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華山|細說《國家寶藏》中的銅奔馬——此馬究竟是不是在“踏燕而飛”

晁華山|細說《國家寶藏》中的銅奔馬——此馬究竟是不是在“踏燕而飛”

圖一:左為烏孫銅馬,陝西咸陽衛青墓出土;右為彩繪大宛木馬,武威出土

中央電視臺《國家寶藏》節目介紹了甘肅省的三件國寶級文物,其中河西走廊武威市出土的銅奔馬特別引人注目。銅奔馬最初稱為“馬踏飛燕”,造型精美且有豐富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本文作者從幾個方面對銅奔馬略作引申介紹。

前不久中央電視臺《國家寶藏》節目介紹了甘肅省的三件國寶級文物,其中河西走廊武威市出土的銅奔馬特別引人注目。出土銅奔馬(最初稱“馬踏飛燕”)的雷臺漢墓的主要情況可略作介紹:雷臺漢墓的年代按照出土遺物和墓誌記載,綜合推測是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那是公元2世紀末到3世紀初。墓主人是張掖和武威當地割據政權前涼的高官張秀,他也是一位武將,還娶了曹操的女兒,地位相當顯赫。

在下文中,筆者擬從幾個方面談談藝術之外的“馬踏飛燕”。

第一,銅奔馬和騎兵隊列的馬是大月支人提供的汗血馬的形象

武威是河西四郡之一,位置在最東面,環境適合農耕,是月支族裡從事定居農業的小月支人居住的地方,小月支人當初沒有隨大月氏人西遷。大月支人以汗血馬幫助漢武帝訓練騎兵,從這裡趕走匈奴,使小月支人得以安居樂業。武威歷史上最重要的戰爭就是漢武帝時期趕走匈奴的戰爭。

已知墓主人既是行政高官又是將官,那麼按照武威當地歷史來推測,自然會聯想到大家熟知的張騫通西域以及隨後的歷史。那麼將這些青銅兵士和車馬看作漢武帝時期的騎兵隊列的象徵,應該不算太過分。深層的理由下面還會再講到。

武威銅奔馬是低矮型馬。在我國西北地方的漢墓,也包括武威其他漢墓出土的一些陶馬、木馬和銅馬,有些經考古專家研究,被認定是大宛馬和烏孫馬形象,在一些博物館都有展出(圖一)。馬的形象與武威銅奔馬相同,所以說,武威這個隊列所有的馬都是汗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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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俄羅斯巴澤雷克墓實體中亞矮種馬復原圖

在俄羅斯西伯利亞的巴澤雷克,上世紀40年代以來曾經發掘出相當於我國戰國秦漢時期的汗血馬的許多完整實體,巴澤雷克在我國新疆北端國境線以北附近,因為那裡是永久凍土帶,活馬被擊殺後立即掩埋冰凍。發掘報告中有實體馬的照片,也有復原的彩色圖畫,火紅色,矮個頭,這種馬經現代馬類專家辨認確定學名是中亞矮種馬(圖二)。有關中亞矮種馬歷史和現狀的專業研究可參閱網上的眾多文章。

第二,大月支人提供的汗血馬是在敦煌渥窪池和河西走廊各地包括武威有水草的地方訓練成戰馬的

甘肅河西走廊敦煌西南郊有渥窪池和西漢壽昌城遺址。

渥窪池自漢代以來就是水草豐茂的地方,現在可以稱作沙漠中的綠洲。

從這渥窪池地名,我們聯想英文的綠洲,不就是oasis嗎?讀起來就是“渥窪sis”,從牛津英文詞典查出它的語源是希臘語。這渥窪池和希臘有什麼關係呢?

在此我們回到大月支人西遷中亞的歷史來看,大月支人西遷到中亞是在公元前2世紀初,那時希臘馬其頓人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在公元前4世紀晚期佔領了那裡,他們實行徹底而堅定的希臘化政策,包括著力推行希臘語。那大月支人把汗血馬交給漢朝使節時,講的應該就是希臘語。我們可以聯想,大月支人在提供汗血馬的時候,會特意給漢朝使節交代,應該在oasis這樣有水草的地方馴養汗血馬。中國人翻譯的習慣,音譯詞通常和漢語詞一樣也是兩個音節,也就是“渥窪”,不加“sis”,然後加上地形類別名稱的“池”字,這就成了“渥窪池”了。這就像現在稱呼“鄱陽湖”、“洞庭湖”一樣。之所以這樣推測,大月氏人之所以這樣特意關照交代,那是因為這些馬的成活,以及訓練成為戰馬,關係著還留在河西走廊原地的小月支人的生死存亡。至於oasis這個詞,現在按英漢詞典都是翻譯成綠洲。

渥窪池的名字在漢代就有了,古代文獻有記載,天馬生在敦煌壽昌城南的渥窪水。天馬就是汗血馬被神化了。

《漢書·武帝紀》中記載:天馬生於渥窪水,天馬流出紅色汗水,口吐赭色唾液。敦煌發現的寫本《壽昌縣地境》也記載:壽昌海出縣南十里,方圓一里,即渥窪水也,得天馬之所。

由此可見,把渥窪池和天馬以神話聯繫起來,在漢代就已經有了,這就把漢武帝、天馬和後續的蕩平匈奴的戰事都神聖化了。此外還可注意一些記載:

《漢書·武帝紀》李斐注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雲從水中出。”

《漢書·武帝紀》載:“(元鼎四年)六月,秋,馬生渥窪水,作《寶鼎》、《天馬》之歌。”《天馬》之歌中雲:“太乙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漢武帝認為此馬是天帝賜予的天馬降到人間。

汗血馬還被稱為西極馬,說明來自中亞。

後來的歷史進程諸如:驅趕匈奴,首置河西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四郡等等,在史書中都有記載,這裡就不再一一敘述。

第三,銅奔馬的動態形象空前絕後,這形象是大月支人多年後在中亞強大後提供的

銅奔馬的動態形象空前絕後,在我國,此前沒有過這種馬的形象,後來也再沒有延續。那會不會有外部來源呢?現在試著與國外同一時期的相關事物比照,看有什麼線索。

先從聯繫最密切的貴霜大月氏人那裡尋找。當初大月支人在中亞繼承希臘的先進文化和政治制度,建立了大夏國,後來大月支人向南擴張,佔領現在的阿富汗北部。再向南擴張,到公元1世紀時,到達現在的阿富汗全境,直到現在的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強大的貴霜帝國,橫斷了中亞從北到南的廣大地域。這時在地中海北部和東部沿岸已經是羅馬帝國,貴霜大月支人像過去在希臘化國家時期一樣,繼續接納羅馬帝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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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玻璃杯彩畫騎兵攻戰圖,阿富汗伯格拉姆出土

上世紀30年代時,在阿富汗東南部伯格拉姆、即古代貴霜的中心地方,發掘出一處貴霜大月支人保存貴重珍品的地下庫房,出土了那個時期的多種物品,都是高檔的實用品和藝術品,有的是一二世紀地中海沿岸羅馬帝國製造的,有的是貴霜當地製造的。這裡舉其中一件玻璃杯上有彩繪的騎兵攻戰圖。杯上畫著騎兵和步兵作戰的場面,上面有許多士兵和四匹戰馬的動態,戰馬有不同的姿勢和動態,動作幅度很大,看上去很靈活(圖三)。

由這幅圖畫看出,貴霜大月氏人能夠把騎兵步兵攻戰圖做得這麼出色,那麼武威銅奔馬這樣的動態形象應該就是這些戰馬形象的再現。而這過程和下面講到的把佛教傳到河西走廊是交織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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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用於製作花神銀器的石膏模型,阿富汗伯格拉姆出土

從保存的多種高檔物品來看,貴霜大月支人當時已經可以製作羅馬帝國正在使用的各種高檔物品,我們舉出一件石膏圓盤像作為例證,這是當時用來製作銀盤的石膏模型(圖四),這和羅馬帝國地中海東岸發掘出的古代實物沒有什麼差別。

這些都是貴霜的大月支人使用的東西,已經與在河西走廊老家時的器物有所區別。這樣的物品還有很多,在這裡不再舉例了。

另外就銅奔馬來說,單獨放一匹空馬在騎兵隊裡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根據兩漢時期墓葬出土的各種陶俑的形象,我們可以推測,武威銅奔馬當初不是一匹孤馬,馬上應該有軍官,但是這軍官不是用銅做的,是和內地發現的東漢時期墓葬裡的人俑一樣,是用布縫製的,或者是用布和木料一起製作的,因為年代久遠,都腐朽毀壞了。

大月支人在建立了橫斷中亞的強大的貴霜帝國時,國家重心已經向南移動到現在的阿富汗東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大約在公元1世紀,貴霜國王和高層在這裡信奉了當地已經流行的佛教,由於貴霜多年來一直繼續推行希臘化政策,所以能夠以希臘文化對佛教進行改革。過去印度沒有佛教經典文本,完全靠口傳。貴霜改革佛教的第一項是把各地高僧大德集中起來,收集整理佛教的典籍,編輯形成正式的文本;第二項是創立佛像,過去印度一直沒有可以供奉的佛像;第三項是從各地徵集有才幹的高僧,把他們培訓成為優秀的傳教師,向國內外傳播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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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白灰膏佛塑像,阿富汗東南部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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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佛生平事蹟雕塑,巴基斯坦北部出土

這時貴霜的大月氏人創立的佛像菩薩像,完全是希臘羅馬風格和技藝水平,這裡舉兩個雕像為例(圖五、六):

佛教本身要求信徒有傳播佛教的義務。貴霜大月支人首先想到的對象就是留守在故鄉祁連山下的小月支人。這時他們像早年佛陀創立佛教後,首先想到是要向那些離開了他的家僕們傳播佛教一樣,貴霜高層首先要將佛教傳給那些仍留在河西走廊老家的小月支人。貴霜也確實這樣做了,現在武威保存的最早的佛教寺廟和佛像,就是那種貴霜大月支人犍陀羅風格。

在武威殘留的小佛寺的佛像,形象接近貴霜大月氏人的犍陀羅風格。這裡舉塔爾灣的雜木寺內殘留的早期佛像與貴霜大月支人的犍陀羅風格比照,兩者有共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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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殘存的貼壁坐佛泥塑浮雕像

現存的有上下兩列泥塑的浮雕佛像,每列有四尊坐佛,靠近主佛像的一尊坐佛略大,所以現存的是九尊坐佛,佛是結跏趺坐的傳統坐姿,上列坐佛的手勢是早期的說法式,下列坐佛的手勢是思維式。坐佛下面的橫幅是兩匹面朝外的四腿佇立的馬,都是陰線刻加淺浮雕。這種貼在崖壁表面的泥塑淺浮雕在過去的河西走廊沒有見過(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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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雜木寺的說法手勢坐佛像,座下有兩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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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犍陀羅貴霜大月氏人坐佛像

其次,這裡佛像的手勢有兩種,一是說法手勢,左臂下伸,右臂彎肘抬起手掌在胸前右側,(圖八)。這手勢與貴霜大月支人的說法手勢相似(圖九),而我國後來很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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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雜木寺的思維手勢坐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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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犍陀羅貴霜大月氏人坐佛像

這裡佛像第二種手勢是思維式,兩臂下垂,兩手在腹下疊在一起(圖十)。這與貴霜大月支人的樣式相似(圖十一),而我國後來也罕見。

我國一般寺院有鹿野苑初轉法輪場景,通常是以佛像下方有兩隻臥鹿轉法輪的形象來顯示。而這裡的坐佛下方居然是兩匹馬,這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當然這會使人聯想到貴霜大月支人和汗血馬。見前面插圖。

與此對照,我們在貴霜的大月氏人那裡看到有一幅石刻浮雕,人的面部有殘損,畫幅下半是兩匹頭朝向外面的馬,馬似乎拉著車,車上中間一人手裡捧著佛陀的舍利盒,這描述的是常見的“八王分舍利”故事,是佛涅槃後,舍利被分為八份,供各國帶回自己的國家供奉。

第四,討論銅奔馬的步法和貴霜大月支人的關係,以及武威銅奔馬的名稱

當代研究馬的步法的專業人士認為,馬的同一側的兩條腿同時向同一個方向騰起,這就是“順拐”,在一般馬的奔跑中是絕對看不到。這種姿態有一個專門的術語叫“對側步”(即:同側前後腿同時邁右或同時邁左),武威銅奔馬就是走這樣的對側步,研究馬步法的專家認為,大宛馬便是走對側步的高手。專家還說,武威岔口的驛馬、青海湖的浩門馬,多數走對側步,現在離武威很近的山丹養馬場的良馬,也有很多走對側步。武威銅奔馬正是這種大宛馬,而傳來佛教的貴霜人就是在大宛的大月支人。這時的貴霜人接受了羅馬帝國的騎兵作戰的繪畫藝術,把走對側步的銅戰馬做成實戰的形象,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本文上面的插圖中,戰馬的形象靈活多樣,步態多樣,對武威銅奔馬會有重要的影響。武威銅奔馬的步法,是適合騎兵作戰的步法,可以隨時應變,騎士的動作也各不相同,顯示他們操控戰馬的動作也不一樣。

在武威銅奔馬之前,各個朝代的墓葬馬都是四腿佇立的呆板形象。現在突然有了這樣創新的形象,說這是貴霜大月支人的影響,應該不算太離譜吧?在武威銅奔馬之後,只有酒泉丁家閘十六國時期的壁畫墓裡有在空中飛翔的、非同一般的壁畫天馬,不過那是描寫天馬行空,不是在地上奔跑,與地上的馬不便比較。此後直到唐代,再也沒有類似武威銅奔馬這樣的動態形象。唐代的三彩馬,依然主要回歸到四腿佇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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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一匹馬慢跑的連續動態照片(上),武威銅奔馬的步法(右)與這兩張照片上的步法近似

在此我要再說武威銅奔馬的正式名稱問題。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討論過,武威銅奔馬的形象不是在奔跑,叫奔馬說不過去。有不少研究馬的專家,用當代的科技攝影,用傳統的方法仔細觀察,認為武威銅奔馬都不是在奔跑,更不是飛奔。按現在的步態分類法,銅奔馬的步態只能算是“走馬”,這種對側步的走法前面說過了,也叫“順拐”,現在河西走廊還有的是。在張掖山丹一帶,仍然保留有中亞矮種馬這個馬種。順拐的馬騎起來,是左右晃而不是上下顛,人體不用打浪。另外,武威銅奔馬歪著脖子,現在河西走廊的馬也是這樣的,順拐走的馬要保持身體平衡,必須是這樣的(圖十二)。

這樣看來武威銅奔馬的名稱問題由來已久。最早是叫“馬踏飛燕”,命名者臨時叫的名字,早就有不少爭議。“銅奔馬”的名字現在看來也得再斟酌。武威銅馬是戰馬,起名字應該往這方面考慮。這戰馬如果脫離了出土地武威的名字,它就只能是藝術品。一旦給它加上武威這雄渾的名字,叫做“武威銅戰馬”,或者“武威銅馬”,或者“武威天馬”,或者“武威汗血馬”,或者“武威西極馬”,那才能全面顯示它原有的價值,也就是歷史的、科學的和藝術的價值。

大月支人回饋汗血馬是在西漢時期,那時是公元前2世紀中期,而武威銅奔馬是出在東漢末到三國時期,那是公元2世紀末,前後相距300多年,這怎麼會聯繫在一起呢?這要從大月氏人後來在中亞強大,從南到北橫斷了中亞,到公元一二世紀更建立了強大的貴霜帝國,把佛教傳回了老家說起。由於有這種親情聯絡和佛教傳播,使得留在武威的小月支人懷戀三百年前被迫西遷的大月支人和那些天馬,他們用這栩栩如生的天馬和整齊的騎兵隊列,表達對遠方一直惦記著他們的月支族同袍們的誠摯感恩和衷心感謝。

從以上討論武威銅奔馬來看,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銅奔馬有以下象徵意義:第一、武威是張騫通西域的發源地,張騫通西域的起因是大月支人被匈奴驅趕西遷;第二、大月支人曾經以汗血馬回饋故鄉,使西漢王朝得以首設河西四郡;第三、將遙遠西方希臘羅馬文化傳到中國;第四、西遷的大月支人善於學習,有出息,有成就,讓自己強大起來;第五、把改造了的佛教首先傳到故鄉。

最後還有新問題要回答:

一是東漢晚期武威還有沒有汗血馬?

《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載“(呂)布有良馬名曰赤兔”。赤兔馬,身體大紅色,是馬中的王者,赤兔馬從西涼得來,為呂布之坐騎,呂布死後,赤兔馬由曹操贈與關羽。關羽形象的標配是赤兔馬,也就是汗血馬,還有青龍偃月刀。由此可知,東漢末和三國時期,武威還有這種天馬。

文獻記載的赤兔馬形象是這樣的:“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赤兔馬一直是好馬的代表,可日行千里,還能夜走八百。《三國志》中有赤兔馬的記載,但是何以稱為赤兔馬卻沒說。兔頭、半兔頭的馬,特徵是鼻以上部分微微向外突出,有些像兔子的頭。從赤兔馬的顏色看,當是棗紅色。棗紅色這種顏色正是中亞一帶草原馬的典型毛色。從赤兔馬的毛色與頭相看,這是中亞一帶,也就是古代所說的西域地區所產的馬。

二是銅奔馬像下的飛鳥有沒有特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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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武威漢文化博物館展出的有飛鳥座的陶馬,現場照片

請看,在武威出土有這樣的一個三腿騰空的陶奔馬,陳列在武威漢文化博物館裡,這樣的馬站不住,於是只好在馬肚下單立一根木棍,木棍下面就是回頭飛的大鳥。這不是明顯表示,這棍子和大鳥不過就是支架和底座而已麼?所以,不必對銅奔馬下的飛鳥進行過度解讀(圖十三)。

作者:晁華山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編輯: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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