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1
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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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2016年Wes陳在成都拍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與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2
我爺爺奶奶是1949年左右離開大陸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陸，很小的時候跟著各自父母去了臺灣，後來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生了我哥和我。小時候上學之前，我在家裡基本說的是中文，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會英語。但開始上學後，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我的中文就開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機會學好中文，這樣能跟爺爺奶奶更好地溝通，他們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說。大學讀到大四，我學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留學項目，進修漢語。
來到中國是2000年底，一下飛機，一股味道就撲面而來。後來才知道，是燒煤的味道，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來了之後我覺得，哇，太有意思了。後來美國很多朋友問我，中國怎麼樣？是不是不自由？我說，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種不同的自由。在美國，你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街上喝酒。中國可以。那時的北京很亂，沒有太多規則，街上黑車、黑麵的、小攤小販特別多。有一種很野生的氣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塊錢，一出酒吧門口就是賣烤串的，各種新疆人、非洲人擺攤賣東西，在那兒想幹嘛幹嘛。
我和一些留學生朋友每週末就在那兒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體的夜店玩，不是雙休日的晚上我們就去學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週四，我們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門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這家酒吧的老闆讓年輕人、留學生去放音樂，掌控酒吧的氣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聽到純粹的Hiphop音樂，一去到這兒，我就感覺，我操，終於找到一家我可以點我喜歡的音樂，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鄭，北京最早的Hiphop組合“隱藏”的成員，那時總是坐在吧檯，我看到他身上有個文身是一個Hiphop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證北京最早聽Hiphop、玩Hiphop的年輕人那時都在那兒喝酒、聊天、跳舞，“隱藏”其他的成員王波和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臉。
那時剛到中國，看什麼都新鮮，經常到處玩，天天去酒吧。至於中文，我學到報刊課時就放棄了。我看中文報紙，覺得太不合理了，一個句子這麼長一大段從這兒到那兒，是個逗號！各種外國名字也不標出來，英文里人名或地名會首字母大寫或者標斜體對嗎，中文完全沒有，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名字，就只好去翻詞典查這個字，發現跟後面那個字根本都連不上啊，詞典也查不到，還花了我一個小時！我就放棄了。我還是更願意通過跟當地的朋友交流，學口語或者文化，這更有意思。
一學期結束，我回美國讀完剩下的一個學期，結果“911”發生了。我大學專業是企業管理，沒想到畢業趕上美國金融行業最差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國這麼好玩，我的中文也還沒學到滿意的水平，猶豫了一夏天，又申請了一個留學項目回到北京。課餘時間還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幹各種奇怪的兼職，掙生活費。晚上繼續喝，玩。畢業後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後來又開始做Hiphop電臺《嘻哈公園》，就在中國一直呆下去了。
3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哥就覺得我有特異功能。每次坐車聽收音機，他就跟爸媽說，你看，換什麼電臺放什麼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聽收音機，到哪兒都一直開著聽。甚至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宿舍裡也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從電臺裡聽了很多很多音樂。
從小學起，我就開始對Hiphop感興趣。當時的主流音樂是搖滾樂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國還挺地下的，廣播里根本沒有Hiphop節目，MTV這樣的主流平臺只有非常偶爾能看到一兩首Hiphop。但民間已經有人聽說唱了，那時有一個可以花錢點MV看的電視節目The Box，在這個節目上就會出現更多Hiphop音樂。另外還有BET（黑人娛樂電視臺），會放比較多的Hiphop。畢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過學校的黑人同學接觸到了Hiphop的。我一聽這種音樂，覺得非常新鮮。它不像別的音樂帶給你的更多是情緒或者感覺，而是非常直接，具體，信息量很大，有很強的畫面感。另一個吸引我的點是，說唱非常玩語言。在中文裡，我們說起“詩”，總覺得很深奧很嚴肅。在美國不是這樣，也有一種給小孩讀的，很口語、玩押韻的詩。說唱就是一種更成人的玩法，說唱歌手就是詩人。
也就是在我剛接觸Hiphop不久，黑人音樂就慢慢在美國流行起來。先是R&B，接著把Hiphop也帶流行了。比如MTV就開始做一個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節目。廣播上也有兩個美國比較主要的電臺開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個電臺，會在每週末的一個晚上，放一到兩小時地下Hiphop音樂。前一陣大家都在轉謝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國Hiphop電臺“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視頻，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卻沒人知道當時坐在他們身邊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當年Hiphop還沒那麼主流時，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樂的女DJ。在Eminem、Jay Z還不出名的時候，她就把他們請到節目裡Freestyle。過了兩三年，原來在夜裡出現的音樂，都放到了白天。
後來我自己開始做電臺也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是特別主流的，買流量的、有大音樂平臺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來放。
做《嘻哈公園The Park》是個很偶然的機會。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個排行榜節目，但他希望做一個Hiphop節目，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我馬上答應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認識的，我們都是留學生，都喜歡Hiphop。那時候留學生少，都是一圈人，我們經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國的橄欖球賽。後來他去臺灣出道當了藝人，之後又回到北京。於是，從2006年5月開始，我們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HitFm合作，開始做《嘻哈公園The Park》。
那時我在一個做留學生項目的小公司上班，頭幾年，節目每週六和週日兩天有兩小時時長，需要很多內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節目。做《The Park》是沒有錢的，我那時候工資不高，但也完全沒想靠節目掙錢，做這個節目完全是我的興趣，我們做得很快樂。
每期節目我們都會挑一些歌來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時後說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們辦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說唱的人就都認識了。我會問他們要一些他們錄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時間後，廣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說唱的人也會主動聯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發過來。但無論是不是認識的人，首先都要我聽了，覺得這首歌確實牛逼才會在節目裡放。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接地氣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國人，所以我會請一個本地的Hiphop愛好者作為第三人跟我們一起做節目主持。第一個人是我打籃球認識的Easy E，他很喜歡美國音樂，通過聽歌，英文也練得非常好。後來還找過現在在丹鎮北京的劉銳，之後還有魚駕浪，都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本地人。
因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廣Hiphop文化，我們那時候除了放音樂，也設置了很多環節，比如教大家英文裡的黑人俚語，還請說唱歌手來節目裡freestyle。但那時候玩說唱的人太少了，嘉賓非常難請。我們希望能和來錄節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來，於是我也開始試著寫點詞，玩freestyle，也是因為節目需要，我開始做DJ，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快樂。
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叫做“Hot Or Not（辣還是瞎）”，每期會放兩首中文說唱歌曲，進行PK，由聽眾投票，優勝的歌曲下一週會繼續放，和另一首新歌進行PK。如果誰的作品連續四周勝出，我們就會邀請歌手到節目裡做專訪。這個環節就是為了鼓勵那些玩說唱的年輕人多創作，給大家一個展示的機會。頭幾年國內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們得去找，去問認識的歌手有沒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會投歌過來。歌曲的水平，錄音製作的質量都明顯提升。
我敢說，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樂PK平臺，誰能勝出，完全由聽眾決定。我們的投票方式改過很多次。一開始是短信投票，後來有了微博，就試著用各種第三方投票插件，結果發現都是能被買的。有時候看到某個作品的票數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錢刷票。現在我們又改成了在公眾號發的圖文下留言1或是2。這樣首先你得關注我們，然後還要留言，投票的門檻比較高。票數都是我們看後臺留言一個個數的。人工數票非常麻煩，這麼做都是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個非常純粹公正的節目，從來沒有為了錢推過任何一個歌手。曾經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聯繫，讓我們給他們的一個歌手做採訪。我說你至少得把作品發過來，歌曲發來後，我覺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讓聽眾決定。我說，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軍，你就可以來，和其他獨立歌手一樣，You are not special。後來他的歌被PK下去了。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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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2016年Wes陳在成都拍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與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2
我爺爺奶奶是1949年左右離開大陸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陸，很小的時候跟著各自父母去了臺灣，後來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生了我哥和我。小時候上學之前，我在家裡基本說的是中文，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會英語。但開始上學後，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我的中文就開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機會學好中文，這樣能跟爺爺奶奶更好地溝通，他們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說。大學讀到大四，我學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留學項目，進修漢語。
來到中國是2000年底，一下飛機，一股味道就撲面而來。後來才知道，是燒煤的味道，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來了之後我覺得，哇，太有意思了。後來美國很多朋友問我，中國怎麼樣？是不是不自由？我說，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種不同的自由。在美國，你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街上喝酒。中國可以。那時的北京很亂，沒有太多規則，街上黑車、黑麵的、小攤小販特別多。有一種很野生的氣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塊錢，一出酒吧門口就是賣烤串的，各種新疆人、非洲人擺攤賣東西，在那兒想幹嘛幹嘛。
我和一些留學生朋友每週末就在那兒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體的夜店玩，不是雙休日的晚上我們就去學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週四，我們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門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這家酒吧的老闆讓年輕人、留學生去放音樂，掌控酒吧的氣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聽到純粹的Hiphop音樂，一去到這兒，我就感覺，我操，終於找到一家我可以點我喜歡的音樂，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鄭，北京最早的Hiphop組合“隱藏”的成員，那時總是坐在吧檯，我看到他身上有個文身是一個Hiphop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證北京最早聽Hiphop、玩Hiphop的年輕人那時都在那兒喝酒、聊天、跳舞，“隱藏”其他的成員王波和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臉。
那時剛到中國，看什麼都新鮮，經常到處玩，天天去酒吧。至於中文，我學到報刊課時就放棄了。我看中文報紙，覺得太不合理了，一個句子這麼長一大段從這兒到那兒，是個逗號！各種外國名字也不標出來，英文里人名或地名會首字母大寫或者標斜體對嗎，中文完全沒有，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名字，就只好去翻詞典查這個字，發現跟後面那個字根本都連不上啊，詞典也查不到，還花了我一個小時！我就放棄了。我還是更願意通過跟當地的朋友交流，學口語或者文化，這更有意思。
一學期結束，我回美國讀完剩下的一個學期，結果“911”發生了。我大學專業是企業管理，沒想到畢業趕上美國金融行業最差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國這麼好玩，我的中文也還沒學到滿意的水平，猶豫了一夏天，又申請了一個留學項目回到北京。課餘時間還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幹各種奇怪的兼職，掙生活費。晚上繼續喝，玩。畢業後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後來又開始做Hiphop電臺《嘻哈公園》，就在中國一直呆下去了。
3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哥就覺得我有特異功能。每次坐車聽收音機，他就跟爸媽說，你看，換什麼電臺放什麼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聽收音機，到哪兒都一直開著聽。甚至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宿舍裡也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從電臺裡聽了很多很多音樂。
從小學起，我就開始對Hiphop感興趣。當時的主流音樂是搖滾樂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國還挺地下的，廣播里根本沒有Hiphop節目，MTV這樣的主流平臺只有非常偶爾能看到一兩首Hiphop。但民間已經有人聽說唱了，那時有一個可以花錢點MV看的電視節目The Box，在這個節目上就會出現更多Hiphop音樂。另外還有BET（黑人娛樂電視臺），會放比較多的Hiphop。畢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過學校的黑人同學接觸到了Hiphop的。我一聽這種音樂，覺得非常新鮮。它不像別的音樂帶給你的更多是情緒或者感覺，而是非常直接，具體，信息量很大，有很強的畫面感。另一個吸引我的點是，說唱非常玩語言。在中文裡，我們說起“詩”，總覺得很深奧很嚴肅。在美國不是這樣，也有一種給小孩讀的，很口語、玩押韻的詩。說唱就是一種更成人的玩法，說唱歌手就是詩人。
也就是在我剛接觸Hiphop不久，黑人音樂就慢慢在美國流行起來。先是R&B，接著把Hiphop也帶流行了。比如MTV就開始做一個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節目。廣播上也有兩個美國比較主要的電臺開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個電臺，會在每週末的一個晚上，放一到兩小時地下Hiphop音樂。前一陣大家都在轉謝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國Hiphop電臺“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視頻，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卻沒人知道當時坐在他們身邊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當年Hiphop還沒那麼主流時，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樂的女DJ。在Eminem、Jay Z還不出名的時候，她就把他們請到節目裡Freestyle。過了兩三年，原來在夜裡出現的音樂，都放到了白天。
後來我自己開始做電臺也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是特別主流的，買流量的、有大音樂平臺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來放。
做《嘻哈公園The Park》是個很偶然的機會。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個排行榜節目，但他希望做一個Hiphop節目，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我馬上答應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認識的，我們都是留學生，都喜歡Hiphop。那時候留學生少，都是一圈人，我們經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國的橄欖球賽。後來他去臺灣出道當了藝人，之後又回到北京。於是，從2006年5月開始，我們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HitFm合作，開始做《嘻哈公園The Park》。
那時我在一個做留學生項目的小公司上班，頭幾年，節目每週六和週日兩天有兩小時時長，需要很多內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節目。做《The Park》是沒有錢的，我那時候工資不高，但也完全沒想靠節目掙錢，做這個節目完全是我的興趣，我們做得很快樂。
每期節目我們都會挑一些歌來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時後說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們辦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說唱的人就都認識了。我會問他們要一些他們錄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時間後，廣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說唱的人也會主動聯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發過來。但無論是不是認識的人，首先都要我聽了，覺得這首歌確實牛逼才會在節目裡放。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接地氣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國人，所以我會請一個本地的Hiphop愛好者作為第三人跟我們一起做節目主持。第一個人是我打籃球認識的Easy E，他很喜歡美國音樂，通過聽歌，英文也練得非常好。後來還找過現在在丹鎮北京的劉銳，之後還有魚駕浪，都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本地人。
因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廣Hiphop文化，我們那時候除了放音樂，也設置了很多環節，比如教大家英文裡的黑人俚語，還請說唱歌手來節目裡freestyle。但那時候玩說唱的人太少了，嘉賓非常難請。我們希望能和來錄節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來，於是我也開始試著寫點詞，玩freestyle，也是因為節目需要，我開始做DJ，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快樂。
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叫做“Hot Or Not（辣還是瞎）”，每期會放兩首中文說唱歌曲，進行PK，由聽眾投票，優勝的歌曲下一週會繼續放，和另一首新歌進行PK。如果誰的作品連續四周勝出，我們就會邀請歌手到節目裡做專訪。這個環節就是為了鼓勵那些玩說唱的年輕人多創作，給大家一個展示的機會。頭幾年國內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們得去找，去問認識的歌手有沒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會投歌過來。歌曲的水平，錄音製作的質量都明顯提升。
我敢說，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樂PK平臺，誰能勝出，完全由聽眾決定。我們的投票方式改過很多次。一開始是短信投票，後來有了微博，就試著用各種第三方投票插件，結果發現都是能被買的。有時候看到某個作品的票數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錢刷票。現在我們又改成了在公眾號發的圖文下留言1或是2。這樣首先你得關注我們，然後還要留言，投票的門檻比較高。票數都是我們看後臺留言一個個數的。人工數票非常麻煩，這麼做都是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個非常純粹公正的節目，從來沒有為了錢推過任何一個歌手。曾經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聯繫，讓我們給他們的一個歌手做採訪。我說你至少得把作品發過來，歌曲發來後，我覺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讓聽眾決定。我說，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軍，你就可以來，和其他獨立歌手一樣，You are not special。後來他的歌被PK下去了。
2019年1月，Wes陳和小老虎在錄音室錄製《聲療》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1
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2016年Wes陳在成都拍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與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2
我爺爺奶奶是1949年左右離開大陸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陸，很小的時候跟著各自父母去了臺灣，後來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生了我哥和我。小時候上學之前，我在家裡基本說的是中文，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會英語。但開始上學後，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我的中文就開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機會學好中文，這樣能跟爺爺奶奶更好地溝通，他們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說。大學讀到大四，我學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留學項目，進修漢語。
來到中國是2000年底，一下飛機，一股味道就撲面而來。後來才知道，是燒煤的味道，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來了之後我覺得，哇，太有意思了。後來美國很多朋友問我，中國怎麼樣？是不是不自由？我說，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種不同的自由。在美國，你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街上喝酒。中國可以。那時的北京很亂，沒有太多規則，街上黑車、黑麵的、小攤小販特別多。有一種很野生的氣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塊錢，一出酒吧門口就是賣烤串的，各種新疆人、非洲人擺攤賣東西，在那兒想幹嘛幹嘛。
我和一些留學生朋友每週末就在那兒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體的夜店玩，不是雙休日的晚上我們就去學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週四，我們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門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這家酒吧的老闆讓年輕人、留學生去放音樂，掌控酒吧的氣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聽到純粹的Hiphop音樂，一去到這兒，我就感覺，我操，終於找到一家我可以點我喜歡的音樂，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鄭，北京最早的Hiphop組合“隱藏”的成員，那時總是坐在吧檯，我看到他身上有個文身是一個Hiphop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證北京最早聽Hiphop、玩Hiphop的年輕人那時都在那兒喝酒、聊天、跳舞，“隱藏”其他的成員王波和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臉。
那時剛到中國，看什麼都新鮮，經常到處玩，天天去酒吧。至於中文，我學到報刊課時就放棄了。我看中文報紙，覺得太不合理了，一個句子這麼長一大段從這兒到那兒，是個逗號！各種外國名字也不標出來，英文里人名或地名會首字母大寫或者標斜體對嗎，中文完全沒有，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名字，就只好去翻詞典查這個字，發現跟後面那個字根本都連不上啊，詞典也查不到，還花了我一個小時！我就放棄了。我還是更願意通過跟當地的朋友交流，學口語或者文化，這更有意思。
一學期結束，我回美國讀完剩下的一個學期，結果“911”發生了。我大學專業是企業管理，沒想到畢業趕上美國金融行業最差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國這麼好玩，我的中文也還沒學到滿意的水平，猶豫了一夏天，又申請了一個留學項目回到北京。課餘時間還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幹各種奇怪的兼職，掙生活費。晚上繼續喝，玩。畢業後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後來又開始做Hiphop電臺《嘻哈公園》，就在中國一直呆下去了。
3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哥就覺得我有特異功能。每次坐車聽收音機，他就跟爸媽說，你看，換什麼電臺放什麼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聽收音機，到哪兒都一直開著聽。甚至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宿舍裡也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從電臺裡聽了很多很多音樂。
從小學起，我就開始對Hiphop感興趣。當時的主流音樂是搖滾樂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國還挺地下的，廣播里根本沒有Hiphop節目，MTV這樣的主流平臺只有非常偶爾能看到一兩首Hiphop。但民間已經有人聽說唱了，那時有一個可以花錢點MV看的電視節目The Box，在這個節目上就會出現更多Hiphop音樂。另外還有BET（黑人娛樂電視臺），會放比較多的Hiphop。畢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過學校的黑人同學接觸到了Hiphop的。我一聽這種音樂，覺得非常新鮮。它不像別的音樂帶給你的更多是情緒或者感覺，而是非常直接，具體，信息量很大，有很強的畫面感。另一個吸引我的點是，說唱非常玩語言。在中文裡，我們說起“詩”，總覺得很深奧很嚴肅。在美國不是這樣，也有一種給小孩讀的，很口語、玩押韻的詩。說唱就是一種更成人的玩法，說唱歌手就是詩人。
也就是在我剛接觸Hiphop不久，黑人音樂就慢慢在美國流行起來。先是R&B，接著把Hiphop也帶流行了。比如MTV就開始做一個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節目。廣播上也有兩個美國比較主要的電臺開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個電臺，會在每週末的一個晚上，放一到兩小時地下Hiphop音樂。前一陣大家都在轉謝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國Hiphop電臺“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視頻，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卻沒人知道當時坐在他們身邊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當年Hiphop還沒那麼主流時，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樂的女DJ。在Eminem、Jay Z還不出名的時候，她就把他們請到節目裡Freestyle。過了兩三年，原來在夜裡出現的音樂，都放到了白天。
後來我自己開始做電臺也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是特別主流的，買流量的、有大音樂平臺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來放。
做《嘻哈公園The Park》是個很偶然的機會。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個排行榜節目，但他希望做一個Hiphop節目，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我馬上答應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認識的，我們都是留學生，都喜歡Hiphop。那時候留學生少，都是一圈人，我們經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國的橄欖球賽。後來他去臺灣出道當了藝人，之後又回到北京。於是，從2006年5月開始，我們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HitFm合作，開始做《嘻哈公園The Park》。
那時我在一個做留學生項目的小公司上班，頭幾年，節目每週六和週日兩天有兩小時時長，需要很多內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節目。做《The Park》是沒有錢的，我那時候工資不高，但也完全沒想靠節目掙錢，做這個節目完全是我的興趣，我們做得很快樂。
每期節目我們都會挑一些歌來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時後說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們辦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說唱的人就都認識了。我會問他們要一些他們錄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時間後，廣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說唱的人也會主動聯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發過來。但無論是不是認識的人，首先都要我聽了，覺得這首歌確實牛逼才會在節目裡放。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接地氣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國人，所以我會請一個本地的Hiphop愛好者作為第三人跟我們一起做節目主持。第一個人是我打籃球認識的Easy E，他很喜歡美國音樂，通過聽歌，英文也練得非常好。後來還找過現在在丹鎮北京的劉銳，之後還有魚駕浪，都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本地人。
因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廣Hiphop文化，我們那時候除了放音樂，也設置了很多環節，比如教大家英文裡的黑人俚語，還請說唱歌手來節目裡freestyle。但那時候玩說唱的人太少了，嘉賓非常難請。我們希望能和來錄節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來，於是我也開始試著寫點詞，玩freestyle，也是因為節目需要，我開始做DJ，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快樂。
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叫做“Hot Or Not（辣還是瞎）”，每期會放兩首中文說唱歌曲，進行PK，由聽眾投票，優勝的歌曲下一週會繼續放，和另一首新歌進行PK。如果誰的作品連續四周勝出，我們就會邀請歌手到節目裡做專訪。這個環節就是為了鼓勵那些玩說唱的年輕人多創作，給大家一個展示的機會。頭幾年國內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們得去找，去問認識的歌手有沒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會投歌過來。歌曲的水平，錄音製作的質量都明顯提升。
我敢說，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樂PK平臺，誰能勝出，完全由聽眾決定。我們的投票方式改過很多次。一開始是短信投票，後來有了微博，就試著用各種第三方投票插件，結果發現都是能被買的。有時候看到某個作品的票數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錢刷票。現在我們又改成了在公眾號發的圖文下留言1或是2。這樣首先你得關注我們，然後還要留言，投票的門檻比較高。票數都是我們看後臺留言一個個數的。人工數票非常麻煩，這麼做都是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個非常純粹公正的節目，從來沒有為了錢推過任何一個歌手。曾經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聯繫，讓我們給他們的一個歌手做採訪。我說你至少得把作品發過來，歌曲發來後，我覺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讓聽眾決定。我說，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軍，你就可以來，和其他獨立歌手一樣，You are not special。後來他的歌被PK下去了。
2019年1月，Wes陳和小老虎在錄音室錄製《聲療》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右一為Wes陳，左二為Hiphop歌手大狗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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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2016年Wes陳在成都拍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與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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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奶奶是1949年左右離開大陸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陸，很小的時候跟著各自父母去了臺灣，後來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生了我哥和我。小時候上學之前，我在家裡基本說的是中文，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會英語。但開始上學後，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我的中文就開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機會學好中文，這樣能跟爺爺奶奶更好地溝通，他們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說。大學讀到大四，我學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留學項目，進修漢語。
來到中國是2000年底，一下飛機，一股味道就撲面而來。後來才知道，是燒煤的味道，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來了之後我覺得，哇，太有意思了。後來美國很多朋友問我，中國怎麼樣？是不是不自由？我說，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種不同的自由。在美國，你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街上喝酒。中國可以。那時的北京很亂，沒有太多規則，街上黑車、黑麵的、小攤小販特別多。有一種很野生的氣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塊錢，一出酒吧門口就是賣烤串的，各種新疆人、非洲人擺攤賣東西，在那兒想幹嘛幹嘛。
我和一些留學生朋友每週末就在那兒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體的夜店玩，不是雙休日的晚上我們就去學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週四，我們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門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這家酒吧的老闆讓年輕人、留學生去放音樂，掌控酒吧的氣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聽到純粹的Hiphop音樂，一去到這兒，我就感覺，我操，終於找到一家我可以點我喜歡的音樂，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鄭，北京最早的Hiphop組合“隱藏”的成員，那時總是坐在吧檯，我看到他身上有個文身是一個Hiphop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證北京最早聽Hiphop、玩Hiphop的年輕人那時都在那兒喝酒、聊天、跳舞，“隱藏”其他的成員王波和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臉。
那時剛到中國，看什麼都新鮮，經常到處玩，天天去酒吧。至於中文，我學到報刊課時就放棄了。我看中文報紙，覺得太不合理了，一個句子這麼長一大段從這兒到那兒，是個逗號！各種外國名字也不標出來，英文里人名或地名會首字母大寫或者標斜體對嗎，中文完全沒有，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名字，就只好去翻詞典查這個字，發現跟後面那個字根本都連不上啊，詞典也查不到，還花了我一個小時！我就放棄了。我還是更願意通過跟當地的朋友交流，學口語或者文化，這更有意思。
一學期結束，我回美國讀完剩下的一個學期，結果“911”發生了。我大學專業是企業管理，沒想到畢業趕上美國金融行業最差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國這麼好玩，我的中文也還沒學到滿意的水平，猶豫了一夏天，又申請了一個留學項目回到北京。課餘時間還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幹各種奇怪的兼職，掙生活費。晚上繼續喝，玩。畢業後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後來又開始做Hiphop電臺《嘻哈公園》，就在中國一直呆下去了。
3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哥就覺得我有特異功能。每次坐車聽收音機，他就跟爸媽說，你看，換什麼電臺放什麼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聽收音機，到哪兒都一直開著聽。甚至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宿舍裡也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從電臺裡聽了很多很多音樂。
從小學起，我就開始對Hiphop感興趣。當時的主流音樂是搖滾樂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國還挺地下的，廣播里根本沒有Hiphop節目，MTV這樣的主流平臺只有非常偶爾能看到一兩首Hiphop。但民間已經有人聽說唱了，那時有一個可以花錢點MV看的電視節目The Box，在這個節目上就會出現更多Hiphop音樂。另外還有BET（黑人娛樂電視臺），會放比較多的Hiphop。畢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過學校的黑人同學接觸到了Hiphop的。我一聽這種音樂，覺得非常新鮮。它不像別的音樂帶給你的更多是情緒或者感覺，而是非常直接，具體，信息量很大，有很強的畫面感。另一個吸引我的點是，說唱非常玩語言。在中文裡，我們說起“詩”，總覺得很深奧很嚴肅。在美國不是這樣，也有一種給小孩讀的，很口語、玩押韻的詩。說唱就是一種更成人的玩法，說唱歌手就是詩人。
也就是在我剛接觸Hiphop不久，黑人音樂就慢慢在美國流行起來。先是R&B，接著把Hiphop也帶流行了。比如MTV就開始做一個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節目。廣播上也有兩個美國比較主要的電臺開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個電臺，會在每週末的一個晚上，放一到兩小時地下Hiphop音樂。前一陣大家都在轉謝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國Hiphop電臺“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視頻，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卻沒人知道當時坐在他們身邊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當年Hiphop還沒那麼主流時，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樂的女DJ。在Eminem、Jay Z還不出名的時候，她就把他們請到節目裡Freestyle。過了兩三年，原來在夜裡出現的音樂，都放到了白天。
後來我自己開始做電臺也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是特別主流的，買流量的、有大音樂平臺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來放。
做《嘻哈公園The Park》是個很偶然的機會。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個排行榜節目，但他希望做一個Hiphop節目，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我馬上答應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認識的，我們都是留學生，都喜歡Hiphop。那時候留學生少，都是一圈人，我們經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國的橄欖球賽。後來他去臺灣出道當了藝人，之後又回到北京。於是，從2006年5月開始，我們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HitFm合作，開始做《嘻哈公園The Park》。
那時我在一個做留學生項目的小公司上班，頭幾年，節目每週六和週日兩天有兩小時時長，需要很多內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節目。做《The Park》是沒有錢的，我那時候工資不高，但也完全沒想靠節目掙錢，做這個節目完全是我的興趣，我們做得很快樂。
每期節目我們都會挑一些歌來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時後說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們辦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說唱的人就都認識了。我會問他們要一些他們錄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時間後，廣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說唱的人也會主動聯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發過來。但無論是不是認識的人，首先都要我聽了，覺得這首歌確實牛逼才會在節目裡放。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接地氣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國人，所以我會請一個本地的Hiphop愛好者作為第三人跟我們一起做節目主持。第一個人是我打籃球認識的Easy E，他很喜歡美國音樂，通過聽歌，英文也練得非常好。後來還找過現在在丹鎮北京的劉銳，之後還有魚駕浪，都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本地人。
因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廣Hiphop文化，我們那時候除了放音樂，也設置了很多環節，比如教大家英文裡的黑人俚語，還請說唱歌手來節目裡freestyle。但那時候玩說唱的人太少了，嘉賓非常難請。我們希望能和來錄節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來，於是我也開始試著寫點詞，玩freestyle，也是因為節目需要，我開始做DJ，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快樂。
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叫做“Hot Or Not（辣還是瞎）”，每期會放兩首中文說唱歌曲，進行PK，由聽眾投票，優勝的歌曲下一週會繼續放，和另一首新歌進行PK。如果誰的作品連續四周勝出，我們就會邀請歌手到節目裡做專訪。這個環節就是為了鼓勵那些玩說唱的年輕人多創作，給大家一個展示的機會。頭幾年國內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們得去找，去問認識的歌手有沒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會投歌過來。歌曲的水平，錄音製作的質量都明顯提升。
我敢說，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樂PK平臺，誰能勝出，完全由聽眾決定。我們的投票方式改過很多次。一開始是短信投票，後來有了微博，就試著用各種第三方投票插件，結果發現都是能被買的。有時候看到某個作品的票數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錢刷票。現在我們又改成了在公眾號發的圖文下留言1或是2。這樣首先你得關注我們，然後還要留言，投票的門檻比較高。票數都是我們看後臺留言一個個數的。人工數票非常麻煩，這麼做都是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個非常純粹公正的節目，從來沒有為了錢推過任何一個歌手。曾經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聯繫，讓我們給他們的一個歌手做採訪。我說你至少得把作品發過來，歌曲發來後，我覺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讓聽眾決定。我說，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軍，你就可以來，和其他獨立歌手一樣，You are not special。後來他的歌被PK下去了。
2019年1月，Wes陳和小老虎在錄音室錄製《聲療》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右一為Wes陳，左二為Hiphop歌手大狗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1
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2016年Wes陳在成都拍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與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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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奶奶是1949年左右離開大陸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陸，很小的時候跟著各自父母去了臺灣，後來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生了我哥和我。小時候上學之前，我在家裡基本說的是中文，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會英語。但開始上學後，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我的中文就開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機會學好中文，這樣能跟爺爺奶奶更好地溝通，他們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說。大學讀到大四，我學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留學項目，進修漢語。
來到中國是2000年底，一下飛機，一股味道就撲面而來。後來才知道，是燒煤的味道，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來了之後我覺得，哇，太有意思了。後來美國很多朋友問我，中國怎麼樣？是不是不自由？我說，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種不同的自由。在美國，你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街上喝酒。中國可以。那時的北京很亂，沒有太多規則，街上黑車、黑麵的、小攤小販特別多。有一種很野生的氣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塊錢，一出酒吧門口就是賣烤串的，各種新疆人、非洲人擺攤賣東西，在那兒想幹嘛幹嘛。
我和一些留學生朋友每週末就在那兒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體的夜店玩，不是雙休日的晚上我們就去學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週四，我們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門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這家酒吧的老闆讓年輕人、留學生去放音樂，掌控酒吧的氣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聽到純粹的Hiphop音樂，一去到這兒，我就感覺，我操，終於找到一家我可以點我喜歡的音樂，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鄭，北京最早的Hiphop組合“隱藏”的成員，那時總是坐在吧檯，我看到他身上有個文身是一個Hiphop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證北京最早聽Hiphop、玩Hiphop的年輕人那時都在那兒喝酒、聊天、跳舞，“隱藏”其他的成員王波和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臉。
那時剛到中國，看什麼都新鮮，經常到處玩，天天去酒吧。至於中文，我學到報刊課時就放棄了。我看中文報紙，覺得太不合理了，一個句子這麼長一大段從這兒到那兒，是個逗號！各種外國名字也不標出來，英文里人名或地名會首字母大寫或者標斜體對嗎，中文完全沒有，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名字，就只好去翻詞典查這個字，發現跟後面那個字根本都連不上啊，詞典也查不到，還花了我一個小時！我就放棄了。我還是更願意通過跟當地的朋友交流，學口語或者文化，這更有意思。
一學期結束，我回美國讀完剩下的一個學期，結果“911”發生了。我大學專業是企業管理，沒想到畢業趕上美國金融行業最差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國這麼好玩，我的中文也還沒學到滿意的水平，猶豫了一夏天，又申請了一個留學項目回到北京。課餘時間還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幹各種奇怪的兼職，掙生活費。晚上繼續喝，玩。畢業後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後來又開始做Hiphop電臺《嘻哈公園》，就在中國一直呆下去了。
3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哥就覺得我有特異功能。每次坐車聽收音機，他就跟爸媽說，你看，換什麼電臺放什麼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聽收音機，到哪兒都一直開著聽。甚至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宿舍裡也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從電臺裡聽了很多很多音樂。
從小學起，我就開始對Hiphop感興趣。當時的主流音樂是搖滾樂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國還挺地下的，廣播里根本沒有Hiphop節目，MTV這樣的主流平臺只有非常偶爾能看到一兩首Hiphop。但民間已經有人聽說唱了，那時有一個可以花錢點MV看的電視節目The Box，在這個節目上就會出現更多Hiphop音樂。另外還有BET（黑人娛樂電視臺），會放比較多的Hiphop。畢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過學校的黑人同學接觸到了Hiphop的。我一聽這種音樂，覺得非常新鮮。它不像別的音樂帶給你的更多是情緒或者感覺，而是非常直接，具體，信息量很大，有很強的畫面感。另一個吸引我的點是，說唱非常玩語言。在中文裡，我們說起“詩”，總覺得很深奧很嚴肅。在美國不是這樣，也有一種給小孩讀的，很口語、玩押韻的詩。說唱就是一種更成人的玩法，說唱歌手就是詩人。
也就是在我剛接觸Hiphop不久，黑人音樂就慢慢在美國流行起來。先是R&B，接著把Hiphop也帶流行了。比如MTV就開始做一個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節目。廣播上也有兩個美國比較主要的電臺開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個電臺，會在每週末的一個晚上，放一到兩小時地下Hiphop音樂。前一陣大家都在轉謝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國Hiphop電臺“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視頻，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卻沒人知道當時坐在他們身邊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當年Hiphop還沒那麼主流時，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樂的女DJ。在Eminem、Jay Z還不出名的時候，她就把他們請到節目裡Freestyle。過了兩三年，原來在夜裡出現的音樂，都放到了白天。
後來我自己開始做電臺也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是特別主流的，買流量的、有大音樂平臺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來放。
做《嘻哈公園The Park》是個很偶然的機會。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個排行榜節目，但他希望做一個Hiphop節目，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我馬上答應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認識的，我們都是留學生，都喜歡Hiphop。那時候留學生少，都是一圈人，我們經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國的橄欖球賽。後來他去臺灣出道當了藝人，之後又回到北京。於是，從2006年5月開始，我們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HitFm合作，開始做《嘻哈公園The Park》。
那時我在一個做留學生項目的小公司上班，頭幾年，節目每週六和週日兩天有兩小時時長，需要很多內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節目。做《The Park》是沒有錢的，我那時候工資不高，但也完全沒想靠節目掙錢，做這個節目完全是我的興趣，我們做得很快樂。
每期節目我們都會挑一些歌來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時後說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們辦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說唱的人就都認識了。我會問他們要一些他們錄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時間後，廣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說唱的人也會主動聯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發過來。但無論是不是認識的人，首先都要我聽了，覺得這首歌確實牛逼才會在節目裡放。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接地氣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國人，所以我會請一個本地的Hiphop愛好者作為第三人跟我們一起做節目主持。第一個人是我打籃球認識的Easy E，他很喜歡美國音樂，通過聽歌，英文也練得非常好。後來還找過現在在丹鎮北京的劉銳，之後還有魚駕浪，都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本地人。
因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廣Hiphop文化，我們那時候除了放音樂，也設置了很多環節，比如教大家英文裡的黑人俚語，還請說唱歌手來節目裡freestyle。但那時候玩說唱的人太少了，嘉賓非常難請。我們希望能和來錄節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來，於是我也開始試著寫點詞，玩freestyle，也是因為節目需要，我開始做DJ，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快樂。
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叫做“Hot Or Not（辣還是瞎）”，每期會放兩首中文說唱歌曲，進行PK，由聽眾投票，優勝的歌曲下一週會繼續放，和另一首新歌進行PK。如果誰的作品連續四周勝出，我們就會邀請歌手到節目裡做專訪。這個環節就是為了鼓勵那些玩說唱的年輕人多創作，給大家一個展示的機會。頭幾年國內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們得去找，去問認識的歌手有沒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會投歌過來。歌曲的水平，錄音製作的質量都明顯提升。
我敢說，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樂PK平臺，誰能勝出，完全由聽眾決定。我們的投票方式改過很多次。一開始是短信投票，後來有了微博，就試著用各種第三方投票插件，結果發現都是能被買的。有時候看到某個作品的票數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錢刷票。現在我們又改成了在公眾號發的圖文下留言1或是2。這樣首先你得關注我們，然後還要留言，投票的門檻比較高。票數都是我們看後臺留言一個個數的。人工數票非常麻煩，這麼做都是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個非常純粹公正的節目，從來沒有為了錢推過任何一個歌手。曾經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聯繫，讓我們給他們的一個歌手做採訪。我說你至少得把作品發過來，歌曲發來後，我覺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讓聽眾決定。我說，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軍，你就可以來，和其他獨立歌手一樣，You are not special。後來他的歌被PK下去了。
2019年1月，Wes陳和小老虎在錄音室錄製《聲療》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右一為Wes陳，左二為Hiphop歌手大狗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
2015年，Wes陳主持進口紅牛的活動，隨後他也在Redbull上了一年班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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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2016年Wes陳在成都拍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與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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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奶奶是1949年左右離開大陸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陸，很小的時候跟著各自父母去了臺灣，後來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生了我哥和我。小時候上學之前，我在家裡基本說的是中文，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會英語。但開始上學後，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我的中文就開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機會學好中文，這樣能跟爺爺奶奶更好地溝通，他們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說。大學讀到大四，我學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留學項目，進修漢語。
來到中國是2000年底，一下飛機，一股味道就撲面而來。後來才知道，是燒煤的味道，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來了之後我覺得，哇，太有意思了。後來美國很多朋友問我，中國怎麼樣？是不是不自由？我說，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種不同的自由。在美國，你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街上喝酒。中國可以。那時的北京很亂，沒有太多規則，街上黑車、黑麵的、小攤小販特別多。有一種很野生的氣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塊錢，一出酒吧門口就是賣烤串的，各種新疆人、非洲人擺攤賣東西，在那兒想幹嘛幹嘛。
我和一些留學生朋友每週末就在那兒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體的夜店玩，不是雙休日的晚上我們就去學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週四，我們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門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這家酒吧的老闆讓年輕人、留學生去放音樂，掌控酒吧的氣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聽到純粹的Hiphop音樂，一去到這兒，我就感覺，我操，終於找到一家我可以點我喜歡的音樂，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鄭，北京最早的Hiphop組合“隱藏”的成員，那時總是坐在吧檯，我看到他身上有個文身是一個Hiphop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證北京最早聽Hiphop、玩Hiphop的年輕人那時都在那兒喝酒、聊天、跳舞，“隱藏”其他的成員王波和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臉。
那時剛到中國，看什麼都新鮮，經常到處玩，天天去酒吧。至於中文，我學到報刊課時就放棄了。我看中文報紙，覺得太不合理了，一個句子這麼長一大段從這兒到那兒，是個逗號！各種外國名字也不標出來，英文里人名或地名會首字母大寫或者標斜體對嗎，中文完全沒有，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名字，就只好去翻詞典查這個字，發現跟後面那個字根本都連不上啊，詞典也查不到，還花了我一個小時！我就放棄了。我還是更願意通過跟當地的朋友交流，學口語或者文化，這更有意思。
一學期結束，我回美國讀完剩下的一個學期，結果“911”發生了。我大學專業是企業管理，沒想到畢業趕上美國金融行業最差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國這麼好玩，我的中文也還沒學到滿意的水平，猶豫了一夏天，又申請了一個留學項目回到北京。課餘時間還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幹各種奇怪的兼職，掙生活費。晚上繼續喝，玩。畢業後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後來又開始做Hiphop電臺《嘻哈公園》，就在中國一直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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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哥就覺得我有特異功能。每次坐車聽收音機，他就跟爸媽說，你看，換什麼電臺放什麼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聽收音機，到哪兒都一直開著聽。甚至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宿舍裡也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從電臺裡聽了很多很多音樂。
從小學起，我就開始對Hiphop感興趣。當時的主流音樂是搖滾樂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國還挺地下的，廣播里根本沒有Hiphop節目，MTV這樣的主流平臺只有非常偶爾能看到一兩首Hiphop。但民間已經有人聽說唱了，那時有一個可以花錢點MV看的電視節目The Box，在這個節目上就會出現更多Hiphop音樂。另外還有BET（黑人娛樂電視臺），會放比較多的Hiphop。畢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過學校的黑人同學接觸到了Hiphop的。我一聽這種音樂，覺得非常新鮮。它不像別的音樂帶給你的更多是情緒或者感覺，而是非常直接，具體，信息量很大，有很強的畫面感。另一個吸引我的點是，說唱非常玩語言。在中文裡，我們說起“詩”，總覺得很深奧很嚴肅。在美國不是這樣，也有一種給小孩讀的，很口語、玩押韻的詩。說唱就是一種更成人的玩法，說唱歌手就是詩人。
也就是在我剛接觸Hiphop不久，黑人音樂就慢慢在美國流行起來。先是R&B，接著把Hiphop也帶流行了。比如MTV就開始做一個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節目。廣播上也有兩個美國比較主要的電臺開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個電臺，會在每週末的一個晚上，放一到兩小時地下Hiphop音樂。前一陣大家都在轉謝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國Hiphop電臺“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視頻，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卻沒人知道當時坐在他們身邊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當年Hiphop還沒那麼主流時，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樂的女DJ。在Eminem、Jay Z還不出名的時候，她就把他們請到節目裡Freestyle。過了兩三年，原來在夜裡出現的音樂，都放到了白天。
後來我自己開始做電臺也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是特別主流的，買流量的、有大音樂平臺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來放。
做《嘻哈公園The Park》是個很偶然的機會。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個排行榜節目，但他希望做一個Hiphop節目，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我馬上答應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認識的，我們都是留學生，都喜歡Hiphop。那時候留學生少，都是一圈人，我們經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國的橄欖球賽。後來他去臺灣出道當了藝人，之後又回到北京。於是，從2006年5月開始，我們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HitFm合作，開始做《嘻哈公園The Park》。
那時我在一個做留學生項目的小公司上班，頭幾年，節目每週六和週日兩天有兩小時時長，需要很多內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節目。做《The Park》是沒有錢的，我那時候工資不高，但也完全沒想靠節目掙錢，做這個節目完全是我的興趣，我們做得很快樂。
每期節目我們都會挑一些歌來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時後說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們辦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說唱的人就都認識了。我會問他們要一些他們錄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時間後，廣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說唱的人也會主動聯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發過來。但無論是不是認識的人，首先都要我聽了，覺得這首歌確實牛逼才會在節目裡放。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接地氣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國人，所以我會請一個本地的Hiphop愛好者作為第三人跟我們一起做節目主持。第一個人是我打籃球認識的Easy E，他很喜歡美國音樂，通過聽歌，英文也練得非常好。後來還找過現在在丹鎮北京的劉銳，之後還有魚駕浪，都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本地人。
因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廣Hiphop文化，我們那時候除了放音樂，也設置了很多環節，比如教大家英文裡的黑人俚語，還請說唱歌手來節目裡freestyle。但那時候玩說唱的人太少了，嘉賓非常難請。我們希望能和來錄節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來，於是我也開始試著寫點詞，玩freestyle，也是因為節目需要，我開始做DJ，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快樂。
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叫做“Hot Or Not（辣還是瞎）”，每期會放兩首中文說唱歌曲，進行PK，由聽眾投票，優勝的歌曲下一週會繼續放，和另一首新歌進行PK。如果誰的作品連續四周勝出，我們就會邀請歌手到節目裡做專訪。這個環節就是為了鼓勵那些玩說唱的年輕人多創作，給大家一個展示的機會。頭幾年國內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們得去找，去問認識的歌手有沒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會投歌過來。歌曲的水平，錄音製作的質量都明顯提升。
我敢說，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樂PK平臺，誰能勝出，完全由聽眾決定。我們的投票方式改過很多次。一開始是短信投票，後來有了微博，就試著用各種第三方投票插件，結果發現都是能被買的。有時候看到某個作品的票數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錢刷票。現在我們又改成了在公眾號發的圖文下留言1或是2。這樣首先你得關注我們，然後還要留言，投票的門檻比較高。票數都是我們看後臺留言一個個數的。人工數票非常麻煩，這麼做都是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個非常純粹公正的節目，從來沒有為了錢推過任何一個歌手。曾經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聯繫，讓我們給他們的一個歌手做採訪。我說你至少得把作品發過來，歌曲發來後，我覺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讓聽眾決定。我說，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軍，你就可以來，和其他獨立歌手一樣，You are not special。後來他的歌被PK下去了。
2019年1月，Wes陳和小老虎在錄音室錄製《聲療》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右一為Wes陳，左二為Hiphop歌手大狗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
2015年，Wes陳主持進口紅牛的活動，隨後他也在Redbull上了一年班
2010年，Wes陳在愚公移山的活動中做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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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孔令奇做節目挑選歌曲，他一直偏流行，我放的更地下。後來我搬到上海，我們在不同城市，錄節目就分成兩段，他剪他那段，我剪我那段。但他有時剪得不是很仔細，也經常放他自己的歌。後來我們的分工是，內容我負責，招商他負責。他有經紀人，資源也比較多。但《The Park》一直是不掙錢的，只是有時候有贊助商，很不穩定，沒錢的時候就只能扛著。
2017年，孔令奇跟我說有個公司要融資，想買我們的品牌。但這事拖了很久一直沒下文。到那年年底，那家公司又要用《嘻哈公園thePark》這個品牌辦活動 。我沒同意。但他沒有尊重我的意見，還是揹著我辦了活動。這樣的事讓我覺得，他不太尊重我對節目的意見和決定。
2018年起，我開始有意識地把《The Park》往線上方向發展，把節目上傳到網絡。這年初，我跟淺水灣文化藝術中心談，把他們閒置的一間售票室借個我們，然後我把這間屋子裝修收拾好，作為錄音室，並且開始做PTVN網絡視頻節目，邀請小老虎、大傻、AR、派克特這些說唱歌手來這兒做採訪。那時，節目也正好聯繫到一筆贊助。我當時覺得一切都OK了，好多事情準備要開展。
沒想到，到了夏天，我又突然從別人那兒得知他要去參加《中國新說唱》。此前他沒有跟我說過這事。我覺得雖然上節目是他的個人選擇，但並不是對我們一起做的《The Park》沒關係、沒影響的，應該先跟我商量。但是他連提都沒提過。幾個月時間內，又發生這種事，我特別生氣。我沒法跟他一起錄《The Park》了，就跟他說，要不他做，我走，要不我自己來。他回答我，他選擇用那段時間來做準備，去上綜藝節目。那時起我也想明白了，他選擇的是那條路。他自己的事不光比《The Park》重要，對他來說，甚至比哥們兒更重要。
之後，《The Park》的事就由我一個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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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hop現在在中國，完全變成了主流。之前我們合作的HitFM是放流行音樂的電臺，他們現在買音樂包放歌，百分之八十都是Hiphop。總體來說，Hiphop在中國肯定是獲得了很大發展的，只是環境變得很混亂。
在《中國有嘻哈》之前，我們是看著這個東西慢慢地成長。選秀節目一出來，整個市場就炸了，好多人都冒出來，誰誰都是說唱歌手或者DJ。包括做生意的人，全都看到Hiphop這塊肥肉，騙子扎堆。
現在玩說唱的小孩跟以前很不一樣了。過去沒有成功的例子。我做到最成功，就是變成王波，掙不到什麼錢，只有小圈子的人認你。我操，那你還願意做Hiphop，你就是從心底真的愛這個文化。現在人的心在哪裡啊？可能只是覺得這東西時髦、潮，或者我要千萬的觀眾，百萬的收入，我要成為明星。原本在中國，Hiphop圈和娛樂圈離得特別遠，現在呢，音樂、文化和娛樂全都混在一起。好多玩Hiphop的孩子都忘了，他們開始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圈子最不好的現象是，太多人把《中國有嘻哈》（《中國新說唱》）看成唯一的出路。其實我覺得，不上節目是個很有自信的選擇，說明你足夠尊重自己的音樂，你相信你的東西不需要依靠這個娛樂平臺也能出來。
有很多朋友在上節目前來問我的意見。我首先會問他，你上節目是為了什麼？如果你是為了掙大錢變成明星，趕緊去吧。如果你不是為了這個，那就問問你自己，你開始的時候為什麼玩Hiphop。我也會讓他們多思考一下，所有的選擇都是有犧牲和代價的。你要想清楚娛樂節目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限制，甚至出賣、利用你和你的作品，想清楚如果你選擇去選秀節目，你在得到曝光度的同時，失去了什麼，換掉了什麼。
圈裡很多朋友都去上節目了，我也能理解。每個人生活條件有區別。有的上節目的孩子，是從一些小地方或者條件更艱苦的地方出來的，他們願意犧牲更多來提升生活水平、獲得更多機會。比如去年參加節目的有很多新疆歌手，我完全能理解。但如果你家庭背景不錯、機會條件也還可以，你還是出賣自己和你的音樂，把自己變成商品，那你不是搞音樂的，你是追求利益搞娛樂的。
有很多人上了節目，出了名之後，音樂改變了，做人也變了。有些過去The Park推過他們作品的人，之前大家也是朋友，也喊我“Wes哥”，出名之後再約他們做採訪，直接來一句“跟我經紀人談”。但也有些人上了節目，我依然尊重。比如Bridge去了節目後沒有籤公司，自己的資源好起來了，也一直想著帶自己的團隊和兄弟們走起來。他依然是個特別隨和的人，還回到The Park跟我做採訪。我覺得且不說音樂，他做人做事的方式是值得尊重的。馬俊也是個好例子，他在上了節目後還發過一條很長的微博，評論這個節目和中國Hiphop，說得比較客觀。很多人上了節目後，不敢說任何關於節目的壞話。馬俊還願意寫那條長微博，我給他鼓掌。
去年AR寫那首《皇帝的新衣》diss吳亦凡，絕大多數上過節目的人不敢贊不敢轉。但是吳亦凡發一個所謂的反擊，全部人都在轉。當時我就想，你們覺得Hiphop是幹嘛使的啊？你們尊不尊重這個文化啊？
一個人遇到權力、名氣、利益的誘惑，或是遇到很大的困難時，你才能看出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兩個極端的情況會讓你看清誰是你真正的朋友。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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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2016年Wes陳在成都拍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與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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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奶奶是1949年左右離開大陸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陸，很小的時候跟著各自父母去了臺灣，後來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生了我哥和我。小時候上學之前，我在家裡基本說的是中文，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會英語。但開始上學後，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我的中文就開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機會學好中文，這樣能跟爺爺奶奶更好地溝通，他們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說。大學讀到大四，我學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留學項目，進修漢語。
來到中國是2000年底，一下飛機，一股味道就撲面而來。後來才知道，是燒煤的味道，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來了之後我覺得，哇，太有意思了。後來美國很多朋友問我，中國怎麼樣？是不是不自由？我說，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種不同的自由。在美國，你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街上喝酒。中國可以。那時的北京很亂，沒有太多規則，街上黑車、黑麵的、小攤小販特別多。有一種很野生的氣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塊錢，一出酒吧門口就是賣烤串的，各種新疆人、非洲人擺攤賣東西，在那兒想幹嘛幹嘛。
我和一些留學生朋友每週末就在那兒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體的夜店玩，不是雙休日的晚上我們就去學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週四，我們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門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這家酒吧的老闆讓年輕人、留學生去放音樂，掌控酒吧的氣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聽到純粹的Hiphop音樂，一去到這兒，我就感覺，我操，終於找到一家我可以點我喜歡的音樂，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鄭，北京最早的Hiphop組合“隱藏”的成員，那時總是坐在吧檯，我看到他身上有個文身是一個Hiphop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證北京最早聽Hiphop、玩Hiphop的年輕人那時都在那兒喝酒、聊天、跳舞，“隱藏”其他的成員王波和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臉。
那時剛到中國，看什麼都新鮮，經常到處玩，天天去酒吧。至於中文，我學到報刊課時就放棄了。我看中文報紙，覺得太不合理了，一個句子這麼長一大段從這兒到那兒，是個逗號！各種外國名字也不標出來，英文里人名或地名會首字母大寫或者標斜體對嗎，中文完全沒有，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名字，就只好去翻詞典查這個字，發現跟後面那個字根本都連不上啊，詞典也查不到，還花了我一個小時！我就放棄了。我還是更願意通過跟當地的朋友交流，學口語或者文化，這更有意思。
一學期結束，我回美國讀完剩下的一個學期，結果“911”發生了。我大學專業是企業管理，沒想到畢業趕上美國金融行業最差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國這麼好玩，我的中文也還沒學到滿意的水平，猶豫了一夏天，又申請了一個留學項目回到北京。課餘時間還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幹各種奇怪的兼職，掙生活費。晚上繼續喝，玩。畢業後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後來又開始做Hiphop電臺《嘻哈公園》，就在中國一直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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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哥就覺得我有特異功能。每次坐車聽收音機，他就跟爸媽說，你看，換什麼電臺放什麼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聽收音機，到哪兒都一直開著聽。甚至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宿舍裡也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從電臺裡聽了很多很多音樂。
從小學起，我就開始對Hiphop感興趣。當時的主流音樂是搖滾樂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國還挺地下的，廣播里根本沒有Hiphop節目，MTV這樣的主流平臺只有非常偶爾能看到一兩首Hiphop。但民間已經有人聽說唱了，那時有一個可以花錢點MV看的電視節目The Box，在這個節目上就會出現更多Hiphop音樂。另外還有BET（黑人娛樂電視臺），會放比較多的Hiphop。畢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過學校的黑人同學接觸到了Hiphop的。我一聽這種音樂，覺得非常新鮮。它不像別的音樂帶給你的更多是情緒或者感覺，而是非常直接，具體，信息量很大，有很強的畫面感。另一個吸引我的點是，說唱非常玩語言。在中文裡，我們說起“詩”，總覺得很深奧很嚴肅。在美國不是這樣，也有一種給小孩讀的，很口語、玩押韻的詩。說唱就是一種更成人的玩法，說唱歌手就是詩人。
也就是在我剛接觸Hiphop不久，黑人音樂就慢慢在美國流行起來。先是R&B，接著把Hiphop也帶流行了。比如MTV就開始做一個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節目。廣播上也有兩個美國比較主要的電臺開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個電臺，會在每週末的一個晚上，放一到兩小時地下Hiphop音樂。前一陣大家都在轉謝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國Hiphop電臺“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視頻，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卻沒人知道當時坐在他們身邊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當年Hiphop還沒那麼主流時，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樂的女DJ。在Eminem、Jay Z還不出名的時候，她就把他們請到節目裡Freestyle。過了兩三年，原來在夜裡出現的音樂，都放到了白天。
後來我自己開始做電臺也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是特別主流的，買流量的、有大音樂平臺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來放。
做《嘻哈公園The Park》是個很偶然的機會。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個排行榜節目，但他希望做一個Hiphop節目，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我馬上答應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認識的，我們都是留學生，都喜歡Hiphop。那時候留學生少，都是一圈人，我們經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國的橄欖球賽。後來他去臺灣出道當了藝人，之後又回到北京。於是，從2006年5月開始，我們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HitFm合作，開始做《嘻哈公園The Park》。
那時我在一個做留學生項目的小公司上班，頭幾年，節目每週六和週日兩天有兩小時時長，需要很多內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節目。做《The Park》是沒有錢的，我那時候工資不高，但也完全沒想靠節目掙錢，做這個節目完全是我的興趣，我們做得很快樂。
每期節目我們都會挑一些歌來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時後說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們辦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說唱的人就都認識了。我會問他們要一些他們錄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時間後，廣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說唱的人也會主動聯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發過來。但無論是不是認識的人，首先都要我聽了，覺得這首歌確實牛逼才會在節目裡放。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接地氣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國人，所以我會請一個本地的Hiphop愛好者作為第三人跟我們一起做節目主持。第一個人是我打籃球認識的Easy E，他很喜歡美國音樂，通過聽歌，英文也練得非常好。後來還找過現在在丹鎮北京的劉銳，之後還有魚駕浪，都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本地人。
因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廣Hiphop文化，我們那時候除了放音樂，也設置了很多環節，比如教大家英文裡的黑人俚語，還請說唱歌手來節目裡freestyle。但那時候玩說唱的人太少了，嘉賓非常難請。我們希望能和來錄節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來，於是我也開始試著寫點詞，玩freestyle，也是因為節目需要，我開始做DJ，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快樂。
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叫做“Hot Or Not（辣還是瞎）”，每期會放兩首中文說唱歌曲，進行PK，由聽眾投票，優勝的歌曲下一週會繼續放，和另一首新歌進行PK。如果誰的作品連續四周勝出，我們就會邀請歌手到節目裡做專訪。這個環節就是為了鼓勵那些玩說唱的年輕人多創作，給大家一個展示的機會。頭幾年國內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們得去找，去問認識的歌手有沒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會投歌過來。歌曲的水平，錄音製作的質量都明顯提升。
我敢說，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樂PK平臺，誰能勝出，完全由聽眾決定。我們的投票方式改過很多次。一開始是短信投票，後來有了微博，就試著用各種第三方投票插件，結果發現都是能被買的。有時候看到某個作品的票數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錢刷票。現在我們又改成了在公眾號發的圖文下留言1或是2。這樣首先你得關注我們，然後還要留言，投票的門檻比較高。票數都是我們看後臺留言一個個數的。人工數票非常麻煩，這麼做都是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個非常純粹公正的節目，從來沒有為了錢推過任何一個歌手。曾經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聯繫，讓我們給他們的一個歌手做採訪。我說你至少得把作品發過來，歌曲發來後，我覺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讓聽眾決定。我說，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軍，你就可以來，和其他獨立歌手一樣，You are not special。後來他的歌被PK下去了。
2019年1月，Wes陳和小老虎在錄音室錄製《聲療》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右一為Wes陳，左二為Hiphop歌手大狗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
2015年，Wes陳主持進口紅牛的活動，隨後他也在Redbull上了一年班
2010年，Wes陳在愚公移山的活動中做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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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孔令奇做節目挑選歌曲，他一直偏流行，我放的更地下。後來我搬到上海，我們在不同城市，錄節目就分成兩段，他剪他那段，我剪我那段。但他有時剪得不是很仔細，也經常放他自己的歌。後來我們的分工是，內容我負責，招商他負責。他有經紀人，資源也比較多。但《The Park》一直是不掙錢的，只是有時候有贊助商，很不穩定，沒錢的時候就只能扛著。
2017年，孔令奇跟我說有個公司要融資，想買我們的品牌。但這事拖了很久一直沒下文。到那年年底，那家公司又要用《嘻哈公園thePark》這個品牌辦活動 。我沒同意。但他沒有尊重我的意見，還是揹著我辦了活動。這樣的事讓我覺得，他不太尊重我對節目的意見和決定。
2018年起，我開始有意識地把《The Park》往線上方向發展，把節目上傳到網絡。這年初，我跟淺水灣文化藝術中心談，把他們閒置的一間售票室借個我們，然後我把這間屋子裝修收拾好，作為錄音室，並且開始做PTVN網絡視頻節目，邀請小老虎、大傻、AR、派克特這些說唱歌手來這兒做採訪。那時，節目也正好聯繫到一筆贊助。我當時覺得一切都OK了，好多事情準備要開展。
沒想到，到了夏天，我又突然從別人那兒得知他要去參加《中國新說唱》。此前他沒有跟我說過這事。我覺得雖然上節目是他的個人選擇，但並不是對我們一起做的《The Park》沒關係、沒影響的，應該先跟我商量。但是他連提都沒提過。幾個月時間內，又發生這種事，我特別生氣。我沒法跟他一起錄《The Park》了，就跟他說，要不他做，我走，要不我自己來。他回答我，他選擇用那段時間來做準備，去上綜藝節目。那時起我也想明白了，他選擇的是那條路。他自己的事不光比《The Park》重要，對他來說，甚至比哥們兒更重要。
之後，《The Park》的事就由我一個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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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hop現在在中國，完全變成了主流。之前我們合作的HitFM是放流行音樂的電臺，他們現在買音樂包放歌，百分之八十都是Hiphop。總體來說，Hiphop在中國肯定是獲得了很大發展的，只是環境變得很混亂。
在《中國有嘻哈》之前，我們是看著這個東西慢慢地成長。選秀節目一出來，整個市場就炸了，好多人都冒出來，誰誰都是說唱歌手或者DJ。包括做生意的人，全都看到Hiphop這塊肥肉，騙子扎堆。
現在玩說唱的小孩跟以前很不一樣了。過去沒有成功的例子。我做到最成功，就是變成王波，掙不到什麼錢，只有小圈子的人認你。我操，那你還願意做Hiphop，你就是從心底真的愛這個文化。現在人的心在哪裡啊？可能只是覺得這東西時髦、潮，或者我要千萬的觀眾，百萬的收入，我要成為明星。原本在中國，Hiphop圈和娛樂圈離得特別遠，現在呢，音樂、文化和娛樂全都混在一起。好多玩Hiphop的孩子都忘了，他們開始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圈子最不好的現象是，太多人把《中國有嘻哈》（《中國新說唱》）看成唯一的出路。其實我覺得，不上節目是個很有自信的選擇，說明你足夠尊重自己的音樂，你相信你的東西不需要依靠這個娛樂平臺也能出來。
有很多朋友在上節目前來問我的意見。我首先會問他，你上節目是為了什麼？如果你是為了掙大錢變成明星，趕緊去吧。如果你不是為了這個，那就問問你自己，你開始的時候為什麼玩Hiphop。我也會讓他們多思考一下，所有的選擇都是有犧牲和代價的。你要想清楚娛樂節目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限制，甚至出賣、利用你和你的作品，想清楚如果你選擇去選秀節目，你在得到曝光度的同時，失去了什麼，換掉了什麼。
圈裡很多朋友都去上節目了，我也能理解。每個人生活條件有區別。有的上節目的孩子，是從一些小地方或者條件更艱苦的地方出來的，他們願意犧牲更多來提升生活水平、獲得更多機會。比如去年參加節目的有很多新疆歌手，我完全能理解。但如果你家庭背景不錯、機會條件也還可以，你還是出賣自己和你的音樂，把自己變成商品，那你不是搞音樂的，你是追求利益搞娛樂的。
有很多人上了節目，出了名之後，音樂改變了，做人也變了。有些過去The Park推過他們作品的人，之前大家也是朋友，也喊我“Wes哥”，出名之後再約他們做採訪，直接來一句“跟我經紀人談”。但也有些人上了節目，我依然尊重。比如Bridge去了節目後沒有籤公司，自己的資源好起來了，也一直想著帶自己的團隊和兄弟們走起來。他依然是個特別隨和的人，還回到The Park跟我做採訪。我覺得且不說音樂，他做人做事的方式是值得尊重的。馬俊也是個好例子，他在上了節目後還發過一條很長的微博，評論這個節目和中國Hiphop，說得比較客觀。很多人上了節目後，不敢說任何關於節目的壞話。馬俊還願意寫那條長微博，我給他鼓掌。
去年AR寫那首《皇帝的新衣》diss吳亦凡，絕大多數上過節目的人不敢贊不敢轉。但是吳亦凡發一個所謂的反擊，全部人都在轉。當時我就想，你們覺得Hiphop是幹嘛使的啊？你們尊不尊重這個文化啊？
一個人遇到權力、名氣、利益的誘惑，或是遇到很大的困難時，你才能看出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兩個極端的情況會讓你看清誰是你真正的朋友。
2016年，Wes陳作為主持人拍攝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和Bridge在重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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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The Park》現在挺困難的。團隊很小，沒有贊助，也缺少一個人去拉贊助，只能我想辦法跟人談。但我沒有那麼多時間，而且說實話，我也不是很擅長談生意。我自己接活談價錢，甚至之前上班跟人談工資，我都不大能談好。我們也想過一些辦法，比如申請在上傳節目的平臺開通打賞，但這個方式平臺抽成很多。前陣子我們也開始做一些T恤和貼紙，賣周邊，但這又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量，賣得也不是很好，而且做產品還得先投成本，所以也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不過在現階段，這總比零收入好。
我相信如果能找到一個人專門幹招商這方面的工作，情況會好很多。我也不需要這個節目掙多少錢，只希望《The Park》能養活它自己，能留出一點發展的空間，就夠了。我不指望太多錢的贊助，因為這樣的話贊助商可能會對內容提要求，我不希望節目為了錢做犧牲。
孔令奇離開後，我找了大寶來跟我一起主持。大寶在Vice工作，英文不錯，對音樂很熱情，Vice音樂欄目的Podcast也是她做的，所以有一定經驗。找到大寶一方面還是為了接地氣，另一方面，大寶能提供年輕人的想法，我今年40歲了，我們的節目在年齡上也需要接地氣。而且大寶是《The Park》第一個女生主持，有時候我們也會討論新聞或一些話題，和聽眾討論互動，大寶經常能從她的視角提出一些我們都沒有想過的觀點。其實她做《The Park》拿的工資非常少，但我看得出來，她做這個是很開心的。我們現在的團隊還有一個成員是POE，負責微博微信運營，每次Hot or Not的投票就是他數的，挺辛苦的，但現在他的工資我都開不出來了。
其實現在做《The Park》對我來說已經不像開始時那樣，能從中獲得很多快樂了，它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工作。我花了大量時間在這上面，一週兩期節目，要找新歌，收集聽眾的互動，還要約嘉賓，做採訪和拍攝，做Mix，每期的節目也是我自己剪輯上傳的。
說實話，做《The Park》對我來說，是我在給年輕人提供我能給出的文化和音樂，自己的收穫很小。我現在反而更喜歡做自己的另一個電臺節目，叫“聲療”。我會請不同領域的朋友來很舒服地聊天。聲療不是採訪，有時候我只是和嘉賓就一個話題或者事情互相交流，有時候觀點不同，甚至有點爭執，但都沒關係，很真實。這種交流能讓人收穫很多想法和啟發。不過，聲療的更新真的非常慢，畢竟這個事情也沒有錢，而且我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The Park上了。
我現在聽播客節目，也更喜歡聽對話訪談類的。過去我天天聽音樂節目，包括自己做電臺，做DJ，去夜店、Livehouse，太躁了，現在耳朵都有點耳鳴，永遠在“嗡嗡”響。我現在特別能享受安靜。我的生活跟原來完全不同了。以前我就是酒膩子，朋友們隨時見到我，手裡都握瓶酒。現在我的生活就是遛狗、買菜、做飯、做節目、健身，很少去Party。社交圈也縮小了，我把朋友圈都關了，我覺得信息應該自己去挑選，而不是人家塞過來，我也很討厭大家在評論底下聊天，看誰認識誰，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人跟人正常的交流方式。年紀越大，我越覺得，不要把時間浪費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
我的改變是從2013年開始的，我生了一次很嚴重的病，得了急性胰腺炎。當時我在美國，宿醉之後連著兩天疼得跟要死似的，醫生說，你已經喝完一輩子酒了，不能再喝了。我於是開始戒酒戒菸，戒了之後，整個人都清醒了很多，想想之前二十年我都是暈著過的。我比原來瘦了很多，精神狀態也不一樣了。
所以我想，好的改變都來自於困難和挫折。現在《The Park》的狀態比較艱難，但我覺得ok，我歡迎困難，後面一定會迎來更好的改變。
《The Park》對中國Hiphop的影響是很深的，雖然不那麼明顯。有無數大家熟悉的說唱歌手和他們的作品，都上過節目。在那些年，沒有別的平臺分享他們的作品。現在上節目後成為大明星的很多人，當年的第一步都是到《The Park》。那時Hiphop那麼小眾，環境根本不比現在，如果沒有《The Park》這個平臺給了他們讓自己的音樂被更多人聽到的機會，可能有些人都不會繼續做音樂了。
這個節目十幾年一直在推這個文化，我們分享的音樂和我們傳遞的態度也影響了很多人。有些人曾經是聽眾，後來變成了來投歌的歌手，或者成了DJ、製作人。也有很多聽眾說，我小時候就聽你們的節目，後來出國讀書，都回國工作了，發現《The Park》還在，太牛逼了。也有一些新聽眾是看了選秀節目知道了Hiphop，在網上扒著扒著找到這邊，發現，噢Shit，這個才是真正的Hiphop。能夠去影響別人，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使命。其實我最開心的是聽到聽眾說，他們通過我們的節目獲得了新的想法或者觀念，這比他們獲得Hiphop知識和音樂更讓我高興。
口述 | Wes陳
採訪、文 | 黃昕宇
2017年的綜藝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讓Hiphop這個小眾文化出了圈，變成了遍地開花的主流文化。年輕的歌迷可能很難想象，十多年前，中國還很少有人瞭解Hiphop。很多人認識這一文化，是因為一個電臺節目，《嘻哈公園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陳2006年創辦了這個節目，每週介紹最新、最經典的國內外Hiphop音樂，受到他們啟發、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綜藝節目成功之後，娛樂資本大量注入，讓Hiphop市場在兩三年內迅速膨脹，許多人得了名，掙到錢，更多人正在往裡扎。而《嘻哈公園The Park》卻沒有享受到市場爆發的紅利。2018年孔令奇離開嘻哈公園，HitFm（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也終止了和節目的合作。Wes陳將《The Park》轉為線上音頻節目，繼續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著最純正的Hiphop內容，卻幾乎沒什麼收益。
Wes陳是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從小聽Hiphop，經歷了這一地下文化在美國一步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隨後他留學來到中國，成為Hiphop文化推廣人，又見證了中國Hiphop從慢慢生長的小眾文化，爆發式地成為流行現象。
Wes說：“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來就不見得只屬於小眾或獨立。它是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用說唱來表達自己。我接受它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只不過現在，做真實表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達和你堅持的原則越來越小眾。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說真話、有原則的人和內容。”
每期The Park開頭，Wes總是自我介紹道：“我是儘量給你們保持真實的Wes陳。”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濫用得有點可笑的口號。但每次聽到Wes在節目裡說大實話，自然、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你就會覺得，那是真的。
Wes陳
1
我1979年出生在美國洛杉磯。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洛杉磯更是一個各種膚色民族混雜的地方。在我上學的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各種幫派鬥爭和槍擊事件。墨西哥幫和黑人幫派經常碰撞，有一陣子亞裔幫派聲勢很大，洛杉磯從南到北接連發生好幾起亞洲幫派製造的槍擊案，電視報紙上持續報道這些新聞。
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學校裡什麼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亞裔，有墨西哥人，學生裡也有混幫派的，甚至校園裡也發生過幫派鬥毆。我們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在暴力事件中喪命。有一回不是幫派衝突，只是有個人睡了另一個人的女朋友，結果就有槍手等在學校門口，放學所有孩子出來的時候，就在校門外給了那男孩一槍。
我中學時成績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課的都是比較乖的孩子。但因為我喜歡打籃球，結交了好多朋友。我又愛混，喜歡去夜店、酒吧，那時美國剛剛開始流行Rave大電子派對，我也會去。在美國，買菸買酒必須18歲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規定成年才能入內。但其實，只要有辦法就能混進去。我哥比我大五歲，他把他的ID給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門都打開了，買菸酒，去酒吧，去賭場，我比同齡的孩子更早接觸到一切。我16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喝酒，約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學的朋友很多很雜，也有混幫派的朋友。
他們平時的生活很亂，我的朋友裡有偷車的，也聽說過他們幫派的人在公園約架，結果到了地點，對方人沒出現，出現一輛車，槍從車裡伸出來“啪啪啪啪”。但因為他們不是特別狠的幫派，並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國血幫和瘸幫那樣，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們接觸，大部分時候就是玩，過得很娛樂。
那時我比較小，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們有時開車來我家接我，一個個穿那麼肥的衣服褲子，身上都是紋身，男的一個個戴耳環。我爸媽一看就很緊張，這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但他們不會強硬地管我，我爸給我定了幾條基本的規定：第一，別被警察抓了；第二，別把女孩子弄懷孕了；第三，成績一定要達到標準。所以我就保持一個不錯的成績，還是繼續在外面混。
按照幫派的規矩，新人加入時，大家就圍住他，一起揍他幾分鐘，按照北京話說就是“圈兒踢”。揍完，ok，站起來，你是我們兄弟了。這相當於一個入會儀式。
我那時雖然跟他們玩，但是沒有加入幫派。我那時認識的華裔幫派的人，大部分是東南亞的，很多菲律賓人。我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你別加入，當朋友跟我們玩就行了，他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是有未來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們那個區幫派的人去他們的總部，在洛杉磯中心地區，一個很破的房子。進去以後，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覺得巨狠那種，身上都帶著槍。那天正好另外一個跟他們有矛盾的幫派來找麻煩，來了好幾輛車在房子外面守著。那時屋子裡一幫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臉色嚴峻，都不敢輕舉妄動，僵持在那兒，屋裡的氣氛特別緊張。我第一次那麼真實、強烈地感受到危險，真的見識到幫派特別狠的一面。我當時就意識到，這事真不是開玩笑的，我絕對不能參與其中。
在那個年代，現實社會就是這麼幫派橫行，所以匪幫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視劇也會展現幫派情節，甚至有些美化，呈現得好像這事兒特別牛逼。Gangsta Rap（匪幫說唱）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確實誕生了很多跟匪幫文化相關的好聽的Hiphop音樂。
現在Hiphop在中國流行起來，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嚮往匪幫，會學它們的打扮，唱這些內容的歌詞。但他們其實就是拿個樣兒，以為是潮流，說白了就是裝逼。他們真的不知道幫派環境裡存在的真正的危險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現在美國的社會環境已經比那時好了很多，但幫派依然存在，我們有時還是會聽到某個說唱歌手遭遇槍擊甚至喪命的消息。中國這些模仿匪幫的孩子，穿得這麼狠，甚至文幫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磯，可能真的會有麻煩。
2016年Wes陳在成都拍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與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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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奶奶是1949年左右離開大陸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陸，很小的時候跟著各自父母去了臺灣，後來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生了我哥和我。小時候上學之前，我在家裡基本說的是中文，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會英語。但開始上學後，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我的中文就開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機會學好中文，這樣能跟爺爺奶奶更好地溝通，他們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說。大學讀到大四，我學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留學項目，進修漢語。
來到中國是2000年底，一下飛機，一股味道就撲面而來。後來才知道，是燒煤的味道，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來了之後我覺得，哇，太有意思了。後來美國很多朋友問我，中國怎麼樣？是不是不自由？我說，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種不同的自由。在美國，你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街上喝酒。中國可以。那時的北京很亂，沒有太多規則，街上黑車、黑麵的、小攤小販特別多。有一種很野生的氣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塊錢，一出酒吧門口就是賣烤串的，各種新疆人、非洲人擺攤賣東西，在那兒想幹嘛幹嘛。
我和一些留學生朋友每週末就在那兒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體的夜店玩，不是雙休日的晚上我們就去學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週四，我們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門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這家酒吧的老闆讓年輕人、留學生去放音樂，掌控酒吧的氣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聽到純粹的Hiphop音樂，一去到這兒，我就感覺，我操，終於找到一家我可以點我喜歡的音樂，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鄭，北京最早的Hiphop組合“隱藏”的成員，那時總是坐在吧檯，我看到他身上有個文身是一個Hiphop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證北京最早聽Hiphop、玩Hiphop的年輕人那時都在那兒喝酒、聊天、跳舞，“隱藏”其他的成員王波和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臉。
那時剛到中國，看什麼都新鮮，經常到處玩，天天去酒吧。至於中文，我學到報刊課時就放棄了。我看中文報紙，覺得太不合理了，一個句子這麼長一大段從這兒到那兒，是個逗號！各種外國名字也不標出來，英文里人名或地名會首字母大寫或者標斜體對嗎，中文完全沒有，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名字，就只好去翻詞典查這個字，發現跟後面那個字根本都連不上啊，詞典也查不到，還花了我一個小時！我就放棄了。我還是更願意通過跟當地的朋友交流，學口語或者文化，這更有意思。
一學期結束，我回美國讀完剩下的一個學期，結果“911”發生了。我大學專業是企業管理，沒想到畢業趕上美國金融行業最差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國這麼好玩，我的中文也還沒學到滿意的水平，猶豫了一夏天，又申請了一個留學項目回到北京。課餘時間還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幹各種奇怪的兼職，掙生活費。晚上繼續喝，玩。畢業後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後來又開始做Hiphop電臺《嘻哈公園》，就在中國一直呆下去了。
3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哥就覺得我有特異功能。每次坐車聽收音機，他就跟爸媽說，你看，換什麼電臺放什麼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聽收音機，到哪兒都一直開著聽。甚至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宿舍裡也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從電臺裡聽了很多很多音樂。
從小學起，我就開始對Hiphop感興趣。當時的主流音樂是搖滾樂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國還挺地下的，廣播里根本沒有Hiphop節目，MTV這樣的主流平臺只有非常偶爾能看到一兩首Hiphop。但民間已經有人聽說唱了，那時有一個可以花錢點MV看的電視節目The Box，在這個節目上就會出現更多Hiphop音樂。另外還有BET（黑人娛樂電視臺），會放比較多的Hiphop。畢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過學校的黑人同學接觸到了Hiphop的。我一聽這種音樂，覺得非常新鮮。它不像別的音樂帶給你的更多是情緒或者感覺，而是非常直接，具體，信息量很大，有很強的畫面感。另一個吸引我的點是，說唱非常玩語言。在中文裡，我們說起“詩”，總覺得很深奧很嚴肅。在美國不是這樣，也有一種給小孩讀的，很口語、玩押韻的詩。說唱就是一種更成人的玩法，說唱歌手就是詩人。
也就是在我剛接觸Hiphop不久，黑人音樂就慢慢在美國流行起來。先是R&B，接著把Hiphop也帶流行了。比如MTV就開始做一個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節目。廣播上也有兩個美國比較主要的電臺開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個電臺，會在每週末的一個晚上，放一到兩小時地下Hiphop音樂。前一陣大家都在轉謝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國Hiphop電臺“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視頻，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卻沒人知道當時坐在他們身邊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當年Hiphop還沒那麼主流時，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樂的女DJ。在Eminem、Jay Z還不出名的時候，她就把他們請到節目裡Freestyle。過了兩三年，原來在夜裡出現的音樂，都放到了白天。
後來我自己開始做電臺也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是特別主流的，買流量的、有大音樂平臺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來放。
做《嘻哈公園The Park》是個很偶然的機會。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個排行榜節目，但他希望做一個Hiphop節目，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我馬上答應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認識的，我們都是留學生，都喜歡Hiphop。那時候留學生少，都是一圈人，我們經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國的橄欖球賽。後來他去臺灣出道當了藝人，之後又回到北京。於是，從2006年5月開始，我們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勁曲調頻HitFm合作，開始做《嘻哈公園The Park》。
那時我在一個做留學生項目的小公司上班，頭幾年，節目每週六和週日兩天有兩小時時長，需要很多內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節目。做《The Park》是沒有錢的，我那時候工資不高，但也完全沒想靠節目掙錢，做這個節目完全是我的興趣，我們做得很快樂。
每期節目我們都會挑一些歌來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時後說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們辦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說唱的人就都認識了。我會問他們要一些他們錄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時間後，廣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說唱的人也會主動聯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發過來。但無論是不是認識的人，首先都要我聽了，覺得這首歌確實牛逼才會在節目裡放。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接地氣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國人，所以我會請一個本地的Hiphop愛好者作為第三人跟我們一起做節目主持。第一個人是我打籃球認識的Easy E，他很喜歡美國音樂，通過聽歌，英文也練得非常好。後來還找過現在在丹鎮北京的劉銳，之後還有魚駕浪，都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本地人。
因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廣Hiphop文化，我們那時候除了放音樂，也設置了很多環節，比如教大家英文裡的黑人俚語，還請說唱歌手來節目裡freestyle。但那時候玩說唱的人太少了，嘉賓非常難請。我們希望能和來錄節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來，於是我也開始試著寫點詞，玩freestyle，也是因為節目需要，我開始做DJ，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快樂。
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叫做“Hot Or Not（辣還是瞎）”，每期會放兩首中文說唱歌曲，進行PK，由聽眾投票，優勝的歌曲下一週會繼續放，和另一首新歌進行PK。如果誰的作品連續四周勝出，我們就會邀請歌手到節目裡做專訪。這個環節就是為了鼓勵那些玩說唱的年輕人多創作，給大家一個展示的機會。頭幾年國內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們得去找，去問認識的歌手有沒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會投歌過來。歌曲的水平，錄音製作的質量都明顯提升。
我敢說，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樂PK平臺，誰能勝出，完全由聽眾決定。我們的投票方式改過很多次。一開始是短信投票，後來有了微博，就試著用各種第三方投票插件，結果發現都是能被買的。有時候看到某個作品的票數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錢刷票。現在我們又改成了在公眾號發的圖文下留言1或是2。這樣首先你得關注我們，然後還要留言，投票的門檻比較高。票數都是我們看後臺留言一個個數的。人工數票非常麻煩，這麼做都是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個非常純粹公正的節目，從來沒有為了錢推過任何一個歌手。曾經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聯繫，讓我們給他們的一個歌手做採訪。我說你至少得把作品發過來，歌曲發來後，我覺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讓聽眾決定。我說，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軍，你就可以來，和其他獨立歌手一樣，You are not special。後來他的歌被PK下去了。
2019年1月，Wes陳和小老虎在錄音室錄製《聲療》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右一為Wes陳，左二為Hiphop歌手大狗
2012年，Wes陳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動中。
2015年，Wes陳主持進口紅牛的活動，隨後他也在Redbull上了一年班
2010年，Wes陳在愚公移山的活動中做DJ
4
我和孔令奇做節目挑選歌曲，他一直偏流行，我放的更地下。後來我搬到上海，我們在不同城市，錄節目就分成兩段，他剪他那段，我剪我那段。但他有時剪得不是很仔細，也經常放他自己的歌。後來我們的分工是，內容我負責，招商他負責。他有經紀人，資源也比較多。但《The Park》一直是不掙錢的，只是有時候有贊助商，很不穩定，沒錢的時候就只能扛著。
2017年，孔令奇跟我說有個公司要融資，想買我們的品牌。但這事拖了很久一直沒下文。到那年年底，那家公司又要用《嘻哈公園thePark》這個品牌辦活動 。我沒同意。但他沒有尊重我的意見，還是揹著我辦了活動。這樣的事讓我覺得，他不太尊重我對節目的意見和決定。
2018年起，我開始有意識地把《The Park》往線上方向發展，把節目上傳到網絡。這年初，我跟淺水灣文化藝術中心談，把他們閒置的一間售票室借個我們，然後我把這間屋子裝修收拾好，作為錄音室，並且開始做PTVN網絡視頻節目，邀請小老虎、大傻、AR、派克特這些說唱歌手來這兒做採訪。那時，節目也正好聯繫到一筆贊助。我當時覺得一切都OK了，好多事情準備要開展。
沒想到，到了夏天，我又突然從別人那兒得知他要去參加《中國新說唱》。此前他沒有跟我說過這事。我覺得雖然上節目是他的個人選擇，但並不是對我們一起做的《The Park》沒關係、沒影響的，應該先跟我商量。但是他連提都沒提過。幾個月時間內，又發生這種事，我特別生氣。我沒法跟他一起錄《The Park》了，就跟他說，要不他做，我走，要不我自己來。他回答我，他選擇用那段時間來做準備，去上綜藝節目。那時起我也想明白了，他選擇的是那條路。他自己的事不光比《The Park》重要，對他來說，甚至比哥們兒更重要。
之後，《The Park》的事就由我一個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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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hop現在在中國，完全變成了主流。之前我們合作的HitFM是放流行音樂的電臺，他們現在買音樂包放歌，百分之八十都是Hiphop。總體來說，Hiphop在中國肯定是獲得了很大發展的，只是環境變得很混亂。
在《中國有嘻哈》之前，我們是看著這個東西慢慢地成長。選秀節目一出來，整個市場就炸了，好多人都冒出來，誰誰都是說唱歌手或者DJ。包括做生意的人，全都看到Hiphop這塊肥肉，騙子扎堆。
現在玩說唱的小孩跟以前很不一樣了。過去沒有成功的例子。我做到最成功，就是變成王波，掙不到什麼錢，只有小圈子的人認你。我操，那你還願意做Hiphop，你就是從心底真的愛這個文化。現在人的心在哪裡啊？可能只是覺得這東西時髦、潮，或者我要千萬的觀眾，百萬的收入，我要成為明星。原本在中國，Hiphop圈和娛樂圈離得特別遠，現在呢，音樂、文化和娛樂全都混在一起。好多玩Hiphop的孩子都忘了，他們開始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圈子最不好的現象是，太多人把《中國有嘻哈》（《中國新說唱》）看成唯一的出路。其實我覺得，不上節目是個很有自信的選擇，說明你足夠尊重自己的音樂，你相信你的東西不需要依靠這個娛樂平臺也能出來。
有很多朋友在上節目前來問我的意見。我首先會問他，你上節目是為了什麼？如果你是為了掙大錢變成明星，趕緊去吧。如果你不是為了這個，那就問問你自己，你開始的時候為什麼玩Hiphop。我也會讓他們多思考一下，所有的選擇都是有犧牲和代價的。你要想清楚娛樂節目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限制，甚至出賣、利用你和你的作品，想清楚如果你選擇去選秀節目，你在得到曝光度的同時，失去了什麼，換掉了什麼。
圈裡很多朋友都去上節目了，我也能理解。每個人生活條件有區別。有的上節目的孩子，是從一些小地方或者條件更艱苦的地方出來的，他們願意犧牲更多來提升生活水平、獲得更多機會。比如去年參加節目的有很多新疆歌手，我完全能理解。但如果你家庭背景不錯、機會條件也還可以，你還是出賣自己和你的音樂，把自己變成商品，那你不是搞音樂的，你是追求利益搞娛樂的。
有很多人上了節目，出了名之後，音樂改變了，做人也變了。有些過去The Park推過他們作品的人，之前大家也是朋友，也喊我“Wes哥”，出名之後再約他們做採訪，直接來一句“跟我經紀人談”。但也有些人上了節目，我依然尊重。比如Bridge去了節目後沒有籤公司，自己的資源好起來了，也一直想著帶自己的團隊和兄弟們走起來。他依然是個特別隨和的人，還回到The Park跟我做採訪。我覺得且不說音樂，他做人做事的方式是值得尊重的。馬俊也是個好例子，他在上了節目後還發過一條很長的微博，評論這個節目和中國Hiphop，說得比較客觀。很多人上了節目後，不敢說任何關於節目的壞話。馬俊還願意寫那條長微博，我給他鼓掌。
去年AR寫那首《皇帝的新衣》diss吳亦凡，絕大多數上過節目的人不敢贊不敢轉。但是吳亦凡發一個所謂的反擊，全部人都在轉。當時我就想，你們覺得Hiphop是幹嘛使的啊？你們尊不尊重這個文化啊？
一個人遇到權力、名氣、利益的誘惑，或是遇到很大的困難時，你才能看出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兩個極端的情況會讓你看清誰是你真正的朋友。
2016年，Wes陳作為主持人拍攝Vice紀錄片《川渝陷阱》期間和Bridge在重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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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The Park》現在挺困難的。團隊很小，沒有贊助，也缺少一個人去拉贊助，只能我想辦法跟人談。但我沒有那麼多時間，而且說實話，我也不是很擅長談生意。我自己接活談價錢，甚至之前上班跟人談工資，我都不大能談好。我們也想過一些辦法，比如申請在上傳節目的平臺開通打賞，但這個方式平臺抽成很多。前陣子我們也開始做一些T恤和貼紙，賣周邊，但這又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量，賣得也不是很好，而且做產品還得先投成本，所以也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不過在現階段，這總比零收入好。
我相信如果能找到一個人專門幹招商這方面的工作，情況會好很多。我也不需要這個節目掙多少錢，只希望《The Park》能養活它自己，能留出一點發展的空間，就夠了。我不指望太多錢的贊助，因為這樣的話贊助商可能會對內容提要求，我不希望節目為了錢做犧牲。
孔令奇離開後，我找了大寶來跟我一起主持。大寶在Vice工作，英文不錯，對音樂很熱情，Vice音樂欄目的Podcast也是她做的，所以有一定經驗。找到大寶一方面還是為了接地氣，另一方面，大寶能提供年輕人的想法，我今年40歲了，我們的節目在年齡上也需要接地氣。而且大寶是《The Park》第一個女生主持，有時候我們也會討論新聞或一些話題，和聽眾討論互動，大寶經常能從她的視角提出一些我們都沒有想過的觀點。其實她做《The Park》拿的工資非常少，但我看得出來，她做這個是很開心的。我們現在的團隊還有一個成員是POE，負責微博微信運營，每次Hot or Not的投票就是他數的，挺辛苦的，但現在他的工資我都開不出來了。
其實現在做《The Park》對我來說已經不像開始時那樣，能從中獲得很多快樂了，它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工作。我花了大量時間在這上面，一週兩期節目，要找新歌，收集聽眾的互動，還要約嘉賓，做採訪和拍攝，做Mix，每期的節目也是我自己剪輯上傳的。
說實話，做《The Park》對我來說，是我在給年輕人提供我能給出的文化和音樂，自己的收穫很小。我現在反而更喜歡做自己的另一個電臺節目，叫“聲療”。我會請不同領域的朋友來很舒服地聊天。聲療不是採訪，有時候我只是和嘉賓就一個話題或者事情互相交流，有時候觀點不同，甚至有點爭執，但都沒關係，很真實。這種交流能讓人收穫很多想法和啟發。不過，聲療的更新真的非常慢，畢竟這個事情也沒有錢，而且我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The Park上了。
我現在聽播客節目，也更喜歡聽對話訪談類的。過去我天天聽音樂節目，包括自己做電臺，做DJ，去夜店、Livehouse，太躁了，現在耳朵都有點耳鳴，永遠在“嗡嗡”響。我現在特別能享受安靜。我的生活跟原來完全不同了。以前我就是酒膩子，朋友們隨時見到我，手裡都握瓶酒。現在我的生活就是遛狗、買菜、做飯、做節目、健身，很少去Party。社交圈也縮小了，我把朋友圈都關了，我覺得信息應該自己去挑選，而不是人家塞過來，我也很討厭大家在評論底下聊天，看誰認識誰，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人跟人正常的交流方式。年紀越大，我越覺得，不要把時間浪費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
我的改變是從2013年開始的，我生了一次很嚴重的病，得了急性胰腺炎。當時我在美國，宿醉之後連著兩天疼得跟要死似的，醫生說，你已經喝完一輩子酒了，不能再喝了。我於是開始戒酒戒菸，戒了之後，整個人都清醒了很多，想想之前二十年我都是暈著過的。我比原來瘦了很多，精神狀態也不一樣了。
所以我想，好的改變都來自於困難和挫折。現在《The Park》的狀態比較艱難，但我覺得ok，我歡迎困難，後面一定會迎來更好的改變。
《The Park》對中國Hiphop的影響是很深的，雖然不那麼明顯。有無數大家熟悉的說唱歌手和他們的作品，都上過節目。在那些年，沒有別的平臺分享他們的作品。現在上節目後成為大明星的很多人，當年的第一步都是到《The Park》。那時Hiphop那麼小眾，環境根本不比現在，如果沒有《The Park》這個平臺給了他們讓自己的音樂被更多人聽到的機會，可能有些人都不會繼續做音樂了。
這個節目十幾年一直在推這個文化，我們分享的音樂和我們傳遞的態度也影響了很多人。有些人曾經是聽眾，後來變成了來投歌的歌手，或者成了DJ、製作人。也有很多聽眾說，我小時候就聽你們的節目，後來出國讀書，都回國工作了，發現《The Park》還在，太牛逼了。也有一些新聽眾是看了選秀節目知道了Hiphop，在網上扒著扒著找到這邊，發現，噢Shit，這個才是真正的Hiphop。能夠去影響別人，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使命。其實我最開心的是聽到聽眾說，他們通過我們的節目獲得了新的想法或者觀念，這比他們獲得Hiphop知識和音樂更讓我高興。
Wes陳和他的狗妹妹
—— 完 ——
題圖為Wes陳做節目的時候。文中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