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馮有福站在梯子上，掏出一個巴掌大的紙袋，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蘋果上，一捏、一擰，一個蘋果袋就套好了。這樣的動作，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已經連續幹了二十多天。馮有福是延安市宜川縣秋林鎮卓家村人，這個黃土高原上的村子，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改革開放之後，這裡因為種蘋果成為老區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但這些年，種蘋果越來越不賺錢了。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馮有福站在梯子上，掏出一個巴掌大的紙袋，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蘋果上，一捏、一擰，一個蘋果袋就套好了。這樣的動作，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已經連續幹了二十多天。馮有福是延安市宜川縣秋林鎮卓家村人，這個黃土高原上的村子，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改革開放之後，這裡因為種蘋果成為老區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但這些年，種蘋果越來越不賺錢了。
馮有福在自家的蘋果地裡。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村莊的致富之路
從延安市裡到卓家村，要經過一段陡峭的上坡路，上到頂後，就是一片平坦的高原，這是黃土高原的典型地貌之一——塬，就像平地上的一個巨大高臺，四周陡峭、頂上平坦。
卓家村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1939年到1942年，辦事處在這裡辦公。當時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十餘人遷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家。
四十多年前，這片塬上幾乎全部種植小麥，勉強維繫溫飽，靠天吃飯的村民們，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來源。改革開放之後，村裡有人開始種烤煙。延安是陝西著名的烤煙種植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整個延安的烤煙種植面積達到15萬畝，宜川縣是重點種植區。
55歲的馮有福也種過烤煙，那時候他還年輕，跟著村裡的老人學種煙。種煙是個技術活，比種小麥更復雜，但收入也是小麥比不了的。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烤煙種植開始衰落，越來越不賺錢，很多集體辦的菸廠倒閉了，收了菸葉只能拿到縣城裡擺攤賣，種的人越來越少。
烤煙不賺錢，卓家村的人，又開始把目光投向蘋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塬上就有人開始種蘋果，烤煙衰落之後，蘋果迅速普及開來，卓家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種蘋果的，一種就是三十多年。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馮有福站在梯子上，掏出一個巴掌大的紙袋，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蘋果上，一捏、一擰，一個蘋果袋就套好了。這樣的動作，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已經連續幹了二十多天。馮有福是延安市宜川縣秋林鎮卓家村人，這個黃土高原上的村子，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改革開放之後，這裡因為種蘋果成為老區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但這些年，種蘋果越來越不賺錢了。
馮有福在自家的蘋果地裡。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村莊的致富之路
從延安市裡到卓家村，要經過一段陡峭的上坡路，上到頂後，就是一片平坦的高原，這是黃土高原的典型地貌之一——塬，就像平地上的一個巨大高臺，四周陡峭、頂上平坦。
卓家村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1939年到1942年，辦事處在這裡辦公。當時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十餘人遷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家。
四十多年前，這片塬上幾乎全部種植小麥，勉強維繫溫飽，靠天吃飯的村民們，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來源。改革開放之後，村裡有人開始種烤煙。延安是陝西著名的烤煙種植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整個延安的烤煙種植面積達到15萬畝，宜川縣是重點種植區。
55歲的馮有福也種過烤煙，那時候他還年輕，跟著村裡的老人學種煙。種煙是個技術活，比種小麥更復雜，但收入也是小麥比不了的。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烤煙種植開始衰落，越來越不賺錢，很多集體辦的菸廠倒閉了，收了菸葉只能拿到縣城裡擺攤賣，種的人越來越少。
烤煙不賺錢，卓家村的人，又開始把目光投向蘋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塬上就有人開始種蘋果，烤煙衰落之後，蘋果迅速普及開來，卓家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種蘋果的，一種就是三十多年。
俯瞰卓家村的蘋果果園。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適宜蘋果生長，因此漸漸成了當地的品牌。“塬上的蘋果，要比別處的好一大截，川裡的不行，糖分不夠。”馮有福說。
種蘋果是一件苦差事
馮有福55歲，和妻子兩個人種15畝地，全是蘋果。
種蘋果是個苦活兒，15畝蘋果，幾乎耗盡了馮有福夫妻的精力和體力。從春天果樹開始抽枝，到10月份收蘋果，幾乎每天都泡在地裡，忙的時候還要僱人。僅套袋一項，就需要近一個月，這還是在僱人的情況下。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馮有福站在梯子上，掏出一個巴掌大的紙袋，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蘋果上，一捏、一擰，一個蘋果袋就套好了。這樣的動作，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已經連續幹了二十多天。馮有福是延安市宜川縣秋林鎮卓家村人，這個黃土高原上的村子，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改革開放之後，這裡因為種蘋果成為老區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但這些年，種蘋果越來越不賺錢了。
馮有福在自家的蘋果地裡。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村莊的致富之路
從延安市裡到卓家村，要經過一段陡峭的上坡路，上到頂後，就是一片平坦的高原，這是黃土高原的典型地貌之一——塬，就像平地上的一個巨大高臺，四周陡峭、頂上平坦。
卓家村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1939年到1942年，辦事處在這裡辦公。當時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十餘人遷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家。
四十多年前，這片塬上幾乎全部種植小麥，勉強維繫溫飽，靠天吃飯的村民們，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來源。改革開放之後，村裡有人開始種烤煙。延安是陝西著名的烤煙種植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整個延安的烤煙種植面積達到15萬畝，宜川縣是重點種植區。
55歲的馮有福也種過烤煙，那時候他還年輕，跟著村裡的老人學種煙。種煙是個技術活，比種小麥更復雜，但收入也是小麥比不了的。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烤煙種植開始衰落，越來越不賺錢，很多集體辦的菸廠倒閉了，收了菸葉只能拿到縣城裡擺攤賣，種的人越來越少。
烤煙不賺錢，卓家村的人，又開始把目光投向蘋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塬上就有人開始種蘋果，烤煙衰落之後，蘋果迅速普及開來，卓家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種蘋果的，一種就是三十多年。
俯瞰卓家村的蘋果果園。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適宜蘋果生長，因此漸漸成了當地的品牌。“塬上的蘋果，要比別處的好一大截，川裡的不行，糖分不夠。”馮有福說。
種蘋果是一件苦差事
馮有福55歲，和妻子兩個人種15畝地，全是蘋果。
種蘋果是個苦活兒，15畝蘋果，幾乎耗盡了馮有福夫妻的精力和體力。從春天果樹開始抽枝，到10月份收蘋果，幾乎每天都泡在地裡，忙的時候還要僱人。僅套袋一項，就需要近一個月，這還是在僱人的情況下。
套上袋子的蘋果。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15畝地，每年大概要套10萬個袋，最忙的時候，要僱人幫忙，套一個袋7分錢，熟練的人，一天最多能套兩三千個，這意味著馮有福要付出200元的工錢。工人大多來自山西、河南，每年都會定期來這裡，就像麥客一樣，熟人熟手，幹得快，也放心，以前有人把袋子扔了，假裝套完了，被發現後再也沒人敢用他了。
蘋果樹間距不大，樹冠連在一起，人只能在枝葉的縫隙裡鑽，一會兒就渾身大汗，在這樣的環境裡，果農每年要工作半年多。
“種蘋果苦，但不種又能幹什麼呢？”馮有福說。
這個村家家都有大學生
採訪馮有福的時候，正好是週末，在延安上班的兒子回家幫忙，加上僱的兩個人，一共五個人在地裡套袋。
村裡種蘋果的，大多是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年輕人要麼出去考學，要麼出去打工，走在村裡的路上，來來往往的，也多是留守的老人。
“我們村幾乎每家都有大學生。”馮有福說。
延安周邊的村子裡，大多還保留著窯洞式的住房，即便是新蓋的房子，也仍舊依山而建，呈窯洞狀。但在卓家村，很少能看到窯洞，大部分房子，都是平頂的磚房，村裡只有一條主幹道，村民的民居，分佈在道路的兩邊。
在種蘋果以前，卓家村村民也散居在各處的窯洞裡，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種蘋果致富以後，卓家村的人，逐漸搬出窯洞，在一塊平坦的地上建起了新居，到現在，仍住在山上窯洞裡的，只剩下寥寥幾戶。
即便如此，這個很早就致富的村子，依然留不住年輕人，“種糧食能機械化，種蘋果不行，至少我們這裡還不行，全靠人工，在梯子上一站就是一天，年輕人受不了、也不願意受這個苦，都出去了。”
已經五六年不賺錢了
15畝蘋果，年景好、價格好的時候，馮有福一家的純收入，能達到10萬元，但這只是理想的數字，大多數時候，收入要遠低於此。
2018年，受霜凍影響，蘋果大面積減產，馮有福家的果樹，也同樣受災了，但蘋果價格並沒有提高多少，往年價格平均在3塊左右，2018年最好的時候能賣到3塊8。成本卻沒有降低，該用的肥料、農藥、人工，一樣沒少。
2019年上半年，蘋果價格瘋漲，市場上每斤賣到十多元，但和馮有福他們沒什麼關係，賺錢的是中間商，受災的果農依舊賠錢。
“最近五六年，幾乎都沒賺到錢。”馮有福說。
塬上都是旱地，蘋果樹靠天吃飯，乾旱、多雨、霜凍、冰雹等，都直接影響著果農的收入，但他們幾乎沒有太好的解決辦法。2019年上半年大旱，馮有福不得不給蘋果樹澆水，一噸水8塊，只能澆4棵樹，他澆了兩遍，花了兩千多塊錢，這是額外的成本，但能否獲得相應的收益，仍未可知。
雖然乾旱，但今年坐果率意外地不錯，入夏的幾場雨之後，今年多了一分豐收的希望，但馮有福還有新的擔憂——豐收了，價格就下來了。
張保祥和他的合作社
在馮有福的果園不遠處的一塊地裡，張保祥正在給一小片新栽不久的樹苗做環切，用專門的環切剪沿著樹枝轉一圈，切斷皮層，不傷木質，這可以讓果樹及時封頂，營養迴流，提高花芽分化率、坐果率。
和馮有福的蘋果地不同，張保祥的地裡溝壑縱橫，挖開的坑道里，準備埋滴灌管道，這是張保祥自己琢磨的地埋滴灌技術，埋在地裡的管道，既能澆水，也能施肥，還省人工，如今在附近幾個縣已經推廣開來。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馮有福站在梯子上，掏出一個巴掌大的紙袋，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蘋果上，一捏、一擰，一個蘋果袋就套好了。這樣的動作，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已經連續幹了二十多天。馮有福是延安市宜川縣秋林鎮卓家村人，這個黃土高原上的村子，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改革開放之後，這裡因為種蘋果成為老區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但這些年，種蘋果越來越不賺錢了。
馮有福在自家的蘋果地裡。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村莊的致富之路
從延安市裡到卓家村，要經過一段陡峭的上坡路，上到頂後，就是一片平坦的高原，這是黃土高原的典型地貌之一——塬，就像平地上的一個巨大高臺，四周陡峭、頂上平坦。
卓家村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1939年到1942年，辦事處在這裡辦公。當時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十餘人遷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家。
四十多年前，這片塬上幾乎全部種植小麥，勉強維繫溫飽，靠天吃飯的村民們，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來源。改革開放之後，村裡有人開始種烤煙。延安是陝西著名的烤煙種植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整個延安的烤煙種植面積達到15萬畝，宜川縣是重點種植區。
55歲的馮有福也種過烤煙，那時候他還年輕，跟著村裡的老人學種煙。種煙是個技術活，比種小麥更復雜，但收入也是小麥比不了的。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烤煙種植開始衰落，越來越不賺錢，很多集體辦的菸廠倒閉了，收了菸葉只能拿到縣城裡擺攤賣，種的人越來越少。
烤煙不賺錢，卓家村的人，又開始把目光投向蘋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塬上就有人開始種蘋果，烤煙衰落之後，蘋果迅速普及開來，卓家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種蘋果的，一種就是三十多年。
俯瞰卓家村的蘋果果園。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適宜蘋果生長，因此漸漸成了當地的品牌。“塬上的蘋果，要比別處的好一大截，川裡的不行，糖分不夠。”馮有福說。
種蘋果是一件苦差事
馮有福55歲，和妻子兩個人種15畝地，全是蘋果。
種蘋果是個苦活兒，15畝蘋果，幾乎耗盡了馮有福夫妻的精力和體力。從春天果樹開始抽枝，到10月份收蘋果，幾乎每天都泡在地裡，忙的時候還要僱人。僅套袋一項，就需要近一個月，這還是在僱人的情況下。
套上袋子的蘋果。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15畝地，每年大概要套10萬個袋，最忙的時候，要僱人幫忙，套一個袋7分錢，熟練的人，一天最多能套兩三千個，這意味著馮有福要付出200元的工錢。工人大多來自山西、河南，每年都會定期來這裡，就像麥客一樣，熟人熟手，幹得快，也放心，以前有人把袋子扔了，假裝套完了，被發現後再也沒人敢用他了。
蘋果樹間距不大，樹冠連在一起，人只能在枝葉的縫隙裡鑽，一會兒就渾身大汗，在這樣的環境裡，果農每年要工作半年多。
“種蘋果苦，但不種又能幹什麼呢？”馮有福說。
這個村家家都有大學生
採訪馮有福的時候，正好是週末，在延安上班的兒子回家幫忙，加上僱的兩個人，一共五個人在地裡套袋。
村裡種蘋果的，大多是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年輕人要麼出去考學，要麼出去打工，走在村裡的路上，來來往往的，也多是留守的老人。
“我們村幾乎每家都有大學生。”馮有福說。
延安周邊的村子裡，大多還保留著窯洞式的住房，即便是新蓋的房子，也仍舊依山而建，呈窯洞狀。但在卓家村，很少能看到窯洞，大部分房子，都是平頂的磚房，村裡只有一條主幹道，村民的民居，分佈在道路的兩邊。
在種蘋果以前，卓家村村民也散居在各處的窯洞裡，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種蘋果致富以後，卓家村的人，逐漸搬出窯洞，在一塊平坦的地上建起了新居，到現在，仍住在山上窯洞裡的，只剩下寥寥幾戶。
即便如此，這個很早就致富的村子，依然留不住年輕人，“種糧食能機械化，種蘋果不行，至少我們這裡還不行，全靠人工，在梯子上一站就是一天，年輕人受不了、也不願意受這個苦，都出去了。”
已經五六年不賺錢了
15畝蘋果，年景好、價格好的時候，馮有福一家的純收入，能達到10萬元，但這只是理想的數字，大多數時候，收入要遠低於此。
2018年，受霜凍影響，蘋果大面積減產，馮有福家的果樹，也同樣受災了，但蘋果價格並沒有提高多少，往年價格平均在3塊左右，2018年最好的時候能賣到3塊8。成本卻沒有降低，該用的肥料、農藥、人工，一樣沒少。
2019年上半年，蘋果價格瘋漲，市場上每斤賣到十多元，但和馮有福他們沒什麼關係，賺錢的是中間商，受災的果農依舊賠錢。
“最近五六年，幾乎都沒賺到錢。”馮有福說。
塬上都是旱地，蘋果樹靠天吃飯，乾旱、多雨、霜凍、冰雹等，都直接影響著果農的收入，但他們幾乎沒有太好的解決辦法。2019年上半年大旱，馮有福不得不給蘋果樹澆水，一噸水8塊，只能澆4棵樹，他澆了兩遍，花了兩千多塊錢，這是額外的成本，但能否獲得相應的收益，仍未可知。
雖然乾旱，但今年坐果率意外地不錯，入夏的幾場雨之後，今年多了一分豐收的希望，但馮有福還有新的擔憂——豐收了，價格就下來了。
張保祥和他的合作社
在馮有福的果園不遠處的一塊地裡，張保祥正在給一小片新栽不久的樹苗做環切，用專門的環切剪沿著樹枝轉一圈，切斷皮層，不傷木質，這可以讓果樹及時封頂，營養迴流，提高花芽分化率、坐果率。
和馮有福的蘋果地不同，張保祥的地裡溝壑縱橫，挖開的坑道里，準備埋滴灌管道，這是張保祥自己琢磨的地埋滴灌技術，埋在地裡的管道，既能澆水，也能施肥，還省人工，如今在附近幾個縣已經推廣開來。
種植能手張保祥。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張保祥是種植能手，也是村裡合作社的管理者。早在2008年，張保祥和一部分村民就成立了一個果業合作社，如今，這個合作社已經有360戶會員，不僅卓家村有，附近幾個村都有。
農民是農業產業鏈的最底層，不論是樹苗、化肥、農藥的採購，還是蘋果的銷售，制定價格的權利都握在別人手裡，農民只有接受，沒有議價的能力。張保祥組建合作社的初衷，就是為了降低採購價格、提升售價。
合作社也缺議價能力
360戶合作社的會員，每家平均有10畝左右的果園，加起來近4000畝，算是附近較大的農業經濟體了，但合作社掌握的議價權仍舊非常有限，除了自家研究投建的地埋滴灌管道外，在化肥、農藥等採購上，他們最多隻能得到10%左右的價格優惠。
在銷售上，合作社所能提高的價格，也同樣非常有限。為此，張保祥多方籌措，申請了一項市級的農業項目，幫合作社中100多戶會員建了冷庫，每家一個，每個造價6萬元，項目補助加上國家的農機補助共2萬元，自己投入4萬。每個冷庫都不大，可以存五六萬斤蘋果，差不多剛好是一戶果農的年產量。
在卓家村及附近的村子裡，每年蘋果收穫的時候，都會有商人到地頭收購，果農只負責把蘋果摘下來，堆在地裡，收購商會僱人給蘋果分類、裝箱，按照不同的等級，價格也不同，不允許果農自己裝，怕質量不一。
馮有福家的蘋果，每年都是這麼賣的，價格都是收購商說了算，他們只能被動接受，嫌價格低，可以不賣。但實際上，沒人能不賣，如果不賣，自己想辦法銷售，即便能多賣點兒錢，也遠遠不能彌補其間產生的成本。而且，蘋果不耐久放，自己賣，還沒賣完就壞了。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馮有福站在梯子上，掏出一個巴掌大的紙袋，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蘋果上，一捏、一擰，一個蘋果袋就套好了。這樣的動作，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已經連續幹了二十多天。馮有福是延安市宜川縣秋林鎮卓家村人，這個黃土高原上的村子，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改革開放之後，這裡因為種蘋果成為老區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但這些年，種蘋果越來越不賺錢了。
馮有福在自家的蘋果地裡。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村莊的致富之路
從延安市裡到卓家村，要經過一段陡峭的上坡路，上到頂後，就是一片平坦的高原，這是黃土高原的典型地貌之一——塬，就像平地上的一個巨大高臺，四周陡峭、頂上平坦。
卓家村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1939年到1942年，辦事處在這裡辦公。當時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十餘人遷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家。
四十多年前，這片塬上幾乎全部種植小麥，勉強維繫溫飽，靠天吃飯的村民們，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來源。改革開放之後，村裡有人開始種烤煙。延安是陝西著名的烤煙種植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整個延安的烤煙種植面積達到15萬畝，宜川縣是重點種植區。
55歲的馮有福也種過烤煙，那時候他還年輕，跟著村裡的老人學種煙。種煙是個技術活，比種小麥更復雜，但收入也是小麥比不了的。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烤煙種植開始衰落，越來越不賺錢，很多集體辦的菸廠倒閉了，收了菸葉只能拿到縣城裡擺攤賣，種的人越來越少。
烤煙不賺錢，卓家村的人，又開始把目光投向蘋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塬上就有人開始種蘋果，烤煙衰落之後，蘋果迅速普及開來，卓家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種蘋果的，一種就是三十多年。
俯瞰卓家村的蘋果果園。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適宜蘋果生長，因此漸漸成了當地的品牌。“塬上的蘋果，要比別處的好一大截，川裡的不行，糖分不夠。”馮有福說。
種蘋果是一件苦差事
馮有福55歲，和妻子兩個人種15畝地，全是蘋果。
種蘋果是個苦活兒，15畝蘋果，幾乎耗盡了馮有福夫妻的精力和體力。從春天果樹開始抽枝，到10月份收蘋果，幾乎每天都泡在地裡，忙的時候還要僱人。僅套袋一項，就需要近一個月，這還是在僱人的情況下。
套上袋子的蘋果。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15畝地，每年大概要套10萬個袋，最忙的時候，要僱人幫忙，套一個袋7分錢，熟練的人，一天最多能套兩三千個，這意味著馮有福要付出200元的工錢。工人大多來自山西、河南，每年都會定期來這裡，就像麥客一樣，熟人熟手，幹得快，也放心，以前有人把袋子扔了，假裝套完了，被發現後再也沒人敢用他了。
蘋果樹間距不大，樹冠連在一起，人只能在枝葉的縫隙裡鑽，一會兒就渾身大汗，在這樣的環境裡，果農每年要工作半年多。
“種蘋果苦，但不種又能幹什麼呢？”馮有福說。
這個村家家都有大學生
採訪馮有福的時候，正好是週末，在延安上班的兒子回家幫忙，加上僱的兩個人，一共五個人在地裡套袋。
村裡種蘋果的，大多是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年輕人要麼出去考學，要麼出去打工，走在村裡的路上，來來往往的，也多是留守的老人。
“我們村幾乎每家都有大學生。”馮有福說。
延安周邊的村子裡，大多還保留著窯洞式的住房，即便是新蓋的房子，也仍舊依山而建，呈窯洞狀。但在卓家村，很少能看到窯洞，大部分房子，都是平頂的磚房，村裡只有一條主幹道，村民的民居，分佈在道路的兩邊。
在種蘋果以前，卓家村村民也散居在各處的窯洞裡，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種蘋果致富以後，卓家村的人，逐漸搬出窯洞，在一塊平坦的地上建起了新居，到現在，仍住在山上窯洞裡的，只剩下寥寥幾戶。
即便如此，這個很早就致富的村子，依然留不住年輕人，“種糧食能機械化，種蘋果不行，至少我們這裡還不行，全靠人工，在梯子上一站就是一天，年輕人受不了、也不願意受這個苦，都出去了。”
已經五六年不賺錢了
15畝蘋果，年景好、價格好的時候，馮有福一家的純收入，能達到10萬元，但這只是理想的數字，大多數時候，收入要遠低於此。
2018年，受霜凍影響，蘋果大面積減產，馮有福家的果樹，也同樣受災了，但蘋果價格並沒有提高多少，往年價格平均在3塊左右，2018年最好的時候能賣到3塊8。成本卻沒有降低，該用的肥料、農藥、人工，一樣沒少。
2019年上半年，蘋果價格瘋漲，市場上每斤賣到十多元，但和馮有福他們沒什麼關係，賺錢的是中間商，受災的果農依舊賠錢。
“最近五六年，幾乎都沒賺到錢。”馮有福說。
塬上都是旱地，蘋果樹靠天吃飯，乾旱、多雨、霜凍、冰雹等，都直接影響著果農的收入，但他們幾乎沒有太好的解決辦法。2019年上半年大旱，馮有福不得不給蘋果樹澆水，一噸水8塊，只能澆4棵樹，他澆了兩遍，花了兩千多塊錢，這是額外的成本，但能否獲得相應的收益，仍未可知。
雖然乾旱，但今年坐果率意外地不錯，入夏的幾場雨之後，今年多了一分豐收的希望，但馮有福還有新的擔憂——豐收了，價格就下來了。
張保祥和他的合作社
在馮有福的果園不遠處的一塊地裡，張保祥正在給一小片新栽不久的樹苗做環切，用專門的環切剪沿著樹枝轉一圈，切斷皮層，不傷木質，這可以讓果樹及時封頂，營養迴流，提高花芽分化率、坐果率。
和馮有福的蘋果地不同，張保祥的地裡溝壑縱橫，挖開的坑道里，準備埋滴灌管道，這是張保祥自己琢磨的地埋滴灌技術，埋在地裡的管道，既能澆水，也能施肥，還省人工，如今在附近幾個縣已經推廣開來。
種植能手張保祥。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張保祥是種植能手，也是村裡合作社的管理者。早在2008年，張保祥和一部分村民就成立了一個果業合作社，如今，這個合作社已經有360戶會員，不僅卓家村有，附近幾個村都有。
農民是農業產業鏈的最底層，不論是樹苗、化肥、農藥的採購，還是蘋果的銷售，制定價格的權利都握在別人手裡，農民只有接受，沒有議價的能力。張保祥組建合作社的初衷，就是為了降低採購價格、提升售價。
合作社也缺議價能力
360戶合作社的會員，每家平均有10畝左右的果園，加起來近4000畝，算是附近較大的農業經濟體了，但合作社掌握的議價權仍舊非常有限，除了自家研究投建的地埋滴灌管道外，在化肥、農藥等採購上，他們最多隻能得到10%左右的價格優惠。
在銷售上，合作社所能提高的價格，也同樣非常有限。為此，張保祥多方籌措，申請了一項市級的農業項目，幫合作社中100多戶會員建了冷庫，每家一個，每個造價6萬元，項目補助加上國家的農機補助共2萬元，自己投入4萬。每個冷庫都不大，可以存五六萬斤蘋果，差不多剛好是一戶果農的年產量。
在卓家村及附近的村子裡，每年蘋果收穫的時候，都會有商人到地頭收購，果農只負責把蘋果摘下來，堆在地裡，收購商會僱人給蘋果分類、裝箱，按照不同的等級，價格也不同，不允許果農自己裝，怕質量不一。
馮有福家的蘋果，每年都是這麼賣的，價格都是收購商說了算，他們只能被動接受，嫌價格低，可以不賣。但實際上，沒人能不賣，如果不賣，自己想辦法銷售，即便能多賣點兒錢，也遠遠不能彌補其間產生的成本。而且，蘋果不耐久放，自己賣，還沒賣完就壞了。
張保祥在冷庫裡。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有冷庫的合作社成員，則多了一個選擇。價格不行的時候，可以先存在冷庫裡，等價格好一點再賣。即便如此，每斤最多隻能提升兩三毛錢。
價格上不去，合作社的成員們，只好想別的辦法，地埋滴灌就是其中一項，這可以提高果樹抗旱的能力，也能均勻施肥，提升產量。除此之外，大部分合作社的果農還在果園裡搭了“防雹網”。
辦事處舊址正在修葺
離開卓家村的主幹道，沿著一條土路上坡，不遠處就是卓家村的舊村址，大規模搬遷以前，卓家村的人，都住在這裡半山腰的窯洞裡，如今，絕大部分窯洞已經廢棄坍塌，淹沒在荒草中，有的甚至連路都塌陷了，只能在懸崖上遠遠看到窯洞的痕跡。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馮有福站在梯子上，掏出一個巴掌大的紙袋，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蘋果上，一捏、一擰，一個蘋果袋就套好了。這樣的動作，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已經連續幹了二十多天。馮有福是延安市宜川縣秋林鎮卓家村人，這個黃土高原上的村子，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改革開放之後，這裡因為種蘋果成為老區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但這些年，種蘋果越來越不賺錢了。
馮有福在自家的蘋果地裡。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村莊的致富之路
從延安市裡到卓家村，要經過一段陡峭的上坡路，上到頂後，就是一片平坦的高原，這是黃土高原的典型地貌之一——塬，就像平地上的一個巨大高臺，四周陡峭、頂上平坦。
卓家村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所在地，是當地有名的紅色村莊。1939年到1942年，辦事處在這裡辦公。當時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十餘人遷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家。
四十多年前，這片塬上幾乎全部種植小麥，勉強維繫溫飽，靠天吃飯的村民們，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來源。改革開放之後，村裡有人開始種烤煙。延安是陝西著名的烤煙種植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整個延安的烤煙種植面積達到15萬畝，宜川縣是重點種植區。
55歲的馮有福也種過烤煙，那時候他還年輕，跟著村裡的老人學種煙。種煙是個技術活，比種小麥更復雜，但收入也是小麥比不了的。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烤煙種植開始衰落，越來越不賺錢，很多集體辦的菸廠倒閉了，收了菸葉只能拿到縣城裡擺攤賣，種的人越來越少。
烤煙不賺錢，卓家村的人，又開始把目光投向蘋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塬上就有人開始種蘋果，烤煙衰落之後，蘋果迅速普及開來，卓家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種蘋果的，一種就是三十多年。
俯瞰卓家村的蘋果果園。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塬上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適宜蘋果生長，因此漸漸成了當地的品牌。“塬上的蘋果，要比別處的好一大截，川裡的不行，糖分不夠。”馮有福說。
種蘋果是一件苦差事
馮有福55歲，和妻子兩個人種15畝地，全是蘋果。
種蘋果是個苦活兒，15畝蘋果，幾乎耗盡了馮有福夫妻的精力和體力。從春天果樹開始抽枝，到10月份收蘋果，幾乎每天都泡在地裡，忙的時候還要僱人。僅套袋一項，就需要近一個月，這還是在僱人的情況下。
套上袋子的蘋果。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15畝地，每年大概要套10萬個袋，最忙的時候，要僱人幫忙，套一個袋7分錢，熟練的人，一天最多能套兩三千個，這意味著馮有福要付出200元的工錢。工人大多來自山西、河南，每年都會定期來這裡，就像麥客一樣，熟人熟手，幹得快，也放心，以前有人把袋子扔了，假裝套完了，被發現後再也沒人敢用他了。
蘋果樹間距不大，樹冠連在一起，人只能在枝葉的縫隙裡鑽，一會兒就渾身大汗，在這樣的環境裡，果農每年要工作半年多。
“種蘋果苦，但不種又能幹什麼呢？”馮有福說。
這個村家家都有大學生
採訪馮有福的時候，正好是週末，在延安上班的兒子回家幫忙，加上僱的兩個人，一共五個人在地裡套袋。
村裡種蘋果的，大多是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年輕人要麼出去考學，要麼出去打工，走在村裡的路上，來來往往的，也多是留守的老人。
“我們村幾乎每家都有大學生。”馮有福說。
延安周邊的村子裡，大多還保留著窯洞式的住房，即便是新蓋的房子，也仍舊依山而建，呈窯洞狀。但在卓家村，很少能看到窯洞，大部分房子，都是平頂的磚房，村裡只有一條主幹道，村民的民居，分佈在道路的兩邊。
在種蘋果以前，卓家村村民也散居在各處的窯洞裡，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種蘋果致富以後，卓家村的人，逐漸搬出窯洞，在一塊平坦的地上建起了新居，到現在，仍住在山上窯洞裡的，只剩下寥寥幾戶。
即便如此，這個很早就致富的村子，依然留不住年輕人，“種糧食能機械化，種蘋果不行，至少我們這裡還不行，全靠人工，在梯子上一站就是一天，年輕人受不了、也不願意受這個苦，都出去了。”
已經五六年不賺錢了
15畝蘋果，年景好、價格好的時候，馮有福一家的純收入，能達到10萬元，但這只是理想的數字，大多數時候，收入要遠低於此。
2018年，受霜凍影響，蘋果大面積減產，馮有福家的果樹，也同樣受災了，但蘋果價格並沒有提高多少，往年價格平均在3塊左右，2018年最好的時候能賣到3塊8。成本卻沒有降低，該用的肥料、農藥、人工，一樣沒少。
2019年上半年，蘋果價格瘋漲，市場上每斤賣到十多元，但和馮有福他們沒什麼關係，賺錢的是中間商，受災的果農依舊賠錢。
“最近五六年，幾乎都沒賺到錢。”馮有福說。
塬上都是旱地，蘋果樹靠天吃飯，乾旱、多雨、霜凍、冰雹等，都直接影響著果農的收入，但他們幾乎沒有太好的解決辦法。2019年上半年大旱，馮有福不得不給蘋果樹澆水，一噸水8塊，只能澆4棵樹，他澆了兩遍，花了兩千多塊錢，這是額外的成本，但能否獲得相應的收益，仍未可知。
雖然乾旱，但今年坐果率意外地不錯，入夏的幾場雨之後，今年多了一分豐收的希望，但馮有福還有新的擔憂——豐收了，價格就下來了。
張保祥和他的合作社
在馮有福的果園不遠處的一塊地裡，張保祥正在給一小片新栽不久的樹苗做環切，用專門的環切剪沿著樹枝轉一圈，切斷皮層，不傷木質，這可以讓果樹及時封頂，營養迴流，提高花芽分化率、坐果率。
和馮有福的蘋果地不同，張保祥的地裡溝壑縱橫，挖開的坑道里，準備埋滴灌管道，這是張保祥自己琢磨的地埋滴灌技術，埋在地裡的管道，既能澆水，也能施肥，還省人工，如今在附近幾個縣已經推廣開來。
種植能手張保祥。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張保祥是種植能手，也是村裡合作社的管理者。早在2008年，張保祥和一部分村民就成立了一個果業合作社，如今，這個合作社已經有360戶會員，不僅卓家村有，附近幾個村都有。
農民是農業產業鏈的最底層，不論是樹苗、化肥、農藥的採購，還是蘋果的銷售，制定價格的權利都握在別人手裡，農民只有接受，沒有議價的能力。張保祥組建合作社的初衷，就是為了降低採購價格、提升售價。
合作社也缺議價能力
360戶合作社的會員，每家平均有10畝左右的果園，加起來近4000畝，算是附近較大的農業經濟體了，但合作社掌握的議價權仍舊非常有限，除了自家研究投建的地埋滴灌管道外，在化肥、農藥等採購上，他們最多隻能得到10%左右的價格優惠。
在銷售上，合作社所能提高的價格，也同樣非常有限。為此，張保祥多方籌措，申請了一項市級的農業項目，幫合作社中100多戶會員建了冷庫，每家一個，每個造價6萬元，項目補助加上國家的農機補助共2萬元，自己投入4萬。每個冷庫都不大，可以存五六萬斤蘋果，差不多剛好是一戶果農的年產量。
在卓家村及附近的村子裡，每年蘋果收穫的時候，都會有商人到地頭收購，果農只負責把蘋果摘下來，堆在地裡，收購商會僱人給蘋果分類、裝箱，按照不同的等級，價格也不同，不允許果農自己裝，怕質量不一。
馮有福家的蘋果，每年都是這麼賣的，價格都是收購商說了算，他們只能被動接受，嫌價格低，可以不賣。但實際上，沒人能不賣，如果不賣，自己想辦法銷售，即便能多賣點兒錢，也遠遠不能彌補其間產生的成本。而且，蘋果不耐久放，自己賣，還沒賣完就壞了。
張保祥在冷庫裡。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有冷庫的合作社成員，則多了一個選擇。價格不行的時候，可以先存在冷庫裡，等價格好一點再賣。即便如此，每斤最多隻能提升兩三毛錢。
價格上不去，合作社的成員們，只好想別的辦法，地埋滴灌就是其中一項，這可以提高果樹抗旱的能力，也能均勻施肥，提升產量。除此之外，大部分合作社的果農還在果園裡搭了“防雹網”。
辦事處舊址正在修葺
離開卓家村的主幹道，沿著一條土路上坡，不遠處就是卓家村的舊村址，大規模搬遷以前，卓家村的人，都住在這裡半山腰的窯洞裡，如今，絕大部分窯洞已經廢棄坍塌，淹沒在荒草中，有的甚至連路都塌陷了，只能在懸崖上遠遠看到窯洞的痕跡。
村民搬走後廢棄的窯洞。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1939年1月，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十餘人遷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李俊英家，借用其5孔土窯洞。
辦事處所在的院子，在村子最高處，地勢險要，院子前面是一條陡坡，直通溝底，院子裡有馬棚、灶房等，還有一條當年挖的地道，也可以通到溝底。
80年後，這裡早已經沒人居住，當年辦事處人員居住的5孔窯洞，在2013年的一場暴雨中部分坍塌。
記者探訪時，辦事處正在修葺，沿著懸崖建起了一圈黃土牆，院子的馬棚、磨盤、地道等都已經恢復，地道邊上還建了一個小小的亭子。院子裡的房子，也不再是窯洞，而是黃泥牆、人字頂的房屋。
幾個工人正在房頂鋪石片，一位工人告訴記者，這是仿造以前的樣式，那時候缺瓦，山裡石頭卻多，所以屋頂大多用石片，現在幾乎沒人用了，所以鋪石片的技術基本也失傳了，只能邊摸索邊幹。
站在屋頂，塬上的蘋果林鬱鬱蔥蔥，蘋果林頂上，有小片小片的白色防雹網，那是合作社社員家的果園。
馮有福家的蘋果林沒有防雹網，這些年種蘋果不賺錢，他也不想再多增加成本了，“年輕人以後不會種地了，我們是種習慣了，也就湊合著種，以後幹不動了，家裡也就沒人種地了”。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影 王巍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李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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