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不是演戲，而是出自靈魂的真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有趣的靈魂。當世界越來越無序，生活越來越無趣，對抗焦慮和無趣是就成為靈魂的首要任務。
在無趣的生活面前，你痛哭流涕解決不了問題，你憤世嫉俗毫無用處，唯有幽默和自嘲，才能哄好自己的靈魂。
亂世出幽默。
莊子大概是亂世中最具有幽默精神的哲學家了，他身上的喜劇精神，其實源自另外一種更加深刻的悲劇精神。莊子問人借米，別人說等我發了大財就借給你，莊子說那你就到乾魚鋪來找我吧。莊子在臨死之前，弟子們商量著要給他找塊好墳地厚葬一番，莊子問為什麼這樣，弟子們說怕屍體被烏鴉和老鷹吃掉，莊子說，把我拋在野外，被烏鴉和老鷹吃，把我埋在地下，被螻蟻吃，你們為什麼對螻蟻那麼好，而對烏鴉和老鷹這麼苛刻呢？這是看透了生死的幽默。
魏晉時代，天下大亂。傳統的社會秩序和人們的心理秩序被打亂，人們進入一個茫然無措焦慮慌張的時代。
慌張的時代，也是幽默的來源。因為人類的慌張來源於焦慮，焦慮來源於矛盾的對立，而矛盾是創造幽默的土壤。從某種意義上說，幽默來自於“預期之逆應”，通俗的說，幽默其實是對世界的一種反叛，是在異化的世界中，因為只有超出預期和常態，才會讓人產生產生撕裂和距離感，產生驚奇感，而驚奇感是會心一笑的源泉。
幽默是個好東西，可以調侃別人，更可以自嘲自己，無論是調侃還是自嘲，都是一種挑戰無趣的世界，拒絕不美好生活的利器。
所以，魏晉時期是產生幽默的最好的時代，雖然這個時代，好多名士生命如同草芥而朝不保夕。
魏晉時期，名士們的幽默來自於清談之風。他們成為語言的崇拜者，他們將語言的妙處運用到了極致。他們舌綻蓮花寄意玄遠；他們手持拂塵侃侃而談；他們語言高雅意味深長。在清談之風中，名士們還發展出另外一種可愛的副產品，就是幽默、調侃和自嘲。
大部分魏晉名士都是清談高手，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是幽默大師段子高手，他們用一個個意味雋永的段子點綴處處都是危機的人生，在哄好自己靈魂的同時，也哄好別人的耳朵與心靈，在會心一笑中生活的無趣煙消雲散。
何尚之和顏延之身材短小，何尚之和顏延之見面，總是要互相調侃一番，何尚之說顏延之像猿，顏延之說何尚之是猴，一天二人共同出遊，顏延之問一個路人，我和何尚之誰像猴子，路人說何尚之像。顏延之高興得手舞足蹈，路人說他不過是像猴，您可是真猴！怎麼樣？像不像侯寶林大師的相聲？
自嘲是一種偉大的力量，因為善於自嘲之人必然是心胸開闊，心態陽光的人，自嘲的作用在於，能很好地協調人際關係，甚至在發生危險時保護自己。
劉伶是魏晉名士中的異類，他生命所有的意義就是喝酒。經常是一三五小醉，二四六大醉，週日加班接著醉。劉伶長相相當隨便，五短身材屬於醜得驚豔世界的那種，但他很幽默，好多人都喜歡他這種性格。
有一天劉伶林喝醉酒發酒瘋，惹惱了別人，那人擼起袖子就準備痛扁劉玲一頓，劉伶眼看就要滿面桃花開，這時劉伶巨溫柔地說，我這雞肋一樣的胸膛，不足以安放你的拳頭！那人差點笑噴，劉伶也逃過了被痛揍一頓。
皇帝一般是嚴肅而不苟言笑的，而皇帝的行為一般也是社會的風向標。比如楚王好細腰，那社會就以瘦為美，唐玄宗喜歡肉肉的楊玉環，那麼微胖美女就大行其道。要是皇帝幽默，那麼臣下就盛產段子手。魏晉的皇帝們大多智商較高，當然除了那個比白痴還傻的晉惠帝司馬衷。晉元帝司馬睿就比較幽默，他生了個兒子，就賞賜群臣，殷洪喬很真誠的表示感謝，他說皇子誕生，普天同慶，我沒啥功勞，還拿到這麼多的賞賜，真的不好意思啊，晉元帝說，我生兒子怎麼能叫你有功勞呢？
郝隆是當時的幽默大師，往往能夠給別人帶來不一樣的快樂。，按照當時的習俗，七月七是晒書晒衣服的日子，別人都在晒書晒衣服這一天郝隆專門挺著個大肚子晒太陽，有人問他幹什麼，他回答說，他在晒書啊。
這個段子，宋朝的蘇東坡和清朝的紀曉嵐都用過，比較幽默，其實不過是抄襲郝隆的版權而已。
同樣是七月七日晒衣服，阮咸體現了一個窮人的自嘲。阮氏是一個大家族，住在路南的阮咸阮籍等比較窮，住在路北的比較富。七月七晒衣服，北面的晒出來的都是綾羅綢緞顏色鮮豔煞是好看，而阮咸沒有好衣服，乾脆用竹竿挑著自己幾條破短褲，在風中搖擺。有人問他這是幹什麼，阮咸說，我也不能免俗，就湊個熱鬧吧。
魏晉時代的幽默其實只是悲涼世界的一種反叛，既然人生無常世界悲涼，那何不用放達的態度和遊戲的精神，如同莊子看透生死，如同蝴蝶翻飛花叢，在無趣的世界上，有趣的活著。幽別人一默，調侃一下自己，人生即使都是眼淚，也應當用笑聲去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