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為什麼海昏侯墓的黃金製品不能叫“馬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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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活動預告-

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海昏侯新論》北京讀者見面會

主講人：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間：2019年7月21日（週日）14:30-16:30

地點：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分店（北京市朝陽區北三里屯南43號）

主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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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 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 : 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等。

*文章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所謂‘馬蹄金’的名稱與戰國秦漢間金幣形制的演變”一文，微信篇幅有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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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 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 : 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等。

*文章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所謂‘馬蹄金’的名稱與戰國秦漢間金幣形制的演變”一文，微信篇幅有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漆器

文 | 辛德勇

在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出土有較大一批黃金製品，其中兩種為動物蹄趾造型，一種底面近似橢圓形，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稱前者為“麟趾金”，後者為“馬蹄金”。這些黃金製品，出土後在南昌、北京等地展覽，也是被如此稱呼。

對此，起初我並沒有多加留意，以為不過是一種便宜的說法，一般講講，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前一段時間接受某電視專題片採訪，製作這部專題片的人員詢問我對“馬蹄金”的看法，當我糾正這一叫法的錯誤時，看到製片人員感到愕然，這才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專門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整理的學者，或許因為煩碎的文物處理工作耗費大量精力，還顧不上去考慮其正確寫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因為這一專題片的製作者一直在考古工地拍攝發掘過程，做過很多電視報道，與相關學者相與切磋日久，竟不知這一稱謂並非其本來的名稱，說明這是一個暫時被忽略的事項。

由於這兩種造型特殊的黃金製品受到社會大眾的極大關注，而其名稱又與西漢一些重要事件緊密關聯，因而有必要及時對此適當加以說明。具體地說，“麟趾金”的稱謂並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馬蹄金”一稱很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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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漆器

文 | 辛德勇

在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出土有較大一批黃金製品，其中兩種為動物蹄趾造型，一種底面近似橢圓形，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稱前者為“麟趾金”，後者為“馬蹄金”。這些黃金製品，出土後在南昌、北京等地展覽，也是被如此稱呼。

對此，起初我並沒有多加留意，以為不過是一種便宜的說法，一般講講，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前一段時間接受某電視專題片採訪，製作這部專題片的人員詢問我對“馬蹄金”的看法，當我糾正這一叫法的錯誤時，看到製片人員感到愕然，這才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專門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整理的學者，或許因為煩碎的文物處理工作耗費大量精力，還顧不上去考慮其正確寫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因為這一專題片的製作者一直在考古工地拍攝發掘過程，做過很多電視報道，與相關學者相與切磋日久，竟不知這一稱謂並非其本來的名稱，說明這是一個暫時被忽略的事項。

由於這兩種造型特殊的黃金製品受到社會大眾的極大關注，而其名稱又與西漢一些重要事件緊密關聯，因而有必要及時對此適當加以說明。具體地說，“麟趾金”的稱謂並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馬蹄金”一稱很不準確。

海昏侯墓馬蹄金、麟趾金出土現場

所謂“麟趾金”和“馬蹄金”，其產生緣由見於《漢書·武帝紀》：

（太始）二年（前95）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上面的文字，一清二楚，是“褭蹏”而不是“馬蹄”。

那麼，究竟什麼是“褭蹏”、什麼是“馬蹄”，二者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查閱常用的辭書，如《漢語大詞典》，我們會看到“褭”字的本義，是“以絲帶繫馬”，由此引申的語義，乃“代稱馬名”，亦即某一種馬的名稱，例如古有“要褭”一稱，指的是“駿馬”。儘管“駿馬”不能等同於所有的馬匹，但若是將這一稱謂稍加泛化，那麼，在今天，把“褭蹏”寫作“馬蹄”，倒也大致說得過去。蓋“蹏”就是“蹄”的異寫，二者之間，並沒有實質性差別，對這兩個字就沒有必要深究了。

問題是這次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有特殊的緣由和目的的，這種特殊的緣由和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褭蹏”之上所承負的馬身與九州之內所有各種馬匹等量齊觀。

致使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的具體前因，是他在“郊見上帝”時“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以及“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這三件事情。所謂“白麟”也就是白色的麒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是因為究竟什麼是麒麟也沒有人能夠說個明白，只是歷代相傳，以為它是一種神獸。就像火星人的形象總是要和現實世界凡人的模樣具有很多聯繫一樣，麒麟也不能完全憑空臆造，大致是由某種鹿類食草動物脫胎而來。因此，不妨把“白麟”看作基因產生突變的某種“白化”了的畸形鹿類活物。古人往往會把白化的動物視為神異。想想漢代盛行的青龍、白虎等“四神”，就會很容易理解，所謂“白麟”和白虎一樣，絕非凡物，而“麟趾”之金，就是把黃金塑造成此一白麟之趾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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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 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 : 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等。

*文章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所謂‘馬蹄金’的名稱與戰國秦漢間金幣形制的演變”一文，微信篇幅有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漆器

文 | 辛德勇

在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出土有較大一批黃金製品，其中兩種為動物蹄趾造型，一種底面近似橢圓形，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稱前者為“麟趾金”，後者為“馬蹄金”。這些黃金製品，出土後在南昌、北京等地展覽，也是被如此稱呼。

對此，起初我並沒有多加留意，以為不過是一種便宜的說法，一般講講，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前一段時間接受某電視專題片採訪，製作這部專題片的人員詢問我對“馬蹄金”的看法，當我糾正這一叫法的錯誤時，看到製片人員感到愕然，這才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專門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整理的學者，或許因為煩碎的文物處理工作耗費大量精力，還顧不上去考慮其正確寫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因為這一專題片的製作者一直在考古工地拍攝發掘過程，做過很多電視報道，與相關學者相與切磋日久，竟不知這一稱謂並非其本來的名稱，說明這是一個暫時被忽略的事項。

由於這兩種造型特殊的黃金製品受到社會大眾的極大關注，而其名稱又與西漢一些重要事件緊密關聯，因而有必要及時對此適當加以說明。具體地說，“麟趾金”的稱謂並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馬蹄金”一稱很不準確。

海昏侯墓馬蹄金、麟趾金出土現場

所謂“麟趾金”和“馬蹄金”，其產生緣由見於《漢書·武帝紀》：

（太始）二年（前95）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上面的文字，一清二楚，是“褭蹏”而不是“馬蹄”。

那麼，究竟什麼是“褭蹏”、什麼是“馬蹄”，二者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查閱常用的辭書，如《漢語大詞典》，我們會看到“褭”字的本義，是“以絲帶繫馬”，由此引申的語義，乃“代稱馬名”，亦即某一種馬的名稱，例如古有“要褭”一稱，指的是“駿馬”。儘管“駿馬”不能等同於所有的馬匹，但若是將這一稱謂稍加泛化，那麼，在今天，把“褭蹏”寫作“馬蹄”，倒也大致說得過去。蓋“蹏”就是“蹄”的異寫，二者之間，並沒有實質性差別，對這兩個字就沒有必要深究了。

問題是這次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有特殊的緣由和目的的，這種特殊的緣由和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褭蹏”之上所承負的馬身與九州之內所有各種馬匹等量齊觀。

致使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的具體前因，是他在“郊見上帝”時“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以及“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這三件事情。所謂“白麟”也就是白色的麒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是因為究竟什麼是麒麟也沒有人能夠說個明白，只是歷代相傳，以為它是一種神獸。就像火星人的形象總是要和現實世界凡人的模樣具有很多聯繫一樣，麒麟也不能完全憑空臆造，大致是由某種鹿類食草動物脫胎而來。因此，不妨把“白麟”看作基因產生突變的某種“白化”了的畸形鹿類活物。古人往往會把白化的動物視為神異。想想漢代盛行的青龍、白虎等“四神”，就會很容易理解，所謂“白麟”和白虎一樣，絕非凡物，而“麟趾”之金，就是把黃金塑造成此一白麟之趾的形狀。

與麟趾金性質相同，“褭蹏金”所模擬的馬蹄，也不是凡馬。比不清不楚的“白麟”更加神異的是，《漢書·武帝紀》直接把這種馬記作“天馬”。如上所見，《漢書·武帝紀》說這種“天馬”是在“渥窪水”中被發現的。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天馬怎麼生在了水裡？這豈不成了“海馬”？且慢，《漢書·武帝紀》對其真相另有記載如次：

［元鼎四年（前113）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窪水中。

看這實實在在的客觀記述，還只是凡馬而不是天馬。不過，《漢書·武帝紀》中緊接下來的記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內容：

作《寶鼎》《天馬之歌》。

這當然是講漢武大帝為后土祠旁新得之鼎和渥窪水中所生之馬賦詞作歌。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眼裡，這是一匹天馬；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

我說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是因為獻馬的人先這樣說過。《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引漢魏間人李斐語云：

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雲從水中出。

這位暴利長向皇帝獻媚求榮的慾望雖很強烈，但畢竟知道這匹奇馬沒有翅膀是飛不起來的，將其“神化”的方式只是謊稱出自水中，到了漢武帝的嘴裡，竟搖身一變，成了橫空出世的“天馬”。

漢武帝寫這首《天馬之歌》，見載於《漢書·禮樂志》。為清楚展示漢武帝的用意，茲全文抄錄於下：

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倜）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太一”是天帝的別名，唐朝人顏師古解釋說，“太一況，天馬下”，是講“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這就明確地把得自渥窪水中的野馬神化成了天帝賜下的神馬，而與其相匹配的生物，只能是龍，故歌詞以“龍為友”作結。這樣的神馬，也不妨姑且稱之為“龍馬”。歌詞中的“籋浮雲”，曹魏時人蘇林釋之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這是講天馬在雲上奔馳的具體形態。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馬踏飛燕”銅奔馬，其馬足下踏飛鳥，亦即猶如騰空躡雲，從中可以領略漢武帝歌詠的天馬形象。實際上，東漢人應劭在註釋《漢書·武帝紀》時，即曾描述“褭蹏”之上載負的“要褭”之馬說：“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嘿身，一日行萬五千裡也。”一天跑上一萬五千裡，這不是天馬，也是天馬；不是神馬，也是神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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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 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 : 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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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漆器

文 | 辛德勇

在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出土有較大一批黃金製品，其中兩種為動物蹄趾造型，一種底面近似橢圓形，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稱前者為“麟趾金”，後者為“馬蹄金”。這些黃金製品，出土後在南昌、北京等地展覽，也是被如此稱呼。

對此，起初我並沒有多加留意，以為不過是一種便宜的說法，一般講講，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前一段時間接受某電視專題片採訪，製作這部專題片的人員詢問我對“馬蹄金”的看法，當我糾正這一叫法的錯誤時，看到製片人員感到愕然，這才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專門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整理的學者，或許因為煩碎的文物處理工作耗費大量精力，還顧不上去考慮其正確寫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因為這一專題片的製作者一直在考古工地拍攝發掘過程，做過很多電視報道，與相關學者相與切磋日久，竟不知這一稱謂並非其本來的名稱，說明這是一個暫時被忽略的事項。

由於這兩種造型特殊的黃金製品受到社會大眾的極大關注，而其名稱又與西漢一些重要事件緊密關聯，因而有必要及時對此適當加以說明。具體地說，“麟趾金”的稱謂並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馬蹄金”一稱很不準確。

海昏侯墓馬蹄金、麟趾金出土現場

所謂“麟趾金”和“馬蹄金”，其產生緣由見於《漢書·武帝紀》：

（太始）二年（前95）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上面的文字，一清二楚，是“褭蹏”而不是“馬蹄”。

那麼，究竟什麼是“褭蹏”、什麼是“馬蹄”，二者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查閱常用的辭書，如《漢語大詞典》，我們會看到“褭”字的本義，是“以絲帶繫馬”，由此引申的語義，乃“代稱馬名”，亦即某一種馬的名稱，例如古有“要褭”一稱，指的是“駿馬”。儘管“駿馬”不能等同於所有的馬匹，但若是將這一稱謂稍加泛化，那麼，在今天，把“褭蹏”寫作“馬蹄”，倒也大致說得過去。蓋“蹏”就是“蹄”的異寫，二者之間，並沒有實質性差別，對這兩個字就沒有必要深究了。

問題是這次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有特殊的緣由和目的的，這種特殊的緣由和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褭蹏”之上所承負的馬身與九州之內所有各種馬匹等量齊觀。

致使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的具體前因，是他在“郊見上帝”時“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以及“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這三件事情。所謂“白麟”也就是白色的麒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是因為究竟什麼是麒麟也沒有人能夠說個明白，只是歷代相傳，以為它是一種神獸。就像火星人的形象總是要和現實世界凡人的模樣具有很多聯繫一樣，麒麟也不能完全憑空臆造，大致是由某種鹿類食草動物脫胎而來。因此，不妨把“白麟”看作基因產生突變的某種“白化”了的畸形鹿類活物。古人往往會把白化的動物視為神異。想想漢代盛行的青龍、白虎等“四神”，就會很容易理解，所謂“白麟”和白虎一樣，絕非凡物，而“麟趾”之金，就是把黃金塑造成此一白麟之趾的形狀。

與麟趾金性質相同，“褭蹏金”所模擬的馬蹄，也不是凡馬。比不清不楚的“白麟”更加神異的是，《漢書·武帝紀》直接把這種馬記作“天馬”。如上所見，《漢書·武帝紀》說這種“天馬”是在“渥窪水”中被發現的。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天馬怎麼生在了水裡？這豈不成了“海馬”？且慢，《漢書·武帝紀》對其真相另有記載如次：

［元鼎四年（前113）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窪水中。

看這實實在在的客觀記述，還只是凡馬而不是天馬。不過，《漢書·武帝紀》中緊接下來的記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內容：

作《寶鼎》《天馬之歌》。

這當然是講漢武大帝為后土祠旁新得之鼎和渥窪水中所生之馬賦詞作歌。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眼裡，這是一匹天馬；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

我說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是因為獻馬的人先這樣說過。《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引漢魏間人李斐語云：

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雲從水中出。

這位暴利長向皇帝獻媚求榮的慾望雖很強烈，但畢竟知道這匹奇馬沒有翅膀是飛不起來的，將其“神化”的方式只是謊稱出自水中，到了漢武帝的嘴裡，竟搖身一變，成了橫空出世的“天馬”。

漢武帝寫這首《天馬之歌》，見載於《漢書·禮樂志》。為清楚展示漢武帝的用意，茲全文抄錄於下：

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倜）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太一”是天帝的別名，唐朝人顏師古解釋說，“太一況，天馬下”，是講“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這就明確地把得自渥窪水中的野馬神化成了天帝賜下的神馬，而與其相匹配的生物，只能是龍，故歌詞以“龍為友”作結。這樣的神馬，也不妨姑且稱之為“龍馬”。歌詞中的“籋浮雲”，曹魏時人蘇林釋之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這是講天馬在雲上奔馳的具體形態。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馬踏飛燕”銅奔馬，其馬足下踏飛鳥，亦即猶如騰空躡雲，從中可以領略漢武帝歌詠的天馬形象。實際上，東漢人應劭在註釋《漢書·武帝紀》時，即曾描述“褭蹏”之上載負的“要褭”之馬說：“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嘿身，一日行萬五千裡也。”一天跑上一萬五千裡，這不是天馬，也是天馬；不是神馬，也是神馬了。

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馬踏飛燕”銅奔馬

《漢書·禮樂志》記此歌系“元狩三年（前120）馬生渥窪水中作” ，如上所述，《漢書·武帝紀》本已明確記載，所謂“馬生渥窪水中”，事在元鼎四年的秋天，《漢書·武帝紀》繼之在下一年的元鼎五年，復記載漢武帝於是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之時，“立泰畤於甘泉”，並於此親祠太一，下詔曰：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徵不服。”親省邊垂（陲），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袒。

漢武帝在祠祀太一時著重講述了寶鼎、天馬兩大天瑞的意義，這正與《天馬之歌》開篇即唱頌“太一況”的情形相契合，更清楚地表明兩處講的是同一件事。漢武帝在這篇詔書中，還把后土祠旁出鼎與渥窪水中出馬兩件事並列在一起，並把這兩大吉瑞的出現，緊繼於漢武帝親巡后土祠之後。后土祠在河東的汾陰，而漢武帝此番東幸汾陰，乃是在元鼎四年年初的十一月甲子（按：當時是以十月為歲首，也就是每年是從十月開始過的），目的是“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 ，因知此前汾陰並無后土之祠，故元鼎五年詔書中所說“巡祭后土以祈豐年”與之應為一事，而“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只能是指元鼎四年六月獲鼎得馬之事。結論只能是《禮樂志》載述的年代存在舛誤。

元鼎四年這個年份，對於漢武帝來說，與所謂“元狩三年”是有很大不同的。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在這前一年的元鼎三年，漢廷出現了一項亙古未有的事件：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雲。

簡單地說，就是朝廷有關部門提議，紀年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的形式，來稱謂已經過去的四個“紀元”，而要用某種“天瑞”，把漢武帝即位以來的第一個紀元改稱為“建元”，第二個紀元改稱為“元光”，第三個紀元改稱為“元朔”，第四個紀元改稱為“元狩”。結合“建元”“元光”“元朔”“元狩”這些年號的實際使用情況，可知結果是漢武帝採納了這一建議。

從表面上看，這一舉措似乎更多的只是一種技術性的安排。即在此之前，漢武帝每隔六年就改換一次紀元，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的形式，往復循環，周而復始。到所謂“元鼎三年”的時候，實際上是進入了第五次改元之後的第三個年頭，當時並沒有“元鼎”這個年號。當舊元已更，新元啟用之後，稱謂已經過去了的年代，就分別呼之曰一元某年、二元某年、三元某年、四元某年，依此類推，所謂“以一二數”，講的就是這種方式。長此以往，這些以序數表述的紀元，很容易產生混淆，對處理文書檔案以及相關行政事務，極為不便。若是分別給每一個過去的紀元定立一個專門的名稱，自然就會很容易區分彼此。所以，從紀年記述角度看，“有司”提出上述建議，也可以說是用以改變漢武帝連續不停改元所造成的紀年混亂局面，便利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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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活動預告-

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海昏侯新論》北京讀者見面會

主講人：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間：2019年7月21日（週日）14:30-16:30

地點：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分店（北京市朝陽區北三里屯南43號）

主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 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 : 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等。

*文章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所謂‘馬蹄金’的名稱與戰國秦漢間金幣形制的演變”一文，微信篇幅有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漆器

文 | 辛德勇

在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出土有較大一批黃金製品，其中兩種為動物蹄趾造型，一種底面近似橢圓形，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稱前者為“麟趾金”，後者為“馬蹄金”。這些黃金製品，出土後在南昌、北京等地展覽，也是被如此稱呼。

對此，起初我並沒有多加留意，以為不過是一種便宜的說法，一般講講，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前一段時間接受某電視專題片採訪，製作這部專題片的人員詢問我對“馬蹄金”的看法，當我糾正這一叫法的錯誤時，看到製片人員感到愕然，這才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專門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整理的學者，或許因為煩碎的文物處理工作耗費大量精力，還顧不上去考慮其正確寫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因為這一專題片的製作者一直在考古工地拍攝發掘過程，做過很多電視報道，與相關學者相與切磋日久，竟不知這一稱謂並非其本來的名稱，說明這是一個暫時被忽略的事項。

由於這兩種造型特殊的黃金製品受到社會大眾的極大關注，而其名稱又與西漢一些重要事件緊密關聯，因而有必要及時對此適當加以說明。具體地說，“麟趾金”的稱謂並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馬蹄金”一稱很不準確。

海昏侯墓馬蹄金、麟趾金出土現場

所謂“麟趾金”和“馬蹄金”，其產生緣由見於《漢書·武帝紀》：

（太始）二年（前95）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上面的文字，一清二楚，是“褭蹏”而不是“馬蹄”。

那麼，究竟什麼是“褭蹏”、什麼是“馬蹄”，二者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查閱常用的辭書，如《漢語大詞典》，我們會看到“褭”字的本義，是“以絲帶繫馬”，由此引申的語義，乃“代稱馬名”，亦即某一種馬的名稱，例如古有“要褭”一稱，指的是“駿馬”。儘管“駿馬”不能等同於所有的馬匹，但若是將這一稱謂稍加泛化，那麼，在今天，把“褭蹏”寫作“馬蹄”，倒也大致說得過去。蓋“蹏”就是“蹄”的異寫，二者之間，並沒有實質性差別，對這兩個字就沒有必要深究了。

問題是這次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有特殊的緣由和目的的，這種特殊的緣由和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褭蹏”之上所承負的馬身與九州之內所有各種馬匹等量齊觀。

致使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的具體前因，是他在“郊見上帝”時“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以及“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這三件事情。所謂“白麟”也就是白色的麒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是因為究竟什麼是麒麟也沒有人能夠說個明白，只是歷代相傳，以為它是一種神獸。就像火星人的形象總是要和現實世界凡人的模樣具有很多聯繫一樣，麒麟也不能完全憑空臆造，大致是由某種鹿類食草動物脫胎而來。因此，不妨把“白麟”看作基因產生突變的某種“白化”了的畸形鹿類活物。古人往往會把白化的動物視為神異。想想漢代盛行的青龍、白虎等“四神”，就會很容易理解，所謂“白麟”和白虎一樣，絕非凡物，而“麟趾”之金，就是把黃金塑造成此一白麟之趾的形狀。

與麟趾金性質相同，“褭蹏金”所模擬的馬蹄，也不是凡馬。比不清不楚的“白麟”更加神異的是，《漢書·武帝紀》直接把這種馬記作“天馬”。如上所見，《漢書·武帝紀》說這種“天馬”是在“渥窪水”中被發現的。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天馬怎麼生在了水裡？這豈不成了“海馬”？且慢，《漢書·武帝紀》對其真相另有記載如次：

［元鼎四年（前113）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窪水中。

看這實實在在的客觀記述，還只是凡馬而不是天馬。不過，《漢書·武帝紀》中緊接下來的記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內容：

作《寶鼎》《天馬之歌》。

這當然是講漢武大帝為后土祠旁新得之鼎和渥窪水中所生之馬賦詞作歌。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眼裡，這是一匹天馬；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

我說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是因為獻馬的人先這樣說過。《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引漢魏間人李斐語云：

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雲從水中出。

這位暴利長向皇帝獻媚求榮的慾望雖很強烈，但畢竟知道這匹奇馬沒有翅膀是飛不起來的，將其“神化”的方式只是謊稱出自水中，到了漢武帝的嘴裡，竟搖身一變，成了橫空出世的“天馬”。

漢武帝寫這首《天馬之歌》，見載於《漢書·禮樂志》。為清楚展示漢武帝的用意，茲全文抄錄於下：

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倜）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太一”是天帝的別名，唐朝人顏師古解釋說，“太一況，天馬下”，是講“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這就明確地把得自渥窪水中的野馬神化成了天帝賜下的神馬，而與其相匹配的生物，只能是龍，故歌詞以“龍為友”作結。這樣的神馬，也不妨姑且稱之為“龍馬”。歌詞中的“籋浮雲”，曹魏時人蘇林釋之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這是講天馬在雲上奔馳的具體形態。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馬踏飛燕”銅奔馬，其馬足下踏飛鳥，亦即猶如騰空躡雲，從中可以領略漢武帝歌詠的天馬形象。實際上，東漢人應劭在註釋《漢書·武帝紀》時，即曾描述“褭蹏”之上載負的“要褭”之馬說：“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嘿身，一日行萬五千裡也。”一天跑上一萬五千裡，這不是天馬，也是天馬；不是神馬，也是神馬了。

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馬踏飛燕”銅奔馬

《漢書·禮樂志》記此歌系“元狩三年（前120）馬生渥窪水中作” ，如上所述，《漢書·武帝紀》本已明確記載，所謂“馬生渥窪水中”，事在元鼎四年的秋天，《漢書·武帝紀》繼之在下一年的元鼎五年，復記載漢武帝於是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之時，“立泰畤於甘泉”，並於此親祠太一，下詔曰：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徵不服。”親省邊垂（陲），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袒。

漢武帝在祠祀太一時著重講述了寶鼎、天馬兩大天瑞的意義，這正與《天馬之歌》開篇即唱頌“太一況”的情形相契合，更清楚地表明兩處講的是同一件事。漢武帝在這篇詔書中，還把后土祠旁出鼎與渥窪水中出馬兩件事並列在一起，並把這兩大吉瑞的出現，緊繼於漢武帝親巡后土祠之後。后土祠在河東的汾陰，而漢武帝此番東幸汾陰，乃是在元鼎四年年初的十一月甲子（按：當時是以十月為歲首，也就是每年是從十月開始過的），目的是“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 ，因知此前汾陰並無后土之祠，故元鼎五年詔書中所說“巡祭后土以祈豐年”與之應為一事，而“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只能是指元鼎四年六月獲鼎得馬之事。結論只能是《禮樂志》載述的年代存在舛誤。

元鼎四年這個年份，對於漢武帝來說，與所謂“元狩三年”是有很大不同的。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在這前一年的元鼎三年，漢廷出現了一項亙古未有的事件：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雲。

簡單地說，就是朝廷有關部門提議，紀年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的形式，來稱謂已經過去的四個“紀元”，而要用某種“天瑞”，把漢武帝即位以來的第一個紀元改稱為“建元”，第二個紀元改稱為“元光”，第三個紀元改稱為“元朔”，第四個紀元改稱為“元狩”。結合“建元”“元光”“元朔”“元狩”這些年號的實際使用情況，可知結果是漢武帝採納了這一建議。

從表面上看，這一舉措似乎更多的只是一種技術性的安排。即在此之前，漢武帝每隔六年就改換一次紀元，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的形式，往復循環，周而復始。到所謂“元鼎三年”的時候，實際上是進入了第五次改元之後的第三個年頭，當時並沒有“元鼎”這個年號。當舊元已更，新元啟用之後，稱謂已經過去了的年代，就分別呼之曰一元某年、二元某年、三元某年、四元某年，依此類推，所謂“以一二數”，講的就是這種方式。長此以往，這些以序數表述的紀元，很容易產生混淆，對處理文書檔案以及相關行政事務，極為不便。若是分別給每一個過去的紀元定立一個專門的名稱，自然就會很容易區分彼此。所以，從紀年記述角度看，“有司”提出上述建議，也可以說是用以改變漢武帝連續不停改元所造成的紀年混亂局面，便利行政管理。

漢武帝像

但是，在剝開這層表面的技術性原因之後，我們會很容易地看到，其新定的紀元形式之所以要“以天瑞命”，就是用某種上天顯現的吉瑞徵兆來命名。這樣的行為，在當時還僅限於追記既往。其政治寓意，在九年之後，才更清楚地體現出來。這一年，漢武帝定名當年為太初元年（前104），即在現實生活中，正式採用了這樣的方式來紀年，也就是建立了“年號”紀年的制度，而劉徹採用這一紀年方式的實質性意義，在於凸顯皇帝君權天授的至高無上；更具體地說，就是大大高居於劉氏其他皇子的頭頂，這也就是漢武帝在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詔書中所說的“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因為在此之前，漢家各個諸侯王也同天子一樣，是徑以自己在位的年數來作為王國的紀年，亦即均徒稱元年、二年、三年。現在天子有了以上天瑞應命名的“年號”，與其他諸侯王之間，就標明瞭判然不同的界限，同時也拉開了不可逾越的距離。

年號，作為一個顯著的標誌，昭示了皇帝與諸侯王之間天差地別的位分限隔，明確警示諸侯王們不得妄生非分之想。這一舉措，意義極為重要。蓋秦始皇野蠻征服關東六國諸侯之後，建立起政令同一的郡縣制龐大帝國，至西漢初年劉邦又倒退半步，不得不實行分封與郡縣並行的雙重政體，各地諸侯王的權勢地位對中央集權構成一定威脅，最嚴重時甚至發生吳楚七國之亂那樣的嚴重危機。漢武帝時期，在利用推恩令等大力削弱各諸侯王國實力的同時，在禮儀制度上也對各諸侯王予以強力壓制，年號制度的實施，即為其中一項重要措施，也標誌著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諸侯王對朝廷的嚴重威脅已經基本解除。

從更長遠的歷史發展大勢來看，從秦始皇初創唯朕一人獨裁的大帝國，到漢武帝太初改制，可以說是這種高度集權體制得以確立的一個時段。這個變化太過劇烈了，不能一蹴而就，所以，秦才會二世而亡，才會有西漢初年在一定範圍重行分封。在這一時段的兩端，各有一個極具標誌性而又非常簡單的創制：嬴政甫統一全國即創行了“皇帝”名號，劉徹則在太初元年創立了年號紀年制度。至於漢武帝在現實生活中採用年號紀年為什麼一定選在太初元年，這是因為漢武帝根據相關天文條件，決定在這一年改革曆法，史稱“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也就是所謂“改正朔” 。這是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舉措，所謂“太初改制”正是以此番正朔的更改為首要標誌，年號的啟用與之並行，可以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在這一大背景下，再來看元鼎三年在追溯既往史事時以年號紀元這一舉措的歷史意義，我想，人們應不難發現，朝廷這次以某一紀元期間所出現的“天瑞”來命名已經過去了的這一紀元，實質上是為了在現實生活中正式啟用年號紀年來預先營造氛圍。至於所謂“有司言”云云不過是漢武帝指使相關官員陳奏或是佞臣揣摩上意的獻媚之詞而已，這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運作中是再常用不過的老套路，殊不必拘泥其字面含義。

緊繼其後的下一年，亦即元鼎四年，就出現了后土祠旁出寶鼎和渥窪水中出天馬這兩大奇異事件，劉徹當即製作《寶鼎之歌》和《天馬之歌》，宣示對這兩大奇事的尊崇和“定性”。汾陰后土祠旁出土寶鼎（當然只能是商周時期的古鼎）一事，後來被視作漢武帝第五紀元的天瑞，因之追定這一紀元的名稱為“元鼎”。寶鼎既被如此重視，那匹被漢武帝定名為“天馬”的野馬，自然也是一大“天瑞”。

其實漢武帝在元鼎四年視敦煌野馬為“天馬”，並不是說驟然之間心血來潮所致，這本身也有一個醞釀過程。此前兩年，亦即元鼎二年，張騫出使烏孫歸來，帶回烏孫良馬數十匹，而在張騫返回漢廷之前，漢武帝以《易》占筮，即已卜得“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好”，遂“名曰‘天馬’ ”。漢武帝想把烏孫的良馬說成是神異的“天馬”，但它畢竟是張騫從烏孫帶回來的，好則好矣，但確實一點兒也不神異。於是，就有了那位敦煌刑徒暴利長迎合上意獻上所謂“水生”野馬的事情，這匹出處神異的野馬，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神化成了地道的“天馬”。

需要說明的是，後來在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獲大宛汗血馬，較諸烏孫馬更為強壯，漢武帝又命名此馬為“天馬”，並更名烏孫馬為“西極”，還為此寫下一首《西極天馬之歌》，也載錄於《漢書·禮樂志》。漢武帝這次稱譽大宛的汗血寶馬為“天馬”，其涵義與元鼎四年在敦煌所獲取者已有很大不同。漢武帝在《西極天馬之歌》的開篇，述之雲“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即謂此馬來自極西的遠方，這與他在元鼎四年《天馬歌》中將渥窪水邊捕獲的野馬說成是太一所賜，存在著本質性差異。現在讓我們回過頭再來看“麟趾金”的問題。如前所述，“麟趾金”一名，緣於漢武帝西登隴首所獲取的“白麟”，而獲取這一“白麟”，是在漢武帝第四紀元之第五年，前引《史記·封禪書》稱將此紀元追定為“元狩”是因為在這一紀元期間嘗“郊得一角獸”，指的就是這次“獲麟”。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的眼中，這也是一大“天瑞”。

正因為“西登隴首獲白麟”和“渥窪水出天馬”都是難得一現的祥瑞，同時“泰山見黃金”也是一大祥瑞，所以漢武帝才會“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具體地說，就是以“麟趾金”來協和“西登隴首獲白麟”這一天瑞，以“褭蹏金”來協和“渥窪水出天馬”這一天瑞。理解這一點，就不難判明，“褭蹏”的“褭”，應是特指漢武帝所說的“天馬”，它和“麟趾”的“麟”一樣，是上天賜下的祥瑞，絕不能混同於世間的凡馬，因而“褭蹄金”也就不能寫成“馬蹄金”。若是像現在這樣，將其隨便寫成“馬蹄金”，就湮沒了上述特定的歷史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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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活動預告-

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海昏侯新論》北京讀者見面會

主講人：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間：2019年7月21日（週日）14:30-16:30

地點：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分店（北京市朝陽區北三里屯南43號）

主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 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 : 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等。

*文章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所謂‘馬蹄金’的名稱與戰國秦漢間金幣形制的演變”一文，微信篇幅有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漆器

文 | 辛德勇

在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出土有較大一批黃金製品，其中兩種為動物蹄趾造型，一種底面近似橢圓形，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稱前者為“麟趾金”，後者為“馬蹄金”。這些黃金製品，出土後在南昌、北京等地展覽，也是被如此稱呼。

對此，起初我並沒有多加留意，以為不過是一種便宜的說法，一般講講，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前一段時間接受某電視專題片採訪，製作這部專題片的人員詢問我對“馬蹄金”的看法，當我糾正這一叫法的錯誤時，看到製片人員感到愕然，這才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專門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整理的學者，或許因為煩碎的文物處理工作耗費大量精力，還顧不上去考慮其正確寫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因為這一專題片的製作者一直在考古工地拍攝發掘過程，做過很多電視報道，與相關學者相與切磋日久，竟不知這一稱謂並非其本來的名稱，說明這是一個暫時被忽略的事項。

由於這兩種造型特殊的黃金製品受到社會大眾的極大關注，而其名稱又與西漢一些重要事件緊密關聯，因而有必要及時對此適當加以說明。具體地說，“麟趾金”的稱謂並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馬蹄金”一稱很不準確。

海昏侯墓馬蹄金、麟趾金出土現場

所謂“麟趾金”和“馬蹄金”，其產生緣由見於《漢書·武帝紀》：

（太始）二年（前95）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上面的文字，一清二楚，是“褭蹏”而不是“馬蹄”。

那麼，究竟什麼是“褭蹏”、什麼是“馬蹄”，二者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查閱常用的辭書，如《漢語大詞典》，我們會看到“褭”字的本義，是“以絲帶繫馬”，由此引申的語義，乃“代稱馬名”，亦即某一種馬的名稱，例如古有“要褭”一稱，指的是“駿馬”。儘管“駿馬”不能等同於所有的馬匹，但若是將這一稱謂稍加泛化，那麼，在今天，把“褭蹏”寫作“馬蹄”，倒也大致說得過去。蓋“蹏”就是“蹄”的異寫，二者之間，並沒有實質性差別，對這兩個字就沒有必要深究了。

問題是這次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有特殊的緣由和目的的，這種特殊的緣由和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褭蹏”之上所承負的馬身與九州之內所有各種馬匹等量齊觀。

致使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的具體前因，是他在“郊見上帝”時“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以及“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這三件事情。所謂“白麟”也就是白色的麒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是因為究竟什麼是麒麟也沒有人能夠說個明白，只是歷代相傳，以為它是一種神獸。就像火星人的形象總是要和現實世界凡人的模樣具有很多聯繫一樣，麒麟也不能完全憑空臆造，大致是由某種鹿類食草動物脫胎而來。因此，不妨把“白麟”看作基因產生突變的某種“白化”了的畸形鹿類活物。古人往往會把白化的動物視為神異。想想漢代盛行的青龍、白虎等“四神”，就會很容易理解，所謂“白麟”和白虎一樣，絕非凡物，而“麟趾”之金，就是把黃金塑造成此一白麟之趾的形狀。

與麟趾金性質相同，“褭蹏金”所模擬的馬蹄，也不是凡馬。比不清不楚的“白麟”更加神異的是，《漢書·武帝紀》直接把這種馬記作“天馬”。如上所見，《漢書·武帝紀》說這種“天馬”是在“渥窪水”中被發現的。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天馬怎麼生在了水裡？這豈不成了“海馬”？且慢，《漢書·武帝紀》對其真相另有記載如次：

［元鼎四年（前113）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窪水中。

看這實實在在的客觀記述，還只是凡馬而不是天馬。不過，《漢書·武帝紀》中緊接下來的記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內容：

作《寶鼎》《天馬之歌》。

這當然是講漢武大帝為后土祠旁新得之鼎和渥窪水中所生之馬賦詞作歌。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眼裡，這是一匹天馬；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

我說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是因為獻馬的人先這樣說過。《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引漢魏間人李斐語云：

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雲從水中出。

這位暴利長向皇帝獻媚求榮的慾望雖很強烈，但畢竟知道這匹奇馬沒有翅膀是飛不起來的，將其“神化”的方式只是謊稱出自水中，到了漢武帝的嘴裡，竟搖身一變，成了橫空出世的“天馬”。

漢武帝寫這首《天馬之歌》，見載於《漢書·禮樂志》。為清楚展示漢武帝的用意，茲全文抄錄於下：

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倜）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太一”是天帝的別名，唐朝人顏師古解釋說，“太一況，天馬下”，是講“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這就明確地把得自渥窪水中的野馬神化成了天帝賜下的神馬，而與其相匹配的生物，只能是龍，故歌詞以“龍為友”作結。這樣的神馬，也不妨姑且稱之為“龍馬”。歌詞中的“籋浮雲”，曹魏時人蘇林釋之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這是講天馬在雲上奔馳的具體形態。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馬踏飛燕”銅奔馬，其馬足下踏飛鳥，亦即猶如騰空躡雲，從中可以領略漢武帝歌詠的天馬形象。實際上，東漢人應劭在註釋《漢書·武帝紀》時，即曾描述“褭蹏”之上載負的“要褭”之馬說：“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嘿身，一日行萬五千裡也。”一天跑上一萬五千裡，這不是天馬，也是天馬；不是神馬，也是神馬了。

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馬踏飛燕”銅奔馬

《漢書·禮樂志》記此歌系“元狩三年（前120）馬生渥窪水中作” ，如上所述，《漢書·武帝紀》本已明確記載，所謂“馬生渥窪水中”，事在元鼎四年的秋天，《漢書·武帝紀》繼之在下一年的元鼎五年，復記載漢武帝於是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之時，“立泰畤於甘泉”，並於此親祠太一，下詔曰：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徵不服。”親省邊垂（陲），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袒。

漢武帝在祠祀太一時著重講述了寶鼎、天馬兩大天瑞的意義，這正與《天馬之歌》開篇即唱頌“太一況”的情形相契合，更清楚地表明兩處講的是同一件事。漢武帝在這篇詔書中，還把后土祠旁出鼎與渥窪水中出馬兩件事並列在一起，並把這兩大吉瑞的出現，緊繼於漢武帝親巡后土祠之後。后土祠在河東的汾陰，而漢武帝此番東幸汾陰，乃是在元鼎四年年初的十一月甲子（按：當時是以十月為歲首，也就是每年是從十月開始過的），目的是“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 ，因知此前汾陰並無后土之祠，故元鼎五年詔書中所說“巡祭后土以祈豐年”與之應為一事，而“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只能是指元鼎四年六月獲鼎得馬之事。結論只能是《禮樂志》載述的年代存在舛誤。

元鼎四年這個年份，對於漢武帝來說，與所謂“元狩三年”是有很大不同的。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在這前一年的元鼎三年，漢廷出現了一項亙古未有的事件：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雲。

簡單地說，就是朝廷有關部門提議，紀年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的形式，來稱謂已經過去的四個“紀元”，而要用某種“天瑞”，把漢武帝即位以來的第一個紀元改稱為“建元”，第二個紀元改稱為“元光”，第三個紀元改稱為“元朔”，第四個紀元改稱為“元狩”。結合“建元”“元光”“元朔”“元狩”這些年號的實際使用情況，可知結果是漢武帝採納了這一建議。

從表面上看，這一舉措似乎更多的只是一種技術性的安排。即在此之前，漢武帝每隔六年就改換一次紀元，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的形式，往復循環，周而復始。到所謂“元鼎三年”的時候，實際上是進入了第五次改元之後的第三個年頭，當時並沒有“元鼎”這個年號。當舊元已更，新元啟用之後，稱謂已經過去了的年代，就分別呼之曰一元某年、二元某年、三元某年、四元某年，依此類推，所謂“以一二數”，講的就是這種方式。長此以往，這些以序數表述的紀元，很容易產生混淆，對處理文書檔案以及相關行政事務，極為不便。若是分別給每一個過去的紀元定立一個專門的名稱，自然就會很容易區分彼此。所以，從紀年記述角度看，“有司”提出上述建議，也可以說是用以改變漢武帝連續不停改元所造成的紀年混亂局面，便利行政管理。

漢武帝像

但是，在剝開這層表面的技術性原因之後，我們會很容易地看到，其新定的紀元形式之所以要“以天瑞命”，就是用某種上天顯現的吉瑞徵兆來命名。這樣的行為，在當時還僅限於追記既往。其政治寓意，在九年之後，才更清楚地體現出來。這一年，漢武帝定名當年為太初元年（前104），即在現實生活中，正式採用了這樣的方式來紀年，也就是建立了“年號”紀年的制度，而劉徹採用這一紀年方式的實質性意義，在於凸顯皇帝君權天授的至高無上；更具體地說，就是大大高居於劉氏其他皇子的頭頂，這也就是漢武帝在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詔書中所說的“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因為在此之前，漢家各個諸侯王也同天子一樣，是徑以自己在位的年數來作為王國的紀年，亦即均徒稱元年、二年、三年。現在天子有了以上天瑞應命名的“年號”，與其他諸侯王之間，就標明瞭判然不同的界限，同時也拉開了不可逾越的距離。

年號，作為一個顯著的標誌，昭示了皇帝與諸侯王之間天差地別的位分限隔，明確警示諸侯王們不得妄生非分之想。這一舉措，意義極為重要。蓋秦始皇野蠻征服關東六國諸侯之後，建立起政令同一的郡縣制龐大帝國，至西漢初年劉邦又倒退半步，不得不實行分封與郡縣並行的雙重政體，各地諸侯王的權勢地位對中央集權構成一定威脅，最嚴重時甚至發生吳楚七國之亂那樣的嚴重危機。漢武帝時期，在利用推恩令等大力削弱各諸侯王國實力的同時，在禮儀制度上也對各諸侯王予以強力壓制，年號制度的實施，即為其中一項重要措施，也標誌著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諸侯王對朝廷的嚴重威脅已經基本解除。

從更長遠的歷史發展大勢來看，從秦始皇初創唯朕一人獨裁的大帝國，到漢武帝太初改制，可以說是這種高度集權體制得以確立的一個時段。這個變化太過劇烈了，不能一蹴而就，所以，秦才會二世而亡，才會有西漢初年在一定範圍重行分封。在這一時段的兩端，各有一個極具標誌性而又非常簡單的創制：嬴政甫統一全國即創行了“皇帝”名號，劉徹則在太初元年創立了年號紀年制度。至於漢武帝在現實生活中採用年號紀年為什麼一定選在太初元年，這是因為漢武帝根據相關天文條件，決定在這一年改革曆法，史稱“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也就是所謂“改正朔” 。這是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舉措，所謂“太初改制”正是以此番正朔的更改為首要標誌，年號的啟用與之並行，可以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在這一大背景下，再來看元鼎三年在追溯既往史事時以年號紀元這一舉措的歷史意義，我想，人們應不難發現，朝廷這次以某一紀元期間所出現的“天瑞”來命名已經過去了的這一紀元，實質上是為了在現實生活中正式啟用年號紀年來預先營造氛圍。至於所謂“有司言”云云不過是漢武帝指使相關官員陳奏或是佞臣揣摩上意的獻媚之詞而已，這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運作中是再常用不過的老套路，殊不必拘泥其字面含義。

緊繼其後的下一年，亦即元鼎四年，就出現了后土祠旁出寶鼎和渥窪水中出天馬這兩大奇異事件，劉徹當即製作《寶鼎之歌》和《天馬之歌》，宣示對這兩大奇事的尊崇和“定性”。汾陰后土祠旁出土寶鼎（當然只能是商周時期的古鼎）一事，後來被視作漢武帝第五紀元的天瑞，因之追定這一紀元的名稱為“元鼎”。寶鼎既被如此重視，那匹被漢武帝定名為“天馬”的野馬，自然也是一大“天瑞”。

其實漢武帝在元鼎四年視敦煌野馬為“天馬”，並不是說驟然之間心血來潮所致，這本身也有一個醞釀過程。此前兩年，亦即元鼎二年，張騫出使烏孫歸來，帶回烏孫良馬數十匹，而在張騫返回漢廷之前，漢武帝以《易》占筮，即已卜得“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好”，遂“名曰‘天馬’ ”。漢武帝想把烏孫的良馬說成是神異的“天馬”，但它畢竟是張騫從烏孫帶回來的，好則好矣，但確實一點兒也不神異。於是，就有了那位敦煌刑徒暴利長迎合上意獻上所謂“水生”野馬的事情，這匹出處神異的野馬，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神化成了地道的“天馬”。

需要說明的是，後來在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獲大宛汗血馬，較諸烏孫馬更為強壯，漢武帝又命名此馬為“天馬”，並更名烏孫馬為“西極”，還為此寫下一首《西極天馬之歌》，也載錄於《漢書·禮樂志》。漢武帝這次稱譽大宛的汗血寶馬為“天馬”，其涵義與元鼎四年在敦煌所獲取者已有很大不同。漢武帝在《西極天馬之歌》的開篇，述之雲“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即謂此馬來自極西的遠方，這與他在元鼎四年《天馬歌》中將渥窪水邊捕獲的野馬說成是太一所賜，存在著本質性差異。現在讓我們回過頭再來看“麟趾金”的問題。如前所述，“麟趾金”一名，緣於漢武帝西登隴首所獲取的“白麟”，而獲取這一“白麟”，是在漢武帝第四紀元之第五年，前引《史記·封禪書》稱將此紀元追定為“元狩”是因為在這一紀元期間嘗“郊得一角獸”，指的就是這次“獲麟”。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的眼中，這也是一大“天瑞”。

正因為“西登隴首獲白麟”和“渥窪水出天馬”都是難得一現的祥瑞，同時“泰山見黃金”也是一大祥瑞，所以漢武帝才會“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具體地說，就是以“麟趾金”來協和“西登隴首獲白麟”這一天瑞，以“褭蹏金”來協和“渥窪水出天馬”這一天瑞。理解這一點，就不難判明，“褭蹏”的“褭”，應是特指漢武帝所說的“天馬”，它和“麟趾”的“麟”一樣，是上天賜下的祥瑞，絕不能混同於世間的凡馬，因而“褭蹄金”也就不能寫成“馬蹄金”。若是像現在這樣，將其隨便寫成“馬蹄金”，就湮沒了上述特定的歷史涵義。

海昏侯劉賀（精裝版）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13 定價: 68.00

微信ID:sanlianshu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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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海昏侯新論》北京讀者見面會

主講人：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間：2019年7月21日（週日）14:30-16:30

地點：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分店（北京市朝陽區北三里屯南43號）

主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 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 : 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等。

*文章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所謂‘馬蹄金’的名稱與戰國秦漢間金幣形制的演變”一文，微信篇幅有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漆器

文 | 辛德勇

在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出土有較大一批黃金製品，其中兩種為動物蹄趾造型，一種底面近似橢圓形，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稱前者為“麟趾金”，後者為“馬蹄金”。這些黃金製品，出土後在南昌、北京等地展覽，也是被如此稱呼。

對此，起初我並沒有多加留意，以為不過是一種便宜的說法，一般講講，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前一段時間接受某電視專題片採訪，製作這部專題片的人員詢問我對“馬蹄金”的看法，當我糾正這一叫法的錯誤時，看到製片人員感到愕然，這才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專門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整理的學者，或許因為煩碎的文物處理工作耗費大量精力，還顧不上去考慮其正確寫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因為這一專題片的製作者一直在考古工地拍攝發掘過程，做過很多電視報道，與相關學者相與切磋日久，竟不知這一稱謂並非其本來的名稱，說明這是一個暫時被忽略的事項。

由於這兩種造型特殊的黃金製品受到社會大眾的極大關注，而其名稱又與西漢一些重要事件緊密關聯，因而有必要及時對此適當加以說明。具體地說，“麟趾金”的稱謂並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馬蹄金”一稱很不準確。

海昏侯墓馬蹄金、麟趾金出土現場

所謂“麟趾金”和“馬蹄金”，其產生緣由見於《漢書·武帝紀》：

（太始）二年（前95）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上面的文字，一清二楚，是“褭蹏”而不是“馬蹄”。

那麼，究竟什麼是“褭蹏”、什麼是“馬蹄”，二者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查閱常用的辭書，如《漢語大詞典》，我們會看到“褭”字的本義，是“以絲帶繫馬”，由此引申的語義，乃“代稱馬名”，亦即某一種馬的名稱，例如古有“要褭”一稱，指的是“駿馬”。儘管“駿馬”不能等同於所有的馬匹，但若是將這一稱謂稍加泛化，那麼，在今天，把“褭蹏”寫作“馬蹄”，倒也大致說得過去。蓋“蹏”就是“蹄”的異寫，二者之間，並沒有實質性差別，對這兩個字就沒有必要深究了。

問題是這次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有特殊的緣由和目的的，這種特殊的緣由和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褭蹏”之上所承負的馬身與九州之內所有各種馬匹等量齊觀。

致使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的具體前因，是他在“郊見上帝”時“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以及“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這三件事情。所謂“白麟”也就是白色的麒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是因為究竟什麼是麒麟也沒有人能夠說個明白，只是歷代相傳，以為它是一種神獸。就像火星人的形象總是要和現實世界凡人的模樣具有很多聯繫一樣，麒麟也不能完全憑空臆造，大致是由某種鹿類食草動物脫胎而來。因此，不妨把“白麟”看作基因產生突變的某種“白化”了的畸形鹿類活物。古人往往會把白化的動物視為神異。想想漢代盛行的青龍、白虎等“四神”，就會很容易理解，所謂“白麟”和白虎一樣，絕非凡物，而“麟趾”之金，就是把黃金塑造成此一白麟之趾的形狀。

與麟趾金性質相同，“褭蹏金”所模擬的馬蹄，也不是凡馬。比不清不楚的“白麟”更加神異的是，《漢書·武帝紀》直接把這種馬記作“天馬”。如上所見，《漢書·武帝紀》說這種“天馬”是在“渥窪水”中被發現的。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天馬怎麼生在了水裡？這豈不成了“海馬”？且慢，《漢書·武帝紀》對其真相另有記載如次：

［元鼎四年（前113）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窪水中。

看這實實在在的客觀記述，還只是凡馬而不是天馬。不過，《漢書·武帝紀》中緊接下來的記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內容：

作《寶鼎》《天馬之歌》。

這當然是講漢武大帝為后土祠旁新得之鼎和渥窪水中所生之馬賦詞作歌。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眼裡，這是一匹天馬；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

我說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是因為獻馬的人先這樣說過。《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引漢魏間人李斐語云：

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雲從水中出。

這位暴利長向皇帝獻媚求榮的慾望雖很強烈，但畢竟知道這匹奇馬沒有翅膀是飛不起來的，將其“神化”的方式只是謊稱出自水中，到了漢武帝的嘴裡，竟搖身一變，成了橫空出世的“天馬”。

漢武帝寫這首《天馬之歌》，見載於《漢書·禮樂志》。為清楚展示漢武帝的用意，茲全文抄錄於下：

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倜）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太一”是天帝的別名，唐朝人顏師古解釋說，“太一況，天馬下”，是講“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這就明確地把得自渥窪水中的野馬神化成了天帝賜下的神馬，而與其相匹配的生物，只能是龍，故歌詞以“龍為友”作結。這樣的神馬，也不妨姑且稱之為“龍馬”。歌詞中的“籋浮雲”，曹魏時人蘇林釋之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這是講天馬在雲上奔馳的具體形態。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馬踏飛燕”銅奔馬，其馬足下踏飛鳥，亦即猶如騰空躡雲，從中可以領略漢武帝歌詠的天馬形象。實際上，東漢人應劭在註釋《漢書·武帝紀》時，即曾描述“褭蹏”之上載負的“要褭”之馬說：“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嘿身，一日行萬五千裡也。”一天跑上一萬五千裡，這不是天馬，也是天馬；不是神馬，也是神馬了。

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馬踏飛燕”銅奔馬

《漢書·禮樂志》記此歌系“元狩三年（前120）馬生渥窪水中作” ，如上所述，《漢書·武帝紀》本已明確記載，所謂“馬生渥窪水中”，事在元鼎四年的秋天，《漢書·武帝紀》繼之在下一年的元鼎五年，復記載漢武帝於是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之時，“立泰畤於甘泉”，並於此親祠太一，下詔曰：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徵不服。”親省邊垂（陲），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袒。

漢武帝在祠祀太一時著重講述了寶鼎、天馬兩大天瑞的意義，這正與《天馬之歌》開篇即唱頌“太一況”的情形相契合，更清楚地表明兩處講的是同一件事。漢武帝在這篇詔書中，還把后土祠旁出鼎與渥窪水中出馬兩件事並列在一起，並把這兩大吉瑞的出現，緊繼於漢武帝親巡后土祠之後。后土祠在河東的汾陰，而漢武帝此番東幸汾陰，乃是在元鼎四年年初的十一月甲子（按：當時是以十月為歲首，也就是每年是從十月開始過的），目的是“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 ，因知此前汾陰並無后土之祠，故元鼎五年詔書中所說“巡祭后土以祈豐年”與之應為一事，而“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只能是指元鼎四年六月獲鼎得馬之事。結論只能是《禮樂志》載述的年代存在舛誤。

元鼎四年這個年份，對於漢武帝來說，與所謂“元狩三年”是有很大不同的。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在這前一年的元鼎三年，漢廷出現了一項亙古未有的事件：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雲。

簡單地說，就是朝廷有關部門提議，紀年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的形式，來稱謂已經過去的四個“紀元”，而要用某種“天瑞”，把漢武帝即位以來的第一個紀元改稱為“建元”，第二個紀元改稱為“元光”，第三個紀元改稱為“元朔”，第四個紀元改稱為“元狩”。結合“建元”“元光”“元朔”“元狩”這些年號的實際使用情況，可知結果是漢武帝採納了這一建議。

從表面上看，這一舉措似乎更多的只是一種技術性的安排。即在此之前，漢武帝每隔六年就改換一次紀元，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的形式，往復循環，周而復始。到所謂“元鼎三年”的時候，實際上是進入了第五次改元之後的第三個年頭，當時並沒有“元鼎”這個年號。當舊元已更，新元啟用之後，稱謂已經過去了的年代，就分別呼之曰一元某年、二元某年、三元某年、四元某年，依此類推，所謂“以一二數”，講的就是這種方式。長此以往，這些以序數表述的紀元，很容易產生混淆，對處理文書檔案以及相關行政事務，極為不便。若是分別給每一個過去的紀元定立一個專門的名稱，自然就會很容易區分彼此。所以，從紀年記述角度看，“有司”提出上述建議，也可以說是用以改變漢武帝連續不停改元所造成的紀年混亂局面，便利行政管理。

漢武帝像

但是，在剝開這層表面的技術性原因之後，我們會很容易地看到，其新定的紀元形式之所以要“以天瑞命”，就是用某種上天顯現的吉瑞徵兆來命名。這樣的行為，在當時還僅限於追記既往。其政治寓意，在九年之後，才更清楚地體現出來。這一年，漢武帝定名當年為太初元年（前104），即在現實生活中，正式採用了這樣的方式來紀年，也就是建立了“年號”紀年的制度，而劉徹採用這一紀年方式的實質性意義，在於凸顯皇帝君權天授的至高無上；更具體地說，就是大大高居於劉氏其他皇子的頭頂，這也就是漢武帝在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詔書中所說的“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因為在此之前，漢家各個諸侯王也同天子一樣，是徑以自己在位的年數來作為王國的紀年，亦即均徒稱元年、二年、三年。現在天子有了以上天瑞應命名的“年號”，與其他諸侯王之間，就標明瞭判然不同的界限，同時也拉開了不可逾越的距離。

年號，作為一個顯著的標誌，昭示了皇帝與諸侯王之間天差地別的位分限隔，明確警示諸侯王們不得妄生非分之想。這一舉措，意義極為重要。蓋秦始皇野蠻征服關東六國諸侯之後，建立起政令同一的郡縣制龐大帝國，至西漢初年劉邦又倒退半步，不得不實行分封與郡縣並行的雙重政體，各地諸侯王的權勢地位對中央集權構成一定威脅，最嚴重時甚至發生吳楚七國之亂那樣的嚴重危機。漢武帝時期，在利用推恩令等大力削弱各諸侯王國實力的同時，在禮儀制度上也對各諸侯王予以強力壓制，年號制度的實施，即為其中一項重要措施，也標誌著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諸侯王對朝廷的嚴重威脅已經基本解除。

從更長遠的歷史發展大勢來看，從秦始皇初創唯朕一人獨裁的大帝國，到漢武帝太初改制，可以說是這種高度集權體制得以確立的一個時段。這個變化太過劇烈了，不能一蹴而就，所以，秦才會二世而亡，才會有西漢初年在一定範圍重行分封。在這一時段的兩端，各有一個極具標誌性而又非常簡單的創制：嬴政甫統一全國即創行了“皇帝”名號，劉徹則在太初元年創立了年號紀年制度。至於漢武帝在現實生活中採用年號紀年為什麼一定選在太初元年，這是因為漢武帝根據相關天文條件，決定在這一年改革曆法，史稱“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也就是所謂“改正朔” 。這是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舉措，所謂“太初改制”正是以此番正朔的更改為首要標誌，年號的啟用與之並行，可以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在這一大背景下，再來看元鼎三年在追溯既往史事時以年號紀元這一舉措的歷史意義，我想，人們應不難發現，朝廷這次以某一紀元期間所出現的“天瑞”來命名已經過去了的這一紀元，實質上是為了在現實生活中正式啟用年號紀年來預先營造氛圍。至於所謂“有司言”云云不過是漢武帝指使相關官員陳奏或是佞臣揣摩上意的獻媚之詞而已，這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運作中是再常用不過的老套路，殊不必拘泥其字面含義。

緊繼其後的下一年，亦即元鼎四年，就出現了后土祠旁出寶鼎和渥窪水中出天馬這兩大奇異事件，劉徹當即製作《寶鼎之歌》和《天馬之歌》，宣示對這兩大奇事的尊崇和“定性”。汾陰后土祠旁出土寶鼎（當然只能是商周時期的古鼎）一事，後來被視作漢武帝第五紀元的天瑞，因之追定這一紀元的名稱為“元鼎”。寶鼎既被如此重視，那匹被漢武帝定名為“天馬”的野馬，自然也是一大“天瑞”。

其實漢武帝在元鼎四年視敦煌野馬為“天馬”，並不是說驟然之間心血來潮所致，這本身也有一個醞釀過程。此前兩年，亦即元鼎二年，張騫出使烏孫歸來，帶回烏孫良馬數十匹，而在張騫返回漢廷之前，漢武帝以《易》占筮，即已卜得“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好”，遂“名曰‘天馬’ ”。漢武帝想把烏孫的良馬說成是神異的“天馬”，但它畢竟是張騫從烏孫帶回來的，好則好矣，但確實一點兒也不神異。於是，就有了那位敦煌刑徒暴利長迎合上意獻上所謂“水生”野馬的事情，這匹出處神異的野馬，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神化成了地道的“天馬”。

需要說明的是，後來在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獲大宛汗血馬，較諸烏孫馬更為強壯，漢武帝又命名此馬為“天馬”，並更名烏孫馬為“西極”，還為此寫下一首《西極天馬之歌》，也載錄於《漢書·禮樂志》。漢武帝這次稱譽大宛的汗血寶馬為“天馬”，其涵義與元鼎四年在敦煌所獲取者已有很大不同。漢武帝在《西極天馬之歌》的開篇，述之雲“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即謂此馬來自極西的遠方，這與他在元鼎四年《天馬歌》中將渥窪水邊捕獲的野馬說成是太一所賜，存在著本質性差異。現在讓我們回過頭再來看“麟趾金”的問題。如前所述，“麟趾金”一名，緣於漢武帝西登隴首所獲取的“白麟”，而獲取這一“白麟”，是在漢武帝第四紀元之第五年，前引《史記·封禪書》稱將此紀元追定為“元狩”是因為在這一紀元期間嘗“郊得一角獸”，指的就是這次“獲麟”。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的眼中，這也是一大“天瑞”。

正因為“西登隴首獲白麟”和“渥窪水出天馬”都是難得一現的祥瑞，同時“泰山見黃金”也是一大祥瑞，所以漢武帝才會“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具體地說，就是以“麟趾金”來協和“西登隴首獲白麟”這一天瑞，以“褭蹏金”來協和“渥窪水出天馬”這一天瑞。理解這一點，就不難判明，“褭蹏”的“褭”，應是特指漢武帝所說的“天馬”，它和“麟趾”的“麟”一樣，是上天賜下的祥瑞，絕不能混同於世間的凡馬，因而“褭蹄金”也就不能寫成“馬蹄金”。若是像現在這樣，將其隨便寫成“馬蹄金”，就湮沒了上述特定的歷史涵義。

海昏侯劉賀（精裝版）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13 定價: 68.00

海昏侯新論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06 定價: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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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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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活動預告-

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海昏侯新論》北京讀者見面會

主講人：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間：2019年7月21日（週日）14:30-16:30

地點：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分店（北京市朝陽區北三里屯南43號）

主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佈，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本週日，辛老師將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店，為讀者解讀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嘉賓簡介】

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 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 : 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等。

*文章選自《海昏侯新論》（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所謂‘馬蹄金’的名稱與戰國秦漢間金幣形制的演變”一文，微信篇幅有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漆器

文 | 辛德勇

在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室，出土有較大一批黃金製品，其中兩種為動物蹄趾造型，一種底面近似橢圓形，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稱前者為“麟趾金”，後者為“馬蹄金”。這些黃金製品，出土後在南昌、北京等地展覽，也是被如此稱呼。

對此，起初我並沒有多加留意，以為不過是一種便宜的說法，一般講講，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前一段時間接受某電視專題片採訪，製作這部專題片的人員詢問我對“馬蹄金”的看法，當我糾正這一叫法的錯誤時，看到製片人員感到愕然，這才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專門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整理的學者，或許因為煩碎的文物處理工作耗費大量精力，還顧不上去考慮其正確寫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因為這一專題片的製作者一直在考古工地拍攝發掘過程，做過很多電視報道，與相關學者相與切磋日久，竟不知這一稱謂並非其本來的名稱，說明這是一個暫時被忽略的事項。

由於這兩種造型特殊的黃金製品受到社會大眾的極大關注，而其名稱又與西漢一些重要事件緊密關聯，因而有必要及時對此適當加以說明。具體地說，“麟趾金”的稱謂並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馬蹄金”一稱很不準確。

海昏侯墓馬蹄金、麟趾金出土現場

所謂“麟趾金”和“馬蹄金”，其產生緣由見於《漢書·武帝紀》：

（太始）二年（前95）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上面的文字，一清二楚，是“褭蹏”而不是“馬蹄”。

那麼，究竟什麼是“褭蹏”、什麼是“馬蹄”，二者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查閱常用的辭書，如《漢語大詞典》，我們會看到“褭”字的本義，是“以絲帶繫馬”，由此引申的語義，乃“代稱馬名”，亦即某一種馬的名稱，例如古有“要褭”一稱，指的是“駿馬”。儘管“駿馬”不能等同於所有的馬匹，但若是將這一稱謂稍加泛化，那麼，在今天，把“褭蹏”寫作“馬蹄”，倒也大致說得過去。蓋“蹏”就是“蹄”的異寫，二者之間，並沒有實質性差別，對這兩個字就沒有必要深究了。

問題是這次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有特殊的緣由和目的的，這種特殊的緣由和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褭蹏”之上所承負的馬身與九州之內所有各種馬匹等量齊觀。

致使漢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褭蹏”的具體前因，是他在“郊見上帝”時“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以及“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這三件事情。所謂“白麟”也就是白色的麒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是因為究竟什麼是麒麟也沒有人能夠說個明白，只是歷代相傳，以為它是一種神獸。就像火星人的形象總是要和現實世界凡人的模樣具有很多聯繫一樣，麒麟也不能完全憑空臆造，大致是由某種鹿類食草動物脫胎而來。因此，不妨把“白麟”看作基因產生突變的某種“白化”了的畸形鹿類活物。古人往往會把白化的動物視為神異。想想漢代盛行的青龍、白虎等“四神”，就會很容易理解，所謂“白麟”和白虎一樣，絕非凡物，而“麟趾”之金，就是把黃金塑造成此一白麟之趾的形狀。

與麟趾金性質相同，“褭蹏金”所模擬的馬蹄，也不是凡馬。比不清不楚的“白麟”更加神異的是，《漢書·武帝紀》直接把這種馬記作“天馬”。如上所見，《漢書·武帝紀》說這種“天馬”是在“渥窪水”中被發現的。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天馬怎麼生在了水裡？這豈不成了“海馬”？且慢，《漢書·武帝紀》對其真相另有記載如次：

［元鼎四年（前113）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窪水中。

看這實實在在的客觀記述，還只是凡馬而不是天馬。不過，《漢書·武帝紀》中緊接下來的記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內容：

作《寶鼎》《天馬之歌》。

這當然是講漢武大帝為后土祠旁新得之鼎和渥窪水中所生之馬賦詞作歌。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眼裡，這是一匹天馬；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

我說漢武帝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是因為獻馬的人先這樣說過。《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引漢魏間人李斐語云：

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雲從水中出。

這位暴利長向皇帝獻媚求榮的慾望雖很強烈，但畢竟知道這匹奇馬沒有翅膀是飛不起來的，將其“神化”的方式只是謊稱出自水中，到了漢武帝的嘴裡，竟搖身一變，成了橫空出世的“天馬”。

漢武帝寫這首《天馬之歌》，見載於《漢書·禮樂志》。為清楚展示漢武帝的用意，茲全文抄錄於下：

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倜）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太一”是天帝的別名，唐朝人顏師古解釋說，“太一況，天馬下”，是講“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這就明確地把得自渥窪水中的野馬神化成了天帝賜下的神馬，而與其相匹配的生物，只能是龍，故歌詞以“龍為友”作結。這樣的神馬，也不妨姑且稱之為“龍馬”。歌詞中的“籋浮雲”，曹魏時人蘇林釋之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這是講天馬在雲上奔馳的具體形態。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馬踏飛燕”銅奔馬，其馬足下踏飛鳥，亦即猶如騰空躡雲，從中可以領略漢武帝歌詠的天馬形象。實際上，東漢人應劭在註釋《漢書·武帝紀》時，即曾描述“褭蹏”之上載負的“要褭”之馬說：“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嘿身，一日行萬五千裡也。”一天跑上一萬五千裡，這不是天馬，也是天馬；不是神馬，也是神馬了。

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馬踏飛燕”銅奔馬

《漢書·禮樂志》記此歌系“元狩三年（前120）馬生渥窪水中作” ，如上所述，《漢書·武帝紀》本已明確記載，所謂“馬生渥窪水中”，事在元鼎四年的秋天，《漢書·武帝紀》繼之在下一年的元鼎五年，復記載漢武帝於是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之時，“立泰畤於甘泉”，並於此親祠太一，下詔曰：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徵不服。”親省邊垂（陲），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袒。

漢武帝在祠祀太一時著重講述了寶鼎、天馬兩大天瑞的意義，這正與《天馬之歌》開篇即唱頌“太一況”的情形相契合，更清楚地表明兩處講的是同一件事。漢武帝在這篇詔書中，還把后土祠旁出鼎與渥窪水中出馬兩件事並列在一起，並把這兩大吉瑞的出現，緊繼於漢武帝親巡后土祠之後。后土祠在河東的汾陰，而漢武帝此番東幸汾陰，乃是在元鼎四年年初的十一月甲子（按：當時是以十月為歲首，也就是每年是從十月開始過的），目的是“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 ，因知此前汾陰並無后土之祠，故元鼎五年詔書中所說“巡祭后土以祈豐年”與之應為一事，而“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窪水出馬，朕其御焉”，只能是指元鼎四年六月獲鼎得馬之事。結論只能是《禮樂志》載述的年代存在舛誤。

元鼎四年這個年份，對於漢武帝來說，與所謂“元狩三年”是有很大不同的。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在這前一年的元鼎三年，漢廷出現了一項亙古未有的事件：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雲。

簡單地說，就是朝廷有關部門提議，紀年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的形式，來稱謂已經過去的四個“紀元”，而要用某種“天瑞”，把漢武帝即位以來的第一個紀元改稱為“建元”，第二個紀元改稱為“元光”，第三個紀元改稱為“元朔”，第四個紀元改稱為“元狩”。結合“建元”“元光”“元朔”“元狩”這些年號的實際使用情況，可知結果是漢武帝採納了這一建議。

從表面上看，這一舉措似乎更多的只是一種技術性的安排。即在此之前，漢武帝每隔六年就改換一次紀元，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的形式，往復循環，周而復始。到所謂“元鼎三年”的時候，實際上是進入了第五次改元之後的第三個年頭，當時並沒有“元鼎”這個年號。當舊元已更，新元啟用之後，稱謂已經過去了的年代，就分別呼之曰一元某年、二元某年、三元某年、四元某年，依此類推，所謂“以一二數”，講的就是這種方式。長此以往，這些以序數表述的紀元，很容易產生混淆，對處理文書檔案以及相關行政事務，極為不便。若是分別給每一個過去的紀元定立一個專門的名稱，自然就會很容易區分彼此。所以，從紀年記述角度看，“有司”提出上述建議，也可以說是用以改變漢武帝連續不停改元所造成的紀年混亂局面，便利行政管理。

漢武帝像

但是，在剝開這層表面的技術性原因之後，我們會很容易地看到，其新定的紀元形式之所以要“以天瑞命”，就是用某種上天顯現的吉瑞徵兆來命名。這樣的行為，在當時還僅限於追記既往。其政治寓意，在九年之後，才更清楚地體現出來。這一年，漢武帝定名當年為太初元年（前104），即在現實生活中，正式採用了這樣的方式來紀年，也就是建立了“年號”紀年的制度，而劉徹採用這一紀年方式的實質性意義，在於凸顯皇帝君權天授的至高無上；更具體地說，就是大大高居於劉氏其他皇子的頭頂，這也就是漢武帝在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詔書中所說的“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因為在此之前，漢家各個諸侯王也同天子一樣，是徑以自己在位的年數來作為王國的紀年，亦即均徒稱元年、二年、三年。現在天子有了以上天瑞應命名的“年號”，與其他諸侯王之間，就標明瞭判然不同的界限，同時也拉開了不可逾越的距離。

年號，作為一個顯著的標誌，昭示了皇帝與諸侯王之間天差地別的位分限隔，明確警示諸侯王們不得妄生非分之想。這一舉措，意義極為重要。蓋秦始皇野蠻征服關東六國諸侯之後，建立起政令同一的郡縣制龐大帝國，至西漢初年劉邦又倒退半步，不得不實行分封與郡縣並行的雙重政體，各地諸侯王的權勢地位對中央集權構成一定威脅，最嚴重時甚至發生吳楚七國之亂那樣的嚴重危機。漢武帝時期，在利用推恩令等大力削弱各諸侯王國實力的同時，在禮儀制度上也對各諸侯王予以強力壓制，年號制度的實施，即為其中一項重要措施，也標誌著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諸侯王對朝廷的嚴重威脅已經基本解除。

從更長遠的歷史發展大勢來看，從秦始皇初創唯朕一人獨裁的大帝國，到漢武帝太初改制，可以說是這種高度集權體制得以確立的一個時段。這個變化太過劇烈了，不能一蹴而就，所以，秦才會二世而亡，才會有西漢初年在一定範圍重行分封。在這一時段的兩端，各有一個極具標誌性而又非常簡單的創制：嬴政甫統一全國即創行了“皇帝”名號，劉徹則在太初元年創立了年號紀年制度。至於漢武帝在現實生活中採用年號紀年為什麼一定選在太初元年，這是因為漢武帝根據相關天文條件，決定在這一年改革曆法，史稱“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也就是所謂“改正朔” 。這是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舉措，所謂“太初改制”正是以此番正朔的更改為首要標誌，年號的啟用與之並行，可以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在這一大背景下，再來看元鼎三年在追溯既往史事時以年號紀元這一舉措的歷史意義，我想，人們應不難發現，朝廷這次以某一紀元期間所出現的“天瑞”來命名已經過去了的這一紀元，實質上是為了在現實生活中正式啟用年號紀年來預先營造氛圍。至於所謂“有司言”云云不過是漢武帝指使相關官員陳奏或是佞臣揣摩上意的獻媚之詞而已，這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運作中是再常用不過的老套路，殊不必拘泥其字面含義。

緊繼其後的下一年，亦即元鼎四年，就出現了后土祠旁出寶鼎和渥窪水中出天馬這兩大奇異事件，劉徹當即製作《寶鼎之歌》和《天馬之歌》，宣示對這兩大奇事的尊崇和“定性”。汾陰后土祠旁出土寶鼎（當然只能是商周時期的古鼎）一事，後來被視作漢武帝第五紀元的天瑞，因之追定這一紀元的名稱為“元鼎”。寶鼎既被如此重視，那匹被漢武帝定名為“天馬”的野馬，自然也是一大“天瑞”。

其實漢武帝在元鼎四年視敦煌野馬為“天馬”，並不是說驟然之間心血來潮所致，這本身也有一個醞釀過程。此前兩年，亦即元鼎二年，張騫出使烏孫歸來，帶回烏孫良馬數十匹，而在張騫返回漢廷之前，漢武帝以《易》占筮，即已卜得“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好”，遂“名曰‘天馬’ ”。漢武帝想把烏孫的良馬說成是神異的“天馬”，但它畢竟是張騫從烏孫帶回來的，好則好矣，但確實一點兒也不神異。於是，就有了那位敦煌刑徒暴利長迎合上意獻上所謂“水生”野馬的事情，這匹出處神異的野馬，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神化成了地道的“天馬”。

需要說明的是，後來在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獲大宛汗血馬，較諸烏孫馬更為強壯，漢武帝又命名此馬為“天馬”，並更名烏孫馬為“西極”，還為此寫下一首《西極天馬之歌》，也載錄於《漢書·禮樂志》。漢武帝這次稱譽大宛的汗血寶馬為“天馬”，其涵義與元鼎四年在敦煌所獲取者已有很大不同。漢武帝在《西極天馬之歌》的開篇，述之雲“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即謂此馬來自極西的遠方，這與他在元鼎四年《天馬歌》中將渥窪水邊捕獲的野馬說成是太一所賜，存在著本質性差異。現在讓我們回過頭再來看“麟趾金”的問題。如前所述，“麟趾金”一名，緣於漢武帝西登隴首所獲取的“白麟”，而獲取這一“白麟”，是在漢武帝第四紀元之第五年，前引《史記·封禪書》稱將此紀元追定為“元狩”是因為在這一紀元期間嘗“郊得一角獸”，指的就是這次“獲麟”。顯而易見，在漢武帝的眼中，這也是一大“天瑞”。

正因為“西登隴首獲白麟”和“渥窪水出天馬”都是難得一現的祥瑞，同時“泰山見黃金”也是一大祥瑞，所以漢武帝才會“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具體地說，就是以“麟趾金”來協和“西登隴首獲白麟”這一天瑞，以“褭蹏金”來協和“渥窪水出天馬”這一天瑞。理解這一點，就不難判明，“褭蹏”的“褭”，應是特指漢武帝所說的“天馬”，它和“麟趾”的“麟”一樣，是上天賜下的祥瑞，絕不能混同於世間的凡馬，因而“褭蹄金”也就不能寫成“馬蹄金”。若是像現在這樣，將其隨便寫成“馬蹄金”，就湮沒了上述特定的歷史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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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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