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崔健帶著搖滾登上了工體舞臺，這意味著搖滾樂真正登臨中國通俗音樂舞臺。但也是從這一刻起，搖滾被與貧困、破爛、頹廢和不修邊幅劃上了等號，接下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中國搖滾樂在普通老百姓的眼裡，一直無法擺脫“窮搖”和“反叛”這樣的印象。甚至於在家長們的眼裡，搖滾似乎就成了洪水猛獸。父母不願子女接觸搖滾，害怕他們會就此墮落。頹廢和瘋狂是這個圈子裡無可爭議的首選範兒，如果能把香菸抽得跟毒品一樣就是特別牛逼的事兒。
可是，這真得就是搖滾嗎？小編昨天在某知名人士的微博上看到這麼一段話：世上本無搖滾，行為不端的人多了，才有了搖滾。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搖滾=行為不端？可是，Beatles卻向我們傳達著“愛與和平”的訊息。
白巖鬆在他的《痛並快樂著》中寫道：
搖滾不象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反動和具有破壞力。好的搖滾是一種有責任感的音樂，他們象這個社會的清醒者，永遠不會對現狀滿足，在他們的頭腦中，前面永遠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今天的許多東西是應當改變的。做搖滾的大多是理想主義者，也正因為他們的理想主義，他們是痛苦的，很少被人理解。於是一些讓我們更不理解的醜惡行為，比如吸毒等等就在他們中間出現了，但當我看到他們中的有些人和這些行為沾邊時，我看到更多的是他們痛苦後的脆弱。
而在同時，搖滾樂又是真實的，當週圍的人們虛偽的風花雪月時，搖滾樂直面著並不樂觀的人生，說著真話，唱著真實的心情，這種真實在實話難說的時代中如何珍貴，我們自然知道。
千萬別忘了感謝他們，他們總是在努力唱出一代人的聲音，唱出陽光燦爛下的一種懷疑，唱出明天應該更美的一種希望，唱出外表瘋狂而骨子裡卻很執著的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與其說他們是在破壞不如說他們是想在破壞中建設。
我本人特別喜歡白巖鬆的這段表達。搖滾不應該是負能量的，是頹廢的。相反，他應該是向著光明，懷有希望的。
和白巖鬆表達著同樣觀點的汪峰，曾經在他的小說《晚安北京》中如此寫道：
搖滾樂根本的功能性在於：別人不能說的話我來說；別人心裡想的說了沒人聽的話我來說；別人說了以後成為廢話，或者被忽視和壓制的話我來說。它永遠說的是真話，是針尖麥芒的話，是站在風口浪尖的話，同時也是體現和代表當時的社會人們整個的生存背景和生存狀況的話，這是搖滾樂磨滅不掉的色彩，你非要不讓它帶有這樣的色彩，那它就不是搖滾樂。
搖滾樂本身不僅僅是音符，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關心它所處的社會，關心這個社會裡的人，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搖滾歌手，特別是在他成為公眾人物之後，你不應該只享受公眾人物的虛榮、頭銜和財富。面對社會上的各種苦難，或者重大事件，他必須發言。在我能說話、說出來的話有人願意聽的時候，我就會去說。
搖滾樂一定有他輕鬆、好玩的一面，但它不會以娛樂為核心，它的更大功能是建立每個人更強大的心理基礎，給精神層面帶來更大的快樂。
白巖鬆和汪峰，一個是記者一個是音樂人，看似牛馬不相干，卻有著一個共同的屬性：搖滾老炮。所以他們才會對搖滾有著如此相近的理解。
白巖鬆以新聞為載體，用他獨到的眼光、真誠的心、犀利的評述，堅守作為媒體人的責任，發現這個社會中的真善美，以客觀真實的姿態，擺脫空話套話和低俗，力圖使媒體迴歸本質。他相信“不是時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時代應當聽得到更多的批評和憂患，聽得到監督中的理想，聽得到面對批評與監督時，時代特有的堅強與自信”。這是一個有責任感、有正義感的人，他追求並堅守媒體人的良知和本質。
正如汪峰在博文中對白巖鬆的評價“我們需要真實，我們需要真相，讓我們知道更多的醜惡，不公，現狀，我們就能將更多的真善美回饋於生活。從某種程度上，我們需要更多的白巖鬆。”
汪峰則是以音樂為載體，用他銳利的眼光、睿智的頭腦、直指人心的歌詞，去挖掘社會表象後面隱含的東西，表達他對這個時代的關注和批判，抒發他對平等、互愛、民主、尊重的期盼，某種程度上，他不是單純的音樂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吶喊者和先行者。在與汪峰音樂同呼吸、共思考中，我們一同體味這個時代的悲哀，一同追尋這個時代溫暖的東西。
白巖鬆曾如此評價汪峰，“音樂人裡頭在以他的方式關注這個時代，批判這個時代，然後給這個時代一點希望，溫暖的東西。我說這是另一種作品，不要僅僅把他當成一種音樂。”
他將自己的書《幸福了嗎?》送給汪峰，並在扉頁寫下：你的音樂就是我這本書的音樂版，我的書是你音樂的文字版。
他們是才情橫溢的時代精英，一個以音樂為匕首，撕破面紗，催人反思；一個以語言為武器，言語犀利，直指時弊。在他的歌聲中，在他的節目中，我們總能感受溫暖和真誠，尋找到一生堅守的信仰。
搖滾不應與行為不端有關，行為不端更不該成為搖滾的定義。搖滾就是發自靈魂的真實的聲音。他可以是憤怒、批判、叛逆，也可以是理想、光明、愛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