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不是普通的主旋律，友情與苦難交織下的音樂精靈

本文作者：李嘯天

音樂傳記片《音樂家》，以電影論，並不算太出彩。但是，影片依舊值得一看，因為影片中的那段故事實在太應該去了解了。

如果胡軍換成張震來演就完美了

說不好，首先在於導演在選角上就存在嚴重的問題。

由胡軍來飾演冼星海生命中最後五年，實在是不太合適。不能說胡軍不努力，也不能說他演的不好。劇中，胡軍前後的形象反差極大，為反映死前冼星海的形象，減肥17斤，瘦弱且長髮的形象，留給人很深的印象。

胡軍已經很努力了，但是，他之前塑造的一系列硬漢形象實在是過於深入人心，在大家心目中已被類型化了。由他去演一位柔弱患病的音樂家，實在是勉為其難了。最可怕的是，齣戲。

替導演想了想，片中冼星海困苦病弱中帶著堅強的性格，選一個合適的演員挺難的，想來想去，由張震來演應該更好一些。氣質貼近，迷茫中帶著堅韌，困苦中帶著堅強，而且形象上也接近。張震也是戲痴，交給他起碼不會出戲，而且應該會有更好的表現。作為傳記片，張震主演過吳清源，而且獲得了交口稱讚，能力上肯定沒有問題。

葛優主演《趙氏孤兒》，本來是苦情戲，但因為是葛優，結果總是讓大家看著想笑。導演要傳導的意向，與觀眾自發的情感取向是相悖的，這就存在極大的問題了。胡軍在《音樂家》中就存在同樣的問題，那副面孔，給人的感覺隨時隨地都可能要爆發。但實際上，冼星海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倒是《音樂家》中的女演員阿魯贊·加佐別可娃演的特別好，柔弱中的寬厚，待人以誠，很打動人心。還有，片中的哈薩克小女孩的表現也超級贊。她們精彩的演繹，多少衝淡一些胡軍的齣戲感。

《音樂家》故事之前的人與事

《音樂家》作為傳記片，傳主是冼星海，講的故事不是他譜寫《黃河大合唱》時的高光時期，而是不為人所知的去世前最後五年之間的事。就這一點，就足以激起人莫大的興趣。

那五年（1940-1945）時間，是冼星海從延安出發，在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蒙古之間的遊歷生涯，影片故事將時間更聚焦一些，講述的是冼星海在哈薩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圖期間的那段時間發生的故事，具體時間是1942年12月至1944年1月之間。

從電影中跳開，時間線更長一點，民國期間，一說起中國的音樂家，不外乎聶耳與冼星海兩人，至於馬思聰，則是很晚之後才崛起的。可惜的是，聶耳與冼星海都英年早逝，實在是整個民族莫大的損失。聶耳出生於1912年2月14日，去世於1935年7月17日，年僅23歲。冼星海出生於1905年6月13日，去世於1945年10月30日，年僅40歲。聶耳不到23歲，就寫出了《義勇軍進行曲》，的確是偉大人物。冼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時，年齡在34歲上下，也是壯年時期。

冼星海出生於澳門，年少時生活在新加坡。中學時回到中國，先在嶺南大學（現在的中山大學）學習小提琴，後來又入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師從作曲家蕭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託諾夫。再之後，又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和鋼琴。直到1935年，30歲的冼星海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學習作曲兼學指揮，成為該班第一個中國學生。1938年，冼星海學成回國，正值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時期，他迅即投入到了抗戰歌曲創作和救亡音樂活動，創作大量群眾歌曲，並創辦音樂學習班，為中國培養了大量音樂人才。1938年冬天，冼星海來到了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並在延安“女大”兼課。1939年是他一生中創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譜寫了《軍民進行曲》、《生產運動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

1940年，由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袁牧之導演的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已進入後期製作。這部片是反映延安題材的第一部大型紀錄片，從1936年就開始了拍攝。為了做好後期，導演袁牧之攜負責配樂的冼星海等人共赴莫斯科，打算在那裡完成整個製作。1940年5月，啟程前，毛澤東邀請袁牧之、冼星海等人到自己家裡吃飯，並叮囑冼星海：“黨中央決定派你們到蘇聯去完成這項任務，時間定為半年，完成任務之後馬上回來，因為還有很多事情等著你去做。”

為了完成任務，冼星海化名為黃訓。西經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然後轉往莫斯科。抵達莫斯科的時間為1940年11月，隨即就投入了創作工作。由於冼星海此時還承擔著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的職責，他在配樂之餘，還擠出時間擔負起考察蘇聯音樂藝術的任務。這期間，他結識了一批蘇聯音樂家，組織小型座談會，並演奏了自己創作的《黃河大合唱》等音樂作品。並進一步投入對《黃河大合唱》1939年簡譜手稿的進一步整理、加工、修訂、提高和擴大規模配器的補寫工作。

影片中早期故事的經過

莫斯科期間，冼星海還還抓緊時間完成了他於一九三五年七月起稿的第一交響樂《民族解放》，後命名為《民族解放交響樂》(作品第五號)。在《創作札記》中詳細記述了這部作品的內容和創作經過：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起我到了另一個環境。我為著不肯離開戰爭的空氣和一般民眾對我的渴望的緣故,每天伏在案上寫……大約從早上寫到深夜我才停下筆，在這寫作期中，我曾得過一些皮膚病，耽擱了一些時候，但我豈肯因病而放下筆呢！我仍繼續寫，病也慢慢好了！一九四一年春欣然地看見了歷年來我所想望完成的《民族解放交響樂》得以完成！這作品的遲遲完成，對我是有益的，因為我把自己所經歷過的前後方情形和民謠小調都加入這作品裡，更使我對民族形式作更深入的研究！”

在完成交響大合唱《黃河》和《民族解放交響樂》之後，他又創作了《第一組曲:“後方”》，在這部作品的《創作札記》中寫道：“第一組曲:‘後方’(作品第九號)。這曲原是在西安(一九四〇年秋)起稿，本想名為鋼琴演奏曲子，內有四段，後來在鋼琴上聽了，頗好，聽者又愛這曲，有人勸我用管絃樂編出來，於是我就一九四一年春在M城完成此曲。內容有……”

“這曲還沒有完成時，德國法西斯蒂在六月二十二侵入蘇聯邊境。我非常憤恨德法西斯的侵略，因此更用心寫，含意反對德法西斯。雖然標題為中國組曲，但是這是反法西斯的組曲。在寫作這曲當中，我曾聽過好幾次警報，德法西斯來了一些飛機想轟M城的，他們炸中了民房，醫院和學校，殘殺了有病的人和孩子，摧殘了文明和安居的居民。這一來又激起我要寫第二交響樂去反對世界的罪人，戰爭的挑撥者，禍魁德法西斯蒂。我立意寫，我一定要在最近寫成！……但為生活的變更所迫，我又停下了好久沒有執筆，我想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草成它。”

原定的半年時間，轉眼過去，時間到了1941年6月22日，這天蘇德戰爭全面爆發，蘇聯進入戰時時期，該片製作也隨之停頓。當時冼星海居住的宿舍民房及整個莫斯科城市被炸得一片狼藉，處於疏散及一時的混亂之中無法動筆。

此時，影片《延安與八路軍》的音樂創作業已完成，影片的後期製作已接近尾聲。現在轟炸與戰事，讓一切都變得混亂與無序起來，《延安與八路軍》的拷貝並沒有完成製作，已完成的也無法再運往中國。其中個別鏡頭及影片音樂曾被用在一九五〇年中蘇合制的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裡。電影拷貝被裝上汽車，打算運往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去。

冼星海與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一行十餘人搭夥，其中包括林彪、李天佑（開國上將）、李士英（新中國首任上海市公安局長）以及袁牧之、鍾赤賓等文人在一名蘇聯上校的護送下撤離莫斯科，於1941年年8月到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打算借道返回中國。他們原計劃越過蒙中邊境，穿越沙漠地帶，返回陝北。一行人日夜兼程，來到中蒙邊境大青山時，未料遭遇日軍嚴密封鎖，無法通過，無奈只得折返烏蘭巴托。林彪等人返回了莫斯科，其餘人滯留下繼續等待機會。

熬了一年多，到1943年夏季，李士英打聽到由烏蘭巴托向西，從蒙古西南部，可以繞過日軍控制的蒙中邊境，可以進入寧夏，再繞道去延安。但是這條路需穿過戈壁沙漠和無人地帶，以及國統區，迂迴曲折，行程長達4000公里，異常危險，生還的可能性也很小。

商討之下，年輕力壯、會騎馬、會打仗的李士英、李天佑兩人決定闖一闖這大戈壁灘的沙漠死海，挑戰一下人生極限。決心下定後他們暫以養兔為生，積極準備，積蓄力量，待他日冒險歸國。後來他們終於成功了，於1943年夏日起程，1944年春天回到延安。當時，冼星海非常想與二李一起回國，但想到自己的體質，遠不如身為戰士的二李，就對李士英說：“我一不會騎馬，二不能打仗，身體也不如你們好，看樣子不能和你們一塊闖戈壁灘了，不過我是要回延安的，我準備先在蒙古待一段時間，以後看情況再想辦法回國。”李士英回到延安後，聽說冼星海已經病逝於莫斯科，禁不住淚水長流，連聲哀嘆：“當初如果堅持拉著他一起穿越沙漠，也許他就跟我們回延安了。我們失去了一位患難與共的好朋友，中國失去了一位天才音樂家，真實太讓痛惜了！”

從阿拉木圖回國行得通嗎？

冼星海與李士英、李天佑分別後，於1942年春天回到了烏蘭巴托。當時，冼星海、袁牧之等人來到烏蘭巴托中國工人俱樂部時，已是個個蓬頭垢面，面色蒼白，穿著沾滿油汙的蒙古式舊棉衣和氈靴，看起來像是剛剛經過長途跋涉，經受過長期磨難度過監獄生活被釋放的人一樣，使得不明真相的中國工人俱樂部工作人員，人人都用警覺的眼光試探著接近他們，並不時提出種種疑問和猜測。冼星海用音樂征服了他們，隨即隱瞞中共身份，化名為孔宇，受聘為中國工人俱樂部音樂組教員，不久經工會中央理事會批准增加了他們長期工作的定員編制。期間，他組織了中國工人俱樂部最大規模的音樂會，公演《黃河大合唱》和小提琴獨奏《烏蘭巴托的早晨》，在蒙古的音樂界及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但冼星海一心想回國，想回到延安，回到自己的妻子與女兒身邊。1942年的冬天，他隻身祕密離開烏蘭巴托，返回蘇聯，經由莫斯科，於1942年12月9日到達阿拉木圖。

在莫斯科，起初，他找到林彪，希望搭乘護送林彪的專機一起回國。一開始，林彪一口答應。誰知後來林彪變卦，隻身回國，沒有攜帶其他人員。冼星海只好去了阿拉木圖，打算去那裡尋找《延安與八路》的拷貝，並相機回國。但莫斯科的冬天特別寒冷，他得了感冒，因沒有及時治療轉成了肺炎，這也為他的死亡埋下了病根。

阿拉木圖靠近新疆邊界，也是德國法西斯沒有觸及的地方，冼星海想著從這裡回國會方便些。但實際上，新疆軍閥盛世才是一個多變之人，身為“新疆王”，他起初與蘇聯走的很近，是蘇聯共產黨的黨員，並一度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紅軍西路軍餘部在李先念帶領下到達新疆，在陳雲的聯絡下，盛世才對這批紅軍做了妥善安排，還特別是為中共培養了一批軍事技術人才，這是他的歷史功績。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盛世才熱情接待了他們。1938年2月，受中共黨中央派遣，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做統一戰線工作，先後出任新疆省財政廳、民政廳廳長等職。1939年陳潭秋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

但隨著蘇德戰事的爆發，而且蘇聯對盛世才的態度也變得微妙起來，開始拋棄共產主義，轉向三民主義。蘇聯也有意扶植其弟盛世騏取代盛世才，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將其暗殺。這也是他徹底與蘇聯及共產主義鬧掰的標誌性事件。隨後，他逮捕了毛澤民、陳潭秋等人，並將他們殺害。1943年，盛世才正式加入國民黨，效忠於中央政府。

這樣的變化下，身為中共黨員的冼星海想要從哈薩克斯坦回國，已經不可能。而且，盛世才與蘇聯關係的惡化，也讓蘇聯對哈中邊境的管理變得嚴格起來，交通完全中斷。冼星海在哈薩克斯坦只能眼望著中國國土而不能回，心中十分沉痛。

偶遇貴人，收穫卓越友誼

等冼星海流落到阿拉木圖，經過長途跋涉，他已是精疲力竭、飢寒交迫、身無分文，身邊只有一把小提琴，一個塞滿作品手稿的枕套布袋和一個內裝生活用品雜物的小皮箱，已處於衣不能禦寒，食無處索取，沒有戶籍，沒有工作，沒有熟人，更沒有歸宿，語言不通，蓬頭垢面，疾病纏身的境地，完全與組織失去聯繫而淪為不折不扣的流浪漢。

當他流落在街頭上時，恰遇哈薩克斯坦音樂家巴赫德讓·拜卡達莫夫。相仿的年紀，還有冼星海攜帶的小提琴，激起了拜卡達莫夫的同情，將其帶回了家。就此，一位是隻會說俄語和哈薩克語的哈薩克斯坦音樂家，一位是隻懂英語、法語和中文的中國音樂家。然而，他們卻用音樂這個跨越國界的共同語言，書寫了綿延近80年的友誼。

戰時時期，身為蘇聯加盟國的哈薩克斯坦奉行蘇聯的管理政策。當時，法律規定，未經允許不得收留非法人士。因為冼星海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假說自己是一名流浪藝術家，名字叫黃訓，但拜卡達莫夫還是無條件地收留了他，並對他以誠。這一階段，正是蘇聯衛國戰爭進行得最為激烈、全國上下供應緊張、糧食奇缺的時刻，在哈薩克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冼星海被巴赫德讓·拜卡達莫夫安排在其妹妹達娜什·拜卡達莫娃家。達娜什的丈夫則捲入了蘇聯的肅反之中，剛剛被自己人處決。達娜時尚未從悲痛中解脫出來，寡身一人，帶著年幼的女兒卡麗娜過活，他順從哥哥的意見，不得不收留身份奇特的冼星海。起初，達娜什是牴觸的，但慢慢還是接納了這位來自東方的音樂人。

巴赫德讓不僅在生活上給予冼星海巨大幫助，還積極為冼星海找工作，推薦他到北方的科斯塔奈市音樂館做音樂指導。

巴赫德讓與達娜什無私的幫助，讓冼星海與他們一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也讓他們的後代結成了友誼。但巴赫德讓始終不知道他眼前的這位朋友就是中國的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只知道他叫黃訓。巴赫德讓後來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一篇“中國偉大音樂家冼星海(黃訓)於莫斯科病逝”的新聞，一家人才知道，家裡收留的陌生人竟是中國著名的音樂家冼星海。

病痛中不改初心，冼星海的偉大之處

由於戰時空缺經濟的狀況，儘管巴赫德讓與達娜什無私地供養了冼星海，但總體條件的限制，嚴重的營養嚴重不良還是導致了冼星海身體浮腫，疾病纏身，且情況日趨惡化。

在這樣的環境中，冼星海在創作上卻絲毫沒有停止。他完成了於1942年春天在烏蘭巴托已寫成的兩段描寫烏蘭巴托一天的第三組曲，抵阿拉木圖市後寫成最後三段，最後定名為《敕勒歌》(作品第十三號)；1942年為其在西安期間以唐代詩人李白的《憶秦娥》、宋代詩人呂本中的《採桑子》、宋代詩人宋敦儒的《楊柳枝》、清代詩人彭羨門的《竹枝詞》四首古詩譜寫的抒發與親人離別之情的藝術歌曲配以新的和聲編成《古詩情別》(作品第十四號)，試圖利用古詩配以新的和聲以更進一步接近中國古調的嘗試，同時充分抒發了其身在異國他鄉思念祖國親人之情；他還受阿拉木圖作曲家協會委託，為哈薩克斯坦國家廣播電臺播音寫出第四組曲:《滿江紅》(作品第十五號)，向哈薩克人民介紹中國音樂和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

1943年1月8日起，冼星海又在阿拉木圖起草了早在1941年6月22日在德國法西斯對莫斯科人民的血腥轟炸聲中於莫斯科構思創作的第二交響樂《神聖之戰》(作品第十七號)的第二、三段，5月修改，6月配器，7月中斷，8月繼續寫作，直到10月19日正午終於完成了該交響樂的全部樂隊總譜。在第二交響樂《神聖之戰》的首頁上寫著:“這部交響是獻給與愛好自由的英美人民結成同盟的蘇聯紅軍,他們正從‘黑色瘟疫’中把被奴役的國家和人類解放並拯救出來。”

就這樣，這一期間，在身體每況愈下的情況下，冼星海卻迎來了靈感高峰，創作了以哈薩克斯坦民歌為基礎的22首作品，以及《滿江紅》《中國狂想曲》等漢語作品。冼星海還與拜卡達莫夫一道，根據哈薩克民族英雄阿曼蓋爾德的事蹟創作出交響樂《阿曼蓋爾德》，激勵哈薩克斯坦人民抗擊法西斯，這成為在哈薩克斯坦最廣為流傳的交響樂之一。《阿曼蓋爾德》首次公開演奏時，兩人分別充當二號小提琴手和鋼琴手。

這期間，國民政府與蘇聯保持著正常的外交來往，國民黨政府在阿拉木圖設有領事館，好心的拜卡達莫娃姐弟等哈薩克朋友也曾建議冼星海去那裡想想辦法，取得一些幫助。但冼星海知道，在1938年離開武漢前往延安時，國民黨特務就在不停地尋找他。如果只為生活，他完全可以接受建議，去領事館，自報身份，只要放棄信仰，完全可以走向另外一條道路。但他作為一名受中共中央派遣祕密前往工作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其社會理想與信念始終堅定不移，並未動搖，而是選擇不暴露自己真實姓名與身份，繼續以流浪的民間音樂家的身份紮根於此，隱蔽下來,保護自己，生存下去，並以自身的音樂才能去贏取異國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幫助，頑強地與疾病抗爭，默默地工作著，期待革命勝利之後返回延安。

對於當時的情況，冼星海在創作交響詩《阿曼蓋爾德》的《創作札記》中真實地記述了當時的一些情況：

“一九四四年計劃寫交響詩、第三交響樂等作品，已逐漸實現了。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我已計劃寫交響詩《阿曼蓋爾德》，因生活的不調，營養的不足，無法繼續下去，一九四三年的草稿就停止下去，直至一九四四年正月三十日抵庫斯坦納後(住十月大街四十四號二十二室)在旅館住了五個月。從那時起(二月)又再草稿，生活是相當艱苦，而營養比在阿拉木圖更差，自己的衣服、手錶等拿去市場出賣還不夠供給幾個月生活，薪金實在是不多，而每天還要憂慮到糧食，膳堂的紙證雖然發給，但膳堂不發給早餐營養品，是在月底才能領到，即使領得只夠三四天的糧食，這樣的生活，實在是困苦萬分，但我仍不灰心喪志，除了在音樂會提琴演奏之外，我還寫了三十多首哈薩克民歌的和聲伴奏、十首中國藝術歌曲、三首哈薩克民歌(女聲)合唱曲，和一些哈薩克的‘丘依’。而交響詩《阿曼蓋爾德》從二月起至六月十日始完成，這作品本來是給交響樂隊的，因庫斯坦納沒有樂隊，只得寫兩架鋼琴一個提琴合奏，在沒有完成之前(四月)已認識了阿依和米哈依娃同志，他們熱心的幫助，免我在五月間的農莊的演奏，和給我較好的營養品(在膳堂早晚餐)，給了我更多的鼓勵。這作品寫成後，又得該地的音樂學校的校長衝丘克同志的抄寫，始得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七日在庫斯坦納的戲院(當時最大的戲院)演奏。十七日是當地紀念‘阿曼蓋爾德’的音樂節，這音樂會是比過去的任何音樂會都隆重。十七日早上十時半在音樂學校最後練習時，當地最高領袖基裡姆巴耶夫和黨委書記、藝術委員會主席等都來聽這作品。演奏後，基裡姆巴耶夫和米哈依娃等和我握手，他們很驚奇，而且感動，尤其是基裡姆巴耶夫、米哈依娃和黨委書記，對這作品的評價甚高，在演奏後，首先由米哈依娃決定這作品一定要在晚上阿曼蓋爾德紀念音樂會公開演奏，這作品才能順利地在庫斯坦納公開演出。但三四天以前，該地的音樂學校校長，他自己估計是決不能公開演奏的，理由是作品本身相當複雜而鋼琴家又缺乏最高的技術……這作品公開演奏的結果博得全場的歡迎，掌聲如雷似的要求作者出來，我本來就在幕中提琴演奏，因此又得出來給聽眾認識認識，Phil的工作者，每個人都喜歡，並且來和我握手。在當日，米哈依娃同志和阿依幫助我去領取較好的營養品。我領得一公斤最好的牛油，一公斤多的雞蛋，一公斤多的香腸，心裡何等歡欣。米哈依娃又贈我更好的香菸和解決了一些生活問題……我心裡萬分感謝這位藝術領導米哈依娃同志。”

在這樣的記敘中，生活條件的艱辛佔據了很大部分，但都沒能改變他創作的初心。直到後來去了莫斯科，住進了醫院裡，仍然惦記著創作，甚至在逝世之前，他的創作慾望始終沒有減退，頭腦也一直處於清醒狀態。治病期間，他多次向醫護人員和前來探望他的朋友們表示：“我的病在這裡是可以治癒康復的，一旦醫生允許我坐起來，我便馬上拿起筆來繼續寫作。”

他在病榻上強忍著病痛補充完成了《創作札記》，構思創作《勝利交響詩》(這部作品手稿尚未找到)。

1945年8月15日，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斯科克裡姆林宮醫院病房時，冼星海激動萬分，他用顫抖的聲音對護理人員高聲說：“快!快給我拿譜紙來，我要寫一首《勝利交響詩》來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不然我的樂思就要溜走了。”

臨終之前，他還向前來看望的同志們說：“我多麼希望再活三十年，我還有三十年創作計劃需要完成啊！”

可惜，天妒英才，在1945年10月30日，還是不幸病逝，年僅40歲。

《音樂家》究竟講了什麼？

電影《音樂家》就集中講了冼星海在阿拉木圖時期的經歷。整體衝突性並不強，由一系列生活化的篇章構成。

整個影片由三條線索交叉貫穿下來。

第一條是音樂，既然片名叫做了《音樂家》，影片就不只是講了一個人，而是講述音樂在艱難的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抵抗法西斯侵略中對民眾的砥礪與鼓舞作用。冼星海，以身作則，不斷超越苦難，將優美激越的作品奉獻出來，激勵了整個時代。這一點，音樂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像《香水》大家沒法聞到香水的味道，但那種感染力還是讓人感受到了浸透在了香水中的微妙之處。《音樂家》裡的音樂同樣如此，冼星海用自己的行為譜寫了一曲交響詩，以英雄主義的行為讓人感受到他的魅力。

第二條是友誼，是冼星海與拜卡達莫夫、達娜什兄妹一家超越國別的友情，讓人感動。尤其是兄妹在不知道冼星海真實身份下，依舊無私地幫助他，在自己都吃不飽的情況下努力讓冼星海保持著一份體面，這種精神非常了不起。

第三條是異國流浪者對於家國的渴望。冼星海之所以到達阿拉木圖，就是為了回家，但是在那裡他卻無法回去，這種煎熬與孤寂，是一種讓人絕望的悲痛，但是他卻在這樣的情況下，依舊堅持創作，並保持著激情，同樣了不起。

當然，三條線索之間，有時候會有點脫節，而且部分片段過於平淡，都影響了部分觀感。但考慮到傳主不同尋常的經歷，還有那段特別的友誼。這些片外的傳奇，都讓影片擁有了額外的看點。只要對這些傳奇性有所瞭解，然後再去看這部影片，那種感受才會更深一些，更會被深深打動。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