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954年，毛澤東主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與藏傳佛教人士喜饒嘉措交談。（翻拍自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愛教展覽館）攝影：孔夏
喜饒嘉措大師為西藏的和平解放，為促進達賴與班禪、噶廈與堪廳之間的團結，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遺憾的是大師在這方面所做的卓越貢獻，很多人並不知道。我當時剛剛參加解放軍，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小戰士，準備進軍西藏。途中，部隊將喜饒嘉措大師的一些廣播講話印發給我們，作為學習文件。60多年過去，現在回憶起來，依然歷歷在目，恍如昨日，十分親切。本文結合我多年的研究和採訪，就喜饒嘉措大師在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發揮的別人無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和特殊貢獻，作一些論述。
熱烈響應、堅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喚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和西藏的特殊性，制定了和平解放的方針，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來進行和談。但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國主義的唆使下，遲遲不派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發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喚後，喜饒嘉措大師熱烈響應，積極擁護，隨即在西寧、西安和北京等地，多次發表談話和廣播講話，呼籲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京進行和談，勸告他們不要武力抵抗。當時西藏地方政府裡一些被稱為“少壯派”的實力人物，如索康•旺欽格勒、阿沛•阿旺晉美，藏軍總司令凱墨•索安旺堆等人，還有達賴喇嘛的副經師赤江活佛，都是喜饒嘉措大師的弟子。他的講話，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尚無藏語節目，更沒有藏語播音員，喜饒嘉措大師只好在電臺直接發表講話，向西藏各族各界人士傳達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這些廣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除了西藏人民對新生的人民政權的疑慮。
那時，全國還沒有一家出版藏文書刊的機構，中央民委參事室將喜饒嘉措大師的講話刊印成冊，向全國藏區廣泛發行。噶廈把這些書看作是洪水猛獸，在金沙江渡口嚴加查禁，三令五申說不能讓一本書流傳過去。但是，真理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進步的思想是無法被禁錮的。這些書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西藏，不但在知識界和宗教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在統治集團內部也產生了作用。
喜饒嘉措大師的那些講話，向廣大西藏人民傳達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和政策，宣傳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同時也向廣大藏族人民傳達了新思想、新文化。不少藏族群眾，尤其是知識界和宗教界人士，通過喜饒嘉措大師的講話，第一次聽到“共同綱領”“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區域自治”“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帝國主義”等新詞術語。當時很多做民族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做翻譯工作的同志，把喜饒嘉措大師的講話作為自己學習藏語文的基本教材，隨身攜帶。找不到書的，就互相傳抄。
阿沛•阿旺晉美在《懷念恩師喜饒嘉措》一文中，回憶當時的情形說：“當1949年全國大陸基本解放，西藏的最後解放也勢在必行之際，大師響應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號。據我所知，從1949年冬到1950年秋，大師曾先後從西寧、西安、北京分三次親自向西藏發表廣播講話，講述當時國內形勢的發展情況，宣傳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表達他對西藏故土和人民的無限懷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談判，爭取和平解放。當時由於通訊設備及技術等各方面的限制，對大師的每次廣播講話，不是都能聽得清楚和完整，只能聽個大概，但大師的聲音卻能聽得十分真切，從而在大師當年的學生和朋友之間互相轉告，慶幸大師還健在。僅憑大師幾次廣播講話的內容，和帶有濃重安多鄉音的真切無誤的話語，就在相當眾多的西藏各階層人士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號召力和穩定作用。”
阿沛接著說：“1951年，以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我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赴京。在當年春夏之交，我們偕部分代表團成員到達西安時，大師也恰好在西安。他偕同當地的有關領導同志親自到機場迎接我們。師生闊別近20年之後，一旦意外相逢，喜悅之情難以言表。在機場相遇之後，晚上當地領導同志設宴為我們洗塵，大師也應邀作陪。在機場和宴席間，大師以他特有的真誠坦率和豁達幽默的風度，一方面認真地對我說：‘據我一年多來的觀察，毛主席、共產黨是偉大的，他們制定和執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正確的，你們完全可以信賴，由衷地希望談判圓滿成功。’另一方面，飽含深情而又讚揚地說：‘想不到當年的小孩子，現在也長大成人了，而且當了很大的官（當時我是原地方政府五位噶倫之一），有權有勢，祝願你一切順利。’師生之間情誼融融，莫此為甚。”（1）
解放以後，大師派他的學生彭措扎西參加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關於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談判的翻譯工作，後來，彭措扎西又作為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將軍的翻譯到拉薩工作，彭措扎西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1949年秋季，我國大陸已基本解放，西藏做為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解放也勢在必行。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考慮到西藏的情況比之其他地方又有較大的特殊性，因此，決定爭取和平解放。這一重大決策，也完全符合大師的心願。政府方面考慮到大師熟悉西藏的情況，並且同西藏各方面人士有較多的聯繫和較大的影響。因此，約請大師向西藏做一次有助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廣播演講。大師欣然就約，並且以自己做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廣播詞就以‘皈依三寶，祝願世間太平幸福，停息疾病、爭戰和災害，在此向西藏各方面的人士進一言’等語為開端，接著說：‘現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猶如高山的巨河奔騰而下，殲滅了國民黨領導的強大軍隊，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國，西藏的解放也勢在必行。但人民的領袖毛主席和共產黨胸懷博大，高瞻遠矚，決定通過談判，爭取和平解放，使人民和地方免遭爭戰之苦，希望你們認真地思考和商討，以儘快派出代表進行和平解放的談判為好。我以前在佛教興盛的西藏長期進行學習和修持，深得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扎什倫布寺和政府噶丹頗章的教誨和扶持。這一深情厚義我怎能忘懷，我儘管不肖，但還不至是異教徒。因之我出此肺腑之言，以供參考和商酌。’這是在西寧發表的廣播演講，播講時我在場。1950年夏季，大師赴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應邀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表了與上述內容大致相似的演講，當時我也在場。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我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進藏後，同大師以前的學生和教友們交往，在談到大師從西寧等地發表的幾次廣播演講時，他們許多人都說聽到了。並說每次的廣播演講，由於雜音干擾等原因，雖然不是聽得很清楚和全面，但是對帶有濃重安多鄉音的大師的語言卻聽得很真切，加上所能聽到的大致的內容，對於解除許多人的疑慮，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2）
半個世紀的時間過去了，令人惋惜的是，那本曾經為和平解放西藏產生過重要作用的小冊子，已經找不到了；喜饒嘉措大師講話的藏文原稿也已遺失。1993年，為紀念毛主席誕生100週年，我撰寫了一部書稿，在翻閱早已發黃的報刊雜誌時，在1950年5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找到喜饒嘉措大師向達賴喇嘛和藏族同胞發表的廣播講話。見文思人，不禁感慨系之。哲人已去，歲月流逝，報紙發黃、破損，但掩蓋不了思想的光芒。半個世紀的時間過去了，大師的講話是經得起時間和實踐檢驗的，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不但在當時曾經產生過重要作用，就是現在來看，也有著現實意義，人們可以從中得到很多有價值的教益。
為了讓更多的讀者更好、更全面地瞭解當時的形勢，同時也為了表達對於尊敬的喜饒嘉措大師這位愛國老人的懷念和敬仰之情，不妨全文引用：
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錯（措）本月九日在西安人民廣播電臺向西藏達賴喇嘛等及藏族同胞講話，講詞如下：
拉薩達賴喇嘛暨攝政和僧俗各界同胞們，今年初我在西寧廣播電臺向前後藏作了一次忠誠的廣播詞，經過詳細考慮，再向各界同胞進一忠告。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一部分，人民解放軍有解放全國領土的任務和力量，前後藏的解放是有其必然性的。同胞們：慎勿聽信英、美帝國主義侵略集團挑撥離間的讕言，認為西藏距離西康、青海、新疆遙遠，中有雪山、石山和荒無人跡的草原，足以阻止解放軍前進。回憶1935年紅軍由江西經湖南、四川、西康，歷無數雪山草原直至陝北，創造了史無前例、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的奇蹟；現在人民解放軍力量大過當時百倍，已經統一全國絕大部分，進軍西藏自然更無問題。最近國民黨百計困守的海南島，已由解放軍渡過一百餘里海面，在敵前登陸，不到半個月全島就解放了。臺灣的解放也是必然的。汪洋大海還不能阻止解放軍的前進，何況西藏是在大陸上呢？同胞們：不要幻想依靠美英帝國主義，國民黨幾百萬海陸空軍加上大量美援也被打垮了，這種幻想是有害無益的。現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絕對愛護少數民族，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共同綱領》中民族政策的四項條文，尤其是第四項條文，就是各民族各宗教信仰自由在法律上有力的保障。已經獲得解放的青海、西康等省佛教和寺院都受到尊重與保護。西藏解放以後，政府一定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實行區域自治，宗教、軍政、經濟都可根據實際情況得到適當的解決。同胞們：解放西藏的大軍從各路行將出發，箭已在弦，時機迫切，只有起義，才有生路。望我西藏同胞快快起來，努力爭取和平解放，迅速派遣全權代表赴京進行和平協商，使西藏人民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經由和平途徑達到解放。這不單是前後藏人民和佛教的幸福，全國各族人民也是一致歡迎的。（3）
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給予西藏人民以親切關懷，發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偉大召喚。但是，以達扎為首的極少數親帝分裂主義分子，頑固地拒絕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喚，扣押從青海入藏的勸和代表夏日倉和先靈兩位活佛；封鎖喜饒嘉措大師的廣播講話；最後，喪心病狂地毒死格達活佛，徹底關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門。
格達活佛被害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以達扎為首的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極少數親帝分裂主義分子的殘暴本性和反人民的性質，在全國各族人民、首先是在藏族僧俗群眾面前輸了理，更加激發了廣大軍民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信心和決心，從反面作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動員”。
這樣，昌都戰役的實施，就成為勢在必然。
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毛主席做出戰略決策：以軍事促和談，實現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並制定了“政治爭取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原則。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分三路強渡金沙江，一夜之間，突破西藏當局經營了幾十年的防務。10月17日，西藏東部重鎮昌都解放，24日全部戰鬥結束。
昌都戰役的勝利，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也為和談鋪平了道路。1951年初，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1月27日，達賴喇嘛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報告他親政情況，並表達了謀求和平的願望。中央人民政府立即覆電祝賀他親政，表示歡迎派代表來京進行和談。
達賴喇嘛和噶廈的主要負責人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前往北京。
喜饒嘉措大師告誡阿沛：“要和談，就要有誠意。”
在到北京之前，當阿沛一行到達西安時，喜饒嘉措大師專程從西寧趕到西安會見了阿沛。他在接見阿沛和夫人才旦卓噶時，教育他們要同西藏當局的反動分子劃清界線，遵照毛澤東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好好工作，為和平解放西藏、維護祖國統一，增進藏漢兩大民族的兄弟情誼，多作貢獻。
在會見阿沛和其他兩位西藏代表時，喜饒嘉措大師直言不諱而又非常嚴厲地批評了攝政達扎和噶廈多年來所採取的錯誤立場，曉以大義，明以利害，告訴他們要順利解決西藏問題，除了真心誠意進行和平談判，別無他途。喜饒嘉措大師說：“要和談，就要有誠意，不要學蔣介石假和談，真備戰，欺騙全國人民，最後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喜饒嘉措大師還說：“蔣介石搞假和談，真備戰，手裡還有幾百萬軍隊，有長江天險，半壁河山。你們有什麼？噶廈政府的那一點本錢，早在昌都戰役中輸光了。”
喜饒嘉措大師歷數噶廈政府的種種錯誤，情緒十分激動，言詞極為尖銳。連當時在座的西北局統戰部長汪鋒都覺得有些過分，怕阿沛等人接受不了，一再勸說。喜饒嘉措大師說：“汪部長，你不用擔心，我講的都是真話、實話。他們從西藏來，過去聽的都是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那一套，我給他們講些真實情況，對他們在北京的工作乃至以後的工作，都會有好處。”西藏的和談代表中，有兩位核心人物，一個是阿沛，另一個是藏軍總司令凱墨，都是喜饒嘉措大師的弟子，大師可以通過他倆對代表團施加影響。（4）
圖為1957年，周總理在北京懷仁堂接見喜饒嘉措大師。（翻拍自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愛教展覽館）攝影：孔夏
喜饒嘉措大師以他崇高的威望促進達賴與班禪、噶廈與堪廳之間的團結
由於英帝國主義的挑撥，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失和，噶廈和堪廳之間產生了很深的矛盾和隔閡；在和談期間，他們互相都有戒備。雙方都十分注意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對自己和對對方的態度，都擔心中央偏袒一方，有親有疏，有厚有薄。班禪方面擔心中央為了爭取達賴、為了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犧牲他們的利益。噶廈方面則擔心中央把班禪作為自己手中的一個工具，與達賴抗衡，削弱達賴的影響和作用，破壞西藏內部的團結。
為了消除雙方的疑慮，加強各方面的團結，尤其是促進達賴和班禪方面的團結，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處理有關方面的問題時，採取了極其謹慎的態度，既考慮歷史的因素，又考慮現實的情況，儘可能做到公允、合理，有利於促進西藏的團結、穩定、進步和發展。即便是迎來送往，請客會見等禮儀性的小事，也做了周密安排，不刺激和傷害任何一方。為了早日舉行和談，中央原來決定張國華、阿沛一行，經重慶乘飛機直飛北京，但周總理經過慎重考慮，指示他們先飛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車到北京，周總理決定親自到前門車站迎接（後西藏工委派宣傳部部長樂於泓從甘孜陪同西藏首席和談代表阿沛等人、十八軍民運部部長平措汪階則從昌都起陪同他們前往北京）。同時建議班禪一行人，也從西安乘火車到京，周總理親往車站迎接。這樣，雙方都感到滿意。
在和談之前，滯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禪和班禪行轅派出致敬團，於1950年8月專程前往西安，11日拜會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將軍，並經由彭德懷將軍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呈送了《解放西藏辦法及政教組織方案》。
噶廈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和建議。
十世班禪和堪廳對和談進展十分關心，1951年3月27日，堪廳官員以班禪名義致電毛主席，表示要到北京，親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祕書長林伯渠覆電，同意班禪來京。堪廳方面又提出，班禪進京的接待規格不能低於九世班禪的規格。否則不僅不利於班禪入藏，也不利於爭取達賴。
喜饒嘉措大師得知堪廳方面提出的這些要求後，很不以為然，在西寧專門會見班禪和計晉美等人，對他們說：“你們去北京，要促進和談成功，使西藏早日獲得解放，而不去同噶廈方面吵架，為自己爭地位、要好處。”
喜饒嘉措大師還告誡計晉美等人：“班禪佛年輕，你們要好好幫助，要替他出好主意，不要出壞主意，不要害了他。更不可打著班禪佛的旗子，為自己謀私利。”
在當時，敢於當面勸導達賴、班禪，敢於批評噶廈、堪廳，而且能讓他們聽從，至少不敢頂撞的，在全體藏族人士中，唯有喜饒嘉措大師一人。
和談前夕，喜饒嘉措大師還給周總理寫信，說：西藏的貴族富於政治鬥爭經驗，陰險狡黠，兩面三刀，希望中央提高警惕，不要上他們的當。信是用藏文寫的，大師直接寄給周總理。也許是當時在北京找不到合適的翻譯，平措汪階到京後，周總理親自請他翻譯。（5）
在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澤東主席的親切關懷下，在周總理的直接指導下，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權代表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在首都北京舉行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並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這在藏民族發展的歷史上，在漢藏兩個兄弟民族關係發展的歷史上，在我們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祖國大家庭發展的歷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舉行和談和簽訂協議的整個過程中，喜饒嘉措大師也發揮了別人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他對協議文本藏文翻譯的釐定上，就做出了特殊重要的貢獻。
結束語
毛主席和周總理曾經親切地稱讚喜饒嘉措大師是“愛國老人”。
在1962年的民族工作會議上，李維漢部長在大會上稱讚喜饒嘉措大師是“民族、宗教界愛國主義的一面旗幟”。我參加了那次大會的翻譯工作，印象十分深刻。
縱觀喜饒嘉措大師的一生，大師的確無愧於這樣的崇高評價。
喜饒嘉措大師的愛國主義精神表現在各個方面，貫穿於他一生的活動之中。他在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發揮的別人無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和特殊貢獻，就是一個光輝範例。我們應該永遠銘記喜饒嘉措大師的這一卓越貢獻。（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降邊嘉措）
註釋：
（1）阿沛.阿旺晉美：《回憶恩師喜饒嘉措》，《人民日報》1991年5月22日。
（2）彭措扎西：《彭措扎西回憶錄》，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3）《人民日報》1950年5月22日。
（4）《汪鋒同志訪談錄》，1989年，北京。
（5）《平措汪傑同志訪談錄》，1991年，北京。
2018年8月6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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