮兵，有法軍中的北非騎兵，英國女王的龍騎兵，英軍中的印度錫克兵；還有些是中國苦力。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貪慾中燒”，等待機會進去。“有道是：最珍貴的被拿走了，我們要進去，該輪到我們了。嗨！至少也有我們一杯羹，我們大老遠來的，不是嗎，是馬丁還是迪朗？於是大家笑著，互相推推搡搡……秩序已開始有點兒亂了”。
埃裡鬆說，他自己在圓明園裡完全是個旁觀者，埃裡鬆把搶劫行動，稱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美夢”，他描述道：“面對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開眼界，忘都忘不了。人頭攢動，膚色不一，類型各異；那是世界人種的大雜燴，他們一蜂窩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銀財寶撲去；他們用世界上各種語言喊叫著。”他描寫那些士兵，“一些人埋頭在皇后那一個個上了紅漆的首飾匣裡翻找；另一些人幾乎淹沒在絲綢和錦緞堆裡；有些人胸前掛滿大珍珠串，把些紅寶石、藍寶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內衣、軍帽裡滿揣滿掖。還有些人抱著座鐘、掛鐘往外走；工程兵帶著斧頭，他們因為錶盤上的時間數字是水晶石的，他以為那是鑽石，就把那錶盤取了下來拿走。”
埃裡鬆還對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搶掠方式加以比較，在此值得一提。他津津樂道地對兩個“聯合的民族”在搶掠方面的“特點”進行對比：法國人毫無章法，甚至是一種無政府狀態；而英國人則是有組織有安排，有條不紊。
“法國人堂而皇之地搶，而且都是單個行動。英國人比較有條理，他們能很快就明白應該怎麼搶，而且乾得很專業。他們都是整班行動，有些人還拿著口袋，都有士官指揮。有個難以置信，但又是千真萬確的細節，就是那些士官都帶著試金石。見鬼！他們是從哪兒弄到的試金石？”
由此看來，掠奪的方式和手法多種多樣，沒有一定之規，就看你是業餘的還是專業的！埃裡鬆通過觀察還發現，軍官們特別感興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倫敦高價出手的“奇貨”。而衣物、絲綢和皮貨，還有各種首飾，對英軍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搶掠者對瓷器感興趣的不多，況且那種東西易碎。有心垂顧稀世畫卷的人就更少了。
正因如此，在圓明園度過的夜晚是“難以忍受的、嘈雜的、令人暈頭轉向的”。埃裡鬆繼續寫道：“每個士兵手裡都拿著自己的東西：雀兒八音盒、猴子掛鐘、鐘錶或是小兔什麼的。那是個音響大雜燴，通宵都在響，什麼聲兒都有，叮叮，沒個停的時候，還有時不時伴隨著大發條咔嘣斷裂的悽慘聲——發條上得太緊，東西斷送在了外行人的手裡。一幫懂點兒音樂的人敲著鼓，組成許多低音部，另一些善模仿的人打鈸伴奏，加上以鳥兒的‘啾啾’聲為主的八音盒和鳥風琴，交匯而成的一支支浪漫曲和四對舞舞曲；笛聲悠咽，單簧管嗡鳴，第一弦琴‘嘎吱作響’。銅管樂器的直升式活塞短號和風笛在中間時不時地加入演奏，還加上單純的士兵們如此易於滿足而發出的開懷大笑聲……”
而對難以拿走的珍寶，士兵們就把他們毫不留情地砸毀。
簡直是夢魘的一幕……
在對圓明園進行肆意搶劫之後，英國人還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收集從圓明園掠奪來的物品，對這些所謂“戰利品”進行拍賣，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把搶來的東西變成私有財產。
大拍賣於10月11日舉行，共進行了兩天。參加者盡得其樂，也充分體現了競爭性。據英國領事和翻譯郇和回憶，在這場拍賣中，成交價令人咋舌。最一般的東西也要兩三英鎊，一件皇帝上朝用的龍袍拍賣到120英鎊的高價。這次拍賣的收入可達4萬英鎊。從這筆錢裡拿出三分之二發給軍官和士兵，三分之一則給了“積極參加攻佔圓明園的軍官”。
《倫敦新聞畫報》記者沃格曼記載了關於一隻小狗的故事。在洗劫和燒燬圓明園的過程中，英軍第一師第99步兵團上尉鄧恩在園中找到了一隻純種的北京小哈巴狗。英國人猜測，這很可能是咸豐皇帝的貴妃葉赫那拉氏，也就是後來的慈禧太后，遺失的寵物。
新主人將其命名為“盧逖”（Looty），這在英語中是“掠奪品、戰利品”的意思。小狗隨著鄧恩漂洋過海去了英國，並被獻給維多利亞女王。
根據沃格曼的報道：“女王陛下愉快地接受了‘盧逖’這個禮物，並使它成為王宮裡狗群中的一個成員。凡是見過‘盧逖’的每一個人都認為，此狗是英國目前最小和最漂亮的寵物狗。”
當英法聯軍暫時撤離圓明園時，這處秀麗園林，已被毀壞得滿目瘡痍。英法聯軍必須設法掩蓋其搶劫的行徑。此時的清政府對侵略者屈膝退讓，答應接受全部“議和”條件，擇日簽約。然而，侵略者的胃口卻更大了。
英國駐華特使額爾金在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支持下，進一步脅迫清政府簽訂《中法北京和約》和《中英北京和約》，為了使這種脅迫具有威懾力，英法聯軍又有了一個新計劃。
昭告
巴夏禮，9月的通州戰役中他被清軍俘獲，到了10月，他被遣返了。在通州被捕的共有39名英法戰俘，和巴夏禮一起生還的有17個，其他都死於清軍大牢。
這些戰俘的死亡，被英法聯軍拿來作為實施新計劃報復清政府的現成的藉口。當晚，英法聯軍為死者舉行了葬禮。隨軍記者沃格曼在報道中寫道，英法聯軍決心要用“一種可以觸摸得到的方式，來對中國表示報復和憎惡。”那就是：“一把火燒掉圓明園。”
英國和法國俘虜的死亡，到底是不是直接導致圓明園被焚燒的唯一原因呢？在這個說法下，到底還有怎樣的實情呢？在英國特使額爾金關於自己出使中國的一些敘述，“Personal Narrative of Occurrences during Lord Elgin’s Second Embassy to China in 1860”，發現當中披露了這樣一段內容。
額爾金敘述說，冬天快要到來了，遠途而來的英法聯軍勢必不能戀戰，而需要用一種速戰速決以及壓倒一切的方法使得清政府接受他們提出的各種議和條件，英法聯軍要向清政府確認他們絕對的勝利。
在格蘭特將軍的自述“Incidents in the ChinaWar of 1860”中，他敘述說，既然圓明園對於清朝政府來說是最為重要的地方，那麼，對圓明園進行毀壞，也就能給予清政府以最大的打擊。同時，這種打擊是針對政府而不是針對人民的，所以也就能免於人道主義的譴責。
看來，焚燒圓明園對於英國軍隊來說是必須的而且是最方便的，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他們認為說得過去的理由。
10月13日，英法聯軍用洋槍洋炮迫使清政府打開了封閉已久的北京城門之一——安定門。這是查爾斯沃格曼當時畫下的安定門。作為隨軍記者，沃格曼跟隨英法聯軍進入了北京城。
當沃格曼步入安定門時，他深深地被這個雄偉的建築所傾倒。在他發回《倫敦新聞畫報》的文章中，震撼與驚愕表露無遺，他寫道：“用‘門’這個詞來描述上面這個結構複雜的建築，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當你走近高達40英尺的厚實城牆，並穿過護城河上的一座石橋時，你就會到一個堪稱‘半圓形稜堡’的甕城前……我們對於屋頂上那些像柳枝般排列整齊的琉璃瓦已經十分熟悉。”
沃格曼“沿著一個年久失修、搖搖欲墜的木製樓梯”登上城門上的一排陽臺，“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了北京的全貌，因為外國人是被嚴禁進入這最後一道城門的。”在這裡他又畫下了這幅畫，並描寫到：一條南北朝向的寬闊大街在他面前延展開來，聚在街上的北京市民，正好奇地打量著陌生的異鄉人。
在沃格曼的另一幅速寫中，他描繪的是，在安定門城門前，群眾在圍觀英國專使額爾金髮布的告示，有幾個膽大的小販，在向站崗的聯軍士兵兜售他們的東西。警戒線之內只有一兩個中國人，正手拿紙筆認真地謄抄英法聯軍張貼的公告，他是當時官辦媒體《京報》的記者。圖片中有兩個大木牌上，貼的就是那張用中文寫成的告示。
在額爾金下令在城門豎起的大告示牌上，明確張貼並寫出了準備火燒圓明園的計劃和原因，是這麼寫的：“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罪，即不能逃脫其應有之責任與刑罰。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九月初五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懲罰之也。”
額爾金的告示並沒有得到多強烈的迴應，皇帝已經逃跑了，老百姓更多的是看西洋景。當時英法聯軍兵士五六百人，進入安定門，登上城樓，在城頭升起英法兩國國旗，並架設大炮。城樓下擠滿好奇圍觀的北京人。御史劉毓楠在《咸豐十年洋兵入京日記》中用四個字形容：“觀者如市”。
對當時的情景沃格曼是這樣描寫的：“部隊一進入接管安定門位置，就見到大群從北京各個角落湧來觀看的人們。我從沒見過這種景象：黑壓壓一片人頭，擠滿了寬闊的大街，一眼望不到盡頭。人群擁來擠去，塵土飛揚，京城一些地方籠罩在煙塵裡，隱不可見。中國衛兵和協助他們的城內衙役，被衝得忽前忽後，吃力地阻攔著擁擠的人潮，將他們隔離在城門區以外。”
除了在城門前豎起兩塊牌子，英法聯軍還在北京城內到處張貼告示，作為對清政府的最後通牒。此刻，作為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已經危在旦夕了。
1860年10月18日，在北京城內昭告“燒燬圓明園”的第二天清晨，英法聯軍的隊伍向圓明園進發。沃格曼跟隨英軍的一個師步入圓明園這座聞名世界的帝王宮苑，沿途所看到的景色目不暇接。
沃格曼一邊忙不迭地用畫筆為那些亭臺樓閣繪製最後的形象，一邊用文字描述道：“……那天早上，圓明園湖邊的景色非常優美。那個湖的周長約有五英里。它的北岸是一片樹林，在樹叢中不時地可以看到一座造型優雅的寶塔，或是風格奇特的廟宇。在這些樹叢的上方，矗立著一幢莊嚴雄偉的樓閣……它高聳入雲，方圓幾英里之外都顯得非常醒目。
在湖的另一邊是一座典雅的石拱橋，連接湖中的一個小島，島上的樹蔭叢中有一座雕樑畫棟的涼亭，倒映在平靜的湖面上。在湖的西北面有一群小山丘，那上面廟宇林立；遠處是岡巒起伏的群山，有的山上還堆積著白雪，作為一種雄奇的背景，更加襯托出夏宮的嫵媚。”
幾個小時之後，這世間罕見的美景就將在熊熊烈火中化作一片烏有。
火燒
10月18日，約翰米歇爾將軍率領英軍第一師的第60來福槍團和第15旁遮普團，連同騎兵旅共約3500人，向圓明園進發。米歇爾將指揮所設在距離圓明園大宮門不遠的正大光明殿，並一一指定了應予搗毀的建築物，包括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中所有的皇家宮殿，花園，以及今天頤和園萬壽山上的宮殿和花園，甚至更遠處的玉泉山、香山上的佛塔。
1860年10月18日下午2時，英法聯軍開始火燒圓明園。成群結隊的士兵們，分成小組，手持火把奔向圓明園各處縱火。園內的建築大多為木質，極易點燃。根據《倫敦新聞畫報》的記者沃格曼的記錄，“從圓明園的每個部分和每個方向都冒出了滾滾的濃煙。風助火勢，不一會兒就從濃煙中竄出了明亮的火苗，園內的宮殿、廟宇和亭臺樓閣都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大火不僅在圓明園中燃燒，頤和園和香山的靜宜園等一批西郊的皇家園林都遭到破壞。
肆虐的大火持續燃燒到第二天傍晚。入夜之後的整個夜晚，“濃煙和火焰都直衝雲霄，遮蔽了天空和星星。”
沃格曼在記錄中寫道：“火燒圓明園所造成的損失是不能夠用金錢來衡量的。金銀財寶與無法用金錢買到的中國藝術極品都是世代的積累。有關清王朝最珍貴的祕史、神聖的祖宗牌位等全都毀於一旦，再也不能得到彌補。”
英國軍官吳士禮Lieut．-Colonel G．J．Wolseley在自己編輯整理“1860年對華戰爭的講述”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中，有這樣的敘述：“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雲一直漂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西北方向吹來的輕風，將這濃密的黑雲刮到我們的營地上空，繼而推進到整個北京城。儘管都城與圓明園相距甚遠，但濃煙帶來大量熾熱的餘燼，一浪接一浪地湧來，落在大街小巷，無聲地述說和揭露皇家宮苑所遭受的毀滅和懲罰。在這兩天裡，營地和圓明園之間，日光被天空的濃雲所籠罩，彷彿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圍的地區也是一片昏暗。”
英法聯軍得意地認為，“籠罩北京上空的巨大濃煙柱，將會以明白無誤的語言警告中國當局，拒絕滿足我們的要求將會是多麼危險和愚蠢。”
公元2000年，一張意大利來的隨軍記者、攝影師費利斯貝阿託拍攝的照片刊載於北京的報紙上，在史學界和建築界掀起不小的波瀾。照片拍攝的是位於昆明湖東北角的“文昌帝君”觀景樓，即人們所熟知的文昌閣。照片清晰地顯示出樓閣一側的掛鐘，醒目的指針凝固於6時30分。這座建築被焚燬前的這個瞬間，已經被歷史永久地定格下來。
在現世遍佈於各國的許多著名博物館中，都藏有貝阿託拍攝的“文昌帝君”觀景樓照片復件。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中珍藏的那一張照片，英國遠征軍統帥額爾金的軍事祕書亨利H克里洛克，在照片背面親筆寫下了一行說明文字：“這座位於湖邊的鐘樓，是由尊敬的斯圖爾特沃特利點火燒燬的。”
在沃特利的名字前面，克里洛克使用了“honourable”這個稱謂。在當時英國人的語言規範中，這個頭銜一般被用於稱呼伯爵以下貴族的子女。據此推測，這位燒燬了“文昌帝君”觀景樓的沃特利，很可能是英軍第一步兵師中的一名下級軍官。
“斯圖爾特沃特利”——這是人們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一個證據確鑿的直接縱火犯的名字。
圓明園被焚燒的消息，很快就被恭親王上奏給咸豐皇帝。在寫於咸豐十年九月初六的奏摺中，恭親王說，收到英國照會，要拆毀圓明園的時候，他正在緊急調停，然而九月初五辰刻，“即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旋接探報，夷人帶有馬步數千名前赴海淀一帶，將圓明園、三山等處宮殿焚燒。臣等登高瞭望，見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慘目所不忍言。”
恭親王敘述說，英軍放話說，他們就是藉此洩憤，如清軍派兵攔阻，他們還將進犯京城，將城內宮殿拆毀。
恭親王最後無奈地說，自己負責辦理議和事項，卻想不到英法軍隊如此猖獗，“目睹圓明園被焚燒情形，痛哭無以自容。”
在恭親王的奏摺上，咸豐皇帝的硃批寫道：“覽奏曷勝憤怒。”據說當時咸豐皇帝聽到圓明園被焚燒的消息時，氣得渾身發抖。
在吳士禮中校（Wolesley）的記述中，是這樣寫的：“圓明園的毀壞震驚了清朝政府，它證實了我們的復仇，也表明額爾金伯爵的告示不是妄言，同時它也向清政府警告，如果不答應我們的條件，那麼京城本身也將遭到同樣的對待。如果清政府要想保住紫禁城的話，那麼他們就不應該再浪費時間了。我確信焚燒圓明園加速了合約的簽訂和事情的最後解決。”
10月22日，僅僅在圓明園化為灰燼的4天之後，額爾金便收到了恭親王送來的一封言辭謙卑的照會，信中滿足了英方的全部要求。
兩天之後，奕訢與英法代表在禮部大堂之上正式簽訂條約，史稱《北京條約》。新條約不僅承認《天津條約》完全有效，而且還接受了兩國提出的諸多條款，如增開天津為商埠；准許英、法招募華工出國；割讓“九龍司”歸英屬香港界內；退還以前沒收的天主堂資產，法國人還擅自在中文條約中增加了“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項；賠償英、法軍費各增至800萬兩，卹金英國50萬兩，法國20萬兩。
最初的30萬兩白銀賠款送抵英軍司令部的全過程，也被沃格曼用圖畫速寫的形式記錄了下來。在全副武裝的英軍士兵監視之下，一隊清兵驅趕著馬車來到英軍司令部門前。每輛車上都裝有大大的木箱，裡面承載著沉甸甸的白銀。據說那天被交接的箱子，足有70多個。
葛羅於1861年2月25日在法國馬賽上岸，他為完成任務而感到高興和自豪，前往中國的使命稱為他外交生涯的頂峰。
1861年6月，孟託邦也回到法國，不久以後，他被法國皇帝授予“八里橋伯爵”的頭銜。
格蘭特回到英國後被請到白金漢宮，他被授予巴斯勳位大十字勳章，彩綬上面標著“北京”字樣。
而額爾金得到的獎賞，是被任命為印度總督。他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命，但僅僅在兩年後的1863年11月，額爾金就死於心臟病。
1861年，鬱鬱寡歡的咸豐皇帝在避暑山莊死去，再也沒能回到圓明園。
今天，圓明園的一切已經載入歷史。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人們訴說著這段歷史。雖然藉助科技手段，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圓明園的盛景，然而將這些盛景付之一炬的劫難，卻是一個民族永遠無法忘記的……
探祕中國歷史故事和文化，喜歡就關注、分享、收藏、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