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鉤沉《義勇軍進行曲》誕生記'

《義勇軍進行曲》手稿

電通影業公司拍攝《風雲兒女》的情景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華誕，不禁使人想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誕生及其經歷的那些故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原名《義勇軍進行曲》，她的詞作者是田漢，曲作者是聶耳。田漢，生於1898年，字壽昌，湖南長沙人，是我國著名的詩人、戲劇家，中國話劇運動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學日本，1921年歸國後，與郭沫若等組織文學團體創造社。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在上海創辦南國社、南國藝術學院，從事戲劇和電影創作活動，拍攝過《湖邊春夢》《三個摩登女性》等影片。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領導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擔任左翼劇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委員。
聶耳生於1912年，雲南玉溪人，原名守信，字子義。出身於清寒醫家，自幼愛好音樂，能演奏多種民族樂器，中學時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從雲南至上海，考入明月歌舞團，後任首席小提琴手。“九一八”事變後，聶耳有志於搞一些鼓舞抗戰的音樂作品，進入了聯華影業公司和東方百代唱片公司，從事音樂創作。田漢與聶耳相識於1933年。田漢聽說聶耳的經歷和追求進步的願望，與他徹夜長談。在田漢的影響下，聶耳參加了左聯的音樂小組。1933年，經田漢介紹，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田漢與聶耳第一次合作是影片《母性之光》中的《開礦歌》。此片由田漢編劇，《開礦歌》是篇中的插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歌曲以蓬勃的朝氣、激揚的旋律表現了工人階級的精神狀態。這也是聶耳創作的第一首電影歌曲，聶耳還在影片中客串了一個黑人礦工的角色。1934年，田漢與聶耳又合作了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在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演出。從此，田漢和聶耳親密合作，成為黃金搭檔，一起共同創作了14首歌曲，如《畢業歌》《告別南洋》《飢寒交迫歌》等，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34年，在上海地下黨電影小組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電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漢等領導電影創作，司徒慧敏擔任攝影場主任。“電通”的第一部作品是《桃李劫》。1934年年底，“電通”開始籌拍第二部影片《風雲兒女》，影片描寫20世紀30年代處於深重民族危機下，青年知識分子參加義勇軍，奔赴抗日戰場的故事。通過講述詩人辛白華一度逃避終於轉變及樑質甫等毅然參加抗日鬥爭，反映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共同願望和堅強意志。該片原由田漢創作劇本故事梗概，開始片名為《鳳凰涅槃》（也稱《鳳凰再生》）。田漢在寫到男主角辛白華的長詩《萬里長城》的最後一節，創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體詩，這首寫在一張包香菸的錫紙襯底上的歌詞，就是這部影片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
1935年，上海文委遭破壞，2月19日，田漢被捕。此片由夏衍接手，寫成電影文學劇本，並改片名為《風雲兒女》。聶耳聞說田漢被捕，義憤填膺，他不顧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主動請纓，要求擔當起這首主題歌作曲的任務。聶耳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曹家弄的三層閣居所內，夜以繼日，以短短几天的時間，譜寫出了《義勇軍進行曲》這首雄壯、豪邁的歌曲的初稿。田漢的歌詞是自由詩體，句子長短參差不齊，聶耳創造性地把它譜成由六個長短不等的樂句組成的自由體樂段。初稿寫出後，“電通”即組織在上海荊州路的攝影棚進行試唱，聶耳親臨現場，徵求司徒慧敏、張雲喬等人的意見。
田漢被捕後，聶耳也被列入黑名單。為躲避反動當局的追捕，黨組織決定讓聶耳取道日本去蘇聯學習音樂。他於1935年4月15日清晨離開上海，把《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帶到日本進行修改。4月底，聶耳從東京把修改定稿的曲譜寄給上海的司徒慧敏。5月初，“電通”公司即組成了由盛家倫、鄭君裡、金山、顧夢鶴、司徒慧敏等參加的小合唱隊，進行試唱排練。5月9日，在徐家彙東方百代公司的錄音棚裡，第一次將《義勇軍進行曲》灌製成唱片發行，其後再把唱片上的錄音轉錄到電影《風雲兒女》的膠片上。影片的插曲和主題歌配樂均由賀綠汀作曲。《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譜先後在5月10日的《中華日報》副刊和6月1日出版的《電通畫報》上發表。
5月，《風雲兒女》攝製成功，5月24日，在上海金城大戲院（今貴州路黃浦劇場）首映，戲院裡響起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的歌聲，從此，《義勇軍進行曲》雄壯豪邁的歌聲響遍了全中國每一個角落。
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7月，田漢經營救保釋出獄，當他聽到《義勇軍進行曲》時，心情很是激動，他對聶耳譜的曲子非常滿意，他說：“把這短短的幾句話處理得非常豪壯明快和堅決有力。他的曲子充滿著飽滿的政治熱情。在全國人民忍無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時候，這幾句簡單的音節恰恰表達了千萬人的心聲。”與此同時，田漢也獲悉了聶耳遇難的噩耗，田漢極為悲痛，當即揮毫賦詩道：“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幾吞聲。高歌正待驚天地，小別何期隔死生？鄉國如今淪巨浸，邊疆次第壞長城。英魂應隨狂濤返，好與吾民訴不平！”
《義勇軍進行曲》問世後，不僅在全國人民中到處傳唱，而且影響遠及東南亞、歐洲、北美等地，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也曾演唱此歌，並錄製成唱片，使這首歌馳譽世界，被公認為一首國際性的戰歌。
1949年9月25日晚，在新中國即將成立的前夕，毛澤東、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豐澤園頤年堂會議室召集協商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座談會。參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樑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會上，馬敘倫等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周恩來當即表示贊同這一提議，他說：“這支歌曲雄壯、豪邁，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合演奏。”
大部分與會者也予以支持，但一部分人提出需要修改歌詞，包括詞作者田漢也說，現在新中國即將成立，帝國主義反動派被趕跑了，歌詞裡“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提法是否過時，是否需要修改？周恩來說：“這句歌詞正是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要麼就用舊的歌詞，這樣才能激勵感情，修改了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了。”他還說：“我們面前還有帝國主義反動派，我們的建設愈進展，敵人愈嫉恨我們，想法破壞我們。這能說不危險嗎？倒不如留下這句詞，使我們耳邊警鐘長鳴的好！”這一番話使大家豁然開朗。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最後，他說：“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最好，意見比較一致，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會場裡隨即響起熱烈的掌聲。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國歌的決議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毛澤東莊嚴宣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而此時，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禮臺上的田漢激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