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其實在我所接觸過的國內的鼓手當中，很多人平時都不怎麼聽音樂，他們可能更重視設備技術這些問題，但是聊起音樂本身經常就沒話可說了。張冰是一位少有的對音樂有著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們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就有他擔任鼓手的歌曲。張冰在樂隊的那段時間，我們現任的鼓手大偉也時常過來給我們幫忙。那時大偉還是夜叉樂隊的鼓手，他和張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張冰離隊以後，大偉就加入了我們。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偉因為交通事故無法參加巡演，我們找到一位叫楊一郎的北京鼓手頂替了大偉一年。等我們回到北京參加人藝的話劇演出時，我想起了好久沒有聯繫的大偉，便邀請他迴歸樂隊。雖然久未聯繫，但大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迴歸。
如果從首張專輯的出版來算，樂隊早期的成員組成是我、張靜、李豫川和張冰，我們基本上都屬於迷笛出身。我一直不會單純從外貌或者技術層面去選擇樂隊的夥伴，考慮更多的則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來，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和排練來慢慢提高。
樂隊成立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排練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地點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當時玩樂隊的人都在那周邊活動，經常有人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到某個酒吧演出。紀錄片《自由的邊緣》裡能看到我們最初那場演出畫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場演出我自始至終只睜過兩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結束之後。那可不是因為我情太過投入，而是我緊張得根本不敢睜開眼睛。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其實在我所接觸過的國內的鼓手當中，很多人平時都不怎麼聽音樂，他們可能更重視設備技術這些問題，但是聊起音樂本身經常就沒話可說了。張冰是一位少有的對音樂有著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們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就有他擔任鼓手的歌曲。張冰在樂隊的那段時間，我們現任的鼓手大偉也時常過來給我們幫忙。那時大偉還是夜叉樂隊的鼓手，他和張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張冰離隊以後，大偉就加入了我們。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偉因為交通事故無法參加巡演，我們找到一位叫楊一郎的北京鼓手頂替了大偉一年。等我們回到北京參加人藝的話劇演出時，我想起了好久沒有聯繫的大偉，便邀請他迴歸樂隊。雖然久未聯繫，但大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迴歸。
如果從首張專輯的出版來算，樂隊早期的成員組成是我、張靜、李豫川和張冰，我們基本上都屬於迷笛出身。我一直不會單純從外貌或者技術層面去選擇樂隊的夥伴，考慮更多的則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來，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和排練來慢慢提高。
樂隊成立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排練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地點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當時玩樂隊的人都在那周邊活動，經常有人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到某個酒吧演出。紀錄片《自由的邊緣》裡能看到我們最初那場演出畫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場演出我自始至終只睜過兩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結束之後。那可不是因為我情太過投入，而是我緊張得根本不敢睜開眼睛。
後來我看了一次他們拍攝的演出畫面，感覺這樣的表演可不行，這哪裡像是搖滾樂應有的現場演出啊？雖然自己把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釋放了，但留給現場聽眾的感覺卻很不好，搖滾樂的表演狀態應該是徹底打開的。
這樣的拘謹讓我想起在迷笛的時候，我曾和宿舍裡上鋪的同學一起去北京亞運村地下通道里賣唱。之所以想去賣唱，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在畢業後無以為繼時，也許賣唱就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鍛鍊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演唱的膽量。
我走進地下通道後，面對來往密集的人流，來來回回走了四五趟都沒好意思停下來唱歌。當時我真是不好意思開口，可又一想，如果我就這樣回去了，那來這裡一趟的意義何在呢？最後我終於豁出去不管那些顧慮了，走到地下通道中間，把琴拿了出來，自己坐在地上。這時的我反倒坦然了許多，開始唱起了老崔和黑豹的歌。
後來我又一個人去過很多地方的地下通道賣唱，心裡的膽怯便逐漸消失了。但賣唱畢竟不同於演出，演出的經驗還是要在樂隊的表演中慢慢積累才行。
我們樂隊初期的收入主要來自現場演出，但這遠遠不夠支撐我們各自的生活。為了貼補生活，我也會出去教學生彈琴，家鄉已經工作的朋友時不時還要救濟我一下，而樂隊裡其他兄弟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我們那時候的一場演出收入大概能有幾十塊錢，演出結束後，哥幾個擠在一輛“面的”裡回家，最後每人再分個十塊錢左右。我記得當時我們參加過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後每支樂隊只分到了十塊錢，不是因為票房不好，而是錢都被別人黑掉了，當時的樂隊絕對算是弱勢群體了。當初這類不靠譜的演出邀請非常多，經常是接到一個邀請電話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我們就去演了。演完之後，中間人向我們一通哭窮，騙我們先回去，演出費隨後再給我們，但等我們回去了就再也聯絡不上這個人了。
我們最早的演出地點都是一些小地方，除了現場的設備條件比較差以外，還經常會遇見一些奇葩的狀況。有一次我們到連雲港下面的一個小縣城演出，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小酒吧，演出開始的時候時，現場氣氛特別好，臺下的小孩兒們跟著節奏甩頭pogo，演出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從後面走過來一個小個子，感覺像是當地“地頭蛇”一樣的人物。他登上臺大喊，不讓臺下的人甩頭，說聽歌可以，但誰都不許動，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演出。我猜他並沒什麼惡意，而是不懂臺下觀眾pogo 的意思，所以我趁一首歌結束的時候過去告訴他，臺下觀眾的pogo 是一種玩兒的方式而已。聽到我這樣說，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馬上跟觀眾大喊著說：“都給我動起來！”於是那些聽歌的人們又開始動了起來。我覺得這人簡直太好笑了，為我們的演出增加了不一樣的小插曲。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其實在我所接觸過的國內的鼓手當中，很多人平時都不怎麼聽音樂，他們可能更重視設備技術這些問題，但是聊起音樂本身經常就沒話可說了。張冰是一位少有的對音樂有著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們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就有他擔任鼓手的歌曲。張冰在樂隊的那段時間，我們現任的鼓手大偉也時常過來給我們幫忙。那時大偉還是夜叉樂隊的鼓手，他和張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張冰離隊以後，大偉就加入了我們。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偉因為交通事故無法參加巡演，我們找到一位叫楊一郎的北京鼓手頂替了大偉一年。等我們回到北京參加人藝的話劇演出時，我想起了好久沒有聯繫的大偉，便邀請他迴歸樂隊。雖然久未聯繫，但大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迴歸。
如果從首張專輯的出版來算，樂隊早期的成員組成是我、張靜、李豫川和張冰，我們基本上都屬於迷笛出身。我一直不會單純從外貌或者技術層面去選擇樂隊的夥伴，考慮更多的則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來，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和排練來慢慢提高。
樂隊成立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排練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地點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當時玩樂隊的人都在那周邊活動，經常有人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到某個酒吧演出。紀錄片《自由的邊緣》裡能看到我們最初那場演出畫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場演出我自始至終只睜過兩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結束之後。那可不是因為我情太過投入，而是我緊張得根本不敢睜開眼睛。
後來我看了一次他們拍攝的演出畫面，感覺這樣的表演可不行，這哪裡像是搖滾樂應有的現場演出啊？雖然自己把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釋放了，但留給現場聽眾的感覺卻很不好，搖滾樂的表演狀態應該是徹底打開的。
這樣的拘謹讓我想起在迷笛的時候，我曾和宿舍裡上鋪的同學一起去北京亞運村地下通道里賣唱。之所以想去賣唱，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在畢業後無以為繼時，也許賣唱就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鍛鍊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演唱的膽量。
我走進地下通道後，面對來往密集的人流，來來回回走了四五趟都沒好意思停下來唱歌。當時我真是不好意思開口，可又一想，如果我就這樣回去了，那來這裡一趟的意義何在呢？最後我終於豁出去不管那些顧慮了，走到地下通道中間，把琴拿了出來，自己坐在地上。這時的我反倒坦然了許多，開始唱起了老崔和黑豹的歌。
後來我又一個人去過很多地方的地下通道賣唱，心裡的膽怯便逐漸消失了。但賣唱畢竟不同於演出，演出的經驗還是要在樂隊的表演中慢慢積累才行。
我們樂隊初期的收入主要來自現場演出，但這遠遠不夠支撐我們各自的生活。為了貼補生活，我也會出去教學生彈琴，家鄉已經工作的朋友時不時還要救濟我一下，而樂隊裡其他兄弟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我們那時候的一場演出收入大概能有幾十塊錢，演出結束後，哥幾個擠在一輛“面的”裡回家，最後每人再分個十塊錢左右。我記得當時我們參加過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後每支樂隊只分到了十塊錢，不是因為票房不好，而是錢都被別人黑掉了，當時的樂隊絕對算是弱勢群體了。當初這類不靠譜的演出邀請非常多，經常是接到一個邀請電話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我們就去演了。演完之後，中間人向我們一通哭窮，騙我們先回去，演出費隨後再給我們，但等我們回去了就再也聯絡不上這個人了。
我們最早的演出地點都是一些小地方，除了現場的設備條件比較差以外，還經常會遇見一些奇葩的狀況。有一次我們到連雲港下面的一個小縣城演出，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小酒吧，演出開始的時候時，現場氣氛特別好，臺下的小孩兒們跟著節奏甩頭pogo，演出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從後面走過來一個小個子，感覺像是當地“地頭蛇”一樣的人物。他登上臺大喊，不讓臺下的人甩頭，說聽歌可以，但誰都不許動，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演出。我猜他並沒什麼惡意，而是不懂臺下觀眾pogo 的意思，所以我趁一首歌結束的時候過去告訴他，臺下觀眾的pogo 是一種玩兒的方式而已。聽到我這樣說，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馬上跟觀眾大喊著說：“都給我動起來！”於是那些聽歌的人們又開始動了起來。我覺得這人簡直太好笑了，為我們的演出增加了不一樣的小插曲。
雖然有演出，但那個階段樂隊的演出收入卻一直很低，我們堅持繼續演下去主要是為了圖個高興並積累演出經驗。我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希望能做真正有線路規劃的巡演，但一直條件不夠成熟，除了經費上沒保障以外，許多演出的場地實在太差了，很多地方連接線板都不給預備，這怎麼能演呢？還有一些地方的音響調音不專業，電壓有時也不穩定，經常出噪音。所以我們樂隊在早期主要在做單場的演出，但我們依然覺得非常快樂。這種快樂來自於平時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樂趣，以及創作出自己想要表達的音樂。
我們沒有更多地想過未來，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就不需要有那麼多抱怨。當然，當演出的喧囂與激情褪去，哥幾個鑽進“面的”回到郊區簡陋的房間，心理上還是會有些小小的落差與失落，但那個時期大多數樂隊的生活狀況就是如此，並無多大差別。我們的樂隊在1999 年成立，2000 年的時候我們就和嚎叫簽了唱片約，2001 年發表了第一張專輯。那時候北京的搖滾樂只有很少的幾個演出場地，唱片公司的人都會在演出中物色樂隊，以便籤約。嚎叫唱片的老闆呂玻以前也是做樂隊的，他們聽說哪個樂隊比較火爆，就會拉過來談一下合約的事。在我們簽約以前，樹村的其他樂隊，像木馬、廢墟、夜叉、舌頭都已經簽約公司了，我們算簽約比較晚的。
現在想想，我們當時簽約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但當時的我們也沒有其他更多的選擇。一張唱片約能有幾萬塊錢的收入，刨去製作費用也沒剩下多少錢了，最後每個人大概能分到幾千塊錢的樣子。當時我本想賺了錢去買個好點的電腦，結果錢到手之後還是沒買，而是為了在“開心樂園”辦演出買了設備。當時那些演出場所的設備條件極差，沒有人願意為設備投入，我只能自己花錢置辦這些東西。但是這筆錢花得也算是交了學費，因為這中間又被自己圈裡的人騙了。
按說搖滾圈裡的人應該像個大家庭一樣才好，但其中還是會有社會上那些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的東西。我在心理上並沒有長久地受其困擾，否則我也會和他們一樣原地踏步，沒有長進。而且我對圈子文化沒什麼概念，接人待物不會考慮對方的地位高低，只要人合得來就可以交往。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也不是天天聚在一起，甚至有的時候很長時間才聯繫一次，或者在某個地方偶遇。大家相視一笑，聊上兩句，發現對方都沒什麼變化，心裡就非常滿足了。
雖然樂隊發行了唱片，知名度也提升了一些，但我們還是延續著當初的樣子——零零散散的演出，夜以繼日的創作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們也沒有持續地簽約某家唱片公司，連後來的唱片發行也是自己在做。我們曾去過北京馬連道的音像大廈推銷樂隊的唱片，在2006 年我們巡演的時候，每走到一個地方就會去當地的唱片店問他們是否能代售我們的唱片。有過這些與唱片店打交道的經歷，我們才知道搖滾樂的唱片是最暢銷的產品。我們一度想過找一家唱片發行商代理我們的唱片發行，但他們出價極低，非常不划算，於是我們放棄了這樣的想法，繼續保持著樂隊的獨立性。
從唱片公司的角度來講，過去國內的公司更願意和單獨的歌手簽約，而不願意和整支樂隊簽約。比如滾石最初簽下的是唐朝和黑豹，後來就變成了魔巖三傑，開始轉向與歌手個人簽約，相似的例子還有超載樂隊和鮑家街43 號樂隊。
樂隊是非常需要有一個團隊來幫忙打理音樂以外事務的整體。2006 年的時候，有一個做遊戲音樂的哥們兒翻譯了一篇國外的文章，講的就是樂隊經紀人和經理人之間的區別。經紀人通常負責樂隊的對外事務，包括演出、商業等外聯部分，而經理人是負責樂隊瑣碎的內部事務。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專業，可惜當時所有的搖滾樂隊都還沒有這樣的概念。在一般人看來，一支樂隊的核心通常是主唱或吉他手，只要你是這個角色，那麼似乎所有樂隊的事務都要由這個人包辦。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不合理的，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樂手應該把精力更多地用於創作，而專業的事情則需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最近這些年，音樂產業也開始有了正規化的趨勢，但大家也還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國外的學校教育已經開始有相應的專業來培養大量服務於音樂產業的專門人才，如果甲殼蟲樂隊當年沒有那麼好的經紀人，恐怕也不會在商業上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經紀人的角色如果做得好的話，不僅能夠處理樂隊的對外事務，還能為樂隊在音樂方面提出建議，在形象方面給予更好的包裝，更好地打造樂隊的整體形象。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其實在我所接觸過的國內的鼓手當中，很多人平時都不怎麼聽音樂，他們可能更重視設備技術這些問題，但是聊起音樂本身經常就沒話可說了。張冰是一位少有的對音樂有著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們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就有他擔任鼓手的歌曲。張冰在樂隊的那段時間，我們現任的鼓手大偉也時常過來給我們幫忙。那時大偉還是夜叉樂隊的鼓手，他和張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張冰離隊以後，大偉就加入了我們。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偉因為交通事故無法參加巡演，我們找到一位叫楊一郎的北京鼓手頂替了大偉一年。等我們回到北京參加人藝的話劇演出時，我想起了好久沒有聯繫的大偉，便邀請他迴歸樂隊。雖然久未聯繫，但大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迴歸。
如果從首張專輯的出版來算，樂隊早期的成員組成是我、張靜、李豫川和張冰，我們基本上都屬於迷笛出身。我一直不會單純從外貌或者技術層面去選擇樂隊的夥伴，考慮更多的則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來，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和排練來慢慢提高。
樂隊成立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排練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地點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當時玩樂隊的人都在那周邊活動，經常有人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到某個酒吧演出。紀錄片《自由的邊緣》裡能看到我們最初那場演出畫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場演出我自始至終只睜過兩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結束之後。那可不是因為我情太過投入，而是我緊張得根本不敢睜開眼睛。
後來我看了一次他們拍攝的演出畫面，感覺這樣的表演可不行，這哪裡像是搖滾樂應有的現場演出啊？雖然自己把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釋放了，但留給現場聽眾的感覺卻很不好，搖滾樂的表演狀態應該是徹底打開的。
這樣的拘謹讓我想起在迷笛的時候，我曾和宿舍裡上鋪的同學一起去北京亞運村地下通道里賣唱。之所以想去賣唱，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在畢業後無以為繼時，也許賣唱就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鍛鍊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演唱的膽量。
我走進地下通道後，面對來往密集的人流，來來回回走了四五趟都沒好意思停下來唱歌。當時我真是不好意思開口，可又一想，如果我就這樣回去了，那來這裡一趟的意義何在呢？最後我終於豁出去不管那些顧慮了，走到地下通道中間，把琴拿了出來，自己坐在地上。這時的我反倒坦然了許多，開始唱起了老崔和黑豹的歌。
後來我又一個人去過很多地方的地下通道賣唱，心裡的膽怯便逐漸消失了。但賣唱畢竟不同於演出，演出的經驗還是要在樂隊的表演中慢慢積累才行。
我們樂隊初期的收入主要來自現場演出，但這遠遠不夠支撐我們各自的生活。為了貼補生活，我也會出去教學生彈琴，家鄉已經工作的朋友時不時還要救濟我一下，而樂隊裡其他兄弟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我們那時候的一場演出收入大概能有幾十塊錢，演出結束後，哥幾個擠在一輛“面的”裡回家，最後每人再分個十塊錢左右。我記得當時我們參加過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後每支樂隊只分到了十塊錢，不是因為票房不好，而是錢都被別人黑掉了，當時的樂隊絕對算是弱勢群體了。當初這類不靠譜的演出邀請非常多，經常是接到一個邀請電話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我們就去演了。演完之後，中間人向我們一通哭窮，騙我們先回去，演出費隨後再給我們，但等我們回去了就再也聯絡不上這個人了。
我們最早的演出地點都是一些小地方，除了現場的設備條件比較差以外，還經常會遇見一些奇葩的狀況。有一次我們到連雲港下面的一個小縣城演出，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小酒吧，演出開始的時候時，現場氣氛特別好，臺下的小孩兒們跟著節奏甩頭pogo，演出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從後面走過來一個小個子，感覺像是當地“地頭蛇”一樣的人物。他登上臺大喊，不讓臺下的人甩頭，說聽歌可以，但誰都不許動，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演出。我猜他並沒什麼惡意，而是不懂臺下觀眾pogo 的意思，所以我趁一首歌結束的時候過去告訴他，臺下觀眾的pogo 是一種玩兒的方式而已。聽到我這樣說，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馬上跟觀眾大喊著說：“都給我動起來！”於是那些聽歌的人們又開始動了起來。我覺得這人簡直太好笑了，為我們的演出增加了不一樣的小插曲。
雖然有演出，但那個階段樂隊的演出收入卻一直很低，我們堅持繼續演下去主要是為了圖個高興並積累演出經驗。我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希望能做真正有線路規劃的巡演，但一直條件不夠成熟，除了經費上沒保障以外，許多演出的場地實在太差了，很多地方連接線板都不給預備，這怎麼能演呢？還有一些地方的音響調音不專業，電壓有時也不穩定，經常出噪音。所以我們樂隊在早期主要在做單場的演出，但我們依然覺得非常快樂。這種快樂來自於平時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樂趣，以及創作出自己想要表達的音樂。
我們沒有更多地想過未來，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就不需要有那麼多抱怨。當然，當演出的喧囂與激情褪去，哥幾個鑽進“面的”回到郊區簡陋的房間，心理上還是會有些小小的落差與失落，但那個時期大多數樂隊的生活狀況就是如此，並無多大差別。我們的樂隊在1999 年成立，2000 年的時候我們就和嚎叫簽了唱片約，2001 年發表了第一張專輯。那時候北京的搖滾樂只有很少的幾個演出場地，唱片公司的人都會在演出中物色樂隊，以便籤約。嚎叫唱片的老闆呂玻以前也是做樂隊的，他們聽說哪個樂隊比較火爆，就會拉過來談一下合約的事。在我們簽約以前，樹村的其他樂隊，像木馬、廢墟、夜叉、舌頭都已經簽約公司了，我們算簽約比較晚的。
現在想想，我們當時簽約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但當時的我們也沒有其他更多的選擇。一張唱片約能有幾萬塊錢的收入，刨去製作費用也沒剩下多少錢了，最後每個人大概能分到幾千塊錢的樣子。當時我本想賺了錢去買個好點的電腦，結果錢到手之後還是沒買，而是為了在“開心樂園”辦演出買了設備。當時那些演出場所的設備條件極差，沒有人願意為設備投入，我只能自己花錢置辦這些東西。但是這筆錢花得也算是交了學費，因為這中間又被自己圈裡的人騙了。
按說搖滾圈裡的人應該像個大家庭一樣才好，但其中還是會有社會上那些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的東西。我在心理上並沒有長久地受其困擾，否則我也會和他們一樣原地踏步，沒有長進。而且我對圈子文化沒什麼概念，接人待物不會考慮對方的地位高低，只要人合得來就可以交往。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也不是天天聚在一起，甚至有的時候很長時間才聯繫一次，或者在某個地方偶遇。大家相視一笑，聊上兩句，發現對方都沒什麼變化，心裡就非常滿足了。
雖然樂隊發行了唱片，知名度也提升了一些，但我們還是延續著當初的樣子——零零散散的演出，夜以繼日的創作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們也沒有持續地簽約某家唱片公司，連後來的唱片發行也是自己在做。我們曾去過北京馬連道的音像大廈推銷樂隊的唱片，在2006 年我們巡演的時候，每走到一個地方就會去當地的唱片店問他們是否能代售我們的唱片。有過這些與唱片店打交道的經歷，我們才知道搖滾樂的唱片是最暢銷的產品。我們一度想過找一家唱片發行商代理我們的唱片發行，但他們出價極低，非常不划算，於是我們放棄了這樣的想法，繼續保持著樂隊的獨立性。
從唱片公司的角度來講，過去國內的公司更願意和單獨的歌手簽約，而不願意和整支樂隊簽約。比如滾石最初簽下的是唐朝和黑豹，後來就變成了魔巖三傑，開始轉向與歌手個人簽約，相似的例子還有超載樂隊和鮑家街43 號樂隊。
樂隊是非常需要有一個團隊來幫忙打理音樂以外事務的整體。2006 年的時候，有一個做遊戲音樂的哥們兒翻譯了一篇國外的文章，講的就是樂隊經紀人和經理人之間的區別。經紀人通常負責樂隊的對外事務，包括演出、商業等外聯部分，而經理人是負責樂隊瑣碎的內部事務。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專業，可惜當時所有的搖滾樂隊都還沒有這樣的概念。在一般人看來，一支樂隊的核心通常是主唱或吉他手，只要你是這個角色，那麼似乎所有樂隊的事務都要由這個人包辦。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不合理的，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樂手應該把精力更多地用於創作，而專業的事情則需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最近這些年，音樂產業也開始有了正規化的趨勢，但大家也還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國外的學校教育已經開始有相應的專業來培養大量服務於音樂產業的專門人才，如果甲殼蟲樂隊當年沒有那麼好的經紀人，恐怕也不會在商業上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經紀人的角色如果做得好的話，不僅能夠處理樂隊的對外事務，還能為樂隊在音樂方面提出建議，在形象方面給予更好的包裝，更好地打造樂隊的整體形象。
現在國內還有一個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經紀人的情況，雖然這不一定很合適，但至少在行業內，大家對樂隊管理的認識比以前進步多了，也具備了管理模式的雛形，慢慢朝更好的方向走吧。
我們這種隨性的生活狀態一直持續到了2008 年，從那一年開始，各地音樂節陸續興起，演出市場日漸繁榮，我們這才感覺到生活狀況開始有了改善。在2008 年以前，國內根本沒有幾個像樣的音樂節，但從2008 年開始，國內一年能辦出十幾個音樂節。再發展到後來，全國一年要辦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音樂節。當然，音樂節一多，良莠不齊的現象就開始出現，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迷笛音樂節是在國內創辦得比較早的音樂節，緊隨其後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和草莓音樂節也都是比較有品位的，而張北音樂節和雪山音樂節算是後起之秀。那些音樂節的主辦者只有在懂音樂的同時又瞭解市場，再加上用心操作，才能把音樂節辦得長久，如果反其道而行，大部分都只是曇花一現。
從1999 年到2008 年，在這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在一種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的氛圍中堅持著自己的夢想，但我們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過低迷的時刻，而且遇到了各自的30 歲危機。
2007 年，我遇到了幾件非常不順心的事。初戀女朋友在這一年與我分手，與我最要好的一個哥們兒因為犯事被關進去了，而我的家裡也出了一些事情。更加意外的是，就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和我合租住在一起的貝斯手張靜不辭而別了，兩天後，他打來電話說自己已經在另外的一個城市了。面對這樣的變故，我只能說：“好吧，祝你好運。”掛掉電話，想想這接踵而至的幾件事，心裡實在堵得慌。我覺得樂隊也許就要這樣散了。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其實在我所接觸過的國內的鼓手當中，很多人平時都不怎麼聽音樂，他們可能更重視設備技術這些問題，但是聊起音樂本身經常就沒話可說了。張冰是一位少有的對音樂有著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們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就有他擔任鼓手的歌曲。張冰在樂隊的那段時間，我們現任的鼓手大偉也時常過來給我們幫忙。那時大偉還是夜叉樂隊的鼓手，他和張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張冰離隊以後，大偉就加入了我們。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偉因為交通事故無法參加巡演，我們找到一位叫楊一郎的北京鼓手頂替了大偉一年。等我們回到北京參加人藝的話劇演出時，我想起了好久沒有聯繫的大偉，便邀請他迴歸樂隊。雖然久未聯繫，但大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迴歸。
如果從首張專輯的出版來算，樂隊早期的成員組成是我、張靜、李豫川和張冰，我們基本上都屬於迷笛出身。我一直不會單純從外貌或者技術層面去選擇樂隊的夥伴，考慮更多的則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來，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和排練來慢慢提高。
樂隊成立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排練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地點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當時玩樂隊的人都在那周邊活動，經常有人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到某個酒吧演出。紀錄片《自由的邊緣》裡能看到我們最初那場演出畫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場演出我自始至終只睜過兩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結束之後。那可不是因為我情太過投入，而是我緊張得根本不敢睜開眼睛。
後來我看了一次他們拍攝的演出畫面，感覺這樣的表演可不行，這哪裡像是搖滾樂應有的現場演出啊？雖然自己把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釋放了，但留給現場聽眾的感覺卻很不好，搖滾樂的表演狀態應該是徹底打開的。
這樣的拘謹讓我想起在迷笛的時候，我曾和宿舍裡上鋪的同學一起去北京亞運村地下通道里賣唱。之所以想去賣唱，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在畢業後無以為繼時，也許賣唱就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鍛鍊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演唱的膽量。
我走進地下通道後，面對來往密集的人流，來來回回走了四五趟都沒好意思停下來唱歌。當時我真是不好意思開口，可又一想，如果我就這樣回去了，那來這裡一趟的意義何在呢？最後我終於豁出去不管那些顧慮了，走到地下通道中間，把琴拿了出來，自己坐在地上。這時的我反倒坦然了許多，開始唱起了老崔和黑豹的歌。
後來我又一個人去過很多地方的地下通道賣唱，心裡的膽怯便逐漸消失了。但賣唱畢竟不同於演出，演出的經驗還是要在樂隊的表演中慢慢積累才行。
我們樂隊初期的收入主要來自現場演出，但這遠遠不夠支撐我們各自的生活。為了貼補生活，我也會出去教學生彈琴，家鄉已經工作的朋友時不時還要救濟我一下，而樂隊裡其他兄弟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我們那時候的一場演出收入大概能有幾十塊錢，演出結束後，哥幾個擠在一輛“面的”裡回家，最後每人再分個十塊錢左右。我記得當時我們參加過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後每支樂隊只分到了十塊錢，不是因為票房不好，而是錢都被別人黑掉了，當時的樂隊絕對算是弱勢群體了。當初這類不靠譜的演出邀請非常多，經常是接到一個邀請電話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我們就去演了。演完之後，中間人向我們一通哭窮，騙我們先回去，演出費隨後再給我們，但等我們回去了就再也聯絡不上這個人了。
我們最早的演出地點都是一些小地方，除了現場的設備條件比較差以外，還經常會遇見一些奇葩的狀況。有一次我們到連雲港下面的一個小縣城演出，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小酒吧，演出開始的時候時，現場氣氛特別好，臺下的小孩兒們跟著節奏甩頭pogo，演出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從後面走過來一個小個子，感覺像是當地“地頭蛇”一樣的人物。他登上臺大喊，不讓臺下的人甩頭，說聽歌可以，但誰都不許動，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演出。我猜他並沒什麼惡意，而是不懂臺下觀眾pogo 的意思，所以我趁一首歌結束的時候過去告訴他，臺下觀眾的pogo 是一種玩兒的方式而已。聽到我這樣說，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馬上跟觀眾大喊著說：“都給我動起來！”於是那些聽歌的人們又開始動了起來。我覺得這人簡直太好笑了，為我們的演出增加了不一樣的小插曲。
雖然有演出，但那個階段樂隊的演出收入卻一直很低，我們堅持繼續演下去主要是為了圖個高興並積累演出經驗。我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希望能做真正有線路規劃的巡演，但一直條件不夠成熟，除了經費上沒保障以外，許多演出的場地實在太差了，很多地方連接線板都不給預備，這怎麼能演呢？還有一些地方的音響調音不專業，電壓有時也不穩定，經常出噪音。所以我們樂隊在早期主要在做單場的演出，但我們依然覺得非常快樂。這種快樂來自於平時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樂趣，以及創作出自己想要表達的音樂。
我們沒有更多地想過未來，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就不需要有那麼多抱怨。當然，當演出的喧囂與激情褪去，哥幾個鑽進“面的”回到郊區簡陋的房間，心理上還是會有些小小的落差與失落，但那個時期大多數樂隊的生活狀況就是如此，並無多大差別。我們的樂隊在1999 年成立，2000 年的時候我們就和嚎叫簽了唱片約，2001 年發表了第一張專輯。那時候北京的搖滾樂只有很少的幾個演出場地，唱片公司的人都會在演出中物色樂隊，以便籤約。嚎叫唱片的老闆呂玻以前也是做樂隊的，他們聽說哪個樂隊比較火爆，就會拉過來談一下合約的事。在我們簽約以前，樹村的其他樂隊，像木馬、廢墟、夜叉、舌頭都已經簽約公司了，我們算簽約比較晚的。
現在想想，我們當時簽約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但當時的我們也沒有其他更多的選擇。一張唱片約能有幾萬塊錢的收入，刨去製作費用也沒剩下多少錢了，最後每個人大概能分到幾千塊錢的樣子。當時我本想賺了錢去買個好點的電腦，結果錢到手之後還是沒買，而是為了在“開心樂園”辦演出買了設備。當時那些演出場所的設備條件極差，沒有人願意為設備投入，我只能自己花錢置辦這些東西。但是這筆錢花得也算是交了學費，因為這中間又被自己圈裡的人騙了。
按說搖滾圈裡的人應該像個大家庭一樣才好，但其中還是會有社會上那些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的東西。我在心理上並沒有長久地受其困擾，否則我也會和他們一樣原地踏步，沒有長進。而且我對圈子文化沒什麼概念，接人待物不會考慮對方的地位高低，只要人合得來就可以交往。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也不是天天聚在一起，甚至有的時候很長時間才聯繫一次，或者在某個地方偶遇。大家相視一笑，聊上兩句，發現對方都沒什麼變化，心裡就非常滿足了。
雖然樂隊發行了唱片，知名度也提升了一些，但我們還是延續著當初的樣子——零零散散的演出，夜以繼日的創作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們也沒有持續地簽約某家唱片公司，連後來的唱片發行也是自己在做。我們曾去過北京馬連道的音像大廈推銷樂隊的唱片，在2006 年我們巡演的時候，每走到一個地方就會去當地的唱片店問他們是否能代售我們的唱片。有過這些與唱片店打交道的經歷，我們才知道搖滾樂的唱片是最暢銷的產品。我們一度想過找一家唱片發行商代理我們的唱片發行，但他們出價極低，非常不划算，於是我們放棄了這樣的想法，繼續保持著樂隊的獨立性。
從唱片公司的角度來講，過去國內的公司更願意和單獨的歌手簽約，而不願意和整支樂隊簽約。比如滾石最初簽下的是唐朝和黑豹，後來就變成了魔巖三傑，開始轉向與歌手個人簽約，相似的例子還有超載樂隊和鮑家街43 號樂隊。
樂隊是非常需要有一個團隊來幫忙打理音樂以外事務的整體。2006 年的時候，有一個做遊戲音樂的哥們兒翻譯了一篇國外的文章，講的就是樂隊經紀人和經理人之間的區別。經紀人通常負責樂隊的對外事務，包括演出、商業等外聯部分，而經理人是負責樂隊瑣碎的內部事務。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專業，可惜當時所有的搖滾樂隊都還沒有這樣的概念。在一般人看來，一支樂隊的核心通常是主唱或吉他手，只要你是這個角色，那麼似乎所有樂隊的事務都要由這個人包辦。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不合理的，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樂手應該把精力更多地用於創作，而專業的事情則需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最近這些年，音樂產業也開始有了正規化的趨勢，但大家也還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國外的學校教育已經開始有相應的專業來培養大量服務於音樂產業的專門人才，如果甲殼蟲樂隊當年沒有那麼好的經紀人，恐怕也不會在商業上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經紀人的角色如果做得好的話，不僅能夠處理樂隊的對外事務，還能為樂隊在音樂方面提出建議，在形象方面給予更好的包裝，更好地打造樂隊的整體形象。
現在國內還有一個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經紀人的情況，雖然這不一定很合適，但至少在行業內，大家對樂隊管理的認識比以前進步多了，也具備了管理模式的雛形，慢慢朝更好的方向走吧。
我們這種隨性的生活狀態一直持續到了2008 年，從那一年開始，各地音樂節陸續興起，演出市場日漸繁榮，我們這才感覺到生活狀況開始有了改善。在2008 年以前，國內根本沒有幾個像樣的音樂節，但從2008 年開始，國內一年能辦出十幾個音樂節。再發展到後來，全國一年要辦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音樂節。當然，音樂節一多，良莠不齊的現象就開始出現，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迷笛音樂節是在國內創辦得比較早的音樂節，緊隨其後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和草莓音樂節也都是比較有品位的，而張北音樂節和雪山音樂節算是後起之秀。那些音樂節的主辦者只有在懂音樂的同時又瞭解市場，再加上用心操作，才能把音樂節辦得長久，如果反其道而行，大部分都只是曇花一現。
從1999 年到2008 年，在這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在一種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的氛圍中堅持著自己的夢想，但我們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過低迷的時刻，而且遇到了各自的30 歲危機。
2007 年，我遇到了幾件非常不順心的事。初戀女朋友在這一年與我分手，與我最要好的一個哥們兒因為犯事被關進去了，而我的家裡也出了一些事情。更加意外的是，就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和我合租住在一起的貝斯手張靜不辭而別了，兩天後，他打來電話說自己已經在另外的一個城市了。面對這樣的變故，我只能說：“好吧，祝你好運。”掛掉電話，想想這接踵而至的幾件事，心裡實在堵得慌。我覺得樂隊也許就要這樣散了。
我總愛說事不過三，但這接連發生的事情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我的很多朋友都曾說我沒心沒肺，不知道什麼是挫折，但2007 年的經歷讓這些朋友看到了其實我也有柔軟脆弱的一面。
那段時間裡，我很難讓自己重新振作起來，每天把自己關在家裡聽音樂、彈琴，逼著自己不要輕易放棄眼前的一切。那時候的我一個星期才下一次樓，買點兒簡單的日用品之後繼續回到房間裡待著，繼續封閉自己。過年的時候，我給家裡打了一個報喜不報憂的電話，之後便關掉了手機，MSN 的個人簽名上也只寫了兩個字——閉關。我這樣頹廢的狀態持續了大半年時間，以至於狀態恢復以後我也不喜歡待在人多熱鬧的地方。除非躲不掉，不然我也不愛和陌生人接觸，這和我小時候愛熱鬧的性格大不一樣。
自閉了一段日子之後，在迷笛時睡在我對鋪的李偉帶著一位來自雲南、名叫李四偉的哥們兒一起來看我。在這個低迷的時候，能有朋友來看我，這讓我非常感動。當時他們幾個朋友一起住在通州，我也就隨他們一起搬到了通州，一來房租可以便宜些，二來我也能換個環境，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雖然我在通州能和幾個朋友時不時地聚一下，但每天大部分的時間裡我仍是自己待著。除了聽音樂以外，我在那段時間也開始反思，我不斷地問自己當初為什麼要來北京。我剛來北京的時候，揹著一個軍用書包和一床被子，那床被子是家裡為我準備的最好的羽絨被，初到北京的心情我依然記憶猶新，我知道我是為了音樂而來的。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放不下那些世俗的雜念呢？
後來我接觸了一些佛教方面的知識，那些淺顯易懂的道理正像長輩講給自己的一樣。重新思索這些道理之後，我覺得既然已經選擇了音樂這條路，不管路途有多坎坷也應該堅持下去，有志者事竟成。
我漸漸走出了陰霾， 每天彈琴、練瑜伽， 通過Youtube、MySpace、LastFM 等國外網站吸收不同音樂風格的營養。我通過MySpace上傳自己的作品demo，通過聽眾的反饋重獲自信與力量，就這樣把作品死磕下來。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其實在我所接觸過的國內的鼓手當中，很多人平時都不怎麼聽音樂，他們可能更重視設備技術這些問題，但是聊起音樂本身經常就沒話可說了。張冰是一位少有的對音樂有著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們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就有他擔任鼓手的歌曲。張冰在樂隊的那段時間，我們現任的鼓手大偉也時常過來給我們幫忙。那時大偉還是夜叉樂隊的鼓手，他和張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張冰離隊以後，大偉就加入了我們。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偉因為交通事故無法參加巡演，我們找到一位叫楊一郎的北京鼓手頂替了大偉一年。等我們回到北京參加人藝的話劇演出時，我想起了好久沒有聯繫的大偉，便邀請他迴歸樂隊。雖然久未聯繫，但大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迴歸。
如果從首張專輯的出版來算，樂隊早期的成員組成是我、張靜、李豫川和張冰，我們基本上都屬於迷笛出身。我一直不會單純從外貌或者技術層面去選擇樂隊的夥伴，考慮更多的則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來，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和排練來慢慢提高。
樂隊成立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排練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地點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當時玩樂隊的人都在那周邊活動，經常有人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到某個酒吧演出。紀錄片《自由的邊緣》裡能看到我們最初那場演出畫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場演出我自始至終只睜過兩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結束之後。那可不是因為我情太過投入，而是我緊張得根本不敢睜開眼睛。
後來我看了一次他們拍攝的演出畫面，感覺這樣的表演可不行，這哪裡像是搖滾樂應有的現場演出啊？雖然自己把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釋放了，但留給現場聽眾的感覺卻很不好，搖滾樂的表演狀態應該是徹底打開的。
這樣的拘謹讓我想起在迷笛的時候，我曾和宿舍裡上鋪的同學一起去北京亞運村地下通道里賣唱。之所以想去賣唱，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在畢業後無以為繼時，也許賣唱就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鍛鍊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演唱的膽量。
我走進地下通道後，面對來往密集的人流，來來回回走了四五趟都沒好意思停下來唱歌。當時我真是不好意思開口，可又一想，如果我就這樣回去了，那來這裡一趟的意義何在呢？最後我終於豁出去不管那些顧慮了，走到地下通道中間，把琴拿了出來，自己坐在地上。這時的我反倒坦然了許多，開始唱起了老崔和黑豹的歌。
後來我又一個人去過很多地方的地下通道賣唱，心裡的膽怯便逐漸消失了。但賣唱畢竟不同於演出，演出的經驗還是要在樂隊的表演中慢慢積累才行。
我們樂隊初期的收入主要來自現場演出，但這遠遠不夠支撐我們各自的生活。為了貼補生活，我也會出去教學生彈琴，家鄉已經工作的朋友時不時還要救濟我一下，而樂隊裡其他兄弟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我們那時候的一場演出收入大概能有幾十塊錢，演出結束後，哥幾個擠在一輛“面的”裡回家，最後每人再分個十塊錢左右。我記得當時我們參加過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後每支樂隊只分到了十塊錢，不是因為票房不好，而是錢都被別人黑掉了，當時的樂隊絕對算是弱勢群體了。當初這類不靠譜的演出邀請非常多，經常是接到一個邀請電話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我們就去演了。演完之後，中間人向我們一通哭窮，騙我們先回去，演出費隨後再給我們，但等我們回去了就再也聯絡不上這個人了。
我們最早的演出地點都是一些小地方，除了現場的設備條件比較差以外，還經常會遇見一些奇葩的狀況。有一次我們到連雲港下面的一個小縣城演出，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小酒吧，演出開始的時候時，現場氣氛特別好，臺下的小孩兒們跟著節奏甩頭pogo，演出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從後面走過來一個小個子，感覺像是當地“地頭蛇”一樣的人物。他登上臺大喊，不讓臺下的人甩頭，說聽歌可以，但誰都不許動，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演出。我猜他並沒什麼惡意，而是不懂臺下觀眾pogo 的意思，所以我趁一首歌結束的時候過去告訴他，臺下觀眾的pogo 是一種玩兒的方式而已。聽到我這樣說，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馬上跟觀眾大喊著說：“都給我動起來！”於是那些聽歌的人們又開始動了起來。我覺得這人簡直太好笑了，為我們的演出增加了不一樣的小插曲。
雖然有演出，但那個階段樂隊的演出收入卻一直很低，我們堅持繼續演下去主要是為了圖個高興並積累演出經驗。我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希望能做真正有線路規劃的巡演，但一直條件不夠成熟，除了經費上沒保障以外，許多演出的場地實在太差了，很多地方連接線板都不給預備，這怎麼能演呢？還有一些地方的音響調音不專業，電壓有時也不穩定，經常出噪音。所以我們樂隊在早期主要在做單場的演出，但我們依然覺得非常快樂。這種快樂來自於平時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樂趣，以及創作出自己想要表達的音樂。
我們沒有更多地想過未來，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就不需要有那麼多抱怨。當然，當演出的喧囂與激情褪去，哥幾個鑽進“面的”回到郊區簡陋的房間，心理上還是會有些小小的落差與失落，但那個時期大多數樂隊的生活狀況就是如此，並無多大差別。我們的樂隊在1999 年成立，2000 年的時候我們就和嚎叫簽了唱片約，2001 年發表了第一張專輯。那時候北京的搖滾樂只有很少的幾個演出場地，唱片公司的人都會在演出中物色樂隊，以便籤約。嚎叫唱片的老闆呂玻以前也是做樂隊的，他們聽說哪個樂隊比較火爆，就會拉過來談一下合約的事。在我們簽約以前，樹村的其他樂隊，像木馬、廢墟、夜叉、舌頭都已經簽約公司了，我們算簽約比較晚的。
現在想想，我們當時簽約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但當時的我們也沒有其他更多的選擇。一張唱片約能有幾萬塊錢的收入，刨去製作費用也沒剩下多少錢了，最後每個人大概能分到幾千塊錢的樣子。當時我本想賺了錢去買個好點的電腦，結果錢到手之後還是沒買，而是為了在“開心樂園”辦演出買了設備。當時那些演出場所的設備條件極差，沒有人願意為設備投入，我只能自己花錢置辦這些東西。但是這筆錢花得也算是交了學費，因為這中間又被自己圈裡的人騙了。
按說搖滾圈裡的人應該像個大家庭一樣才好，但其中還是會有社會上那些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的東西。我在心理上並沒有長久地受其困擾，否則我也會和他們一樣原地踏步，沒有長進。而且我對圈子文化沒什麼概念，接人待物不會考慮對方的地位高低，只要人合得來就可以交往。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也不是天天聚在一起，甚至有的時候很長時間才聯繫一次，或者在某個地方偶遇。大家相視一笑，聊上兩句，發現對方都沒什麼變化，心裡就非常滿足了。
雖然樂隊發行了唱片，知名度也提升了一些，但我們還是延續著當初的樣子——零零散散的演出，夜以繼日的創作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們也沒有持續地簽約某家唱片公司，連後來的唱片發行也是自己在做。我們曾去過北京馬連道的音像大廈推銷樂隊的唱片，在2006 年我們巡演的時候，每走到一個地方就會去當地的唱片店問他們是否能代售我們的唱片。有過這些與唱片店打交道的經歷，我們才知道搖滾樂的唱片是最暢銷的產品。我們一度想過找一家唱片發行商代理我們的唱片發行，但他們出價極低，非常不划算，於是我們放棄了這樣的想法，繼續保持著樂隊的獨立性。
從唱片公司的角度來講，過去國內的公司更願意和單獨的歌手簽約，而不願意和整支樂隊簽約。比如滾石最初簽下的是唐朝和黑豹，後來就變成了魔巖三傑，開始轉向與歌手個人簽約，相似的例子還有超載樂隊和鮑家街43 號樂隊。
樂隊是非常需要有一個團隊來幫忙打理音樂以外事務的整體。2006 年的時候，有一個做遊戲音樂的哥們兒翻譯了一篇國外的文章，講的就是樂隊經紀人和經理人之間的區別。經紀人通常負責樂隊的對外事務，包括演出、商業等外聯部分，而經理人是負責樂隊瑣碎的內部事務。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專業，可惜當時所有的搖滾樂隊都還沒有這樣的概念。在一般人看來，一支樂隊的核心通常是主唱或吉他手，只要你是這個角色，那麼似乎所有樂隊的事務都要由這個人包辦。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不合理的，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樂手應該把精力更多地用於創作，而專業的事情則需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最近這些年，音樂產業也開始有了正規化的趨勢，但大家也還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國外的學校教育已經開始有相應的專業來培養大量服務於音樂產業的專門人才，如果甲殼蟲樂隊當年沒有那麼好的經紀人，恐怕也不會在商業上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經紀人的角色如果做得好的話，不僅能夠處理樂隊的對外事務，還能為樂隊在音樂方面提出建議，在形象方面給予更好的包裝，更好地打造樂隊的整體形象。
現在國內還有一個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經紀人的情況，雖然這不一定很合適，但至少在行業內，大家對樂隊管理的認識比以前進步多了，也具備了管理模式的雛形，慢慢朝更好的方向走吧。
我們這種隨性的生活狀態一直持續到了2008 年，從那一年開始，各地音樂節陸續興起，演出市場日漸繁榮，我們這才感覺到生活狀況開始有了改善。在2008 年以前，國內根本沒有幾個像樣的音樂節，但從2008 年開始，國內一年能辦出十幾個音樂節。再發展到後來，全國一年要辦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音樂節。當然，音樂節一多，良莠不齊的現象就開始出現，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迷笛音樂節是在國內創辦得比較早的音樂節，緊隨其後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和草莓音樂節也都是比較有品位的，而張北音樂節和雪山音樂節算是後起之秀。那些音樂節的主辦者只有在懂音樂的同時又瞭解市場，再加上用心操作，才能把音樂節辦得長久，如果反其道而行，大部分都只是曇花一現。
從1999 年到2008 年，在這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在一種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的氛圍中堅持著自己的夢想，但我們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過低迷的時刻，而且遇到了各自的30 歲危機。
2007 年，我遇到了幾件非常不順心的事。初戀女朋友在這一年與我分手，與我最要好的一個哥們兒因為犯事被關進去了，而我的家裡也出了一些事情。更加意外的是，就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和我合租住在一起的貝斯手張靜不辭而別了，兩天後，他打來電話說自己已經在另外的一個城市了。面對這樣的變故，我只能說：“好吧，祝你好運。”掛掉電話，想想這接踵而至的幾件事，心裡實在堵得慌。我覺得樂隊也許就要這樣散了。
我總愛說事不過三，但這接連發生的事情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我的很多朋友都曾說我沒心沒肺，不知道什麼是挫折，但2007 年的經歷讓這些朋友看到了其實我也有柔軟脆弱的一面。
那段時間裡，我很難讓自己重新振作起來，每天把自己關在家裡聽音樂、彈琴，逼著自己不要輕易放棄眼前的一切。那時候的我一個星期才下一次樓，買點兒簡單的日用品之後繼續回到房間裡待著，繼續封閉自己。過年的時候，我給家裡打了一個報喜不報憂的電話，之後便關掉了手機，MSN 的個人簽名上也只寫了兩個字——閉關。我這樣頹廢的狀態持續了大半年時間，以至於狀態恢復以後我也不喜歡待在人多熱鬧的地方。除非躲不掉，不然我也不愛和陌生人接觸，這和我小時候愛熱鬧的性格大不一樣。
自閉了一段日子之後，在迷笛時睡在我對鋪的李偉帶著一位來自雲南、名叫李四偉的哥們兒一起來看我。在這個低迷的時候，能有朋友來看我，這讓我非常感動。當時他們幾個朋友一起住在通州，我也就隨他們一起搬到了通州，一來房租可以便宜些，二來我也能換個環境，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雖然我在通州能和幾個朋友時不時地聚一下，但每天大部分的時間裡我仍是自己待著。除了聽音樂以外，我在那段時間也開始反思，我不斷地問自己當初為什麼要來北京。我剛來北京的時候，揹著一個軍用書包和一床被子，那床被子是家裡為我準備的最好的羽絨被，初到北京的心情我依然記憶猶新，我知道我是為了音樂而來的。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放不下那些世俗的雜念呢？
後來我接觸了一些佛教方面的知識，那些淺顯易懂的道理正像長輩講給自己的一樣。重新思索這些道理之後，我覺得既然已經選擇了音樂這條路，不管路途有多坎坷也應該堅持下去，有志者事竟成。
我漸漸走出了陰霾， 每天彈琴、練瑜伽， 通過Youtube、MySpace、LastFM 等國外網站吸收不同音樂風格的營養。我通過MySpace上傳自己的作品demo，通過聽眾的反饋重獲自信與力量，就這樣把作品死磕下來。
在2007 年最困難的時刻，我不是沒有想過放棄，但在那一閃念之後，我並沒有那樣去做。我堅定了最初來北京時的理想，為了音樂而放下其他不重要的東西。小時候，我總聽別人說外國人認為中國人聚在一起就像打麻將一樣，看著下家，防著對家。一個人是一條龍，而一群人就成了一盤散沙。很多樂隊的解散也是因為沒有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我對此卻有逆反心理，偏不相信中國人做不了樂隊。樂隊成員之間出現問題，有時候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事，抱怨別人的同時，自己心裡肯定也存在著偏見，放不下一些東西。搖滾樂的精神是寬容與愛，整天喊著世界和平是沒有用的，倒不如先把自己身邊的事做好，放下那些固執和偏見。
張靜在離開一年之後終於回來了，告訴我想回歸樂隊。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來吧，這個樂隊的大門一直向你敞開著。”他不在的那段日子裡，我為了錄製新專輯，找到一位我的老鄉代替他做貝斯手。但我和那位朋友事先就已經說好，他只是臨時幫忙而已。
張靜回來後，我們一起吃了頓飯，彼此把長久淤積在心裡的抱怨全都釋放了出來。我從沒有專門問過張靜當初為什麼離開，但是回想起樂隊成員以前相處的狀態，大家免不了會在音樂的表現及細節處理方面存在意見分歧。而在這時，我往往必須做出決斷，如果將音樂排到一半而不了了之，那稍縱即逝的感覺足以讓很多的歌無法存在。這個過程中，我可能有時會顯得比較獨裁，說話的方式有些欠考慮，不經意間會傷到人。另外, 樂隊中的每個人也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情緒上難免會控制不住。這樣一來，原本不是問題的事情也有可能化為了矛盾而傷害彼此。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其實在我所接觸過的國內的鼓手當中，很多人平時都不怎麼聽音樂，他們可能更重視設備技術這些問題，但是聊起音樂本身經常就沒話可說了。張冰是一位少有的對音樂有著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們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就有他擔任鼓手的歌曲。張冰在樂隊的那段時間，我們現任的鼓手大偉也時常過來給我們幫忙。那時大偉還是夜叉樂隊的鼓手，他和張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張冰離隊以後，大偉就加入了我們。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偉因為交通事故無法參加巡演，我們找到一位叫楊一郎的北京鼓手頂替了大偉一年。等我們回到北京參加人藝的話劇演出時，我想起了好久沒有聯繫的大偉，便邀請他迴歸樂隊。雖然久未聯繫，但大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迴歸。
如果從首張專輯的出版來算，樂隊早期的成員組成是我、張靜、李豫川和張冰，我們基本上都屬於迷笛出身。我一直不會單純從外貌或者技術層面去選擇樂隊的夥伴，考慮更多的則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來，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和排練來慢慢提高。
樂隊成立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排練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地點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當時玩樂隊的人都在那周邊活動，經常有人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到某個酒吧演出。紀錄片《自由的邊緣》裡能看到我們最初那場演出畫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場演出我自始至終只睜過兩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結束之後。那可不是因為我情太過投入，而是我緊張得根本不敢睜開眼睛。
後來我看了一次他們拍攝的演出畫面，感覺這樣的表演可不行，這哪裡像是搖滾樂應有的現場演出啊？雖然自己把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釋放了，但留給現場聽眾的感覺卻很不好，搖滾樂的表演狀態應該是徹底打開的。
這樣的拘謹讓我想起在迷笛的時候，我曾和宿舍裡上鋪的同學一起去北京亞運村地下通道里賣唱。之所以想去賣唱，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在畢業後無以為繼時，也許賣唱就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鍛鍊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演唱的膽量。
我走進地下通道後，面對來往密集的人流，來來回回走了四五趟都沒好意思停下來唱歌。當時我真是不好意思開口，可又一想，如果我就這樣回去了，那來這裡一趟的意義何在呢？最後我終於豁出去不管那些顧慮了，走到地下通道中間，把琴拿了出來，自己坐在地上。這時的我反倒坦然了許多，開始唱起了老崔和黑豹的歌。
後來我又一個人去過很多地方的地下通道賣唱，心裡的膽怯便逐漸消失了。但賣唱畢竟不同於演出，演出的經驗還是要在樂隊的表演中慢慢積累才行。
我們樂隊初期的收入主要來自現場演出，但這遠遠不夠支撐我們各自的生活。為了貼補生活，我也會出去教學生彈琴，家鄉已經工作的朋友時不時還要救濟我一下，而樂隊裡其他兄弟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我們那時候的一場演出收入大概能有幾十塊錢，演出結束後，哥幾個擠在一輛“面的”裡回家，最後每人再分個十塊錢左右。我記得當時我們參加過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後每支樂隊只分到了十塊錢，不是因為票房不好，而是錢都被別人黑掉了，當時的樂隊絕對算是弱勢群體了。當初這類不靠譜的演出邀請非常多，經常是接到一個邀請電話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我們就去演了。演完之後，中間人向我們一通哭窮，騙我們先回去，演出費隨後再給我們，但等我們回去了就再也聯絡不上這個人了。
我們最早的演出地點都是一些小地方，除了現場的設備條件比較差以外，還經常會遇見一些奇葩的狀況。有一次我們到連雲港下面的一個小縣城演出，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小酒吧，演出開始的時候時，現場氣氛特別好，臺下的小孩兒們跟著節奏甩頭pogo，演出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從後面走過來一個小個子，感覺像是當地“地頭蛇”一樣的人物。他登上臺大喊，不讓臺下的人甩頭，說聽歌可以，但誰都不許動，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演出。我猜他並沒什麼惡意，而是不懂臺下觀眾pogo 的意思，所以我趁一首歌結束的時候過去告訴他，臺下觀眾的pogo 是一種玩兒的方式而已。聽到我這樣說，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馬上跟觀眾大喊著說：“都給我動起來！”於是那些聽歌的人們又開始動了起來。我覺得這人簡直太好笑了，為我們的演出增加了不一樣的小插曲。
雖然有演出，但那個階段樂隊的演出收入卻一直很低，我們堅持繼續演下去主要是為了圖個高興並積累演出經驗。我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希望能做真正有線路規劃的巡演，但一直條件不夠成熟，除了經費上沒保障以外，許多演出的場地實在太差了，很多地方連接線板都不給預備，這怎麼能演呢？還有一些地方的音響調音不專業，電壓有時也不穩定，經常出噪音。所以我們樂隊在早期主要在做單場的演出，但我們依然覺得非常快樂。這種快樂來自於平時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樂趣，以及創作出自己想要表達的音樂。
我們沒有更多地想過未來，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就不需要有那麼多抱怨。當然，當演出的喧囂與激情褪去，哥幾個鑽進“面的”回到郊區簡陋的房間，心理上還是會有些小小的落差與失落，但那個時期大多數樂隊的生活狀況就是如此，並無多大差別。我們的樂隊在1999 年成立，2000 年的時候我們就和嚎叫簽了唱片約，2001 年發表了第一張專輯。那時候北京的搖滾樂只有很少的幾個演出場地，唱片公司的人都會在演出中物色樂隊，以便籤約。嚎叫唱片的老闆呂玻以前也是做樂隊的，他們聽說哪個樂隊比較火爆，就會拉過來談一下合約的事。在我們簽約以前，樹村的其他樂隊，像木馬、廢墟、夜叉、舌頭都已經簽約公司了，我們算簽約比較晚的。
現在想想，我們當時簽約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但當時的我們也沒有其他更多的選擇。一張唱片約能有幾萬塊錢的收入，刨去製作費用也沒剩下多少錢了，最後每個人大概能分到幾千塊錢的樣子。當時我本想賺了錢去買個好點的電腦，結果錢到手之後還是沒買，而是為了在“開心樂園”辦演出買了設備。當時那些演出場所的設備條件極差，沒有人願意為設備投入，我只能自己花錢置辦這些東西。但是這筆錢花得也算是交了學費，因為這中間又被自己圈裡的人騙了。
按說搖滾圈裡的人應該像個大家庭一樣才好，但其中還是會有社會上那些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的東西。我在心理上並沒有長久地受其困擾，否則我也會和他們一樣原地踏步，沒有長進。而且我對圈子文化沒什麼概念，接人待物不會考慮對方的地位高低，只要人合得來就可以交往。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也不是天天聚在一起，甚至有的時候很長時間才聯繫一次，或者在某個地方偶遇。大家相視一笑，聊上兩句，發現對方都沒什麼變化，心裡就非常滿足了。
雖然樂隊發行了唱片，知名度也提升了一些，但我們還是延續著當初的樣子——零零散散的演出，夜以繼日的創作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們也沒有持續地簽約某家唱片公司，連後來的唱片發行也是自己在做。我們曾去過北京馬連道的音像大廈推銷樂隊的唱片，在2006 年我們巡演的時候，每走到一個地方就會去當地的唱片店問他們是否能代售我們的唱片。有過這些與唱片店打交道的經歷，我們才知道搖滾樂的唱片是最暢銷的產品。我們一度想過找一家唱片發行商代理我們的唱片發行，但他們出價極低，非常不划算，於是我們放棄了這樣的想法，繼續保持著樂隊的獨立性。
從唱片公司的角度來講，過去國內的公司更願意和單獨的歌手簽約，而不願意和整支樂隊簽約。比如滾石最初簽下的是唐朝和黑豹，後來就變成了魔巖三傑，開始轉向與歌手個人簽約，相似的例子還有超載樂隊和鮑家街43 號樂隊。
樂隊是非常需要有一個團隊來幫忙打理音樂以外事務的整體。2006 年的時候，有一個做遊戲音樂的哥們兒翻譯了一篇國外的文章，講的就是樂隊經紀人和經理人之間的區別。經紀人通常負責樂隊的對外事務，包括演出、商業等外聯部分，而經理人是負責樂隊瑣碎的內部事務。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專業，可惜當時所有的搖滾樂隊都還沒有這樣的概念。在一般人看來，一支樂隊的核心通常是主唱或吉他手，只要你是這個角色，那麼似乎所有樂隊的事務都要由這個人包辦。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不合理的，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樂手應該把精力更多地用於創作，而專業的事情則需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最近這些年，音樂產業也開始有了正規化的趨勢，但大家也還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國外的學校教育已經開始有相應的專業來培養大量服務於音樂產業的專門人才，如果甲殼蟲樂隊當年沒有那麼好的經紀人，恐怕也不會在商業上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經紀人的角色如果做得好的話，不僅能夠處理樂隊的對外事務，還能為樂隊在音樂方面提出建議，在形象方面給予更好的包裝，更好地打造樂隊的整體形象。
現在國內還有一個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經紀人的情況，雖然這不一定很合適，但至少在行業內，大家對樂隊管理的認識比以前進步多了，也具備了管理模式的雛形，慢慢朝更好的方向走吧。
我們這種隨性的生活狀態一直持續到了2008 年，從那一年開始，各地音樂節陸續興起，演出市場日漸繁榮，我們這才感覺到生活狀況開始有了改善。在2008 年以前，國內根本沒有幾個像樣的音樂節，但從2008 年開始，國內一年能辦出十幾個音樂節。再發展到後來，全國一年要辦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音樂節。當然，音樂節一多，良莠不齊的現象就開始出現，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迷笛音樂節是在國內創辦得比較早的音樂節，緊隨其後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和草莓音樂節也都是比較有品位的，而張北音樂節和雪山音樂節算是後起之秀。那些音樂節的主辦者只有在懂音樂的同時又瞭解市場，再加上用心操作，才能把音樂節辦得長久，如果反其道而行，大部分都只是曇花一現。
從1999 年到2008 年，在這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在一種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的氛圍中堅持著自己的夢想，但我們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過低迷的時刻，而且遇到了各自的30 歲危機。
2007 年，我遇到了幾件非常不順心的事。初戀女朋友在這一年與我分手，與我最要好的一個哥們兒因為犯事被關進去了，而我的家裡也出了一些事情。更加意外的是，就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和我合租住在一起的貝斯手張靜不辭而別了，兩天後，他打來電話說自己已經在另外的一個城市了。面對這樣的變故，我只能說：“好吧，祝你好運。”掛掉電話，想想這接踵而至的幾件事，心裡實在堵得慌。我覺得樂隊也許就要這樣散了。
我總愛說事不過三，但這接連發生的事情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我的很多朋友都曾說我沒心沒肺，不知道什麼是挫折，但2007 年的經歷讓這些朋友看到了其實我也有柔軟脆弱的一面。
那段時間裡，我很難讓自己重新振作起來，每天把自己關在家裡聽音樂、彈琴，逼著自己不要輕易放棄眼前的一切。那時候的我一個星期才下一次樓，買點兒簡單的日用品之後繼續回到房間裡待著，繼續封閉自己。過年的時候，我給家裡打了一個報喜不報憂的電話，之後便關掉了手機，MSN 的個人簽名上也只寫了兩個字——閉關。我這樣頹廢的狀態持續了大半年時間，以至於狀態恢復以後我也不喜歡待在人多熱鬧的地方。除非躲不掉，不然我也不愛和陌生人接觸，這和我小時候愛熱鬧的性格大不一樣。
自閉了一段日子之後，在迷笛時睡在我對鋪的李偉帶著一位來自雲南、名叫李四偉的哥們兒一起來看我。在這個低迷的時候，能有朋友來看我，這讓我非常感動。當時他們幾個朋友一起住在通州，我也就隨他們一起搬到了通州，一來房租可以便宜些，二來我也能換個環境，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雖然我在通州能和幾個朋友時不時地聚一下，但每天大部分的時間裡我仍是自己待著。除了聽音樂以外，我在那段時間也開始反思，我不斷地問自己當初為什麼要來北京。我剛來北京的時候，揹著一個軍用書包和一床被子，那床被子是家裡為我準備的最好的羽絨被，初到北京的心情我依然記憶猶新，我知道我是為了音樂而來的。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放不下那些世俗的雜念呢？
後來我接觸了一些佛教方面的知識，那些淺顯易懂的道理正像長輩講給自己的一樣。重新思索這些道理之後，我覺得既然已經選擇了音樂這條路，不管路途有多坎坷也應該堅持下去，有志者事竟成。
我漸漸走出了陰霾， 每天彈琴、練瑜伽， 通過Youtube、MySpace、LastFM 等國外網站吸收不同音樂風格的營養。我通過MySpace上傳自己的作品demo，通過聽眾的反饋重獲自信與力量，就這樣把作品死磕下來。
在2007 年最困難的時刻，我不是沒有想過放棄，但在那一閃念之後，我並沒有那樣去做。我堅定了最初來北京時的理想，為了音樂而放下其他不重要的東西。小時候，我總聽別人說外國人認為中國人聚在一起就像打麻將一樣，看著下家，防著對家。一個人是一條龍，而一群人就成了一盤散沙。很多樂隊的解散也是因為沒有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我對此卻有逆反心理，偏不相信中國人做不了樂隊。樂隊成員之間出現問題，有時候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事，抱怨別人的同時，自己心裡肯定也存在著偏見，放不下一些東西。搖滾樂的精神是寬容與愛，整天喊著世界和平是沒有用的，倒不如先把自己身邊的事做好，放下那些固執和偏見。
張靜在離開一年之後終於回來了，告訴我想回歸樂隊。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來吧，這個樂隊的大門一直向你敞開著。”他不在的那段日子裡，我為了錄製新專輯，找到一位我的老鄉代替他做貝斯手。但我和那位朋友事先就已經說好，他只是臨時幫忙而已。
張靜回來後，我們一起吃了頓飯，彼此把長久淤積在心裡的抱怨全都釋放了出來。我從沒有專門問過張靜當初為什麼離開，但是回想起樂隊成員以前相處的狀態，大家免不了會在音樂的表現及細節處理方面存在意見分歧。而在這時，我往往必須做出決斷，如果將音樂排到一半而不了了之，那稍縱即逝的感覺足以讓很多的歌無法存在。這個過程中，我可能有時會顯得比較獨裁，說話的方式有些欠考慮，不經意間會傷到人。另外, 樂隊中的每個人也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情緒上難免會控制不住。這樣一來，原本不是問題的事情也有可能化為了矛盾而傷害彼此。
樂隊前任鼓手張冰的離開給了我很大的觸動，再到那次張靜離開以後，我便開始反思自己。曾經在矛盾面前，我不會考慮自己有什麼過錯，但從那次開始，我覺得應該用更智慧的方式來處理一些問題。在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要讓對方理解與消化的同時也不至於傷害到對方，這也需要我擁有更加平和的心態。
在張靜回來後，我們把話都說開了，從此再也沒有發生過爭吵。當然，樂隊的哥兒幾個仍然會因為排練和工作上的事情產生不同意見，甚至產生些許摩擦，但只要是為了音樂，終究不是壞事，
大家不會因存在爭議而相互對抗，畢竟我們都是好兄弟。既然上天安排我們幾個人聚在一起做好一件事，我們便沒有不努力的理由。
痛仰近幾年遭遇了很多質疑，20年從地下一路走來的經歷，幾次轉變風格帶來的爭議。
2014年，痛仰來了一次更大的轉型。新專輯《願愛無憂》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來一直豆瓣8+評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發行《願愛無憂》時，痛仰的轉變得更徹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隨而來的議論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電視的GALA和逃跑計劃，在原本地下的搖滾要和商業化對接時，註定要迎來一波輿論的浪頭。2014年愚人節，痛仰還在開玩笑要籤摩登天空，結果一年之後真的簽了，離開了迷笛的陣地。
同樣包括改唱王菲的《我願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論湧來。
不管你認不認可，喜不喜歡，客觀上來說，痛仰確實是他那一代搖滾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經歷和聲望，以及爭議，都達到了那個程度。
痛仰樂隊在40歲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時候的狀態，喝酒紋身，通過一些外在的疼痛來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那個叛逆期，搖滾樂就像在一個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的人生。
從1999年的地下搖滾到2015年簽約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從發片，巡演，音樂節，到登上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從國內的舞臺一路高歌猛進到國外舞臺，從小眾樂隊到如今中國最貴樂隊……
這一路，從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但痛仰樂隊一直沒有忘記，就是始終遵循內心，用音樂表達最真實的自我。
就像樂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總會過去，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他們已經能夠很淡然地面對對種種質疑猜測成功收穫，無關清風襲來，只要生命中還有音樂就足夠了。
就像他們的自傳體書《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一書中，封面赫然寫著尼采的這樣一句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場錯誤。
音樂對於他們，是沒有句號的。
在路上汲取營養，凝結成歌，集結成輯，然後再上路散播能量，這是痛仰喜愛並擅長的，也是其所堅持的。
願每一個人，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們還會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樂隊是靠緣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見了張靜。他說他是南京人，我說我來自淮安，和他算是老鄉。他和我一樣，專門來迷笛學吉他，當時我覺得這還挺巧。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很合得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說，如果你改彈貝斯，沒準我們還能做一個樂隊呢。沒想到就在來迷笛的第二年，他還真的改學貝斯了。就這樣，我們開始做起了樂隊，而樂隊最初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做樂隊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原來大家都說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貝斯手。在那個時候，一個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鼓手，而我們樂隊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別不穩定。
在張靜改學貝斯以後，便一直擔任我們樂隊的貝斯手。而樂隊最早的吉他手是來自夜叉樂隊的李豫川，後來還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們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但排了一陣子他就回老家了，我們只好找別人代替，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在樂成員相對穩定以後，我們的鼓手換成了來自東北的張冰，他的意識和技術與樂隊的感覺最為接近，這可能也是他平時聽的音樂和我很相似的緣故。
其實在我所接觸過的國內的鼓手當中，很多人平時都不怎麼聽音樂，他們可能更重視設備技術這些問題，但是聊起音樂本身經常就沒話可說了。張冰是一位少有的對音樂有著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們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就有他擔任鼓手的歌曲。張冰在樂隊的那段時間，我們現任的鼓手大偉也時常過來給我們幫忙。那時大偉還是夜叉樂隊的鼓手，他和張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張冰離隊以後，大偉就加入了我們。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偉因為交通事故無法參加巡演，我們找到一位叫楊一郎的北京鼓手頂替了大偉一年。等我們回到北京參加人藝的話劇演出時，我想起了好久沒有聯繫的大偉，便邀請他迴歸樂隊。雖然久未聯繫，但大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迴歸。
如果從首張專輯的出版來算，樂隊早期的成員組成是我、張靜、李豫川和張冰，我們基本上都屬於迷笛出身。我一直不會單純從外貌或者技術層面去選擇樂隊的夥伴，考慮更多的則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來，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和排練來慢慢提高。
樂隊成立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排練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地點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當時玩樂隊的人都在那周邊活動，經常有人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到某個酒吧演出。紀錄片《自由的邊緣》裡能看到我們最初那場演出畫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場演出我自始至終只睜過兩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結束之後。那可不是因為我情太過投入，而是我緊張得根本不敢睜開眼睛。
後來我看了一次他們拍攝的演出畫面，感覺這樣的表演可不行，這哪裡像是搖滾樂應有的現場演出啊？雖然自己把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釋放了，但留給現場聽眾的感覺卻很不好，搖滾樂的表演狀態應該是徹底打開的。
這樣的拘謹讓我想起在迷笛的時候，我曾和宿舍裡上鋪的同學一起去北京亞運村地下通道里賣唱。之所以想去賣唱，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在畢業後無以為繼時，也許賣唱就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鍛鍊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演唱的膽量。
我走進地下通道後，面對來往密集的人流，來來回回走了四五趟都沒好意思停下來唱歌。當時我真是不好意思開口，可又一想，如果我就這樣回去了，那來這裡一趟的意義何在呢？最後我終於豁出去不管那些顧慮了，走到地下通道中間，把琴拿了出來，自己坐在地上。這時的我反倒坦然了許多，開始唱起了老崔和黑豹的歌。
後來我又一個人去過很多地方的地下通道賣唱，心裡的膽怯便逐漸消失了。但賣唱畢竟不同於演出，演出的經驗還是要在樂隊的表演中慢慢積累才行。
我們樂隊初期的收入主要來自現場演出，但這遠遠不夠支撐我們各自的生活。為了貼補生活，我也會出去教學生彈琴，家鄉已經工作的朋友時不時還要救濟我一下，而樂隊裡其他兄弟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我們那時候的一場演出收入大概能有幾十塊錢，演出結束後，哥幾個擠在一輛“面的”裡回家，最後每人再分個十塊錢左右。我記得當時我們參加過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後每支樂隊只分到了十塊錢，不是因為票房不好，而是錢都被別人黑掉了，當時的樂隊絕對算是弱勢群體了。當初這類不靠譜的演出邀請非常多，經常是接到一個邀請電話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我們就去演了。演完之後，中間人向我們一通哭窮，騙我們先回去，演出費隨後再給我們，但等我們回去了就再也聯絡不上這個人了。
我們最早的演出地點都是一些小地方，除了現場的設備條件比較差以外，還經常會遇見一些奇葩的狀況。有一次我們到連雲港下面的一個小縣城演出，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小酒吧，演出開始的時候時，現場氣氛特別好，臺下的小孩兒們跟著節奏甩頭pogo，演出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從後面走過來一個小個子，感覺像是當地“地頭蛇”一樣的人物。他登上臺大喊，不讓臺下的人甩頭，說聽歌可以，但誰都不許動，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演出。我猜他並沒什麼惡意，而是不懂臺下觀眾pogo 的意思，所以我趁一首歌結束的時候過去告訴他，臺下觀眾的pogo 是一種玩兒的方式而已。聽到我這樣說，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馬上跟觀眾大喊著說：“都給我動起來！”於是那些聽歌的人們又開始動了起來。我覺得這人簡直太好笑了，為我們的演出增加了不一樣的小插曲。
雖然有演出，但那個階段樂隊的演出收入卻一直很低，我們堅持繼續演下去主要是為了圖個高興並積累演出經驗。我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希望能做真正有線路規劃的巡演，但一直條件不夠成熟，除了經費上沒保障以外，許多演出的場地實在太差了，很多地方連接線板都不給預備，這怎麼能演呢？還有一些地方的音響調音不專業，電壓有時也不穩定，經常出噪音。所以我們樂隊在早期主要在做單場的演出，但我們依然覺得非常快樂。這種快樂來自於平時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樂趣，以及創作出自己想要表達的音樂。
我們沒有更多地想過未來，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就不需要有那麼多抱怨。當然，當演出的喧囂與激情褪去，哥幾個鑽進“面的”回到郊區簡陋的房間，心理上還是會有些小小的落差與失落，但那個時期大多數樂隊的生活狀況就是如此，並無多大差別。我們的樂隊在1999 年成立，2000 年的時候我們就和嚎叫簽了唱片約，2001 年發表了第一張專輯。那時候北京的搖滾樂只有很少的幾個演出場地，唱片公司的人都會在演出中物色樂隊，以便籤約。嚎叫唱片的老闆呂玻以前也是做樂隊的，他們聽說哪個樂隊比較火爆，就會拉過來談一下合約的事。在我們簽約以前，樹村的其他樂隊，像木馬、廢墟、夜叉、舌頭都已經簽約公司了，我們算簽約比較晚的。
現在想想，我們當時簽約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但當時的我們也沒有其他更多的選擇。一張唱片約能有幾萬塊錢的收入，刨去製作費用也沒剩下多少錢了，最後每個人大概能分到幾千塊錢的樣子。當時我本想賺了錢去買個好點的電腦，結果錢到手之後還是沒買，而是為了在“開心樂園”辦演出買了設備。當時那些演出場所的設備條件極差，沒有人願意為設備投入，我只能自己花錢置辦這些東西。但是這筆錢花得也算是交了學費，因為這中間又被自己圈裡的人騙了。
按說搖滾圈裡的人應該像個大家庭一樣才好，但其中還是會有社會上那些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的東西。我在心理上並沒有長久地受其困擾，否則我也會和他們一樣原地踏步，沒有長進。而且我對圈子文化沒什麼概念，接人待物不會考慮對方的地位高低，只要人合得來就可以交往。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也不是天天聚在一起，甚至有的時候很長時間才聯繫一次，或者在某個地方偶遇。大家相視一笑，聊上兩句，發現對方都沒什麼變化，心裡就非常滿足了。
雖然樂隊發行了唱片，知名度也提升了一些，但我們還是延續著當初的樣子——零零散散的演出，夜以繼日的創作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們也沒有持續地簽約某家唱片公司，連後來的唱片發行也是自己在做。我們曾去過北京馬連道的音像大廈推銷樂隊的唱片，在2006 年我們巡演的時候，每走到一個地方就會去當地的唱片店問他們是否能代售我們的唱片。有過這些與唱片店打交道的經歷，我們才知道搖滾樂的唱片是最暢銷的產品。我們一度想過找一家唱片發行商代理我們的唱片發行，但他們出價極低，非常不划算，於是我們放棄了這樣的想法，繼續保持著樂隊的獨立性。
從唱片公司的角度來講，過去國內的公司更願意和單獨的歌手簽約，而不願意和整支樂隊簽約。比如滾石最初簽下的是唐朝和黑豹，後來就變成了魔巖三傑，開始轉向與歌手個人簽約，相似的例子還有超載樂隊和鮑家街43 號樂隊。
樂隊是非常需要有一個團隊來幫忙打理音樂以外事務的整體。2006 年的時候，有一個做遊戲音樂的哥們兒翻譯了一篇國外的文章，講的就是樂隊經紀人和經理人之間的區別。經紀人通常負責樂隊的對外事務，包括演出、商業等外聯部分，而經理人是負責樂隊瑣碎的內部事務。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專業，可惜當時所有的搖滾樂隊都還沒有這樣的概念。在一般人看來，一支樂隊的核心通常是主唱或吉他手，只要你是這個角色，那麼似乎所有樂隊的事務都要由這個人包辦。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不合理的，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樂手應該把精力更多地用於創作，而專業的事情則需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最近這些年，音樂產業也開始有了正規化的趨勢，但大家也還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國外的學校教育已經開始有相應的專業來培養大量服務於音樂產業的專門人才，如果甲殼蟲樂隊當年沒有那麼好的經紀人，恐怕也不會在商業上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經紀人的角色如果做得好的話，不僅能夠處理樂隊的對外事務，還能為樂隊在音樂方面提出建議，在形象方面給予更好的包裝，更好地打造樂隊的整體形象。
現在國內還有一個人身兼好幾支樂隊的經紀人的情況，雖然這不一定很合適，但至少在行業內，大家對樂隊管理的認識比以前進步多了，也具備了管理模式的雛形，慢慢朝更好的方向走吧。
我們這種隨性的生活狀態一直持續到了2008 年，從那一年開始，各地音樂節陸續興起，演出市場日漸繁榮，我們這才感覺到生活狀況開始有了改善。在2008 年以前，國內根本沒有幾個像樣的音樂節，但從2008 年開始，國內一年能辦出十幾個音樂節。再發展到後來，全國一年要辦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音樂節。當然，音樂節一多，良莠不齊的現象就開始出現，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迷笛音樂節是在國內創辦得比較早的音樂節，緊隨其後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和草莓音樂節也都是比較有品位的，而張北音樂節和雪山音樂節算是後起之秀。那些音樂節的主辦者只有在懂音樂的同時又瞭解市場，再加上用心操作，才能把音樂節辦得長久，如果反其道而行，大部分都只是曇花一現。
從1999 年到2008 年，在這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在一種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的氛圍中堅持著自己的夢想，但我們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過低迷的時刻，而且遇到了各自的30 歲危機。
2007 年，我遇到了幾件非常不順心的事。初戀女朋友在這一年與我分手，與我最要好的一個哥們兒因為犯事被關進去了，而我的家裡也出了一些事情。更加意外的是，就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和我合租住在一起的貝斯手張靜不辭而別了，兩天後，他打來電話說自己已經在另外的一個城市了。面對這樣的變故，我只能說：“好吧，祝你好運。”掛掉電話，想想這接踵而至的幾件事，心裡實在堵得慌。我覺得樂隊也許就要這樣散了。
我總愛說事不過三，但這接連發生的事情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我的很多朋友都曾說我沒心沒肺，不知道什麼是挫折，但2007 年的經歷讓這些朋友看到了其實我也有柔軟脆弱的一面。
那段時間裡，我很難讓自己重新振作起來，每天把自己關在家裡聽音樂、彈琴，逼著自己不要輕易放棄眼前的一切。那時候的我一個星期才下一次樓，買點兒簡單的日用品之後繼續回到房間裡待著，繼續封閉自己。過年的時候，我給家裡打了一個報喜不報憂的電話，之後便關掉了手機，MSN 的個人簽名上也只寫了兩個字——閉關。我這樣頹廢的狀態持續了大半年時間，以至於狀態恢復以後我也不喜歡待在人多熱鬧的地方。除非躲不掉，不然我也不愛和陌生人接觸，這和我小時候愛熱鬧的性格大不一樣。
自閉了一段日子之後，在迷笛時睡在我對鋪的李偉帶著一位來自雲南、名叫李四偉的哥們兒一起來看我。在這個低迷的時候，能有朋友來看我，這讓我非常感動。當時他們幾個朋友一起住在通州，我也就隨他們一起搬到了通州，一來房租可以便宜些，二來我也能換個環境，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雖然我在通州能和幾個朋友時不時地聚一下，但每天大部分的時間裡我仍是自己待著。除了聽音樂以外，我在那段時間也開始反思，我不斷地問自己當初為什麼要來北京。我剛來北京的時候，揹著一個軍用書包和一床被子，那床被子是家裡為我準備的最好的羽絨被，初到北京的心情我依然記憶猶新，我知道我是為了音樂而來的。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放不下那些世俗的雜念呢？
後來我接觸了一些佛教方面的知識，那些淺顯易懂的道理正像長輩講給自己的一樣。重新思索這些道理之後，我覺得既然已經選擇了音樂這條路，不管路途有多坎坷也應該堅持下去，有志者事竟成。
我漸漸走出了陰霾， 每天彈琴、練瑜伽， 通過Youtube、MySpace、LastFM 等國外網站吸收不同音樂風格的營養。我通過MySpace上傳自己的作品demo，通過聽眾的反饋重獲自信與力量，就這樣把作品死磕下來。
在2007 年最困難的時刻，我不是沒有想過放棄，但在那一閃念之後，我並沒有那樣去做。我堅定了最初來北京時的理想，為了音樂而放下其他不重要的東西。小時候，我總聽別人說外國人認為中國人聚在一起就像打麻將一樣，看著下家，防著對家。一個人是一條龍，而一群人就成了一盤散沙。很多樂隊的解散也是因為沒有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我對此卻有逆反心理，偏不相信中國人做不了樂隊。樂隊成員之間出現問題，有時候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事，抱怨別人的同時，自己心裡肯定也存在著偏見，放不下一些東西。搖滾樂的精神是寬容與愛，整天喊著世界和平是沒有用的，倒不如先把自己身邊的事做好，放下那些固執和偏見。
張靜在離開一年之後終於回來了，告訴我想回歸樂隊。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來吧，這個樂隊的大門一直向你敞開著。”他不在的那段日子裡，我為了錄製新專輯，找到一位我的老鄉代替他做貝斯手。但我和那位朋友事先就已經說好，他只是臨時幫忙而已。
張靜回來後，我們一起吃了頓飯，彼此把長久淤積在心裡的抱怨全都釋放了出來。我從沒有專門問過張靜當初為什麼離開，但是回想起樂隊成員以前相處的狀態，大家免不了會在音樂的表現及細節處理方面存在意見分歧。而在這時，我往往必須做出決斷，如果將音樂排到一半而不了了之，那稍縱即逝的感覺足以讓很多的歌無法存在。這個過程中，我可能有時會顯得比較獨裁，說話的方式有些欠考慮，不經意間會傷到人。另外, 樂隊中的每個人也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情緒上難免會控制不住。這樣一來，原本不是問題的事情也有可能化為了矛盾而傷害彼此。
樂隊前任鼓手張冰的離開給了我很大的觸動，再到那次張靜離開以後，我便開始反思自己。曾經在矛盾面前，我不會考慮自己有什麼過錯，但從那次開始，我覺得應該用更智慧的方式來處理一些問題。在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要讓對方理解與消化的同時也不至於傷害到對方，這也需要我擁有更加平和的心態。
在張靜回來後，我們把話都說開了，從此再也沒有發生過爭吵。當然，樂隊的哥兒幾個仍然會因為排練和工作上的事情產生不同意見，甚至產生些許摩擦，但只要是為了音樂，終究不是壞事，
大家不會因存在爭議而相互對抗，畢竟我們都是好兄弟。既然上天安排我們幾個人聚在一起做好一件事，我們便沒有不努力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