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幕後英雄樑翹柏：做音樂這時代或許還不算太壞

1991年，在Beyond那場經典的91演唱會上，有一個男孩戴著黑白格子的棒球帽，穿著白襯衫，站在燈光不太亮的舞臺後方，他的臉上始終帶著淡淡的微笑，一臉溫柔地看著臺上的Beyond，心甘情願給他們唱伴唱。

唱到最後一首歌《光輝歲月》時，黃家駒介紹樂手：“那個戴帽子的靚仔，樑翹柏，浮世繪的主音歌手。”

那個“靚仔”彎腰鞠躬，帽子卻不小心滑了下來，遮住了臉。他倒也不把帽子拿開，就這麼不露臉地被點了名，然後蹦蹦跳跳地跑到了舞臺中央，站到家駒的身後。

這個戴帽子的男孩是黃家駒的好友，十幾年後，他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電視節目上，他就是《我是歌手》、《幻樂之城》上的音樂總監，樑翹柏。

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就是那個被黃家駒痛批“香港只有娛樂圈，沒有樂壇"的時代，歌星們都在翻唱日本的曲子，直接拿過來填上粵語詞，簡單、紅得快。而夾band（粵語，意味”組樂隊”），被認為是最沒有出息的選擇，大家都不賺錢，也不可能賺錢。

正是在那個時候，黃家駒組建了Beyond，樑翹柏組建了“浮世繪”，同時期還有“達明一派”、太極、小島樂隊等，他們堅持做原創，後來一度在香港掀起一陣組樂隊的浪潮，為香港樂壇撐起了另一片不同顏色的天空。

樑翹柏與黃家駒在那個時候成為摯友，樂隊之間的成員也經常互相“串門玩”，今天你來我的隊裡幫忙彈個吉他，明天我幫你唱一唱和聲。那一段和好友們沒日沒夜地在一起玩音樂、狂練吉他的日子，是樑翹柏心中對於青春最美好的記憶。

Beyond的《再見理想》中的其中一句歌詞，出自樑翹柏的手筆。

人生得一知己，是一大幸事。樑翹柏與黃家駒，一個自然奔放，隨性靈動，另一個則溫文爾雅，創作時帶有濃郁的學院色彩，兩人如高山流水遇知音，惺惺相惜。

一談起音樂，我們都會有說不完的話題。有很多個晚上，我們會在尖沙咀那間早已結業的“新馬賽餐廳”， 與友人一起喝著因無數次加衝熱水而變得越來越淡的奶茶談天說地，而我們對音樂的熱情卻越來越濃。

萬萬沒想到，就在91年演唱會兩年後，黃家駒在日本跌落舞臺，意外離世。

2008年6月10日，是家駒的生忌，樑翹柏情真意切地寫下長文《我和家駒的二三事》，懷念舊日與他之間的點點滴滴：

假如有人把悼念變成投資，將思憶當作宣傳；今夜，我我會選擇默默地懷想……我的亡友。我想這次再不會被視為一種出風頭的行為了罷。就在此時此處，夜闌人靜時，我寧願啟動著計算機，接上尼斯湖的 live-cam ，看著風景怡人的湖光山色，獨自整理一幕幕私人的記憶片斷。一切真實與否我都不需要向別人交代。而我知道，起碼，你，一定會懂……

樑翹柏留學的第二年，1993年6月，黃家駒在日本墜臺逝世，也終結了香港搖滾的輝煌時代。

當樑翹柏畢業之後回到香港，又遇到了香港電影發展的低谷期，兜兜轉轉，樑翹柏甚至一度找不到工作，這時一個以前組樂隊的舊友，此時已經成為了唱片公司高層，他問樑翹柏：“有個新人，你願不願意幫她做專輯？”

樑翹柏說好。

那個新人就是盧巧音。

從1999年盧巧音的第一張個人專輯起，樑翹柏與盧巧音一直合作無間，為盧巧音打造了好幾張水準遠高於市場品味的概念專輯。2005年的《天演論》，雖不討好市場，但卻被稱是製作精良至堪稱無與倫比的神專，足以在港樂史上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正式轉戰音樂幕後的樑翹柏，還給陳奕迅寫了《紅玫瑰》、《白玫瑰》，給王菲製作了《光之翼》……也開始頻繁擔任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洪濤籌備第一季的《我是歌手》時，邀請樑翹柏去做音樂總監，信誓旦旦地對樑翹柏說：“我想要做一個演唱會水準的音樂節目，要最好的樂手、最好的音響，編曲什麼的統統都要做到最好。”

樑翹柏試探地問：“好比說我編一首歌，要用豎琴，是用真的豎琴，可能很貴，也很難找。”洪濤還是一臉的信誓旦旦：“沒問題，你儘管去想你需要什麼，我都會盡可能地配合你。”

樑翹柏於是知道，這事能成。

隨後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爆紅，這時全中國才知道，有個人叫樑翹柏，有一種職業叫音樂總監。

這一年，時代已經和他十五六歲玩樂隊時很不一樣，唱片店接連倒閉，多棲藝人遠多於“純歌手”，人們願意拿100塊去看一場電影，卻不願意拿50塊去買一張實體專輯。

在《我是歌手》，樑翹柏帶領著全中國最好的樂手團隊，他把與樂手的合作稱為“迴歸”：“現在很多音樂可以被電腦代替，我們想要一個豎琴的音質，電腦就能給一個豎琴的聲音，大家就忘了豎琴是長什麼樣子的。我希望有樂手能在電視上，透過一個流行的形式把這些記憶展現出來，讓大家知道自己一直聽到的那個聲音是假的。我想讓大家聽見真的聲音。”

儘管樑翹柏認為不能靠電視臺救樂壇，但他覺得，這時代或許還不算太壞。

沒有好或是不好，因為沒有退路，不能回頭。

我覺得甚至可以說這個時代太好了，無論你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或者沒有公司，你都可以有曝光率，因為媒體就在你自己身上現在，你是個人媒體，你自己可以有不同的平臺去發表自己的作品，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最怕的是你沒有東西表達而已。

然後你說不紅，不紅就太多理由，做音樂是不是一定要紅？很多人聽到就OK了。

如果很多人聽到，但是對你沒有興趣，可能兩個方面，第一就是你的受眾群不是大眾，如果你覺得OK，我的受眾群是小眾，你做小眾音樂，他就沒有問題；如果你的受眾群是大眾，大眾都不關注你，那你要問問自己，發生了什麼事，你是不是適合這個行業，或者你的期待是不是太高？

所以不關時代的事，我覺得是關個人的事比較多。

樑翹柏是典型的工作狂，為《我是歌手》工作的那幾年，他頻繁往返於香港、長沙、北京，每天只睡3、4個小時。

節目彩排的時候，他一屁股坐在燈光照不到的樂手池裡，一坐就是一天，腦子和嘴巴卻不能停下，需要不停地和樂手、歌手、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溝通，這一首歌在排的同時，他已經要分一部分的腦細胞去思考下一首歌彩排的安排——“好比我現在有十個鍋在咕咕地煮著，但我只有三個鍋蓋”，一期節目彩排下來，樑翹柏往往累到精疲力盡。

有人問，是什麼能支撐他這麼痴狂於幕後工作？

樑翹柏說：“不必介意所謂的幕前與幕後，我做音樂工作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好玩。”

從業數十年，依舊能對自己的工作能給出“好玩”這樣的評價，併為之痴狂。也許，這就是在這個時代，樑翹柏依舊能讓人喚起對音樂最初的那一份感動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