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談人才：我為日本首相，老同學嚴復卻至今仍是個翻譯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歷史劇《走向共和》裡就有一段清廷出洋大臣在日本同伊藤博文的對話。

伊藤博文（日本前首相）：“要聽真話還是客氣話？”

載澤（大清鎮國公）斬釘截鐵：“聽真話。”

伊藤博文：“真話是殘酷的，就像我大日本帝國的武士刀。”

載澤：“刀在忍字頭，頭可斷，真話一定要聽。”

伊藤博文：“我恨中國。”

載澤：“同文同種，何以恨之！”

伊藤博文：“我的老同學，嚴復先生可好？”

載澤：“嚴復先生？”

旁邊有人提醒：“澤公，就是翻譯《天演論》的人。”

微嘆了一口氣後，伊藤博文淺笑道：“他仍不過是個翻譯嘛。在英國留學時，他是高才生，愛國熱忱亦不在我之下，同時回國後，我為日本首相，他至今仍是個翻譯。僅以個人際遇而論，對日本帝國何能不愛之，對中華帝國又何以不恨之！”

載澤：“卻沒聽說嚴復先生恨他的祖國，就像伊藤先生不憎恨你的祖國。”

伊藤博文：“我恨貴國，其源有自。自貴國唐朝以來，我國對貴國便俯首稱是，恥辱啊！明治維新之時，我國要富強，更要改變這隻能稱‘是’的歷史。我們做到了。大日本戰勝了大清國，我們改變了歷史。”

載澤：“但要大清俯首稱是於日本，怕是沒那麼容易。”

伊藤博文：“總有那一天。”

載澤欲再辯，伊藤博文舉手示意暫停此爭論。

1906年，載澤（前排中）參觀倫敦大都會鐵路車輛廠

伊藤接著說：“這是歷史證明了的。我國之開放，較貴國為晚，但我國大興教育，甚至改良人種，汲汲然全盤西化，卻保留了我大日本帝國的武士道精神。最重要的是，我們當即便實現了君主立憲，所有法律必須經過國會決議，呈君主裁定，然後公佈，不遺餘力地貫徹實行。這法律的效力及於全國，從君主到庶民，無一不受法律約束。這是我國強大之本。反觀貴國，六十多年過去，又做了什麼？始終是一個君主的專制，一幫官僚的附庸，而全國又是一盤散沙；表面山呼萬歲，私下各有章程，久而久之成為定例，彼此反倒互為歧異！總之，我國是‘一個法’，立憲明君之法；貴國是‘一個君’，專制主義之君。何其不同乃爾？故甲午之戰，我國戰勝貴國，乃必然之勢。”

載澤：“便無絲毫僥倖？！”

伊藤博文微笑了：“日俄戰爭仍是僥倖嗎？”

伊藤此時突然一臉凝重，半晌，他說：“真希望這會兒與我交談的有貴國的李鴻章。”

接著，他拿起桌上擺放著的《李鴻章傳》一書說：“他若是看到此書，會高興嗎？”

伊藤博文掀開一頁，開始念上面的一段話：“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敗而論，自是伊藤勝於李鴻章，然以個人而論，李鴻章優於伊藤博文，甚也。”

“諸位大人，可知此書何人所寫？”

載澤等一行人低首無語。

伊藤博文說：“正是貴國滿世界通緝的政治要犯梁啟超。高才高論，洞若觀火！其高論，正在‘假如二人易地以處’八個字。”

1906年，戴鴻慈（前右三）、端方（前右四）在美國芝加哥考察

他接著念道：“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駐足日本之地，此乃立憲國之地，且舉國人才輩出；李鴻章大才，然何其不幸，為政於中國之地，其乃絕對專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無才，且舉國人才，一遇專制，俱為奴才。”

讀至此處，伊藤博文臉色傷感，雙目微滯而潤：“李中堂若讀得此論，當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敗於無才，豈非又死不瞑目？！”說完，伊藤轉頭閉目而微泣。

稍緩，伊藤轉身對載澤一眾人說：“貴使虔誠來我國求教憲政，伊藤不才，環顧左右而言他。要說的話，卻都在這三部書中，敢情貴使笑納。”

這三部書是，《皇室典範譯解》《憲法譯解》《李鴻章傳》。

載澤起身，凝重地接過書，一字一頓地說道：“多承教誨！”

這是歷史劇《走向共和》裡的一段會談場景，伊藤博文、載澤、端方等人是坐在桌前椅子上，伊藤穿的是西服。而在另一段描述中，他們是在日本皇宮會談的，伊藤穿著華麗的和服，雙方俱以跪坐之姿，相對而坐。這段描述說：“日本東京，皇宮內，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身華麗的和服，嚴峻的臉龐，端坐在皇宮一角的榻榻米上。桌案的另一側，前面是端方等三大臣，三人身後是十幾名考察團其他成員。他們與伊藤博文一人相對而坐——俱是日本的跪坐之姿。在後面的整個談話中，他們俱都一動不動。但在桌案上，放著三本書：《皇室典範譯解》《憲法譯解》《李鴻章傳》。”

外國人喜歡講真話，伊藤博文可謂字字珠璣。可我們不講真話，也不愛聽真話。慈禧和李鴻章雖然有權謀，但是並沒有對當時世界大局的把握能力，且舉國體制以及中國人的積習如此。又，北洋水師總教習為英國人琅威理（他還是水師的副提督，整個水師的組織、操演、教育、訓練全由他一人包辦，且治軍嚴格，專業素養很高，全軍上下都很敬畏他），在1886年的長崎事件中，琅威理曾主張對日本海軍宣戰，揚言“立刻打垮日本海軍”。當時的日本海軍，在北洋水師面前不堪一擊。按琅威理的想法，如果此時對日本宣戰，能打得正準備造船廠的日本海軍幾十年回不過神來。但李鴻章和丁汝昌偏於穩重，不同意打日本。而且對琅威理也不信任，加上這個英國人個性強硬，說話直來直去，其管理風格讓中國的軍官們難以接受，雙方摩擦與日俱增。當時的中國容得下時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卻容不下琅威理這樣軍事素養很高的核心軍事人才，中國人還用了一些趕走職業經理人常用的小手段，讓琅威理待的十分難受和苦悶，於是琅威理憤而辭職，李鴻章當然支持自己人，馬上就批准了。

　1886年北洋水師經停日本長崎，水兵上岸購物與日本巡捕發生衝突，“長崎事件”爆發（畫作）

可以說，這些歷史的細節在歷史的進程中，起著十分關鍵而又微妙的作用。自此，清政府錯過了最好的開戰時機，日本為此事大受刺激，其海軍隨後在瘋狂的財政政策下崛起。而琅威理用六年半的時間，已經將北洋艦隊建設成形，並將訓練體系培養成熟，此時只能是面對自己一手訓練出來，付出無數心血的中國北洋水師，長嘆一聲，回到英國。他走之後，不僅北洋海軍體系開始崩塌，軍備廢弛，大清王朝的歷史宿命也被改寫了。

背景：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由於日俄戰爭和民族危機加深的影響，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七月，清政府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立憲”的口號，掛起“預備立憲”的招牌，特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歐美日本等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於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因出發時遭到革命黨人吳樾的襲擊，徐世昌、紹英罷行，故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隨載澤出國。按照德國公使代擬的路線，分兩路赴日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奧地利考察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