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丨劍橋大學教授阿布拉菲亞：我為何支持英國脫歐？

歐洲大選終於落下了帷幕。儘管歐洲議會素來被諷刺為各國落魄官員的流放地，但票選是歐洲政治的晴雨表。在被稱之為“越發多元化”的政黨政治格局下，更像是歐洲各國之間的衝撞越發明顯，歐洲的方向也越發模糊。

這段時間，我們時代的“縱橫家”史蒂夫·班農早就準備在歐洲蓄勢待發，希望通過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攪動正在進行的歐洲大選。或許為了兌現自己在去年誇下的海口，他提前一週就空降歐洲，準備遊說歐洲的右翼政黨領袖，對歐盟來一場“致命絕殺”。

在美國，班農曾被稱為白宮的“隱形總統”；在歐洲大選之際，他想成為歐盟青年的“素王”。這位前白宮“軍師”，早在去年七月底接受《每日野獸》的獨家專訪時，宣稱意圖在2019年歐盟議會選舉之際，讓歐洲極右翼政黨領袖像特朗普一樣成功當選，教會歐洲各國如何像英國一樣走向“脫歐”之旅，更期待歐盟能夠步蘇聯自動解體的後塵。他雄心勃勃而又毫不掩飾地對外宣揚著自己能夠引發歐洲大選的政治地震：“大選後，布魯塞爾的每一天都將是斯大林格勒。”

為了這場自命不凡的“革命行動”，班農和他的團隊在去年7月特意組建了意在凝聚“疑歐派”一起搞垮歐盟的跨國組織。這個名為“運動”的政治團體，挑釁似的將辦公地點設在歐盟總部所在地比利時布魯塞爾，並直言要在歐洲發起一項“民粹主義計劃”，致力於促成歐洲政壇“地殼構造板塊變化”。或許，班農的狂妄姿態會被認為茶餘飯後的談資。然而，蒂爾曼·延斯在《史蒂夫·班農——川普黑暗的耳語者》一書中特別指出，在英國脫歐運動中，班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引導作用。

為了完成自己的雄心壯志，在今年的四月，班農特意在“民粹主義”盛行的意大利對外宣佈他要組建政治實驗室。他的目的，就是培養年輕一代的極右翼“文化戰士”，塑造下一代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領袖，打造能夠在將來深入媒體和政府內部的意識形態革命家。

如今，英國脫歐未遂，梅姨宣佈辭職；沒想到的是，英國脫歐黨以31.6%的支持率成為英國的最大贏家。在意大利，一直搞事的薩爾維尼已經開始自負地宣稱“一個新歐洲的誕生”，並且認為自己參與了我們時代的“新歐洲文藝復興”。在法國，勒龐把國民陣線改名為國民聯盟後，以高出1%的票率超越了馬克龍的共和前進黨。在德國，近三分之一的年輕人選擇了把票投給激進的綠黨。

從席位上看，班農同志的預期似乎並未達成。但明顯的政治極化效應，正如幽靈一樣盤旋於歐洲的蒼穹。歐洲議會此次選舉所呈現的示範效應，到底會引導歐洲往何處去，誰也不好過分肯定地做出判斷。然而，從這次選舉所呈現的票數更迭來看，充分地顯示了歐洲各國人民期待改變的迫切心理。

兩個月前，新京報記者蕭軼就以地中海為中心的歐洲局勢，在杭州採訪了劍橋大學地中海史教授大衛·阿布拉菲亞（David Abulafia），同時他也是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和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研究員。

在採訪中，阿布拉菲亞談到了關於歐盟的身份認同、歐洲的分離主義和英國的脫歐運動等方面的話題。與此同時，阿布拉菲亞還談到了他自己專業領域的地中海研究方面的問題，以及當下學術體制的種種病灶。作為堅定的脫歐主義者，阿布拉菲亞特別談論了英國人為何希望脫歐；而對於歐盟的存在，在他看來，不過是“政治官僚只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不顧及大多數人的想法”而已。

歐盟是一種沒有歷史根基的身份認同

新京報：從你的海洋史研究或人類史，怎麼看待當下的反全球化，諸如歐洲的分離主義運動？

阿布拉菲亞：類似加泰羅尼亞這樣的民族主義運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加泰羅尼亞人蔘加過西班牙內戰，之後又要求獨立。有趣的是，當歐洲的一部分人在談論歐洲身份認同的話題時，這勢必會形成抵抗這種所謂歷史進程的“反動”。那些不喜歡主流觀點的人會選擇其他的身份認同，這可能會讓政治聯盟最終四分五裂。

對我來說，獨立還是統一，取決於人們的自我抉擇。承認匈牙利人和波蘭人不同，並不會有傷尊嚴。但同時，我也尊重這樣的事實，這些歐盟國家的居民擁有不同於鄰國的身份認同。

新京報：諸如土耳其、匈牙利、波蘭等領導人的上臺，是否意味著極右翼的勢力成為一種當下的必然趨勢？

阿布拉菲亞：我不認為這是必然的，這些政治現象總讓我感到很驚訝，我意識到民主是非常珍貴的價值。這些現象也會影響到司法的獨立性，比如在波蘭發生的情況。似乎波蘭、匈牙利等國家的一些人想暫時擺脫民主制度。反對民主的力量往往來自於小城鎮和鄉村，都市的精英階層並不認同這樣的政治態度。埃爾多安如果只在伊斯坦布爾進行選舉，他很可能得不到多數的支持，但是如果在大量穆斯林居住的土耳其東部，結果會完全不同。

新京報：埃爾多安的舉動對地中海有什麼影響呢？

阿布拉菲亞：土耳其一直都想加入歐盟。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上臺後，以軍隊力量作為強有力的支持推行反世俗化的政策，和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競爭穆斯林的正統地位。這是重大的歷史轉向。

如果倒退五十年，土耳其是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最可靠的盟友，如今兩國劍拔弩張，根本說不上一句話。如今土耳其和伊朗的關係也很奇特，兩國的傳統和法律也截然不同。

新京報：如何看待當下的民粹主義的崛起？

阿布拉菲亞：這得看情況而定。我就不認為英國的脫歐是一場民粹主義運動。但是在美國，這種現象的確存在。美國的東西海岸與受到輕視的中部地區在政治觀念上存在巨大的鴻溝。中部地區有著獨特的文化，人們強烈堅持擁有持槍的自由，反正和歐洲的任何地方都不同。我不能確定“民粹主義”的定義，因為在不同的環境中它代表不同的含義。波蘭、匈牙利和美國的民粹主義都不相同。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法國的黃馬甲運動？

阿布拉菲亞：我不懂法國的政治，我不知道法國政黨體系是如何運作的。我只知道馬克龍自以為是拿破崙的轉世，他想成為歐洲的皇帝。但這不可能發生，德國可比法國強多了。

新京報：前段時間，歐洲一些作家發表了一份關於拯救歐洲的宣言書，你也寫過一份《歐盟正在陷入歐洲統一運動的歷史神話》，反對歐洲神話。作為堅定的脫歐主義者，你為何認為英國應該脫離歐盟？

阿布拉菲亞：我不認為英國在文化、政治、情感和意識形態方面屬於歐盟的一部分。我們從不認同“歐洲理想”或“歐洲夢”。英國人和歐盟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之大足以令人驚訝。

好多年前，我受邀參加了一次會議，立陶宛前總理在發言時不停地重複“我們歐洲人”、“共同理想”之類的論調，這讓我感到渾身不自在。英國任何地方的政治辯論中都不存在這樣的用語。即使是那些選擇留在歐盟的英國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以歐洲的標準來看都是歐洲懷疑論者。幾乎沒有英國人痴迷於一個歐洲化的英國。

脫歐公投的結果出乎了我的意料，但現在想來也可以理解。英國想成為自由貿易區的一部分，但是問題是與歐盟融合的壓力導致了歐元的貶值。在某個時刻，你需要對自己說，我們不屬於這個政治組織。我們英國有著不同的政治傳統和司法體系。英國沒有憲法，只有普通法，這是非常特別的。

新京報：那你怎麼看待歐盟這個機構呢？

阿布拉菲亞：歐盟自1945年以來保障了歐洲的和平，這種說法你肯定聽過很多次。但純粹是胡說八道，因為1945年歐盟還沒有成立。實際承擔這個職責的機構，是北約組織。沒有人會擔心法國會和西德開戰，一般來說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相互打仗。

新京報：你在《人類的發現》一書中談論了歐洲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你認為有哪些因素塑造了歐洲身份認同？

阿布拉菲亞：政治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曾說，我們要“創造”歐洲身份認同的概念，這讓我感到非常困惑。在一些德國和法國的教科書中，我也看到過這些詞語，年輕人被迫接受這樣的觀念。他們想要“發明”一種沒有歷史根基的身份認同。你在電視上看到的歐盟委員會更像是一個大企業，這些政治官僚只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不顧及大多數人的想法。

我們時代的地中海局勢

新京報：你說地中海的性質也發生了改變，已經很難將之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引發地中海性質改變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阿布拉菲亞：其中一個明顯的因素，是20世紀以來歐洲、北歐和中東之間的日益分離。這是殖民化造成的一個意外結果。比如，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的殖民地為了獲得獨立，嘗試了與歐洲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等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則把地中海看作是和美國競爭的主要戰場。

另一個因素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甚至希臘人都痴迷於“歐洲身份”這樣的概念，地中海區域內的北非和中東國家也想成為歐盟的成員。當然，這樣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尤其是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加入歐盟後過得一點都不好。

新京報：說到蘇聯和地中海的歷史，想起你曾與戈爾巴喬夫在盧森堡進行過關於地中海的討論。不知道戈爾巴喬夫對地中海的局勢是怎麼看待的？

阿布拉菲亞：這是我五年前在伊斯坦布爾參加的一場研討會。戈爾巴喬夫在盧森堡有一個智庫，他們寫信告訴我戈爾巴喬夫很喜歡我寫的《偉大的海》。戈爾巴喬夫先生應該還沒讀過這本書，因為他不讀英文書，而這本書還沒有俄文版。反正，他們問我是否願意花三天時間，和這些政治家一起參加伊斯坦布爾的會議，討論東地中海的現狀。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有兩個問題。首先我還在擔任陪審員的工作，不便離開英國。但當我打電話說收到了戈爾巴喬夫的邀請時，他們爽快地放行了。更重要的問題是，12月12日會議當天不僅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的結婚紀念日，所以我還要徵得夫人的許可。她說當然應該去，所以我坐上了飛往伊斯坦布爾的航班。當戈爾巴喬夫得知這個特殊日子後，他還在晚宴上向我祝酒呢。

我接著發現，會議成員都是一些“過氣”的政治家，包括三十多年前的英國前任外交部大臣、加拿大學者葉禮庭、前任土耳其總理，以及幾位來自盧森堡的政治家。戈爾巴喬夫的身體狀況並不好，他主持了會議，但沒有參與大部分的討論，他本人還是很友善的。

新京報：地中海的改變給歐洲帶來怎樣的改變？

阿布拉菲亞：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地中海的改變加速了歐洲的移民潮，處於動盪地區的非歐洲國家有大量難民流向歐洲，比如最近的敘利亞。但真正的問題是，歐洲國家把地中海當作自己的“後院”。美國曆史學家談論過美國的“後院”，那些受到美國影響的地區，但這不是我所指的含義。我說的“後院”是指那些你不關心、但又屬於你的東西。以意大利來說，意大利的北部就瞧不起南部。所以，不僅要成為歐洲人，還要成為歐洲“北部”的人，這種如今流行的觀點，甚至帶有種族歧視的成分。

新京報：那麼，是否可以說，歐盟對歐洲的影響也加重了地中海的分裂？

阿布拉菲亞：我不確定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因為東歐的分裂力量也讓歐盟很頭痛。我們也等著看意大利政府接下來會做什麼，因為他們對歐盟的運作方式充滿敵意，同時他們也並沒有打算離開歐盟。我們也需要關注英國脫歐的走向：脫歐是否會讓英國成功地挽救國內經濟？也許到時意大利會說，如果英國做得到，我們也可以，畢竟意大利也是一個不容小覷的經濟體。

新京報：很有意思的是，你認為從地中海一體化到歐共體一體化的進程中，擔心新殖民主義的加重？

阿布拉菲亞：如果說希臘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德國的殖民地，希臘人是否會被迫接受他們不喜歡的政策？我不會選邊站，但希臘確實被狠狠地欺負了。有些希臘人可能會有這樣的看法。

海權是一個非常值得懷疑的概念

新京報：對於地中海史的研究，在學術史上經歷了哪些研究階段？

阿布拉菲亞：布羅代爾是唯一一位專注於地中海史研究方法的學者。大概20年前，英國曆史學家佩裡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爾出版了《墮落之海》（The Corrupting Sea）。這是一本大部頭的著作，現在僅僅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還沒有問世。在書中的第一部分，兩位學者批評了布羅代爾的觀點。

布羅代爾把地中海看作一個整體，而《墮落之海》則強調地中海的多元性。但是，我不確定這種批評是否正確。在我看來，布羅代爾也意識到地中海的多樣性。但是，這本書談論了很多他們稱之為“連通性”（connectivity）的概念，也就是指地中海不同區域間的互通關係如何促進了商業往來等，如今它已經成為了一個流行術語。《墮落之海》探討了非常多的細節，其中遠古時期和中世紀的部分受到了考古學家的推崇。我對這兩位學者的研究工作充滿敬意，他們的研究是對布羅代爾學說的挑戰。（此處指《墮落之海》的兩位作者：佩裡格林·霍登，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中世紀史教授，中世紀醫學、疾病學和慈善史研究專家；尼古拉斯·珀塞爾，牛津大學卡姆登古代史講席教授，羅馬社會、經濟、文化史以及羅馬城市史研究專家。）

《偉大的海》，作者：[英]大衛‧阿布拉菲亞，譯者：徐家玲，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7月

新京報：你的書名叫“地中海人類史”，如何去定義“人類史”？

阿布拉菲亞：我所說的“人類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以布羅代爾為首的法國曆史學者的質疑。他們在研究地中海史時，經常把“人”排除在外，甚至使用決定論的眼光來看待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的偉大戰爭。他們認為，地中海發生的歷史事件要歸因於地中海的地形特點；而我，則想把人的抉擇和意志重新放進歷史研究中。

我在《偉大的海》中討論人們是如何跨越海洋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它不是一本關於船隻設計的書，儘管我的出版商可能會這樣宣傳，但這不是書的內容。另外，在英語文化中，人類史（human history）對應的是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所以我不會側重於生態環境的側面。生態史也很重要，但是其他人寫過了。而且，這也不是我的專長。

在這本書中，我特別想做的是建立一種整體性。很明顯的是，布羅代爾或者《墮落的海》等研究著作，至少在一種角度上建立了有效的論證。我也許不同意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方法論，但不可否認的是，地中海史擁有很多不同的研究進路。比如有些人就寫地中海周圍的土地，這也屬於地中海史的研究範圍。但是，我的書是關於這片海域自身的歷史，這是我想做的研究。

新京報：與其他的諸如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或戰爭史等進行比較的話，人類史的研究範式在地中海史研究中有何優勢？

阿布拉菲亞：從類別上來說，我研究的是海洋史。海洋史會涉及不少經濟史和貿易史，但也包括對於海軍和海上軍事科技等其他方面。而我想研究的則是和“人“相關的海洋史，我認為這是區別於傳統海洋史研究的重要轉向。

新京報：中國人研究海洋一般都是研究海權，你怎麼看待海權這個問題？

阿布拉菲亞：我對“海權”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問題在於，在過去，我們如何才能“掌握”一片海上領域？也許在技術高速發展的21世紀，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過去，地球上的很多事情都發生在人們的視野之外。18世紀的西方人怎麼可能知道中國南海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也許你可以說“海權”指的是通過軍事力量所控制的海域。我認為在21世紀，人們可以通過衛星等技術手段掌控全球的海上航道信息，但這種看法仍然需要進一步地論證。我來舉一個例子：索馬里海域是各類商船和大型客輪通過的航海要道，但是那裡常年海盜猖獗，經常有船隻遭到海盜的劫持。那麼在這塊海域裡，究竟是誰在行使著“海權”？

新京報：在你的新書《無邊的海：大洋人類史》（The Boundless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Oceans）中，據說涉及了中國海洋史，能否簡單地談談你對中國海洋史的看法和觀點？

阿布拉菲亞：是的，這本書中談到了中國商人出海貿易，以及“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史。書中討論這一邊世界的部分相當重要，涉及了中國、日本和韓國朝鮮的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互動過程。

當代學術體系非常糟糕

新京報：你曾擔任過劍橋大學的學術委員，在當下中國的學術體系，對於年輕教師的政策是“非升即走”，也就是必須完成論文數量，否則就到期解聘，你怎麼看待這種學術體系？

阿布拉菲亞：實際上，我認為當今的學術體系非常糟糕，強迫人們“生產”大量的研究論文和專著。在有些情況下，一些研究和專著寫作常常需要花費12年之久，如今的學術體系不鼓勵這樣的做法。學者和研究人員製造了太多的論文，有些研究迫於系主任的壓力不得不提前發表出版。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去評價研究作品？學術小組有沒有能力評估每一份送進來的研究報告？我還記得有一次學術評估會議，學術小組的成員裡有位牛津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對我正在做的研究非常瞭解。但我立刻想到，學術小組中沒有人合適地評估我的夫人所寫的論文。

政府可能想通過這種方式淘汰那些好吃懶做的學者來達到節省開支的目的。但是改變現有的學術評價系統可以為政府節約更多的錢。你會發現周圍的人對於劍橋、牛津等大學的學術水平都有著自己的看法，不需要研究者每次都要提交四份材料，學術小組也不必給每份研究打一個專斷的分數。我認為現在的學術體系非常糟糕。

新京報：你認為一個理想的學術評價體系應該是怎樣的？

阿布拉菲亞：首先，我認為劍橋、牛津等英國頂尖大學應該站出來，拒絕服從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這種評價標準是毫無意義的。很多時候我發現人們被這種誘惑所吸引，“我掌握了大權”、“這能給我帶來影響力”，等等。

在英國，我們需要站出來對政府說，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需要的一個更加寬鬆的制度，它允許研究人員可以自由地花上八九年寫一本書。外界很容易瞭解一所大學和系所的聲譽，但這是不能被量化。

而且，我們不知道最近幾年出版的書中，哪些能夠經歷住時間的考驗，甚至成為經典。有些研究在當下沒有受到關注，但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後大放光芒。

新京報：你認為當下的學術體系存在腐敗或強權的現象？

阿布拉菲亞：“腐敗”可能言重了，但是學術系統的確有被權力侵蝕的現象。有些大學教職人員對研究和授課沒有興趣，把自己看作公司經理或CEO，擔任大學副校長之類的職務會讓他們很有成就感，我對此就不感興趣。

大學中有強權政治的現象，沒想到的是，這麼多聰明絕頂的知識人會掉入這樣的陷阱。為了不受到誘惑，需要保持自我批判的意識。

新京報：你似乎在寫作風格上特別不像學院派的學術研究風格？另外，我看到你曾批評德國的學術界，認為他們自娛自樂的學院派歷史與公共歷史之間的割裂導致了德國學術研究水平低下……

阿布拉菲亞：英國曆史寫作的一個特點是，學術界與公眾建立了良好的互動。對於很多大型的出版商來說，一本學術著作的讀者不僅是教授，也要包括學生，甚至面向更廣泛的普通讀者，期待能在大眾書店銷售成千上萬冊。這是英國學界培養出來的文化，但當下的學術評價體系正在慢慢摧毀這樣的傳統。資深教授還可以這樣去創作，年輕學者則面臨過多的壓力。在德國，大學教授對“面向普通讀者的寫作“持懷疑的態度，即使其中有些人也在這麼做。德國學術界傾向於“厚重”的研究。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當我在寫歷史時，我究竟在做什麼？寫作首先是在從事一項文學活動。因此練就一手好文筆是相當重要的。德國肯定也有擅長寫作的歷史學者，但在英國，能否把文章寫好對於一位歷史學者來說非常重要。

新京報：所以，你會特別去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嗎？

阿布拉菲亞：這是非常困難的，有些人就是做不到。有些人的作品太“厚重”了，雖然學術水平非常高，但是閱讀過程非常有挑戰性，沒有抓住（carry）讀者。即使在主流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應該擁有優雅的文筆，這種觀念源自於英國的學術傳統。

（本次採訪得到了陸大鵬和李永博的支持，特此感謝！）

作者：新京報記者 蕭軼

編輯：宮子

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