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選，選“能人”還是選“強人”？老百姓：強人

新民晚報深海區工作室 吳健

4月11日至5月23日，五年一回的印度政壇大洗牌——國會下院（人民院）選舉熱鬧舉行。俗話說“得下院者，得印度”。約2300個政黨角逐543個席位。全國性強勢黨派與地方實力派同臺，再結合高度“碎片化”的票源，怎麼看都讓人覺得印度大選猶如“燒腦的智力遊戲”。

為了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印度大選是怎麼回事，在這裡講兩句（小編注：印度的議會政制傳承自英殖民統治，兩院制議會在中央層面分為上院-聯邦院和下院-人民院；邦一級層面上分為上院-立法會和下院-立法院。我們所說的印度大選指的是中央層面的人民院大選，人民院的選舉結果將直接決定總理以及內閣成員的選任。）

對手瞧不起

雖然選舉讓人眼花繚亂，但多數觀察家意識到，在經濟不確定性壓力和對自身生活日益失控的感覺下，普通印度人往往不得不選擇顯得獨斷專行而非有足夠能力的政治家。

印度的經濟、族群、教派有很多不平衡因素，印度政壇“地方化”跡象明顯，地方黨派在人民院的席位從過去的“邊緣狀態”上升到“三分天下有其一”（上屆達162席），因此，作為最具動員力的大黨，人民黨和國大黨不光要底層動員，還竭力與地方小黨結成聯盟。

現任印度總理莫迪

法國國際戰略關係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奧利維耶·吉亞爾認為，人民黨總體贏面很大，有三個其他政黨難以企及的手段：

第一，該國政治話語變了，過去兩年的選舉調查顯示，感覺社區教派意志壓制個人民主的人比例超過50%，遠大於2014年的35%，儘管印度最高法院反對‘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選舉行徑，但客觀上，印度教動員力幫助人民黨獲得話語權；

第二，人民黨在種姓和地方治理上推進‘身份政治’，雖有黨派能在地方一級挑戰人民黨，但在國家一級做不到；

第三，莫迪是強人，這在他為邦級首席部長助選時表現得很明顯，莫迪被塑造成不可替代，自然人民黨也不可取代。

拉胡爾·甘地來自於印度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家族，父親是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祖母是曾兩度擔任總理的英迪拉·甘地，曾外祖父則是印度開國總理瓦哈拉爾·尼赫魯

印度選舉遊戲，是1977-1980年人民黨與國大黨的拉鋸中定型。

國大黨女首領英迪拉因“莫須有”罪名淪為人民黨階下囚，她選擇與民眾直接溝通，樹立遭迫害的政治形象，通過民粹化底層動員，不僅絕地反擊，還固化成所有政黨選舉動員乃至集權的法寶。

印度是人口大國，今年是第一次女性選民超過男性選民

“被打趴下的人民黨，是‘英迪拉方程式’最忠誠的學徒，”英國諾丁漢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凱瑟琳·阿德尼稱，2014年大選，人民黨把莫迪描繪成“活力領袖”，為志存高遠的年輕人帶來經濟繁榮，“這一次，他又把自己定位成普通人，令自己的卑微出身與‘小儲君’拉胡爾·甘地形成對比，後者是國大黨的旗幟”。

急需要強人

選民的心態，其實更值得琢磨。德國柏林心理學大學校長西格弗裡德·普賴澤爾認為，印度經濟的某種不確定性，使人們不自覺地選擇強勢政黨和領導人。美國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曾對包括印度在內的約100個國家選民進行價值觀結果，發現失業率越高的國家，人們對強勢政治家的渴望就越強，同時個人失落感也在增加，就此而言，選強勢領導人就成了補償策略。

3月3日，一位印度人民黨支持者在莫迪的演講中揮舞該黨旗幟

“通過認同強勢領導人，個人會感覺自己也有影響力。”美國行為心理學家赫曼特·卡卡爾說，不確定性破壞了人們對安全的需求，加上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生活的印象，對個人來說就產生壓力。“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思考寬度受到限制，”卡卡爾說，“簡單地承諾解決方案的政治家，例如高喊‘好日子將要到來’的莫迪，就顯得更令人信服。”

這樣的承諾對個人沒有幫助，但能提供認知解決方案並指定罪魁禍首。普賴澤爾發現：“在印度，在一個地方把經濟搞不好的罪魁禍首算到國大黨頭上，在另一個地方里被說成是外國商品，第三個地方歸咎於國內某個宗教。”可這種政治模式很容易造成惡性循環：一方面，經濟因素不僅直接影響百姓，決定他們對政治領導風格的偏好。另一方面，政治領導人作出的經濟政策決定又影響未來幾代人（選民），無論好與壞。

印度政客們為拉選票送禮可謂五花八門，其中不僅有電視機，還有山羊

觀察這幾年的印度，儘管印度年增長維持在6.5%左右，有望今年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五，但多數人未被惠及，底層民眾收入甚至倒退，每個月約百萬勞動力進入市場，莫迪一年創造1000萬個就業機會的承諾根本沒兌現，2017-2018年的失業率為6.1%，創1972-1973年以來最高。莫迪政府推出的“廢鈔”和“稅改”政策，除了給經濟帶來“陣痛”，沒有更多收穫。人們憂心地看到，由於經濟戰略正失去光彩，莫迪正轉向依賴別的支柱——印度教至上與民族主義。

普賴澤爾建議印度政治家，應提供令人信服的、清晰的和可理解的解決方案，“光靠‘我們能做到’這樣的口號是不夠的”。只有提供正確解決方案，才能消除人們一些不確定感。實際上，發生在英國“脫歐”及美國“修牆”的案例已表明，如果沒有相應的能力，強勢解決方案都會土崩瓦解，普賴澤爾提醒：“如果印度政治能夠減少不確定性，人們就能夠進行多樣化思考，這對國家有好處。”（文中圖片除標註外均來自GJ）

責編 杜雨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