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 淼
“請外國好戲來中國演出，不能在外國藝術家面前丟中國人的臉！”日前，有感於俄羅斯戲劇大師列夫·朵金執導的舞臺劇《兄弟姐妹》在天津大劇院進行首場演出後的演後談環節中，一些觀眾不靠譜、不專業的提問，北京演藝集團副總經理李龍吟在名為《越來越尷尬的演後談》的文章中，憤然寫下這樣的話。
演出結束後，演員迴歸自我，導演、編劇等作品主創走上臺，與觀眾交流對演出的看法——對於戲劇觀眾而言，這樣的演後談環節並不陌生。但這本該是消除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的隔膜，讓創作者想要傳達的信息更有效地傳遞給觀眾的活動，為什麼如今變得越來越尷尬、越來越低效，的確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演後談淪為“不忍直視”的舞臺
“我第一次參加演後談是1982年。在首都劇場排練廳看了高行健、劉會遠編劇，林兆華導演，林連昆、譚宗堯、肖鵬、叢林、尚麗娟演出的中國第一部小劇場話劇《絕對信號》。那時，我們還不知道小劇場話劇為何物，這麼近距離地看戲還是第一次，所以在演後談中，開始都沒有人敢發言。還是高行健、林兆華兩位老師一再請大家提提意見，才有人小心翼翼地開始談觀後感，就看不懂的地方提出些問題。我記得那天我也發言了，說的主要是看了這個戲以後的震驚，提不出什麼問題來。”李龍吟在《越來越尷尬的演後談》中寫下的第一次參加演後談的經歷，恰也是中國戲劇演後談的開端。
如今，看到讓自己興奮的或特別想吐槽的作品，在演出結束後與主創進行交流，已經成為不少戲劇觀眾的觀演習慣。但在記者經歷的數次演後談中，讓人尷尬的演後談的確不在少數，特別是與國外創作者進行交流時，場面經常讓人“不忍直視”：明明有翻譯在場非要提問時秀外語的；見到偶像聲淚俱下佔用大量時間而罔顧其他真正有疑問的觀眾的；主創在臺上回答觀眾問題，有些觀眾非要在臺下進行“同聲翻譯”以顯示自己學識淵博的；還有些更出格的觀眾，乾脆把與主創見面的機會當成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契機，軟磨硬泡讓名導演為自己創作或投資的作品掛名藝術總監……交流觀演感受的演後談似乎淪為了另一個舞臺，有時，其“精彩程度”甚至超過了演出本身。
我們是否真的需要演後談
該不該設置演後談環節，業內存在著完全對立的看法。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導演、編劇等創作者普遍希望在演出後馬上與觀眾交流，而製作者和宣傳方則對演後談有些反感。
知名導演李伯男認為，演後談不僅是主創與觀眾的一種交流形式，更是戲劇創作的最後環節。“演後談是創作的一種延伸。主創要對參加演後談的觀眾懷有一顆包容之心，甚至做好交流不暢的準備。”李伯男坦言，經常會遇到“驢脣不對馬嘴”的演後談，那時他會真誠地告訴觀眾：“我們沒有談到一起。”“對於尷尬的演後談，創作者應該寬容，而面對批評和不同見解，更應該珍惜。”李伯男說。
持相同觀點的著名編劇陳國峰認為，演後談這種觀演的交流互動，不僅可以提高觀眾對演出團體的認知度和好感度，建立一種特殊的親密關係，也有利於提高或擴大創作者對於作品的認識深度和廣度，校正創作者對作品一廂情願的看法。“高質量的演後談不一定是高水平的演後談，而是觀眾暢所欲言的，由主創和觀眾討論甚至爭論，然後由真正高水平的批評家點評引導。一千個觀眾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分歧爭議是必然的，更是必要的。當然，觀眾有權對戲劇不滿，主創和評論家也同樣有權對觀眾不滿。都說好或者都說壞，反而不正常。”
雖然認為演後談是“有一定價值的觀眾與創作者的交流形式”，但製作人阿笨和張健往往都不會在自己參與的劇目中設置演後談環節，如果主創希望與觀眾面對面交流，他們也不會建議在演出後立即進行，而會另外選擇時間舉行研討會。“之所以不建議進行演後談，是不想綁架觀眾，也避免人都走光或者即便出於禮貌留下，卻沒有人提問的尷尬場面。”阿笨說。
在張健看來，如今的演後談經常變成“一堂課”，導演沒有表達明白的、演員沒有表現明白的地方，主創會在演後談中進行補充甚至是“拼命解釋”。“演後談不應該變成主創給觀眾灌輸學術和創作理念的地方。好的演後談可以有讓觀眾恍然大悟的部分，但不能完全顛覆觀眾在舞臺上看到的東西。”張健說。
我們在演後談中談些什麼
為什麼演後談中會出現越來越多幼稚的、讓人尷尬的問題？記者採訪的戲劇從業者普遍認為，這是由於現有的教育體系中關於戲劇教育的內容嚴重缺乏。
在歐美等戲劇大國，戲劇往往是國民基礎教育的必修課。反觀國內，基礎教育中的戲劇部分少之又少，且僅限於文字。戲劇愛好者大部分都是“自學成才”，他們的戲劇知識基本來自於以往觀看過的演出或者自行翻查的文字資料。
“演後談是國外一種比較普遍的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的交流方式，目前看來雖然在國內有些水土不服，但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因為高雅藝術的欣賞是需要門檻的。只有經過長期的積累，對作品、藝術形式、藝術門類有深入的思考，才能提出問題。尷尬的演後談恰恰反映出，我們現在缺乏專業的戲劇觀眾。我相信，在不斷看戲、不斷思考的過程中，中國觀眾的審美以及專業素質一定會提升，但需要一定的時間。”天津師範大學音樂與影視學院表演系教師張辰鴻認為，戲劇導賞可能比演後談更適合現階段的戲劇觀眾。
天津戲劇家協會祕書長劉強建議創作者在演出前幫助觀眾做好功課。“比如關於劇目的介紹要充分，像《兄弟姐妹》這樣的作品就應該讓觀眾瞭解故事發生的年代背景等。而在演後談過程中，可以由主持人幫助觀眾尋找話題和討論的方向，對於太不靠譜的話題，主持人可以進行相應的完善，或者巧妙化解。”
專注舞蹈劇場創作的青年舞蹈家史晶歆，將演後談當作特殊的“互動劇場”，會認真記錄每次與觀眾交流的過程。而多年組織演後談的經歷，也讓史晶歆總結出了一些經驗。“演後談中，我們有專門的學術團隊成員作為主持人來引導觀眾展開討論。通過專業的引導，演後談會變得更加高效。”在史晶歆看來，演後談不僅是提升觀眾對藝術理解的平臺，也是讓演員成長的平臺。“舞蹈演員很少用語言表達自己，演後談讓他們有了另一種表達自己對作品理解的方式，在與觀眾的交流中，他們的成長讓我驚訝。這也是演後談的重要意義所在。”史晶歆說。（劉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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