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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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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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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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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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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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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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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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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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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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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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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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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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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張安世墓出土“張”字印章
（取自張仲立《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
從 2008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開始了張安世墓地的發掘工作。涉及墓園總體狀況的介紹，見於 2014年第 12期《大眾考古》上發表的丁巖、張仲立等人《西漢一代重臣張安世家族墓考古攬勝》一文，但此文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表述得不夠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後， 2017年 5月 5日，在我於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講演一個多月之後，張仲立先生於《中國文物報》上又發表《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多方面對比了張安世、劉賀兩處漢墓的情況，其中也包括兩座墓園的比較。
張仲立先生既主持張安世墓的發掘工作，又兼任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熟悉兩方面的情況，所做對比，自然具體而微。審看他的對比分析，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理解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見解。所以，現在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再分析一下這兩座墓園在平面佈局形態上到底具有哪些內在的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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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張安世墓出土“張”字印章
（取自張仲立《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
從 2008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開始了張安世墓地的發掘工作。涉及墓園總體狀況的介紹，見於 2014年第 12期《大眾考古》上發表的丁巖、張仲立等人《西漢一代重臣張安世家族墓考古攬勝》一文，但此文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表述得不夠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後， 2017年 5月 5日，在我於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講演一個多月之後，張仲立先生於《中國文物報》上又發表《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多方面對比了張安世、劉賀兩處漢墓的情況，其中也包括兩座墓園的比較。
張仲立先生既主持張安世墓的發掘工作，又兼任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熟悉兩方面的情況，所做對比，自然具體而微。審看他的對比分析，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理解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見解。所以，現在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再分析一下這兩座墓園在平面佈局形態上到底具有哪些內在的共同特徵。
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在這幅“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上， M8即 8號墓是富平侯張安世本人的墓室，M25即 25號墓則為其夫人的墓冢。
其他那些墓冢，張仲立先生認為都是祔葬墓。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符合相關文物透露的信息，也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在此基礎上，張仲立先生在對比富平侯墓園與海昏侯墓園時，是把富平侯的墓園，界定為 M8、M25兩墓東、南、西、北四周那四段不相連屬的壕溝所圈圍的範圍。張仲立先生稱這四段壕溝為“兆溝”。
這樣一來，在構成形式上，以這四條兆溝為界線的富平侯墓園，便同由四周繚垣所界定的海昏侯墓園呈現出很大的不同。按照張仲立先生的總結，簡單地說，富平侯墓園是：
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 195米，南北寬約 159米，面積 3多萬平方米，由主墓及其從葬坑、夫人墓、高規格祠堂建築（基址）等核心內容構成。……祠堂建築，位於墓園東部……墓園四周以兆溝為界。
而海昏侯墓園的情況則是：
該墓園是以劉賀夫婦的 2座大墓為中心，附設車馬坑 1座、祠堂、寢、便殿、廂房、祔葬墓7座，以及道路、排水系統等。墓園平面呈梯形，以園牆為界，設兩門，門外有闕，墓園面積達4.6萬平方米。
一個有兆溝做地域的標誌，一個有圍牆做園區的界線，看起來似乎兩相對應，合情合理，可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種對應關係過於表象，並沒有體現其內在實質。
實質性的問題很簡單，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這兩座列侯墓都帶有一群祔葬墓，而這些祔葬墓乃是整個墓園的重要構成部分——這就像在研究西漢帝后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時必須把祔葬區和陪葬區一併加以考慮一樣，不能不考慮其具體內涵而只看區域空間的間隔形式。
實際上西漢前期制定的《葬律》，本來規定列侯（徹侯）的墓園，應是由內園、外園兩大部分構成的“重園”，並且這兩重園地分別設有圍垣相環繞。我理解，這就是在主墓及其配偶墓室周圍的內垣之外再繚以外垣（《葬律》中稱作“中垣”），以護持祔葬區域。這一點，實質上和西漢帝后在自己的小陵園區外另築一道外垣把祔葬區圈圍在內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這一《葬律》在有漢一代具體施行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不同的時期，或許也有過變動，需要將來結合很多實例進行深入的探討。不過，目前若僅就海昏侯和富平侯這兩座墓園的情況來看，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園中是僅有外垣而沒有見到內垣，而到目前為止，在富平侯墓園還沒有發現外垣。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張安世墓出土“張”字印章
（取自張仲立《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
從 2008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開始了張安世墓地的發掘工作。涉及墓園總體狀況的介紹，見於 2014年第 12期《大眾考古》上發表的丁巖、張仲立等人《西漢一代重臣張安世家族墓考古攬勝》一文，但此文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表述得不夠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後， 2017年 5月 5日，在我於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講演一個多月之後，張仲立先生於《中國文物報》上又發表《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多方面對比了張安世、劉賀兩處漢墓的情況，其中也包括兩座墓園的比較。
張仲立先生既主持張安世墓的發掘工作，又兼任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熟悉兩方面的情況，所做對比，自然具體而微。審看他的對比分析，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理解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見解。所以，現在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再分析一下這兩座墓園在平面佈局形態上到底具有哪些內在的共同特徵。
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在這幅“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上， M8即 8號墓是富平侯張安世本人的墓室，M25即 25號墓則為其夫人的墓冢。
其他那些墓冢，張仲立先生認為都是祔葬墓。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符合相關文物透露的信息，也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在此基礎上，張仲立先生在對比富平侯墓園與海昏侯墓園時，是把富平侯的墓園，界定為 M8、M25兩墓東、南、西、北四周那四段不相連屬的壕溝所圈圍的範圍。張仲立先生稱這四段壕溝為“兆溝”。
這樣一來，在構成形式上，以這四條兆溝為界線的富平侯墓園，便同由四周繚垣所界定的海昏侯墓園呈現出很大的不同。按照張仲立先生的總結，簡單地說，富平侯墓園是：
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 195米，南北寬約 159米，面積 3多萬平方米，由主墓及其從葬坑、夫人墓、高規格祠堂建築（基址）等核心內容構成。……祠堂建築，位於墓園東部……墓園四周以兆溝為界。
而海昏侯墓園的情況則是：
該墓園是以劉賀夫婦的 2座大墓為中心，附設車馬坑 1座、祠堂、寢、便殿、廂房、祔葬墓7座，以及道路、排水系統等。墓園平面呈梯形，以園牆為界，設兩門，門外有闕，墓園面積達4.6萬平方米。
一個有兆溝做地域的標誌，一個有圍牆做園區的界線，看起來似乎兩相對應，合情合理，可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種對應關係過於表象，並沒有體現其內在實質。
實質性的問題很簡單，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這兩座列侯墓都帶有一群祔葬墓，而這些祔葬墓乃是整個墓園的重要構成部分——這就像在研究西漢帝后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時必須把祔葬區和陪葬區一併加以考慮一樣，不能不考慮其具體內涵而只看區域空間的間隔形式。
實際上西漢前期制定的《葬律》，本來規定列侯（徹侯）的墓園，應是由內園、外園兩大部分構成的“重園”，並且這兩重園地分別設有圍垣相環繞。我理解，這就是在主墓及其配偶墓室周圍的內垣之外再繚以外垣（《葬律》中稱作“中垣”），以護持祔葬區域。這一點，實質上和西漢帝后在自己的小陵園區外另築一道外垣把祔葬區圈圍在內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這一《葬律》在有漢一代具體施行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不同的時期，或許也有過變動，需要將來結合很多實例進行深入的探討。不過，目前若僅就海昏侯和富平侯這兩座墓園的情況來看，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園中是僅有外垣而沒有見到內垣，而到目前為止，在富平侯墓園還沒有發現外垣。
雲夢睡虎地漢墓出土《葬律》
假如妄自對這種情況加以推測的話，我以為很有可能是迄至西漢中期列侯墓園的內垣已被廢除，因此海昏侯的墓園就沒有內垣，而富平侯的墓園，應屬一種變通的安排，即在省去墓園外垣的情況下，在主墓周圍以兆溝的形式來大致表示內垣的意思。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這東、南、西、北的四道兆溝實際上都只挖了一小段，相互之間並未連屬為一體，起到的只能是象徵的作用。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變通安排，應與其帝陵陪葬墓的性質具有直接關係。蓋張安世因協助宣帝清除霍氏家族的勢力而功高位重，故漢宣帝對他的安葬，賜給了很多特別的恩典，其中就包括“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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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張安世墓出土“張”字印章
（取自張仲立《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
從 2008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開始了張安世墓地的發掘工作。涉及墓園總體狀況的介紹，見於 2014年第 12期《大眾考古》上發表的丁巖、張仲立等人《西漢一代重臣張安世家族墓考古攬勝》一文，但此文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表述得不夠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後， 2017年 5月 5日，在我於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講演一個多月之後，張仲立先生於《中國文物報》上又發表《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多方面對比了張安世、劉賀兩處漢墓的情況，其中也包括兩座墓園的比較。
張仲立先生既主持張安世墓的發掘工作，又兼任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熟悉兩方面的情況，所做對比，自然具體而微。審看他的對比分析，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理解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見解。所以，現在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再分析一下這兩座墓園在平面佈局形態上到底具有哪些內在的共同特徵。
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在這幅“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上， M8即 8號墓是富平侯張安世本人的墓室，M25即 25號墓則為其夫人的墓冢。
其他那些墓冢，張仲立先生認為都是祔葬墓。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符合相關文物透露的信息，也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在此基礎上，張仲立先生在對比富平侯墓園與海昏侯墓園時，是把富平侯的墓園，界定為 M8、M25兩墓東、南、西、北四周那四段不相連屬的壕溝所圈圍的範圍。張仲立先生稱這四段壕溝為“兆溝”。
這樣一來，在構成形式上，以這四條兆溝為界線的富平侯墓園，便同由四周繚垣所界定的海昏侯墓園呈現出很大的不同。按照張仲立先生的總結，簡單地說，富平侯墓園是：
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 195米，南北寬約 159米，面積 3多萬平方米，由主墓及其從葬坑、夫人墓、高規格祠堂建築（基址）等核心內容構成。……祠堂建築，位於墓園東部……墓園四周以兆溝為界。
而海昏侯墓園的情況則是：
該墓園是以劉賀夫婦的 2座大墓為中心，附設車馬坑 1座、祠堂、寢、便殿、廂房、祔葬墓7座，以及道路、排水系統等。墓園平面呈梯形，以園牆為界，設兩門，門外有闕，墓園面積達4.6萬平方米。
一個有兆溝做地域的標誌，一個有圍牆做園區的界線，看起來似乎兩相對應，合情合理，可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種對應關係過於表象，並沒有體現其內在實質。
實質性的問題很簡單，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這兩座列侯墓都帶有一群祔葬墓，而這些祔葬墓乃是整個墓園的重要構成部分——這就像在研究西漢帝后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時必須把祔葬區和陪葬區一併加以考慮一樣，不能不考慮其具體內涵而只看區域空間的間隔形式。
實際上西漢前期制定的《葬律》，本來規定列侯（徹侯）的墓園，應是由內園、外園兩大部分構成的“重園”，並且這兩重園地分別設有圍垣相環繞。我理解，這就是在主墓及其配偶墓室周圍的內垣之外再繚以外垣（《葬律》中稱作“中垣”），以護持祔葬區域。這一點，實質上和西漢帝后在自己的小陵園區外另築一道外垣把祔葬區圈圍在內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這一《葬律》在有漢一代具體施行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不同的時期，或許也有過變動，需要將來結合很多實例進行深入的探討。不過，目前若僅就海昏侯和富平侯這兩座墓園的情況來看，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園中是僅有外垣而沒有見到內垣，而到目前為止，在富平侯墓園還沒有發現外垣。
雲夢睡虎地漢墓出土《葬律》
假如妄自對這種情況加以推測的話，我以為很有可能是迄至西漢中期列侯墓園的內垣已被廢除，因此海昏侯的墓園就沒有內垣，而富平侯的墓園，應屬一種變通的安排，即在省去墓園外垣的情況下，在主墓周圍以兆溝的形式來大致表示內垣的意思。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這東、南、西、北的四道兆溝實際上都只挖了一小段，相互之間並未連屬為一體，起到的只能是象徵的作用。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變通安排，應與其帝陵陪葬墓的性質具有直接關係。蓋張安世因協助宣帝清除霍氏家族的勢力而功高位重，故漢宣帝對他的安葬，賜給了很多特別的恩典，其中就包括“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漢景帝陽陵墓園北側陪葬墓M1 平面示意圖
我推測富平侯墓園沒有發現外垣很可能與其陪葬漢宣帝杜陵的性質有關，這是因為在西漢皇帝的陪葬墓中，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築有外垣的報道（據云有的是以壕溝“兆溝”來區分不同的陪葬墓區，如景帝陽陵 ），這或許是當時的通行做法。若確實是刻意做出這樣的安排，其目的則應是表明張安世墓的陪葬性質以彰顯帝陵的中心地位（景帝陽陵墓園北面的陪葬墓M1，也同張安世墓一樣，在冢墓四周有兆溝環繞）。在略去墓園外垣之後，則只能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通過把祔葬墓的墓道都設置為朝向張安世墓的方向來體現其從屬的主墓。
儘管這些只是我這個外行素人所做的無端猜想，與實際情況可能會有很大偏差，還有待考古學者做出更多的勘察、發掘與研究。但不管怎樣，西漢列侯的墓園，其總體構成，是一定要將其祔葬墓包括在內的。這樣一來，我們連同祔葬區域在內通觀富平侯墓園的結構，就可以看到與海昏侯墓園非常相近的平面佈局形式——二者都是把主墓安置在墓園的西南，而在墓園的北部和東部，為祔葬區域。
這兩座墓園看似稍有出入的，只是在富平侯墓兆溝的西部偏北，還有一處墓葬，而在海昏侯墓園中，在主墓劉賀墓的西部，是沒有其他墳墓的。這座墓目前也被張仲立先生定為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但是否屬實，還可以進一步考察。即便此墓確屬主墓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估計也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並不影響富平侯墓園的總體佈局形式。
綜上所述，結合富平侯張安世的墓園，可以進一步認定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之間的對應關係，為我們認識西漢時期的空間觀念提供重大幫助。
最後附帶說明一下，竊以為在一般情況下，一座列侯墓園之內，似乎不應當安葬兩位以上的列侯。蓋依照西漢的《葬律》，雙重牆垣之制的墓園，使得內垣裡外兩個區域的尊卑主從地位區隔明顯，同為列侯，不能因其輩分較低即被等同於普通祔葬人員下葬。否則的話，便無法體現與家族以外各個列侯的平等地位。結合前面的論述，可以大致推測，列侯的後世子孫，若是同有列侯爵位，就應當另立墓園，不再祔葬於先人墓園之內。依照這樣的推論，張仲立先生以為富平侯墓園中的M4“可能是該家族某一代列侯的墓葬”的說法 ，或許可以再加斟酌。考慮到張安世陪葬杜陵，只是皇帝特別的恩賜，而其子延壽即已改封平原，一代代後世侯爵另闢墓園以別自安葬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2018年 1月 29日晚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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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張安世墓出土“張”字印章
（取自張仲立《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
從 2008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開始了張安世墓地的發掘工作。涉及墓園總體狀況的介紹，見於 2014年第 12期《大眾考古》上發表的丁巖、張仲立等人《西漢一代重臣張安世家族墓考古攬勝》一文，但此文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表述得不夠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後， 2017年 5月 5日，在我於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講演一個多月之後，張仲立先生於《中國文物報》上又發表《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多方面對比了張安世、劉賀兩處漢墓的情況，其中也包括兩座墓園的比較。
張仲立先生既主持張安世墓的發掘工作，又兼任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熟悉兩方面的情況，所做對比，自然具體而微。審看他的對比分析，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理解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見解。所以，現在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再分析一下這兩座墓園在平面佈局形態上到底具有哪些內在的共同特徵。
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在這幅“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上， M8即 8號墓是富平侯張安世本人的墓室，M25即 25號墓則為其夫人的墓冢。
其他那些墓冢，張仲立先生認為都是祔葬墓。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符合相關文物透露的信息，也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在此基礎上，張仲立先生在對比富平侯墓園與海昏侯墓園時，是把富平侯的墓園，界定為 M8、M25兩墓東、南、西、北四周那四段不相連屬的壕溝所圈圍的範圍。張仲立先生稱這四段壕溝為“兆溝”。
這樣一來，在構成形式上，以這四條兆溝為界線的富平侯墓園，便同由四周繚垣所界定的海昏侯墓園呈現出很大的不同。按照張仲立先生的總結，簡單地說，富平侯墓園是：
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 195米，南北寬約 159米，面積 3多萬平方米，由主墓及其從葬坑、夫人墓、高規格祠堂建築（基址）等核心內容構成。……祠堂建築，位於墓園東部……墓園四周以兆溝為界。
而海昏侯墓園的情況則是：
該墓園是以劉賀夫婦的 2座大墓為中心，附設車馬坑 1座、祠堂、寢、便殿、廂房、祔葬墓7座，以及道路、排水系統等。墓園平面呈梯形，以園牆為界，設兩門，門外有闕，墓園面積達4.6萬平方米。
一個有兆溝做地域的標誌，一個有圍牆做園區的界線，看起來似乎兩相對應，合情合理，可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種對應關係過於表象，並沒有體現其內在實質。
實質性的問題很簡單，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這兩座列侯墓都帶有一群祔葬墓，而這些祔葬墓乃是整個墓園的重要構成部分——這就像在研究西漢帝后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時必須把祔葬區和陪葬區一併加以考慮一樣，不能不考慮其具體內涵而只看區域空間的間隔形式。
實際上西漢前期制定的《葬律》，本來規定列侯（徹侯）的墓園，應是由內園、外園兩大部分構成的“重園”，並且這兩重園地分別設有圍垣相環繞。我理解，這就是在主墓及其配偶墓室周圍的內垣之外再繚以外垣（《葬律》中稱作“中垣”），以護持祔葬區域。這一點，實質上和西漢帝后在自己的小陵園區外另築一道外垣把祔葬區圈圍在內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這一《葬律》在有漢一代具體施行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不同的時期，或許也有過變動，需要將來結合很多實例進行深入的探討。不過，目前若僅就海昏侯和富平侯這兩座墓園的情況來看，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園中是僅有外垣而沒有見到內垣，而到目前為止，在富平侯墓園還沒有發現外垣。
雲夢睡虎地漢墓出土《葬律》
假如妄自對這種情況加以推測的話，我以為很有可能是迄至西漢中期列侯墓園的內垣已被廢除，因此海昏侯的墓園就沒有內垣，而富平侯的墓園，應屬一種變通的安排，即在省去墓園外垣的情況下，在主墓周圍以兆溝的形式來大致表示內垣的意思。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這東、南、西、北的四道兆溝實際上都只挖了一小段，相互之間並未連屬為一體，起到的只能是象徵的作用。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變通安排，應與其帝陵陪葬墓的性質具有直接關係。蓋張安世因協助宣帝清除霍氏家族的勢力而功高位重，故漢宣帝對他的安葬，賜給了很多特別的恩典，其中就包括“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漢景帝陽陵墓園北側陪葬墓M1 平面示意圖
我推測富平侯墓園沒有發現外垣很可能與其陪葬漢宣帝杜陵的性質有關，這是因為在西漢皇帝的陪葬墓中，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築有外垣的報道（據云有的是以壕溝“兆溝”來區分不同的陪葬墓區，如景帝陽陵 ），這或許是當時的通行做法。若確實是刻意做出這樣的安排，其目的則應是表明張安世墓的陪葬性質以彰顯帝陵的中心地位（景帝陽陵墓園北面的陪葬墓M1，也同張安世墓一樣，在冢墓四周有兆溝環繞）。在略去墓園外垣之後，則只能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通過把祔葬墓的墓道都設置為朝向張安世墓的方向來體現其從屬的主墓。
儘管這些只是我這個外行素人所做的無端猜想，與實際情況可能會有很大偏差，還有待考古學者做出更多的勘察、發掘與研究。但不管怎樣，西漢列侯的墓園，其總體構成，是一定要將其祔葬墓包括在內的。這樣一來，我們連同祔葬區域在內通觀富平侯墓園的結構，就可以看到與海昏侯墓園非常相近的平面佈局形式——二者都是把主墓安置在墓園的西南，而在墓園的北部和東部，為祔葬區域。
這兩座墓園看似稍有出入的，只是在富平侯墓兆溝的西部偏北，還有一處墓葬，而在海昏侯墓園中，在主墓劉賀墓的西部，是沒有其他墳墓的。這座墓目前也被張仲立先生定為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但是否屬實，還可以進一步考察。即便此墓確屬主墓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估計也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並不影響富平侯墓園的總體佈局形式。
綜上所述，結合富平侯張安世的墓園，可以進一步認定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之間的對應關係，為我們認識西漢時期的空間觀念提供重大幫助。
最後附帶說明一下，竊以為在一般情況下，一座列侯墓園之內，似乎不應當安葬兩位以上的列侯。蓋依照西漢的《葬律》，雙重牆垣之制的墓園，使得內垣裡外兩個區域的尊卑主從地位區隔明顯，同為列侯，不能因其輩分較低即被等同於普通祔葬人員下葬。否則的話，便無法體現與家族以外各個列侯的平等地位。結合前面的論述，可以大致推測，列侯的後世子孫，若是同有列侯爵位，就應當另立墓園，不再祔葬於先人墓園之內。依照這樣的推論，張仲立先生以為富平侯墓園中的M4“可能是該家族某一代列侯的墓葬”的說法 ，或許可以再加斟酌。考慮到張安世陪葬杜陵，只是皇帝特別的恩賜，而其子延壽即已改封平原，一代代後世侯爵另闢墓園以別自安葬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2018年 1月 29日晚記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張安世墓出土“張”字印章
（取自張仲立《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
從 2008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開始了張安世墓地的發掘工作。涉及墓園總體狀況的介紹，見於 2014年第 12期《大眾考古》上發表的丁巖、張仲立等人《西漢一代重臣張安世家族墓考古攬勝》一文，但此文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表述得不夠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後， 2017年 5月 5日，在我於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講演一個多月之後，張仲立先生於《中國文物報》上又發表《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多方面對比了張安世、劉賀兩處漢墓的情況，其中也包括兩座墓園的比較。
張仲立先生既主持張安世墓的發掘工作，又兼任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熟悉兩方面的情況，所做對比，自然具體而微。審看他的對比分析，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理解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見解。所以，現在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再分析一下這兩座墓園在平面佈局形態上到底具有哪些內在的共同特徵。
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在這幅“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上， M8即 8號墓是富平侯張安世本人的墓室，M25即 25號墓則為其夫人的墓冢。
其他那些墓冢，張仲立先生認為都是祔葬墓。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符合相關文物透露的信息，也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在此基礎上，張仲立先生在對比富平侯墓園與海昏侯墓園時，是把富平侯的墓園，界定為 M8、M25兩墓東、南、西、北四周那四段不相連屬的壕溝所圈圍的範圍。張仲立先生稱這四段壕溝為“兆溝”。
這樣一來，在構成形式上，以這四條兆溝為界線的富平侯墓園，便同由四周繚垣所界定的海昏侯墓園呈現出很大的不同。按照張仲立先生的總結，簡單地說，富平侯墓園是：
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 195米，南北寬約 159米，面積 3多萬平方米，由主墓及其從葬坑、夫人墓、高規格祠堂建築（基址）等核心內容構成。……祠堂建築，位於墓園東部……墓園四周以兆溝為界。
而海昏侯墓園的情況則是：
該墓園是以劉賀夫婦的 2座大墓為中心，附設車馬坑 1座、祠堂、寢、便殿、廂房、祔葬墓7座，以及道路、排水系統等。墓園平面呈梯形，以園牆為界，設兩門，門外有闕，墓園面積達4.6萬平方米。
一個有兆溝做地域的標誌，一個有圍牆做園區的界線，看起來似乎兩相對應，合情合理，可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種對應關係過於表象，並沒有體現其內在實質。
實質性的問題很簡單，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這兩座列侯墓都帶有一群祔葬墓，而這些祔葬墓乃是整個墓園的重要構成部分——這就像在研究西漢帝后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時必須把祔葬區和陪葬區一併加以考慮一樣，不能不考慮其具體內涵而只看區域空間的間隔形式。
實際上西漢前期制定的《葬律》，本來規定列侯（徹侯）的墓園，應是由內園、外園兩大部分構成的“重園”，並且這兩重園地分別設有圍垣相環繞。我理解，這就是在主墓及其配偶墓室周圍的內垣之外再繚以外垣（《葬律》中稱作“中垣”），以護持祔葬區域。這一點，實質上和西漢帝后在自己的小陵園區外另築一道外垣把祔葬區圈圍在內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這一《葬律》在有漢一代具體施行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不同的時期，或許也有過變動，需要將來結合很多實例進行深入的探討。不過，目前若僅就海昏侯和富平侯這兩座墓園的情況來看，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園中是僅有外垣而沒有見到內垣，而到目前為止，在富平侯墓園還沒有發現外垣。
雲夢睡虎地漢墓出土《葬律》
假如妄自對這種情況加以推測的話，我以為很有可能是迄至西漢中期列侯墓園的內垣已被廢除，因此海昏侯的墓園就沒有內垣，而富平侯的墓園，應屬一種變通的安排，即在省去墓園外垣的情況下，在主墓周圍以兆溝的形式來大致表示內垣的意思。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這東、南、西、北的四道兆溝實際上都只挖了一小段，相互之間並未連屬為一體，起到的只能是象徵的作用。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變通安排，應與其帝陵陪葬墓的性質具有直接關係。蓋張安世因協助宣帝清除霍氏家族的勢力而功高位重，故漢宣帝對他的安葬，賜給了很多特別的恩典，其中就包括“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漢景帝陽陵墓園北側陪葬墓M1 平面示意圖
我推測富平侯墓園沒有發現外垣很可能與其陪葬漢宣帝杜陵的性質有關，這是因為在西漢皇帝的陪葬墓中，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築有外垣的報道（據云有的是以壕溝“兆溝”來區分不同的陪葬墓區，如景帝陽陵 ），這或許是當時的通行做法。若確實是刻意做出這樣的安排，其目的則應是表明張安世墓的陪葬性質以彰顯帝陵的中心地位（景帝陽陵墓園北面的陪葬墓M1，也同張安世墓一樣，在冢墓四周有兆溝環繞）。在略去墓園外垣之後，則只能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通過把祔葬墓的墓道都設置為朝向張安世墓的方向來體現其從屬的主墓。
儘管這些只是我這個外行素人所做的無端猜想，與實際情況可能會有很大偏差，還有待考古學者做出更多的勘察、發掘與研究。但不管怎樣，西漢列侯的墓園，其總體構成，是一定要將其祔葬墓包括在內的。這樣一來，我們連同祔葬區域在內通觀富平侯墓園的結構，就可以看到與海昏侯墓園非常相近的平面佈局形式——二者都是把主墓安置在墓園的西南，而在墓園的北部和東部，為祔葬區域。
這兩座墓園看似稍有出入的，只是在富平侯墓兆溝的西部偏北，還有一處墓葬，而在海昏侯墓園中，在主墓劉賀墓的西部，是沒有其他墳墓的。這座墓目前也被張仲立先生定為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但是否屬實，還可以進一步考察。即便此墓確屬主墓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估計也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並不影響富平侯墓園的總體佈局形式。
綜上所述，結合富平侯張安世的墓園，可以進一步認定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之間的對應關係，為我們認識西漢時期的空間觀念提供重大幫助。
最後附帶說明一下，竊以為在一般情況下，一座列侯墓園之內，似乎不應當安葬兩位以上的列侯。蓋依照西漢的《葬律》，雙重牆垣之制的墓園，使得內垣裡外兩個區域的尊卑主從地位區隔明顯，同為列侯，不能因其輩分較低即被等同於普通祔葬人員下葬。否則的話，便無法體現與家族以外各個列侯的平等地位。結合前面的論述，可以大致推測，列侯的後世子孫，若是同有列侯爵位，就應當另立墓園，不再祔葬於先人墓園之內。依照這樣的推論，張仲立先生以為富平侯墓園中的M4“可能是該家族某一代列侯的墓葬”的說法 ，或許可以再加斟酌。考慮到張安世陪葬杜陵，只是皇帝特別的恩賜，而其子延壽即已改封平原，一代代後世侯爵另闢墓園以別自安葬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2018年 1月 29日晚記
海昏侯劉賀（精裝版）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13 定價: 68.00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學術熱點，一則它位列 “2015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但更重要的是墓主人劉賀的傳奇經歷與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本書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作者以文獻記載的劉賀生平為縱線，結合出土的文物，將漢武帝晚年至漢宣帝時期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詳細解說；又通過分析劉賀的經歷與行事，揭示其個人的生活環境與性格特徵，指出劉賀的戲劇化人生，既是時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張安世墓出土“張”字印章
（取自張仲立《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
從 2008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開始了張安世墓地的發掘工作。涉及墓園總體狀況的介紹，見於 2014年第 12期《大眾考古》上發表的丁巖、張仲立等人《西漢一代重臣張安世家族墓考古攬勝》一文，但此文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表述得不夠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後， 2017年 5月 5日，在我於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講演一個多月之後，張仲立先生於《中國文物報》上又發表《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多方面對比了張安世、劉賀兩處漢墓的情況，其中也包括兩座墓園的比較。
張仲立先生既主持張安世墓的發掘工作，又兼任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熟悉兩方面的情況，所做對比，自然具體而微。審看他的對比分析，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理解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見解。所以，現在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再分析一下這兩座墓園在平面佈局形態上到底具有哪些內在的共同特徵。
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在這幅“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上， M8即 8號墓是富平侯張安世本人的墓室，M25即 25號墓則為其夫人的墓冢。
其他那些墓冢，張仲立先生認為都是祔葬墓。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符合相關文物透露的信息，也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在此基礎上，張仲立先生在對比富平侯墓園與海昏侯墓園時，是把富平侯的墓園，界定為 M8、M25兩墓東、南、西、北四周那四段不相連屬的壕溝所圈圍的範圍。張仲立先生稱這四段壕溝為“兆溝”。
這樣一來，在構成形式上，以這四條兆溝為界線的富平侯墓園，便同由四周繚垣所界定的海昏侯墓園呈現出很大的不同。按照張仲立先生的總結，簡單地說，富平侯墓園是：
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 195米，南北寬約 159米，面積 3多萬平方米，由主墓及其從葬坑、夫人墓、高規格祠堂建築（基址）等核心內容構成。……祠堂建築，位於墓園東部……墓園四周以兆溝為界。
而海昏侯墓園的情況則是：
該墓園是以劉賀夫婦的 2座大墓為中心，附設車馬坑 1座、祠堂、寢、便殿、廂房、祔葬墓7座，以及道路、排水系統等。墓園平面呈梯形，以園牆為界，設兩門，門外有闕，墓園面積達4.6萬平方米。
一個有兆溝做地域的標誌，一個有圍牆做園區的界線，看起來似乎兩相對應，合情合理，可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種對應關係過於表象，並沒有體現其內在實質。
實質性的問題很簡單，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這兩座列侯墓都帶有一群祔葬墓，而這些祔葬墓乃是整個墓園的重要構成部分——這就像在研究西漢帝后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時必須把祔葬區和陪葬區一併加以考慮一樣，不能不考慮其具體內涵而只看區域空間的間隔形式。
實際上西漢前期制定的《葬律》，本來規定列侯（徹侯）的墓園，應是由內園、外園兩大部分構成的“重園”，並且這兩重園地分別設有圍垣相環繞。我理解，這就是在主墓及其配偶墓室周圍的內垣之外再繚以外垣（《葬律》中稱作“中垣”），以護持祔葬區域。這一點，實質上和西漢帝后在自己的小陵園區外另築一道外垣把祔葬區圈圍在內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這一《葬律》在有漢一代具體施行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不同的時期，或許也有過變動，需要將來結合很多實例進行深入的探討。不過，目前若僅就海昏侯和富平侯這兩座墓園的情況來看，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園中是僅有外垣而沒有見到內垣，而到目前為止，在富平侯墓園還沒有發現外垣。
雲夢睡虎地漢墓出土《葬律》
假如妄自對這種情況加以推測的話，我以為很有可能是迄至西漢中期列侯墓園的內垣已被廢除，因此海昏侯的墓園就沒有內垣，而富平侯的墓園，應屬一種變通的安排，即在省去墓園外垣的情況下，在主墓周圍以兆溝的形式來大致表示內垣的意思。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這東、南、西、北的四道兆溝實際上都只挖了一小段，相互之間並未連屬為一體，起到的只能是象徵的作用。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變通安排，應與其帝陵陪葬墓的性質具有直接關係。蓋張安世因協助宣帝清除霍氏家族的勢力而功高位重，故漢宣帝對他的安葬，賜給了很多特別的恩典，其中就包括“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漢景帝陽陵墓園北側陪葬墓M1 平面示意圖
我推測富平侯墓園沒有發現外垣很可能與其陪葬漢宣帝杜陵的性質有關，這是因為在西漢皇帝的陪葬墓中，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築有外垣的報道（據云有的是以壕溝“兆溝”來區分不同的陪葬墓區，如景帝陽陵 ），這或許是當時的通行做法。若確實是刻意做出這樣的安排，其目的則應是表明張安世墓的陪葬性質以彰顯帝陵的中心地位（景帝陽陵墓園北面的陪葬墓M1，也同張安世墓一樣，在冢墓四周有兆溝環繞）。在略去墓園外垣之後，則只能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通過把祔葬墓的墓道都設置為朝向張安世墓的方向來體現其從屬的主墓。
儘管這些只是我這個外行素人所做的無端猜想，與實際情況可能會有很大偏差，還有待考古學者做出更多的勘察、發掘與研究。但不管怎樣，西漢列侯的墓園，其總體構成，是一定要將其祔葬墓包括在內的。這樣一來，我們連同祔葬區域在內通觀富平侯墓園的結構，就可以看到與海昏侯墓園非常相近的平面佈局形式——二者都是把主墓安置在墓園的西南，而在墓園的北部和東部，為祔葬區域。
這兩座墓園看似稍有出入的，只是在富平侯墓兆溝的西部偏北，還有一處墓葬，而在海昏侯墓園中，在主墓劉賀墓的西部，是沒有其他墳墓的。這座墓目前也被張仲立先生定為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但是否屬實，還可以進一步考察。即便此墓確屬主墓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估計也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並不影響富平侯墓園的總體佈局形式。
綜上所述，結合富平侯張安世的墓園，可以進一步認定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之間的對應關係，為我們認識西漢時期的空間觀念提供重大幫助。
最後附帶說明一下，竊以為在一般情況下，一座列侯墓園之內，似乎不應當安葬兩位以上的列侯。蓋依照西漢的《葬律》，雙重牆垣之制的墓園，使得內垣裡外兩個區域的尊卑主從地位區隔明顯，同為列侯，不能因其輩分較低即被等同於普通祔葬人員下葬。否則的話，便無法體現與家族以外各個列侯的平等地位。結合前面的論述，可以大致推測，列侯的後世子孫，若是同有列侯爵位，就應當另立墓園，不再祔葬於先人墓園之內。依照這樣的推論，張仲立先生以為富平侯墓園中的M4“可能是該家族某一代列侯的墓葬”的說法 ，或許可以再加斟酌。考慮到張安世陪葬杜陵，只是皇帝特別的恩賜，而其子延壽即已改封平原，一代代後世侯爵另闢墓園以別自安葬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2018年 1月 29日晚記
海昏侯劉賀（精裝版）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13 定價: 68.00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學術熱點，一則它位列 “2015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但更重要的是墓主人劉賀的傳奇經歷與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本書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作者以文獻記載的劉賀生平為縱線，結合出土的文物，將漢武帝晚年至漢宣帝時期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詳細解說；又通過分析劉賀的經歷與行事，揭示其個人的生活環境與性格特徵，指出劉賀的戲劇化人生，既是時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海昏侯新論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06 定價: 66.00
《海昏侯新論》是《海昏侯劉賀》的姊妹篇，也是它的進階讀物。
結合不斷刊佈的海昏侯墓文獻、文物，作者依據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對《海昏侯劉賀》中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諸如“海昏”名稱的涵義、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及其與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的關係、墓室出土《論語》殘簡的文獻學價值、所謂“馬蹄金”的政治文化意義及其與秦漢間金幣形制的關係等進行深入探究，希望在社會文化和學術研究兩方面都能夠對海昏侯相關問題的研究有實質性意義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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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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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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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做主題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隨之推測，劉賀與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可能同葬於這一墓園。
在隨後的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印證了上述判斷。此後，辛德勇教授對這一主題做了補充說明，以期進一步理清相關問題。
*文章節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兩篇文章。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園航拍圖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園
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節選）
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我想，書裡面講過的問題，再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脫離劉賀本人，也離開海昏侯墓出土的具體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園，引頸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師長安，和大家講講我對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的看法。
一 西漢長安的宮城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構成要素當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宮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會理政的場所。我今天所說的“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具體的內涵雖然很多，但在這裡實際上只是突出重點，簡單談一下“宮城”在整個都城平面形態中所處的位置。
許多學習歷史的同學，和許多關心歷史問題的年輕朋友，往往更加關注那些比較抽象的一般性說法，譬如中國古代都城居於一朝疆土的東、南、西、北哪一方位之類的宏觀大論，都城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會人群的活動“空間”之類的時尚“意識”，等等。
我覺得這種興致，這種關懷，在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認識歷史的歷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興趣使然。但要是長此以往，一直沒有變化，沒有讓自己走入更加具體的歷史場景，那麼，對於我來說，就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狀態，不是歷史學所應有的內容，更不是我心儀的歷史學研究。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魅力，在於具體的細節。我們要關注細節。在這些具體的細節之中，不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無所不在。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在看似紛亂的史事中，釐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實的樣貌，看穿隱藏在這些事實背後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真切的歷史事實及其背後潛藏的規律性、本質性特徵，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謂“宮城”而言，在歷史時期，也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徵。今天的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在京師建置的宮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經被推翻了。所以，才稱之為“故宮”。明清宮城在都城平面佈局形態上的總體特徵，是宮城大致位於整個都城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佈局形式，可以說基本上是確立於北宋都城開封。
明北京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侯仁之圖）
由這種設立於國都中心的宮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宮城都位於都城的北側南北軸線中央的位置上。這體現了另外一種觀念。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隋大興城平面佈局示意圖（自制）
再向前，情況就越來越複雜。在這裡，我們不妨姑且跳過中間的環節，將其置而不論，直接推溯至西漢時期的長安，則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這幅“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上，未央宮、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這些皇室專用的宮殿區域，佔據了城垣內的絕大部分面積。所以，楊寬先生把這整個被城垣圈起來的區域，都稱為“宮城”，或是具有宮城性質的內城。城垣之內、上述諸宮以外的其他區域，還住有很多達官貴人，從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佔的面積，愈加鮮少。這樣一來，西南的宮城或是宮城性質的內城，就與東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區，在空間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示意圖（據劉慶柱圖改定）
關於這一點，問題稍微有些複雜。其複雜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楊寬先生上述看法，認為長安城沒有外郭區域，庶民同樣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內。持這一看法的學者，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劉慶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暫不考慮外郭區域存在與否，單純看城垣之內上述各個宮區中最主要的宮殿區域——未央宮，看未央宮所處的位置，同樣能體現西漢時人看重西南這一方位的觀念。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中的前殿，也是漢帝朝會臣民的正殿。未央宮建置在城垣之內的西南一隅，這與前面講述的唐、宋、明、清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園
那麼，西漢長安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平面佈局形態呢？在歷史文獻中，對這種把帝王之居和朝會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佈局形式，沒有直接的記載。稍微清晰一些的記述，是有文獻顯示，從很早起，就有一種以西方為尊的居處觀念。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論衡·四諱》篇中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如下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實“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流傳已久的一種普遍觀念。《淮南子·人間訓》記述春秋時魯哀公欲西益其宅，當時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說法，並不是特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裡所說的“長老”，也不是僅僅侷限於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義》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這種以西為尊、以西為上觀念的形成原因，則應當與對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關係。這也就是對太陽的尊崇。這是因為太陽最有標誌性地體現著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態。
不過，太陽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時分，體現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異的星辰便是北極——隨著地球的自轉，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轉動，只有北極一動不動。
我理解，西漢朝廷把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宮殿群——未央宮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內，體現的是一種敬天的觀念：居西，等於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以體現在白晝禮敬日輪；居南，等於朝向北極所在的方位，以體現在黑夜崇敬極星。
可是，西漢長安城是經歷很長一個時期逐漸發展形成的，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未央宮位於城垣西南隅內，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平面佈局形態，未必出自某種特定的觀念。
一個朝代，國都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同樣的都城。要想判定這一問題，只能儘可能找到相關的旁證。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引述一句古語，來闡釋他們專門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這句話出自《禮記·中庸》，這句話之後原來還有一句對應的話，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隨便說成或是寫作“視死如視生”。翻譯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話，就是古代各個時期的人們，對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對待身邊的活人一樣，活人怎麼活，就要給逝者做出同樣的安排。
依據古人這一行為方式，考古學家就可以通過隨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時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時代，特別是認識那些時代裡一些缺乏明確文獻記載的事項，提供了極為關鍵的證據。其關鍵性和重要性在於，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沒有經過後代的干擾和變易，真切如初。
對於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來說，也可以藉助考古學家對當時墓園的發掘和勘查，對比分析，以準確地切入併合理把握其內在緣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中，對這個墓園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園的範圍和結構。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這是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完整展現的唯一一座西漢列侯墓園。
察看“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即位於這個墓園的西南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
2016年春，當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時候，我在展廳裡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可以通過其平面佈局形態，印證西漢長安未央宮乃至整座城市的佈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間觀念的，這就是楊寬先生早就談到的對西南方位的尊崇。因為情緒有些激動，還站在這幅示意圖的前面，拍下一張照片。看起來很憨傻，但神態很真誠，內心還很興奮。
作者在首都博物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園示意圖前
接下來，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首都博物館為這次展覽合編的圖錄——《五色炫曜》裡，也刊載了這張墓園圖。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發掘現場的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學做報告，具體講述海昏侯墓的發現與價值，也演示了同樣的墓園結構圖。但這些都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表述，我也不敢將其視作考古發掘者對海昏侯墓園形態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發掘人員在當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簡報，不僅附印有同樣的墓園平面圖，還有具體的文字記述，對海昏侯的墓園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後，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連續公佈了兩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園整體佈局形態與西漢長安城平面構成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海昏侯墓園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對合理認識這一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楊軍先生，另外還繪製了一幅海昏侯墓園的示意性草圖。看這幅草圖，對墓園的各項設置的空間方位關係，或許能夠獲取更為清晰的印象。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看這幅海昏侯墓園平面圖，我想，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1）如前所述，墓園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的，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2）墓園中的M2，是劉賀夫人的墓室。劉賀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東，這與西漢長安城中帝宮未央宮居西、皇太后宮長樂宮在東的佈局形式，實質上也有相通之處。漢人即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雖然西漢皇后居處宮殿與皇帝居處宮殿的方位關係，在文獻中沒有清楚記載，不過我們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時，在派人進入未央宮向衛皇后稟報之後，乃“髮長樂宮衛” 。時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並無太后居處長樂宮中，這顯示出“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主的情況下，本來歸屬於皇后，因而在皇后變身為太后之後，自然就常處此宮了。
（3）到目前為止，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僅發現墓園的東門和北門，而在南面和西面，還沒有發現門址的痕跡。
同時，在北門和東門，都發現有闕的遺蹟。這與未央宮從興建時起就僅設有東闕和北闕的情況，也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園，對西漢長安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其學術價值並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像海昏侯墓這樣完整的墓園，在目前探查、發掘的西漢列侯墓葬中還是獨一無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空間觀念，還需要結合其他同一時代的帝王陵園來做進一步的考察。
三 西漢帝王的陵園
在所享用的禮制等級上，西漢皇帝陵園的佈局形態，顯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園這樣的列侯葬地，與帝都長安城具有更強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則是諸侯王的陵園。
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要首先強調指出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在平面佈局形態上的共通性呢？這並不是因為海昏侯墓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講海昏侯墓園，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別關注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是因為西漢皇帝和諸侯王的陵園，情況比海昏侯墓要顯得複雜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園這樣一目瞭然。例如，劉慶柱先生在討論西漢長安城的“擇中”問題時，認為未央宮前殿居於宮城的軸線位置上，而這條貫穿宮城的南北軸線，也就是長安城的軸線，這兩條軸線是完全重合的；與此相應，在西漢諸帝的陵園之內，“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別位於其陵園中央” 。至少單純就劉慶柱先生這一表述而言，帶給人們的印象，在西漢皇帝的陵園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蓋的封土，是居於中央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海昏侯墓園中見到的劉賀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先以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作為基礎，由此透視西漢的帝陵，才會更加容易地看透這些陵園的構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設在皇帝陵墓的東側，這同皇后之宮長樂宮在帝宮未央宮的東側，是相互對應的，或者說從中可以看到長安城中未央宮與長樂宮的投影。漢代皇后陵園亦稱“東園”，當即緣自於此。同時，西漢帝陵陵園的正門，都是東門，主墓道也是位於東側。這也與長安城未央宮僅東門和北門築有門闕的情況具有關聯。
若是單純看皇帝陵墓四周由牆垣環繞的陵園區域，那麼，西漢時期的皇帝陵園，大都像劉慶柱先生所講的那樣，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漢一朝的帝陵，一個完整的陵區，並不僅侷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所圈堵的陵園這一範圍，通常在這一區域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區域，劉慶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過這一點。這些陪葬墓與皇帝陵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實際上相當於楊寬先生所說長安城垣之外的東郭與北郭區域。
其實若就雙重陵園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並不居於這一大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如景帝陽陵，是略偏向西側，焦南峰先生已經注意到這種分佈形式與漢長安城未央宮居於長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並認為這顯現出長安城佈局形態的直接影響。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這和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方位，更為貼近。
漢景帝陽陵陵區圖
漢景帝陽陵陵園圖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西漢帝陵的深入勘探發現，一些具有雙重陵園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義陵，在外面一重陵園圍牆的東北角內，也就是裡面一重陵園以外的東北部，和海昏侯墓園一樣，都有一批祔葬墓。這實質上相當於漢長安未央宮之外、外郭城之內的其他普通居住區。
漢武帝茂陵陵區圖
漢武帝茂陵陵園圖
至於介於皇帝陵園和列侯墓園之間的諸侯王陵園，因保存完整的墓園遺址目前還很罕見，情況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今所知保存較為完整的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園來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東側，與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對位置關係相同；陪葬墓位於其陵園外側的東部，與西漢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區域完全一致。同時，在陵園區域的北部，還有一批祔葬墓，這也和皇帝陵園外垣之內東北部區域的祔葬墓位置大體相當。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師”為題，梳理了這座諸侯王的陵園與皇帝陵園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樑孝王陵園，在主墓東側的陵園牆垣之內，另有祔葬或從葬的墳墓，情形也與大雲山江都王陵園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樑孝王墓北側，或因地形而有所變通）。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江都王陵園圖
這樣，若是以一種通貫的眼光，來把皇帝陵園的整體平面佈局形式與海昏侯墓園相對比，就會清晰看出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來審視西漢都城長安，則更有理由認定，對西南這一區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選址時一以貫之的觀念。
……
如上所述，西漢長安核心宮區未央宮以及城垣以內整個內城性質城區俱偏處於西南方位，而未央宮以外的其他內城區域以及外郭區域均處於或東或北的方向。如果我們姑且把它概括為“西南—東北”模式的話，那麼，事實上楊寬先生正是通過總結春秋戰國乃至西周時期以來主要國都（含天子之都與各諸侯的都城）的眾多實例，才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西南—東北”模式起源甚早，雖然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這一點上都規整如一，頗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說，這種“西南—東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漢家獨創，或許也具有一定歷史淵源。具體的細節，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楊寬先生的論著，我不在這裡贅述。不過秦都咸陽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簡單做一點說明。
在前面的第二節中，我已經說明，按照我的推測，這種以西南為尊位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人君禮敬天廷的觀念，然而《藝文類聚》等書引古本《三輔黃圖》，有句雲：“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紫宮，是以天極星亦即北極星為中心的一組星辰，因而這很容易給人以一種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覺，並不存在我所講的“敬天”這一理念。
但我理解這是相對於其臣民所體現的一種姿態，蓋皇帝身為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自有資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漢長安城之所謂“斗城”一說，同樣體現著這一方面的觀念。但具體到天子與上天的關係，在咸陽城的總體規劃上，仍然強烈體現著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將皇宮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東致敬於日輪，北致敬於極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營殿”，但所謂“紫宮”指的是“端門四達”的咸陽城，咸陽城在通過“橫橋南渡”以後興修的阿房宮，才是嬴政準備用於君臨函谷關內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宮”，而這座“朝宮”正位於跨渭水南北之咸陽城的西南方位，這不僅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相同，若與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宮西牆外側修建的建章宮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於西漢以後相關觀念的發展變化，幾年前我曾以“從敬天到效天——淺談隋唐長安城佈局的新理念”為題公開演講，簡單地講述過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後得便還會做出更為深入具體的論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講演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 * * *
後篇
由劉充國印的發現
再談海昏侯墓園佈局的方位觀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華網報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彙報會上，相關學者報告了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新進展，宣佈在室內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鐫有“劉充國印”字樣的銅印。這方印章是出土於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 5號墓（ M5）。據此，自可明瞭，這 5號墓的主人，乃是劉賀的長子劉充國。
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西漢列侯墓園的結構及其平面佈局形態，進而認識西漢都城長安的平面佈局形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海昏侯墓園5 號墓出土的“劉充國印”印章
（據新華網圖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講演“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比海昏侯墓園與長安城的平面佈局特徵，揭示當時人的建築佈局觀念是以西南為尊位。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觀念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在那次講演的第二部分內容“海昏侯墓園”中我講道：
墓園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隅內，這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進一步看，也與西漢長安城城垣之內的區域在包括郭區在內的整個大長安城中所處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相對於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墓園中其他祔葬的墓室，顯然居於從屬的地位。這種空間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種通行的觀念，預先設定，而不會是隨意衍生的結果。
隨之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後，相繼喪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時安葬於這一墓園。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中若是能夠證明父子三人同葬於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證明墓園西南的位置是整個墓園的核心區域。
現在，這方“劉充國印”印章的發現，清楚地證實了上述判斷，我當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斷雖然是正確的，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當模糊。因此，現在想對這一問題做一些補充說明。
另外，去年我在講演這一問題時，由於準備的時間有限，有一個重大遺漏，即沒有對比西漢同一時期、同屬列侯的張安世墓園的結構，現在也借這個機會加以補充，以期更清楚地說明相關問題。
一 海昏侯墓園與祔葬者的身份
發現“劉充國印”的 5號墓，位於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北部偏西，卻是在墓園主墓 1號墓（ M1）亦即劉賀墓的正北方，稍西則北對墓園北門。
確認這座 5號墓系劉充國的墓室，就證實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測——緊隨劉賀相繼離世的劉充國以及他的弟弟劉奉親系與乃父同時安葬於海昏侯墓園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應該是遵循一定的觀念預先規劃的，而不會是後來自然生成的。
在沒有發現這方劉充國的印章之前，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是否祔葬於劉賀的墓園，還有些不易捉摸。
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較複雜。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報》上，我們看到一篇記者鬱鑫鵬撰寫的報道，題為《祔葬墓有麗影？》。這篇報道指出：“關於（海昏侯墓園）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說是海昏侯的後代子孫。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的觀點屬於前者。”具體地講，楊軍先生認為：“如果說祔葬墓的主人是後代的海昏侯，那麼，幾代海昏侯都葬在一個墓園內，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園、墓園這個常理。而且，考古人員調查表明，在西漢海昏侯墓園附近，發現了 3處大型的漢墓群，其他幾代海昏侯的墓園很可能分別位於其中。”
所謂“其他幾代海昏侯”這句話，語義不夠明晰。因為劉充國和他的弟弟劉奉親雖然先後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報為海昏侯爵位的繼承人，但都沒有來得及繼位成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把他們兩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頗有些勉強的。不過據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況，海昏侯墓的發掘者實際上是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兩人也都被另外設置了一座他們自己的墓園，這兩個人也都被他們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實上，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張仲立先生，可以說大致也是這樣認識這一問題的。
考古是一項通過找尋實際證據不斷髮現史實並逐漸修正認識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展開的過程中，預先作出的設想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講演之後不久，楊軍先生與我取得聯繫，我便把自己的講稿發給他徵求意見。楊軍先生很重視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見到他的時候，楊先生指著5號、 6號兩座墓葬的遺址對我說，他非常重視我的想法，正積極考慮這兩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
現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一方面，徹底澄清了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後並沒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可以更清楚瞭解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雖然推測劉充國和劉奉親兄弟或即祔葬於劉賀的墓園，但對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覺子隨父葬，似屬常理；又粗粗閱覽考古學者對漢代帝陵祔葬、陪葬情況的歸納總結，感覺像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祔葬於乃父墓園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那麼，所謂考古學者總結的情況又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我看到的論著而言，考古學界現有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一些基本問題並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按照西漢時期的祔葬制度，兒子是不是都應該祔葬於列侯的墓園？關於這一點，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過，焦南峰先生對西漢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過考察，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與西漢諸陵陵園外發現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後者有與皇帝更為密切的關係，前者應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屬，後者則包括開國元勳、鼎柱之臣、皇親國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謂“陵園內新發現的墓葬”，即皇帝陵園之內的新近發現的祔葬墓。
既然是說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麼，由此逆推，那些還未嘗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員之列。依此模擬，列侯之子因再無分土別封的可能，若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都應該祔葬於其父的墓園。如按劉慶柱先生在《西漢十一陵》一書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質就是“子孫從其父祖所葬”，“實際是‘族墳墓’的一種形式”，祔葬者“是作為‘家’的成員葬於父祖的墓地”。這一點應當是漢代列侯陵園的定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例。明確這一通例，對今後西漢以及其他時期類似陵園、墓葬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應當有所幫助。
假如拙說不謬的話，這一認識本身也十分簡單。可是若沒有海昏侯劉賀墓園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沒有這方“劉充國印”的發現，就無法這麼清楚地認定這一點。因此，這也可以說是海昏侯墓發掘帶給我們的一項重要收穫。
二 張安世墓園與劉賀墓園
“劉充國印”的發現，表明劉充國、劉奉親兄弟系與乃父劉賀一同下葬，從而更加明確地證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海昏侯劉賀的墓園，其總體佈局形式，是一次性規劃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這篇講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過海昏侯墓園來看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是因為這座墓園的結構形式非常清晰，便於對比其主要構成要素，而只有在現在徹底排除自然衍生這一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毫無疑慮地認定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在規劃時共同遵循的方位觀念——以西南部為尊位。
當初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按照相關考古學家的說法，以為海昏侯墓園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漢列侯墓園中是唯一的。因此，為驗證其空間佈局觀念的普遍性意義，同時還考察了西漢帝后和諸侯王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從皇帝、諸侯王，到像劉賀這樣的列侯，一以貫之，其陵墓園地，確實都同樣存在著以西南為尊的方位觀念。
不過，由於我的疏忽，對相關情況的瞭解不夠充分，以致沒有能夠利用張安世墓園的數據。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做一補充。
張安世受封富平侯，與劉賀同為列侯；卒於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僅比劉賀早死三年，下葬時間應當也很接近。因此，兩人的墓園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張安世墓出土“張”字印章
（取自張仲立《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
從 2008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開始了張安世墓地的發掘工作。涉及墓園總體狀況的介紹，見於 2014年第 12期《大眾考古》上發表的丁巖、張仲立等人《西漢一代重臣張安世家族墓考古攬勝》一文，但此文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表述得不夠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後， 2017年 5月 5日，在我於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講演一個多月之後，張仲立先生於《中國文物報》上又發表《富平侯張安世與海昏侯劉賀》一文，多方面對比了張安世、劉賀兩處漢墓的情況，其中也包括兩座墓園的比較。
張仲立先生既主持張安世墓的發掘工作，又兼任國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副組長，熟悉兩方面的情況，所做對比，自然具體而微。審看他的對比分析，使我們能夠更加明確地理解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見解。所以，現在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再分析一下這兩座墓園在平面佈局形態上到底具有哪些內在的共同特徵。
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
在這幅“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上， M8即 8號墓是富平侯張安世本人的墓室，M25即 25號墓則為其夫人的墓冢。
其他那些墓冢，張仲立先生認為都是祔葬墓。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符合相關文物透露的信息，也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在此基礎上，張仲立先生在對比富平侯墓園與海昏侯墓園時，是把富平侯的墓園，界定為 M8、M25兩墓東、南、西、北四周那四段不相連屬的壕溝所圈圍的範圍。張仲立先生稱這四段壕溝為“兆溝”。
這樣一來，在構成形式上，以這四條兆溝為界線的富平侯墓園，便同由四周繚垣所界定的海昏侯墓園呈現出很大的不同。按照張仲立先生的總結，簡單地說，富平侯墓園是：
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 195米，南北寬約 159米，面積 3多萬平方米，由主墓及其從葬坑、夫人墓、高規格祠堂建築（基址）等核心內容構成。……祠堂建築，位於墓園東部……墓園四周以兆溝為界。
而海昏侯墓園的情況則是：
該墓園是以劉賀夫婦的 2座大墓為中心，附設車馬坑 1座、祠堂、寢、便殿、廂房、祔葬墓7座，以及道路、排水系統等。墓園平面呈梯形，以園牆為界，設兩門，門外有闕，墓園面積達4.6萬平方米。
一個有兆溝做地域的標誌，一個有圍牆做園區的界線，看起來似乎兩相對應，合情合理，可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種對應關係過於表象，並沒有體現其內在實質。
實質性的問題很簡單，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這兩座列侯墓都帶有一群祔葬墓，而這些祔葬墓乃是整個墓園的重要構成部分——這就像在研究西漢帝后陵園的平面佈局形態時必須把祔葬區和陪葬區一併加以考慮一樣，不能不考慮其具體內涵而只看區域空間的間隔形式。
實際上西漢前期制定的《葬律》，本來規定列侯（徹侯）的墓園，應是由內園、外園兩大部分構成的“重園”，並且這兩重園地分別設有圍垣相環繞。我理解，這就是在主墓及其配偶墓室周圍的內垣之外再繚以外垣（《葬律》中稱作“中垣”），以護持祔葬區域。這一點，實質上和西漢帝后在自己的小陵園區外另築一道外垣把祔葬區圈圍在內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這一《葬律》在有漢一代具體施行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不同的時期，或許也有過變動，需要將來結合很多實例進行深入的探討。不過，目前若僅就海昏侯和富平侯這兩座墓園的情況來看，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園中是僅有外垣而沒有見到內垣，而到目前為止，在富平侯墓園還沒有發現外垣。
雲夢睡虎地漢墓出土《葬律》
假如妄自對這種情況加以推測的話，我以為很有可能是迄至西漢中期列侯墓園的內垣已被廢除，因此海昏侯的墓園就沒有內垣，而富平侯的墓園，應屬一種變通的安排，即在省去墓園外垣的情況下，在主墓周圍以兆溝的形式來大致表示內垣的意思。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這東、南、西、北的四道兆溝實際上都只挖了一小段，相互之間並未連屬為一體，起到的只能是象徵的作用。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變通安排，應與其帝陵陪葬墓的性質具有直接關係。蓋張安世因協助宣帝清除霍氏家族的勢力而功高位重，故漢宣帝對他的安葬，賜給了很多特別的恩典，其中就包括“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漢景帝陽陵墓園北側陪葬墓M1 平面示意圖
我推測富平侯墓園沒有發現外垣很可能與其陪葬漢宣帝杜陵的性質有關，這是因為在西漢皇帝的陪葬墓中，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築有外垣的報道（據云有的是以壕溝“兆溝”來區分不同的陪葬墓區，如景帝陽陵 ），這或許是當時的通行做法。若確實是刻意做出這樣的安排，其目的則應是表明張安世墓的陪葬性質以彰顯帝陵的中心地位（景帝陽陵墓園北面的陪葬墓M1，也同張安世墓一樣，在冢墓四周有兆溝環繞）。在略去墓園外垣之後，則只能如“富平侯墓園平面示意圖”所見，通過把祔葬墓的墓道都設置為朝向張安世墓的方向來體現其從屬的主墓。
儘管這些只是我這個外行素人所做的無端猜想，與實際情況可能會有很大偏差，還有待考古學者做出更多的勘察、發掘與研究。但不管怎樣，西漢列侯的墓園，其總體構成，是一定要將其祔葬墓包括在內的。這樣一來，我們連同祔葬區域在內通觀富平侯墓園的結構，就可以看到與海昏侯墓園非常相近的平面佈局形式——二者都是把主墓安置在墓園的西南，而在墓園的北部和東部，為祔葬區域。
這兩座墓園看似稍有出入的，只是在富平侯墓兆溝的西部偏北，還有一處墓葬，而在海昏侯墓園中，在主墓劉賀墓的西部，是沒有其他墳墓的。這座墓目前也被張仲立先生定為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但是否屬實，還可以進一步考察。即便此墓確屬主墓張安世墓的祔葬墓，估計也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並不影響富平侯墓園的總體佈局形式。
綜上所述，結合富平侯張安世的墓園，可以進一步認定海昏侯墓園的佈局形式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之間的對應關係，為我們認識西漢時期的空間觀念提供重大幫助。
最後附帶說明一下，竊以為在一般情況下，一座列侯墓園之內，似乎不應當安葬兩位以上的列侯。蓋依照西漢的《葬律》，雙重牆垣之制的墓園，使得內垣裡外兩個區域的尊卑主從地位區隔明顯，同為列侯，不能因其輩分較低即被等同於普通祔葬人員下葬。否則的話，便無法體現與家族以外各個列侯的平等地位。結合前面的論述，可以大致推測，列侯的後世子孫，若是同有列侯爵位，就應當另立墓園，不再祔葬於先人墓園之內。依照這樣的推論，張仲立先生以為富平侯墓園中的M4“可能是該家族某一代列侯的墓葬”的說法 ，或許可以再加斟酌。考慮到張安世陪葬杜陵，只是皇帝特別的恩賜，而其子延壽即已改封平原，一代代後世侯爵另闢墓園以別自安葬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2018年 1月 29日晚記
海昏侯劉賀（精裝版）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13 定價: 68.00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學術熱點，一則它位列 “2015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但更重要的是墓主人劉賀的傳奇經歷與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本書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作者以文獻記載的劉賀生平為縱線，結合出土的文物，將漢武帝晚年至漢宣帝時期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詳細解說；又通過分析劉賀的經歷與行事，揭示其個人的生活環境與性格特徵，指出劉賀的戲劇化人生，既是時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海昏侯新論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06 定價: 66.00
《海昏侯新論》是《海昏侯劉賀》的姊妹篇，也是它的進階讀物。
結合不斷刊佈的海昏侯墓文獻、文物，作者依據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對《海昏侯劉賀》中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諸如“海昏”名稱的涵義、劉賀墓園的平面佈局形態及其與漢長安城平面佈局的關係、墓室出土《論語》殘簡的文獻學價值、所謂“馬蹄金”的政治文化意義及其與秦漢間金幣形制的關係等進行深入探究，希望在社會文化和學術研究兩方面都能夠對海昏侯相關問題的研究有實質性意義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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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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