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聲：“馬踏飛燕”應為“馬踏匈奴”'

馬踏飛燕，舉世聞名。1969年8月19日，出土於中國甘肅省武威縣新鮮公社新鮮大隊鄰近的雷祖廟臺基下一個東漢漢墓中，時代距今1700多年，為99件青銅車馬武士組成的儀仗俑陣中的一件。一年後，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陪外賓訪問蘭州，抽暇到甘肅省博物館視察館藏文物，在這批銅車馬儀仗中發現了“銅奔馬”。在儀仗俑中，銅奔馬格外醒目突出，重約7.15公斤，高34，5釐米，寬10，1釐米。馬頭微左揚，昂首揚尾，三足騰空，右後足踏於一飛鳥之上，飛鳥展翅，驚愕回首。根據當年陪同郭沫若先生參觀甘肅省博物館的人員回憶，郭沫若在觀察銅奔馬的過程中，將其稱為“馬踏飛燕”。其後主流名稱一直延用“馬踏飛燕”。

此器出土時已碎為數塊，後經故宮博物館銅器修復專家趙振茂先生修復後，於1971年7月1日參加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這是銅奔馬首次與公眾見面，立刻引起強烈反響，從此名震環宇，蜚聲海內外。

1983年，在數以千計的待選珍貴文物中，銅奔馬一舉奪魁，被中國旅遊局確定為中國旅遊標誌。從此，馬踏飛燕舉世聞名，“馬踏飛燕”這一名稱也被固定下來。

但“銅奔馬”從出土至今，其名稱和寓意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最終也沒有一個公認的結論。關於“馬踏飛燕”的名稱，主要還有以下幾種說法：“銅奔馬”說，“馬踏龍雀”說，“飛燕騮”說，“天馬”說，“馬神——天駟”說。銅馬足下的飛燕無疑是用來比喻良馬之神速，後經學者指出鳥的尾端沒有剪刀狀分叉，不是燕，而是隼類猛禽。但也有人認為此鳥即《相馬經》中所稱良馬“逮烏鴉”（速度超過烏鴉）之鴉。而銅馬也不是一般的良駒，而是“天馬”或“天駟”。 我國古代有一種被稱為“紫燕”的良馬，它奔馳的速度足以與燕子相媲美。所以，才有後來李白《天馬歌》當中“回頭笑紫燕”的千古絕句。這裡的“紫燕”一語雙關，既指“良馬”又指“飛燕”。以上幾種說法都有一定的合理之處。1982年3月丹麥賽馬協會主席金斯·伊伏生在參觀了銅奔馬後還指出，根據世界上五種馬的分類（走馬、跑馬、馳馬、奔馬、躍行馬）來看，應屬躍行馬。因為不同種的馬主要以步伐區別，奔馬是交叉步，行速慢；躍馬是對側步，速度最快，武威銅馬造型正是對側馬，認為應叫“躍行銅馬”。（文史雜誌，1994（2））但主流名稱多年來一直將其稱為“馬踏飛燕”。

但是，我一直不同意“馬踏飛燕”及其他諸名稱，所謂“馬踏飛燕”、“馬踏龍雀”、“天馬”、“馬神——天駟”、“躍行銅馬”諸說，都是形而上學的就其貌而定其名，並沒有真正探摸到銅奔馬設計者的初衷。

2007年秋，我赴甘肅武威市雷臺漢墓考察，看到“銅奔馬”是一組出征的青銅車馬中的一件。更堅定了我認為此器決不僅僅如郭氏所言，只是一件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而肯定與戰爭有關的看法。

首先，馬踏的不是飛燕，而是矛隼，一種中型而凶猛的鷹。矛隼在中國只分佈於東北和西北等地，極為罕見。假如確實如此，那麼，它所代表的正是中國從戰國時代起就在西北邊境與之廝殺的難解難分的勁敵——匈奴。

何出此言，有1972年在內蒙出土的匈奴王冠為證。

內蒙古博物館的展品中有一頂匈奴王鷹形金冠，這件戰國匈奴墓葬出土的鷹形金冠飾，由黃金鷹形冠頂飾和冠帶飾兩部分組成。冠頂傲立的雄鷹採用圓雕的方法塑造，以誇張的手法突出呈內鉤狀的鷹喙，來表現猛禽的凶猛，表現了匈奴勇猛強悍的性格及對英武善獵的崇拜。這件珍貴的文物是目前國內發現在惟一一件匈奴王金冠。

匈奴人是最初在蒙古高原活動的一個遊牧民族，我國從有記載的編年史開始就一直有他們的蹤跡，殷商時期，他們被稱為鬼方、犬戎等等。從春秋時期開始，匈奴人不斷南下騷擾。

秦至西漢王朝，特別是西漢時期，面臨的最嚴重的憂患就是匈奴的襲掠犯邊。西漢王朝多次發動對匈奴的反擊，僅自元光二年的馬邑之戰始，至徵和三年發起最後一次燕然山遠征，四十餘年之間，漢武帝劉徹就傾全國之力，發動了對匈奴的十五次遠征，可以說，匈奴是西漢中央政府首要的軍事作戰目標。漢政府與匈奴作戰最終取勝的轉機，與漢政府得到了大宛國（今中亞的土庫曼斯坦一帶）的汗血馬有關。匈奴是遊牧民族，匈奴人的社會組織方式是軍事部落聯盟。他們長於征戰，有著極強的作戰機動性。他們善於騎射，善於佯作後退誘惑敵人，然後迂迴包抄。匈奴的騎兵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一。匈奴的這種作戰優勢正是漢軍的弱勢。一方面沒有強大的騎兵，一方面也沒有足以與匈奴騎兵抗衡的優種戰馬。馬是冷兵器時代戰爭的利器，馬的優劣一定意義上決定著戰爭的勝敗。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為爭奪汗血馬種，中國漢代發生過兩次血腥戰爭。漢武帝派百餘人的使團，帶著一具用黃金做的馬模型前去大宛國，希望以重禮換回大宛馬。經過4000多公里陸地行軍，到達大宛國首府貳師城(今土庫曼斯坦阿斯哈巴特城)。大宛國王愛馬心更切，不肯以大宛馬換漢朝的金馬。漢使歸國途中金馬在大宛國境內被劫，漢使被殺害。漢武帝大怒，作出武力奪馬的決定。 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命李廣利率領騎兵數萬人，到達大宛邊境城市鬱城，但並未攻下，只好退回敦煌。回來時人馬只剩下十分之一二。3年後，漢武帝再次命李廣利率軍遠征，帶兵6萬人，馬3萬匹，牛10萬頭，還帶了兩名相馬專家前去大宛國。此時大宛國發生政變，與漢軍議和，允許漢軍自行選馬，並約定以後每年大宛向漢朝選送兩匹良馬。漢軍選良馬數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馬3000匹。經過長途跋涉，到達玉門關時僅餘汗血馬1960匹左右。汗血馬體形好、善解人意、快速、耐力好，適於長途行軍，非常適合用作軍馬。引進了“汗血馬”的漢朝騎兵，果然戰鬥力大增。漢武帝不惜巨大代價奪取汗血馬的目的主要是用於軍事，也是為了在與匈奴的戰爭中取得優勢。這是無庸諱言的。因此，銅奔馬無疑是在作戰中立功的汗血馬的真實寫照。

西漢武帝時期對匈奴進行了強有力的打擊，匈奴元氣大傷。西漢晚期，匈奴發生分裂，呼韓邪單于率部歸順漢朝，流竄到中亞與漢朝為敵的郅支單于也被漢朝消滅，漢匈關係從此走向和解。

這件“銅奔馬”產生的時代正是漢匈戰爭以大漢朝勝利而告終的時代，這是一件宣揚戰爭勝利的青銅作品，代表漢軍的“汗血寶馬”將代表匈奴王冠上傲然而立的鷹踏在足下，用浪漫主義手法表現了漢軍必定戰勝匈奴的主題。這就是作者的創作意圖。因此，這件銅奔馬應命名為“馬踏匈奴”。

說到“馬踏匈奴”，我們自然會想起另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西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墓側的石馬。這件石馬，表現的是和霍去病生死相依的馬。霍在生前就是騎著這匹馬征戰廝殺，立下戰功的，故石馬實際上就是霍去病的象徵。這件石雕作品被命名為“馬踏匈奴”。石馬高1.68米，長1.9米，形態軒昂，英姿勃發，一隻前蹄把一個匈奴士兵踏倒在地，手執弓箭的士兵仰面朝天，露出死難臨頭的神情。藝術家的動靜結合，形象地表現了大漢帝國的強盛不可侵犯。藝術家用一人一馬，高度地概括了霍去病戎馬征戰的豐功偉績。戰馬驃悍、雄壯、鎮定自如，巍然挺立。與之對比的是，昔日窮凶極惡的匈奴此時仰首朝天，蜷縮在馬腹之下，雖已狼狽不堪，仍然凶相畢露，面目猙獰，手持弓箭，企圖垂死掙扎。作品通過簡要、準確地雕琢，尤其是在馬的腿、股、頭和頸部鑿刻了較深的陰線，使勇敢而忠實的戰馬躍然而出，又好像紀念碑一般持重圓渾。這一作品把圓雕、浮雕、線雕等傳統手法結合一體，既自由又凝練，既保持了岩石的自然美，又富於雕刻藝術美。

一銅一石兩件《馬踏匈奴》，都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同時，又含有象徵主義的構思，而主題都是犯我者必亡。

說來太巧了，正當我在雷臺漢墓對銅奔馬的文化內涵苦苦思索時，一隻隼從西方箭一般飛來，落在不遠處的一棵高大白楊上。一位同事連忙舉起相機，用長焦把它拍了下來，放大一看，原來它抓到一隻飛鳥，正在貪婪地大快朵頤。資料上說，矛隼在中國只分佈於東北和西北等地，極為罕見。而我在西北偏偏就遇到了，有道是踏破鐵鞋無覓，得來全不費功夫。這一天是2007年9月4日。

劉春聲，文化學者，作家，自由撰稿人，筆名齊庚、別署村野。著有長篇小說《天雨》，散文集《探花集》、《中國古代鏤空花錢鑑賞》，《情滿呂梁山》，主編出版歷史上第一部壓勝錢辭典《中國錢幣大辭典壓勝錢編》。涉獵古錢幣、金石篆刻、碑拓、水墨畫、油畫、攝影等。致力傳承弘揚傳統文化，是上世紀北京有影響的“北海印社”成員。1986年參加改革開放後國家文物局舉辦的首屆全國文物鑑定學習班，有幸聆聽當時健在的各門類文物鑑定大師的教導。數十年來在《收藏》《中國收藏》《收藏界》《中國錢幣》《中國錢幣界》《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國門報》《團結報》等各類期刊報紙發表兩百餘篇有影響的文學學術鑑賞文章，首次提出壓勝錢是古代藝術類商品的觀點，是國內公認的壓勝錢收藏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

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錢幣學會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錢幣學會常務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錢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委員、主編，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客座教授，北大資源學院文物學院客座教授，曾任北京炎黃藝術館副祕書長，《今日頭條》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