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中的徐志摩、郭沫若與曹禺

錢鍾書先生

在錢鍾書逝世20週年之際，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謝泳站在“錢學”愛好者角度，將自己近年來對錢鍾書的傳記研究、生平史料以及學術趣味的研究、解讀文章結集成《錢鍾書交遊考》。

謝泳著《錢鍾書交遊考》，九州出版社出版。

書中談錢鍾書的學術態度，談他作品中為人津津樂道的索隱，談他與其他學者之間的交往和思想比較，談新舊交替時期人心的嬗變……展現了錢鍾書在治學、為人方面的風采，彰顯出一代大師的精神品格。錢鍾書的許多觀點、言論在書中屬首次披露。

徐志摩

徐志摩去世時，錢鍾書還在清華讀書。徐大概不知道有錢鍾書，但錢肯定知道徐志摩。注意錢、徐的關係，可幫助我們理解錢鍾書對新詩的判斷，即錢對新詩的評價不高。這可從錢鍾書父親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對中國新文學的評價中推測出來。錢氏父子的文學觀，相同處多於相異處，甚至可以猜測，錢基博對中國新文學的評價，有許多受到錢鍾書的影響。

徐志摩

錢鍾書寫《圍城》，喜歡把自己的文藝見解和對人物的評價，借小說人物之口說出來。就這個意義，可認為《圍城》是錢鍾書的自傳。《圍城》中有兩處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鴻漸剛從國外回家省親，在當地學校演講“西洋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時稱：“海通幾百年來，只有兩件西洋東西在中國社會裡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關於梅毒，方鴻漸說假如沒機會見到外國原版書，“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譯的法國小說《戇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淵源”。這個細節完全真實。

第二次是在蘇文紈家，詩人董斜川和方鴻漸、蘇小姐談到近代的詩人。董提到“我那年在廬山跟我們那位老世伯陳散原先生聊天，偶爾談起白話詩，老頭子居然看過一兩首新詩，他說還算徐志摩的詩有點意思，可是隻相當於明初楊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憐了”。這個細節取材於1935年錢鍾書在蘇州和陳衍的談話經歷，不過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圍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點諷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評價性的判斷了，這也大體可理解為錢鍾書對徐志摩的評價。

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凡涉及對徐志摩的評價，基本與《圍城》裡的判斷在一個層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錢基博對中國新文學的評價不是很高，語氣中時常流露否定的判斷。錢基博著書的習慣是多引別人的見解為自己的斷識，一次他在引述章士釗對新文學的評價後敘述：“縱有徐志摩之富於玄想，郭沫若之迴腸蕩氣，謝冰心之親切動人，王統照之盡情歡笑”，再引旁人的話為自己的判斷：“中國新詩，至今未上軌道。”

對當時的新文學，錢基博先述胡適對白話文的提倡，再評價魯迅的文體，他認為魯迅的文體是“以歐化國語為建設”，錢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觀點：“中國散文，適之、仲甫，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平伯、廢名，澀如青果。志摩、冰心，流麗清脆。”錢基博對新文學的總體評價是“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徐志摩以詩，最為魁能冠倫以自名家。而樹人著小說，工為寫實，每於瑣細見精神，讀之者哭笑不得。志摩為詩，則喜堆砌，講節奏，尤貴震動，多用疊句排句，自謂本之希臘……樹人善寫實，志摩喜玄想，取徑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學’四字以張大”。

1932年，就在《現代中國文學史》出版前後，錢基博給錢鍾書的信中有“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的告誡。錢鍾書對此雖未必完全認同，但這個判斷事實上影響了他的一生。錢鍾書後來無論是寫《人·獸·鬼》還是《圍城》，其主要諷刺對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體，這有他真實的生活感受，也可能與他對當時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評價有關，他似乎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終保持一種警惕。注意這個視角，對於深入研究錢鍾書可能有所幫助。

郭沫若

1984年，傅璇宗出版《李德裕年譜》後，給錢鍾書送去一本。錢對傅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丈遺著，道及時賢，惟此兩處。”錢鍾書在新版《談藝錄》中提到傅璇宗的《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彙編》和呂思勉的《讀史札記》。從錢鍾書“道及時賢，惟此兩處”，可理解為他對中國當代學者的一個態度。

郭沫若

錢鍾書1949年後與郭沫若在同一單位供職。郭是科學院院長，錢是科學院下屬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以郭沫若當時的社會聲望，錢鍾書注意郭的言行，在邏輯上應當沒有問題，但我們很少發現錢鍾書對他的直接評價。

1979年，錢鍾書訪問美國曾見到夏志清。夏志清《重會錢鍾書紀實》中有一細節，夏志清奇怪，郭沫若“為什麼要寫貶杜揚李的書？”錢鍾書答：“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後雖有人指出，郭寫《李白與杜甫》是其早年的學術趣味，但這也改變不了錢鍾書對郭沫若的評價。而且，錢鍾書的這個態度，可能並非1949年後才產生的。

《圍城》第七章有一細節描寫：“何況汪處厚雖然做官，骨子裡只是個文人，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髮。‘週年逝世紀念’和‘三百年祭’，一樣的好題目。”

這段文字最見錢鍾書諷刺風格。這個“三百年祭”，顯指郭沫若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為“三百年”並非約定成說，錢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而特用“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可這樣理解。即使是妄斷，這個理解在學術上也可成立，因為巧合也是寫作時記憶的反映。

《圍城》寫於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寫於1944年。《圍城》敘事，凡具體事件、書名及當時風尚，皆有真實所指，而這個諷刺，也可理解為是錢鍾書對一篇名文的態度。

曹禺

《圍城》裡有兩個細節與曹禺有關：

第一次提到：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寶，成名後嫌“家寶”這名字不合哲學家身份，據斯賓諾沙改名的先例，換稱“慎明”。

第二次提到：辛楣問她怎樣消遣，她說愛看話劇，問辛楣愛看不愛看。辛楣說：“我很喜歡話劇，可惜我沒有看過——呃——多少。”范小姐問曹禺如何。辛楣瞎猜道：“我認為他是最——呃——最偉大的戲劇家。”範快樂地拍掌道：“趙先生，我真高興，你的意見跟我完全相同。你覺得他什麼一個戲最好？”辛楣沒料到畢業考試以後，會有這一次的考試。十幾年小考大考訓練成一套虛虛實實、模稜兩可的回答本領，現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說：“他是不是寫過一本——呃——‘這不過是’——”範的驚駭表情阻止他說出來是“春天”“夏天”“秋天”還是“冬天”……辛楣承認無知胡說，她向他講解說“李健吾”並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

曹禺

上文涉及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有名的兩位劇作家，曹禺與李健吾。他們和錢鍾書同出一校一系。

錢鍾書這個比喻定有深意，從中可判斷這是對兩個劇作家的評價。1991年版《圍城》在這段話下加了註釋：“《這不過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劇本，在上海公演過。”《圍城》中，趙辛楣把李健吾誤說成曹禺，難道不是對兩個劇作家的一種評價嗎？如果說是開玩笑，事後應有所交代，但後來的故事發展中，沒有對這個情節的說明。

一般說來，小說家在作品中拿同學和熟人開玩笑有兩種情況，一是特別相知，二是彼此有看法。前者可理解為善意的調侃，後者可能另有深意。

其實還有故事。1934年7月1日出版的《文學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在劇本欄共發了三個劇本，依次是李健吾《這不過是春天》，曹禺《雷雨》，顧青海《香妃》。

李健吾在《時當二三月》一文中說：“戲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壓在靳以手邊的《雷雨》……他承認家寶有一部創作留在他的抽屜。不過，家寶沒有決心發表，打算先給大家看看……靳以和巴金都說，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動了……編者是有氣魄的，一口氣登完這四幕大劇。”

據此可判斷，當時可能對李健吾劇本的評價更高一些。在錢鍾書看來，可能他更認同李健吾的劇本，但事實上，後來李健吾其實被遺忘了。

1980年11月，錢鍾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教授懇談會上，以《詩可以怨》為題發表演講。他說：“按照當代名劇《王昭君》的主題思想，‘漢妾辭宮’絕不是‘怨’，少說也算得上是‘群’，簡直竟是良緣嘉會，歡歡喜喜，到胡人那裡‘揚蛾入寵’了。但是，看《詩品》裡這幾句平常話時，似乎用不著那樣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裡，看人物都無須熒光檢查式的透視。”《王昭君》是曹禺改革開放後完成的歷史劇，從錢的語氣可判斷，他的評價不高。

1979年5月，錢鍾書訪問美國，評論家水晶問錢鍾書，曹禺現在如何？錢答：“曹禺很好。今年下半年將可能來美國訪問。”

作者：謝泳

編輯製作：薛偉平

責任編輯：張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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