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持堅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李玉安
井玉琢說，報上登了你，把我也給“帶”出來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況報了上去。老部隊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過北京時，我說想到天安門廣場走走。前門下的車，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走不動了，眼淚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戰友。從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鮮，多少人成了無名英雄。我在那裡默默地轉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紀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個班的。要沒有他們，哪來的今天？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李玉安
井玉琢說，報上登了你，把我也給“帶”出來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況報了上去。老部隊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過北京時，我說想到天安門廣場走走。前門下的車，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走不動了，眼淚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戰友。從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鮮，多少人成了無名英雄。我在那裡默默地轉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紀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個班的。要沒有他們，哪來的今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勝利渡長江》
井玉琢、李玉安曾參加渡江戰役
李玉安說，後來我被請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看了8個烈士墓，多數墓沒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個字，看了心裡很不平靜。後來朝鮮開大會歡迎我們，金日成用中國話對我說“歡迎你”。介紹到我時，幾千人的會場掌聲響了一分多鐘。可在我的心裡，我把這些榮譽歸於烈士，歸於黨。我本想到鬆骨峰去看看，但路遠，朝鮮方面沒這個安排，提出來會給人家添麻煩。但我不會忘記埋在那裡的戰友。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李玉安
井玉琢說，報上登了你，把我也給“帶”出來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況報了上去。老部隊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過北京時，我說想到天安門廣場走走。前門下的車，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走不動了，眼淚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戰友。從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鮮，多少人成了無名英雄。我在那裡默默地轉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紀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個班的。要沒有他們，哪來的今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勝利渡長江》
井玉琢、李玉安曾參加渡江戰役
李玉安說，後來我被請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看了8個烈士墓，多數墓沒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個字，看了心裡很不平靜。後來朝鮮開大會歡迎我們，金日成用中國話對我說“歡迎你”。介紹到我時，幾千人的會場掌聲響了一分多鐘。可在我的心裡，我把這些榮譽歸於烈士，歸於黨。我本想到鬆骨峰去看看，但路遠，朝鮮方面沒這個安排，提出來會給人家添麻煩。但我不會忘記埋在那裡的戰友。
從回憶回到現實，兩位老人聊起了眼前的生活，聊起了眼前的社會。
李玉安說：當幹部，當黨員，最要緊的是不要有私心，這樣幹啥腰板都硬。還有，領導眼睛要衝下，看到老百姓，不要條件好了，思想變了，不想著百姓了。有的幹部也經過戰爭的考驗，但不知足，被糖衣炮彈打中了，掉隊了，人民就不擁護你了。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李玉安
井玉琢說，報上登了你，把我也給“帶”出來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況報了上去。老部隊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過北京時，我說想到天安門廣場走走。前門下的車，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走不動了，眼淚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戰友。從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鮮，多少人成了無名英雄。我在那裡默默地轉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紀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個班的。要沒有他們，哪來的今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勝利渡長江》
井玉琢、李玉安曾參加渡江戰役
李玉安說，後來我被請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看了8個烈士墓，多數墓沒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個字，看了心裡很不平靜。後來朝鮮開大會歡迎我們，金日成用中國話對我說“歡迎你”。介紹到我時，幾千人的會場掌聲響了一分多鐘。可在我的心裡，我把這些榮譽歸於烈士，歸於黨。我本想到鬆骨峰去看看，但路遠，朝鮮方面沒這個安排，提出來會給人家添麻煩。但我不會忘記埋在那裡的戰友。
從回憶回到現實，兩位老人聊起了眼前的生活，聊起了眼前的社會。
李玉安說：當幹部，當黨員，最要緊的是不要有私心，這樣幹啥腰板都硬。還有，領導眼睛要衝下，看到老百姓，不要條件好了，思想變了，不想著百姓了。有的幹部也經過戰爭的考驗，但不知足，被糖衣炮彈打中了，掉隊了，人民就不擁護你了。
井玉琢
井玉琢接茬說：這道理說起來誰不懂，大老粗也懂，關鍵是要去做，幾十年不停地去做。有的頭頭腦腦光知道自己致富去了，根本的東西忘了，老百姓的事撇一邊了，國家的事撇一邊了，這怎麼行？前些日子市裡來人看我，我說，我歲數大，沒多大能力了，你們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多一雙眼睛，看道長，一定要把七臺河建設好，把國家建設好。
“可不是，多少人流血犧牲，為的就是把國家建設好。”李玉安說，“不過現在有些事講不通，比如，糧庫建倉房需要水泥，弄不來，就送禮，送了就弄來了。”井玉琢說，這種事我也弄不明白。
李玉安說，我現在想的比較多的是教育好子女，做些青少年教育工作。當然，也有不願聽的，說“你這是哪朝哪代的事了”“你那些事過時了”。但我還是要講。這些日子我接到許多青少年來信，寫得很感人。年輕一代關鍵還是在老一輩的教育。
井玉琢很贊同，說這是頂重要的一條。“青年不教育好，革命的班誰來接？現在對青少年教育抓得不夠，街上小青年打架沒人管，有的警察也不管。有的偷東西被抓住了，送到派出所，人前頭剛走，後頭就把人放了，那怎麼能教育好？”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李玉安
井玉琢說，報上登了你，把我也給“帶”出來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況報了上去。老部隊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過北京時，我說想到天安門廣場走走。前門下的車，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走不動了，眼淚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戰友。從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鮮，多少人成了無名英雄。我在那裡默默地轉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紀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個班的。要沒有他們，哪來的今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勝利渡長江》
井玉琢、李玉安曾參加渡江戰役
李玉安說，後來我被請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看了8個烈士墓，多數墓沒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個字，看了心裡很不平靜。後來朝鮮開大會歡迎我們，金日成用中國話對我說“歡迎你”。介紹到我時，幾千人的會場掌聲響了一分多鐘。可在我的心裡，我把這些榮譽歸於烈士，歸於黨。我本想到鬆骨峰去看看，但路遠，朝鮮方面沒這個安排，提出來會給人家添麻煩。但我不會忘記埋在那裡的戰友。
從回憶回到現實，兩位老人聊起了眼前的生活，聊起了眼前的社會。
李玉安說：當幹部，當黨員，最要緊的是不要有私心，這樣幹啥腰板都硬。還有，領導眼睛要衝下，看到老百姓，不要條件好了，思想變了，不想著百姓了。有的幹部也經過戰爭的考驗，但不知足，被糖衣炮彈打中了，掉隊了，人民就不擁護你了。
井玉琢
井玉琢接茬說：這道理說起來誰不懂，大老粗也懂，關鍵是要去做，幾十年不停地去做。有的頭頭腦腦光知道自己致富去了，根本的東西忘了，老百姓的事撇一邊了，國家的事撇一邊了，這怎麼行？前些日子市裡來人看我，我說，我歲數大，沒多大能力了，你們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多一雙眼睛，看道長，一定要把七臺河建設好，把國家建設好。
“可不是，多少人流血犧牲，為的就是把國家建設好。”李玉安說，“不過現在有些事講不通，比如，糧庫建倉房需要水泥，弄不來，就送禮，送了就弄來了。”井玉琢說，這種事我也弄不明白。
李玉安說，我現在想的比較多的是教育好子女，做些青少年教育工作。當然，也有不願聽的，說“你這是哪朝哪代的事了”“你那些事過時了”。但我還是要講。這些日子我接到許多青少年來信，寫得很感人。年輕一代關鍵還是在老一輩的教育。
井玉琢很贊同，說這是頂重要的一條。“青年不教育好，革命的班誰來接？現在對青少年教育抓得不夠，街上小青年打架沒人管，有的警察也不管。有的偷東西被抓住了，送到派出所，人前頭剛走，後頭就把人放了，那怎麼能教育好？”
魏巍（右）與李玉安
李玉安說：我在朝鮮看到人家對青少年的革命傳統教育抓得好，歷史博物館、烈士紀念碑等都搞得很像樣，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一批批青少年來參觀、瞻仰，值得我們學習。
歲數大了，出門在外孩子惦記，要分手回家了。李玉安說：“今年農業大豐收，糧庫忙，我回去幫一把，就是在地上一粒粒撿糧食，也算是出份力。”井玉琢說：“我腿腳不靈便了，幹不了什麼活了，不過，只要還有一份熱咱還是要發一份光的。”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李玉安
井玉琢說，報上登了你，把我也給“帶”出來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況報了上去。老部隊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過北京時，我說想到天安門廣場走走。前門下的車，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走不動了，眼淚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戰友。從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鮮，多少人成了無名英雄。我在那裡默默地轉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紀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個班的。要沒有他們，哪來的今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勝利渡長江》
井玉琢、李玉安曾參加渡江戰役
李玉安說，後來我被請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看了8個烈士墓，多數墓沒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個字，看了心裡很不平靜。後來朝鮮開大會歡迎我們，金日成用中國話對我說“歡迎你”。介紹到我時，幾千人的會場掌聲響了一分多鐘。可在我的心裡，我把這些榮譽歸於烈士，歸於黨。我本想到鬆骨峰去看看，但路遠，朝鮮方面沒這個安排，提出來會給人家添麻煩。但我不會忘記埋在那裡的戰友。
從回憶回到現實，兩位老人聊起了眼前的生活，聊起了眼前的社會。
李玉安說：當幹部，當黨員，最要緊的是不要有私心，這樣幹啥腰板都硬。還有，領導眼睛要衝下，看到老百姓，不要條件好了，思想變了，不想著百姓了。有的幹部也經過戰爭的考驗，但不知足，被糖衣炮彈打中了，掉隊了，人民就不擁護你了。
井玉琢
井玉琢接茬說：這道理說起來誰不懂，大老粗也懂，關鍵是要去做，幾十年不停地去做。有的頭頭腦腦光知道自己致富去了，根本的東西忘了，老百姓的事撇一邊了，國家的事撇一邊了，這怎麼行？前些日子市裡來人看我，我說，我歲數大，沒多大能力了，你們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多一雙眼睛，看道長，一定要把七臺河建設好，把國家建設好。
“可不是，多少人流血犧牲，為的就是把國家建設好。”李玉安說，“不過現在有些事講不通，比如，糧庫建倉房需要水泥，弄不來，就送禮，送了就弄來了。”井玉琢說，這種事我也弄不明白。
李玉安說，我現在想的比較多的是教育好子女，做些青少年教育工作。當然，也有不願聽的，說“你這是哪朝哪代的事了”“你那些事過時了”。但我還是要講。這些日子我接到許多青少年來信，寫得很感人。年輕一代關鍵還是在老一輩的教育。
井玉琢很贊同，說這是頂重要的一條。“青年不教育好，革命的班誰來接？現在對青少年教育抓得不夠，街上小青年打架沒人管，有的警察也不管。有的偷東西被抓住了，送到派出所，人前頭剛走，後頭就把人放了，那怎麼能教育好？”
魏巍（右）與李玉安
李玉安說：我在朝鮮看到人家對青少年的革命傳統教育抓得好，歷史博物館、烈士紀念碑等都搞得很像樣，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一批批青少年來參觀、瞻仰，值得我們學習。
歲數大了，出門在外孩子惦記，要分手回家了。李玉安說：“今年農業大豐收，糧庫忙，我回去幫一把，就是在地上一粒粒撿糧食，也算是出份力。”井玉琢說：“我腿腳不靈便了，幹不了什麼活了，不過，只要還有一份熱咱還是要發一份光的。”
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李玉安
井玉琢說，報上登了你，把我也給“帶”出來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況報了上去。老部隊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過北京時，我說想到天安門廣場走走。前門下的車，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走不動了，眼淚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戰友。從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鮮，多少人成了無名英雄。我在那裡默默地轉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紀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個班的。要沒有他們，哪來的今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勝利渡長江》
井玉琢、李玉安曾參加渡江戰役
李玉安說，後來我被請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看了8個烈士墓，多數墓沒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個字，看了心裡很不平靜。後來朝鮮開大會歡迎我們，金日成用中國話對我說“歡迎你”。介紹到我時，幾千人的會場掌聲響了一分多鐘。可在我的心裡，我把這些榮譽歸於烈士，歸於黨。我本想到鬆骨峰去看看，但路遠，朝鮮方面沒這個安排，提出來會給人家添麻煩。但我不會忘記埋在那裡的戰友。
從回憶回到現實，兩位老人聊起了眼前的生活，聊起了眼前的社會。
李玉安說：當幹部，當黨員，最要緊的是不要有私心，這樣幹啥腰板都硬。還有，領導眼睛要衝下，看到老百姓，不要條件好了，思想變了，不想著百姓了。有的幹部也經過戰爭的考驗，但不知足，被糖衣炮彈打中了，掉隊了，人民就不擁護你了。
井玉琢
井玉琢接茬說：這道理說起來誰不懂，大老粗也懂，關鍵是要去做，幾十年不停地去做。有的頭頭腦腦光知道自己致富去了，根本的東西忘了，老百姓的事撇一邊了，國家的事撇一邊了，這怎麼行？前些日子市裡來人看我，我說，我歲數大，沒多大能力了，你們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多一雙眼睛，看道長，一定要把七臺河建設好，把國家建設好。
“可不是，多少人流血犧牲，為的就是把國家建設好。”李玉安說，“不過現在有些事講不通，比如，糧庫建倉房需要水泥，弄不來，就送禮，送了就弄來了。”井玉琢說，這種事我也弄不明白。
李玉安說，我現在想的比較多的是教育好子女，做些青少年教育工作。當然，也有不願聽的，說“你這是哪朝哪代的事了”“你那些事過時了”。但我還是要講。這些日子我接到許多青少年來信，寫得很感人。年輕一代關鍵還是在老一輩的教育。
井玉琢很贊同，說這是頂重要的一條。“青年不教育好，革命的班誰來接？現在對青少年教育抓得不夠，街上小青年打架沒人管，有的警察也不管。有的偷東西被抓住了，送到派出所，人前頭剛走，後頭就把人放了，那怎麼能教育好？”
魏巍（右）與李玉安
李玉安說：我在朝鮮看到人家對青少年的革命傳統教育抓得好，歷史博物館、烈士紀念碑等都搞得很像樣，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一批批青少年來參觀、瞻仰，值得我們學習。
歲數大了，出門在外孩子惦記，要分手回家了。李玉安說：“今年農業大豐收，糧庫忙，我回去幫一把，就是在地上一粒粒撿糧食，也算是出份力。”井玉琢說：“我腿腳不靈便了，幹不了什麼活了，不過，只要還有一份熱咱還是要發一份光的。”
1990年11月6日，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辦公樓前，
分社工作人員和李玉安、井玉琢合影
（前排右五為李玉安，右六為井玉琢，
前排左一為本文作者）
兩位老人都沒多少文化，也不善言辭，話並不多，但我很看重這次採訪，看重採訪本里記下的他倆的話，常拿出來看看，感覺有一種迷人的純樸之美，也有一份厚重的引人深思的力量。
經過生與死的洗禮，他們的心境是那樣的寬闊和淡定。想想死去的戰友，再想想自己有家，有子女，他們很知足。實際上他倆生活上都有不少困難，但和出生入死比，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們和死去的戰友陰陽兩隔，但他倆彷彿一直沒有離開過長眠的戰友，一直在心裡陪伴著他們，戰友們也常常來到他倆的面前，永遠是十八九歲、二十來歲的樣子，永遠是那張年輕和充滿活力的臉。青春、戰爭和熱血，已使他們的生命融為一體。他倆活著，烈士們也就活著。如今，他們都走了，但他們把永恆的精神留給了我們，留在了祖國的大地裡！
是的，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留下名字和沒有留下名字的英雄們；共和國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用生命捍衛和建設祖國的忠誠的衛士們！
（雜誌編輯 徐烜丨新媒體編輯 陸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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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持堅
兩位黑土地上的老農卻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走下硝煙戰場，他們隱姓埋名卻又堅守著不凡。英雄不死，英雄永恆！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戰場上，慘烈的鬆骨峰阻擊戰硝煙散去。在清理戰場整理烈士遺體時，意外發現有三個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他們立即被送回後方搶救，歷經數月反覆，竟然奇蹟般地都活了下來。
魏巍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
最先刊登於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
此時，他們的壯舉已載入部隊史冊，他們的英名已隨著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被人們廣為傳頌和紀念。
然而，同樣奇蹟般地、像沒有發生過英雄“死而復生”的事一樣，三位“活烈士”痊癒後，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著。漫漫三十五載過去了，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傳九在大連病故，遺物中的“革命軍人證明書”“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戰事經歷，人們不禁肅然起敬，讚歎不已！然而，英雄已經不能述說自己的往事。
胡傳九（左四）1972年回英雄連隊照片
依舊平靜地又過了五年。1990年，一個偶然的“單純”的想法和行為，導致三人中的另兩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後“挖”了出來。
巧的是，他們都生活在黑龍江，而我當時是常駐黑龍江的新華社記者。我得知，他倆只知道自己活了下來，並不知道戰友是否還有幸存者，因此兩人雖在同一個省，但彼此都不可能知道對方的信息。
我覺得應該盡一份心，便和同事蔣耀波張羅著把老人請到一起，讓兩位死而復生的戰友重逢。得到消息，他倆是多麼地激動和高興，因為他們沒想過這輩子還能活著見面！而我，目睹他們相見相擁的場面，傾聽他們“超越死亡”的對話，心情同樣也難以平靜——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一段珍貴的記憶。
過了七年和八年，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後病故。作家魏巍也於2008年8月24日遠行。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隊終於在天國真正地團圓了。
油畫《鬆骨峰阻擊戰》
鬆骨峰阻擊戰來得很突然。
這支番號為志願軍某部三連的部隊接到切斷一支美軍退路的任務後，晝夜強行軍，當清晨趕到指定地點鬆骨峰時，運送逃敵的車隊也恰恰抵達。眼看汽車就要從路上開過去，戰士們急忙佔領一個山崗奮起阻擊。
汽車被炸，路被堵死，逼急的敵軍羊群式地一次次攻來，三次衝鋒，都被戰士們頑強擊退。為了逃命，敵軍調來了飛機，扔下的炸彈把山頂都炸翻了，凝固汽油彈的火焰把整個陣地都燒紅了。
保家衛國的戰士們決不會後退，他們打光了子彈，摔碎了槍把，帶著身上、帽子上冒著的呼呼的火苗，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撲去，要讓身上的火把敵人燒死……他們頑強地用生命拖住了敵人，為增援部隊的趕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魏巍撰寫的記載這段壯烈戰事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刊出後，毛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此後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闖過鬼門關的兩個戰友，四十年後喜相逢了！
那是1990年的深秋時節，在哈爾濱，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院子裡的綠樹叢中，七十上下的兩位老人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先是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接著兩個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
透過湧上來的淚花，好好地看看我親愛的戰友吧！
李玉安（右）和井玉琢在分社院子裡交談
望著井玉琢滿臉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燒得不剩幾顆的牙齒、只剩一小塊的左耳和嚴重抽縮的左手，李玉安關切地詢問老哥的身體。井玉琢笑著說：“不礙事，習慣了。”
“你怎麼樣？”井玉琢問候玉安老弟。李玉安說：“我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活過來的，胸口中了彈，一直膿胸，憋得上不來氣。黨費了多大勁救我，4個人24小時輪流護理，一個人扒開嘴，一個人往裡一匙一匙喂牛奶，比照顧親爹親媽還周到。後來又從東北轉到武漢的部隊醫院動手術，共動了三次。要不，一百個李玉安也死過去了。”
井玉琢和李玉安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南下過長江時就在一個連隊。那些年，李玉安立過大功一次，小功六次；井玉琢先後立功十一次，他還是“強渡長江英雄連”尖刀班的副班長。這些是我從部隊的史料中瞭解到的。
志願軍將士奮勇作戰
他們聊起了從醫院“回家”的情況。老井說：住了一年多醫院，傷好了，給我一張二等乙級殘廢軍人證明，說組織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說，我沒有文化，還是回家，能幹啥乾點啥，自己養活自己。領導同意了，不過有個要求，“回家可別鬧政府。”我生氣了，說：“怎麼會呢！”給了360斤高粱米，我就回到了老家七臺河農村務農。
李玉安回憶說，出院時，領導問有什麼要求，我說沒有。能活下來多不容易，還提什麼要求？我回到了老家巴彥縣，在糧庫當工人。
井玉琢說：“你看我這左手，現在不礙事了，剛開始，皮膚燒得緊，一握鋤槓手背就繃得直出血，我就想辦法練這隻手，時間長了，扛過去了，啥活都能幹了，當過隊長、支書，管過大隊油坊。黨培養咱一回，咱不能靠在黨身上。”
李玉安說：“組織上按普通復員殘廢軍人安排我工作，我二話沒說。在糧庫，我當過警衛班長、檢斤組長和保管員。”
他倆做著平凡的事，但都認真，踏實、負責。兩地的同志告訴我，井玉琢十幾次被評為縣和鄉的勞動模範；李玉安年年都是糧庫的先進工作者。
魏巍和兩位“活烈士”合影。
很自然，話題轉到了那篇《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李玉安說：孩子讀課文，讀到“李玉安”，問是不是我。我細一聽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背過身，抹一抹，說：“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們是吃糖球長大的，還是不讓他們知道好。可孩子們看著像，說：“是你你就說，咱家生活困難，可以找找政府，給點照顧。”我很生氣：“找什麼找！”想想那麼多犧牲的戰友，我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就覺得對不住他們。
井玉琢說，我也是在孩子念課文時知道自己上書了。不過和李玉安不同，當孩子問那個井玉琢是不是你時？我說：“是我。”孩子也是那話：“那你怎麼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幹什麼？”我對孩子們說，“抗美援朝死了那麼多志願軍戰士，不少人死後連姓名、地址都查不出來！我活下來了，還有啥可說的？”四十年了，咱從來沒去找過，咱不能。
李玉安說，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
1992年8月，魏巍（左二）與李玉安（右一）、
井玉琢（左一）相聚於哈爾濱
時間長了，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知道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就說:“這可是功臣啊！”
李玉安說，我對他們講，我沒什麼功，功是烈士的，他們十八九歲、二十來歲就犧牲了，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井玉琢也這樣回答人家：魏巍寫了那篇文章，記下了我的名字，可參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記下名字的才幾個？和烈士比，我們不能講功。
四十年過去了，他倆怎麼會突然“被發現”的呢？李玉安那個的“單純的想法”是怎麼回事呢？
李玉安拉著井玉琢的手，說起了緣由：兒子想當兵，還說很想能到我的老部隊去鍛鍊。想想孩子沒吃過苦，能到部隊去摸爬滾打對他有好處。再說我67歲了，動過幾次大手術，體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後還從來沒和部隊聯繫過，夢裡盡是部隊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則怕沒機會了。就是這麼個單純的想法。可不承想，回到部隊，人家作了核實，說“了不得”，說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戰士，是隱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來了。於是又是領導接見，又是登報紙。事情就這樣鬧大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心裡很不安，要想到會有這些，我就不回去了，這給組織添了多大麻煩！
李玉安
井玉琢說，報上登了你，把我也給“帶”出來了，地方政府把我的情況報了上去。老部隊也知道了，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過北京時，我說想到天安門廣場走走。前門下的車，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走不動了，眼淚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戰友。從北打到南，又打到朝鮮，多少人成了無名英雄。我在那裡默默地轉了三圈，一遍遍地看紀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個班的。要沒有他們，哪來的今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勝利渡長江》
井玉琢、李玉安曾參加渡江戰役
李玉安說，後來我被請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看了8個烈士墓，多數墓沒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個字，看了心裡很不平靜。後來朝鮮開大會歡迎我們，金日成用中國話對我說“歡迎你”。介紹到我時，幾千人的會場掌聲響了一分多鐘。可在我的心裡，我把這些榮譽歸於烈士，歸於黨。我本想到鬆骨峰去看看，但路遠，朝鮮方面沒這個安排，提出來會給人家添麻煩。但我不會忘記埋在那裡的戰友。
從回憶回到現實，兩位老人聊起了眼前的生活，聊起了眼前的社會。
李玉安說：當幹部，當黨員，最要緊的是不要有私心，這樣幹啥腰板都硬。還有，領導眼睛要衝下，看到老百姓，不要條件好了，思想變了，不想著百姓了。有的幹部也經過戰爭的考驗，但不知足，被糖衣炮彈打中了，掉隊了，人民就不擁護你了。
井玉琢
井玉琢接茬說：這道理說起來誰不懂，大老粗也懂，關鍵是要去做，幾十年不停地去做。有的頭頭腦腦光知道自己致富去了，根本的東西忘了，老百姓的事撇一邊了，國家的事撇一邊了，這怎麼行？前些日子市裡來人看我，我說，我歲數大，沒多大能力了，你們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多一雙眼睛，看道長，一定要把七臺河建設好，把國家建設好。
“可不是，多少人流血犧牲，為的就是把國家建設好。”李玉安說，“不過現在有些事講不通，比如，糧庫建倉房需要水泥，弄不來，就送禮，送了就弄來了。”井玉琢說，這種事我也弄不明白。
李玉安說，我現在想的比較多的是教育好子女，做些青少年教育工作。當然，也有不願聽的，說“你這是哪朝哪代的事了”“你那些事過時了”。但我還是要講。這些日子我接到許多青少年來信，寫得很感人。年輕一代關鍵還是在老一輩的教育。
井玉琢很贊同，說這是頂重要的一條。“青年不教育好，革命的班誰來接？現在對青少年教育抓得不夠，街上小青年打架沒人管，有的警察也不管。有的偷東西被抓住了，送到派出所，人前頭剛走，後頭就把人放了，那怎麼能教育好？”
魏巍（右）與李玉安
李玉安說：我在朝鮮看到人家對青少年的革命傳統教育抓得好，歷史博物館、烈士紀念碑等都搞得很像樣，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一批批青少年來參觀、瞻仰，值得我們學習。
歲數大了，出門在外孩子惦記，要分手回家了。李玉安說：“今年農業大豐收，糧庫忙，我回去幫一把，就是在地上一粒粒撿糧食，也算是出份力。”井玉琢說：“我腿腳不靈便了，幹不了什麼活了，不過，只要還有一份熱咱還是要發一份光的。”
1990年11月6日，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辦公樓前，
分社工作人員和李玉安、井玉琢合影
（前排右五為李玉安，右六為井玉琢，
前排左一為本文作者）
兩位老人都沒多少文化，也不善言辭，話並不多，但我很看重這次採訪，看重採訪本里記下的他倆的話，常拿出來看看，感覺有一種迷人的純樸之美，也有一份厚重的引人深思的力量。
經過生與死的洗禮，他們的心境是那樣的寬闊和淡定。想想死去的戰友，再想想自己有家，有子女，他們很知足。實際上他倆生活上都有不少困難，但和出生入死比，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們和死去的戰友陰陽兩隔，但他倆彷彿一直沒有離開過長眠的戰友，一直在心裡陪伴著他們，戰友們也常常來到他倆的面前，永遠是十八九歲、二十來歲的樣子，永遠是那張年輕和充滿活力的臉。青春、戰爭和熱血，已使他們的生命融為一體。他倆活著，烈士們也就活著。如今，他們都走了，但他們把永恆的精神留給了我們，留在了祖國的大地裡！
是的，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留下名字和沒有留下名字的英雄們；共和國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用生命捍衛和建設祖國的忠誠的衛士們！
（雜誌編輯 徐烜丨新媒體編輯 陸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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