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坦佐導演：《我的天才女友》
要把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躋身過去十年中全球最風靡的小說）拍成叫人滿意的電視劇可不容易（三十二集，算下來每本小說拍八集），“叫人滿意”肯定不是差強人意，而是“滿足人們的期待”。難就難在那些高得讓人眩暈的期待。費蘭特的崇拜者表達喜愛之情是出了名的大嗓門——比如2016年《觀察家》就將埃萊娜·費蘭特與“吃貨”和“攤腿男”（the manspreader：指公共交通上叉開腿坐時佔據超過一人位空間的男人）並列為一種“二十一世紀類型”。去年的紀錄片《費蘭特熱》（Ferrante Fever）中，導演賈科莫·杜爾齊（Giacomo Durzi）受到“排山倒海的激情”的驅使，試圖採訪讀者來捕捉那種狂熱，這些讀者包括喬納森·弗蘭岑、羅貝託·薩維亞諾、希拉里·克林頓等等，希拉里形容四部曲“有催眠般魔力……我讀得停不下來，一直在想它”（這是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這小說甚至催生了一個產業，有不少旅行社都提供“費蘭特的那不勒斯”之旅，花上二百五十歐元，你就能喝著咖啡吃著點心，跟著私人導遊帶你“尋找莉拉”——四部曲中的女主角之一。
這種狂熱並非沒有先例，比如對奧斯丁的持續飢渴，還有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死忠粉——去她家朝聖的人實在太多，她有時候得假扮成女傭才能逃脫。（費蘭特承認自己受了奧斯丁和奧爾科特的影響，不論是在對匿名的渴望，還是題材的選擇上。）不過，就我們的意大利作家而言，熱鬧可能導致了薩維里奧·科斯坦佐（Saverio Costanzo）改編的《我的天才女友》頭兩集那陳舊又小心翼翼的氛圍，似乎導演已經做好準備迎接瘟疫般的批評家，就像小說主人公埃萊娜·格雷科想象中的“小到幾乎看不見的生物”，會在晚上出來鑽進水裡、空氣裡，令女人們成天怒氣衝衝。
科斯坦佐最知名的電影是2013年的《飢餓的心》。這次改編《我的天才女友》，費蘭特也參與了編劇，開頭和小說的序曲場景一模一樣：中年的埃萊娜在深夜接到一通電話，是多年未見的童年玩伴莉拉·賽魯羅的兒子打來的，莉拉突然失蹤了，而埃萊娜一直知道她會這麼做，她甚至把自己從家庭相片中都剪掉了。埃萊娜掛斷那哭哭啼啼的男人的電話，在黑暗中打開電腦。旁白（科斯坦佐經常合作的女演員阿爾巴·羅爾瓦凱爾）說：“我答應過你永遠不會這樣做，但我真的很生氣。”埃萊娜開始寫“你一生的故事……多年裡你告訴我的一切”。這很重要，因為它給整個敘述打下了框架，故事的高潮是時間跨越六十載、空間跨越整個意大利的對決。“這次我也要拼盡全力，看看誰能贏。”在埃萊娜的書房裡，一隻大狗豎起耳朵。梅菲斯特就在我們中間。
接下來我們回到了1950年代的那不勒斯小鎮，塵土飛揚的街道是埃萊娜和莉拉的根基。小學是她倆較勁的開始，她們都想得到女老師奧利維耶羅的誇獎。莉拉的形象跟費蘭特小說中描述的一樣：“瘦得像一條醃過的鳳尾魚。”她能讀會寫，而埃萊娜雖然書寫端正，卻還不會遣詞造句。小鎮上下處處有爭吵，雖然小說是用標準意大利語寫的，偶爾有方言，但在電視劇中，只有埃萊娜的畫外音是普通話，其他都是那不勒斯土話，連意大利人看也需要字幕幫忙。就像2008年的電影《格莫拉》（以及在播的同名電視劇）背景也是那不勒斯最窮苦的地區，方言能夠幫助我們進入情境。
《我的天才女友》前兩集無可避免地要讓位於場景設置和人物情節介紹，好比是小說最前頭的人物表。於是我們看到了放學後在馬路上叫賣水果和蔬菜“傻蛋”恩佐，佩盧索一家——他們和堂·阿奇勒（“童話故事裡的食人魔”）勢不兩立，尼諾·薩拉託雷的父親總愛照顧新近守寡的梅麗娜。劇情暗示了開酒吧和點心房的索拉拉一家與卡拉奇家的爭奪地盤之戰，我們還看到了兩位女主人公的洋娃娃，換娃娃宣告了女孩間的魔鬼契約。第二集圍繞金錢主題，人人都需要錢，但只有少數人比如堂·阿奇勒和索拉拉家才有。黑市當道。莉拉被一輛嶄新的小黃蜂摩托車的聲音吸引著轉過了頭。兩個女孩從堂·阿奇勒那兒要了點錢，買了一本《小婦人》，她們通過喬的角色，有了寫作掙錢的念頭。莉拉的想象力可豐富了。奧爾科特筆下的德性和財富之戰在這裡會怎樣展開？
該劇的製作很認真，有時候到了照本宣科的程度。比如小說裡絕望的梅麗娜被拋棄後，除了啊啊啊地嘶吼，沒法說出任何字詞，好像受了重傷一般，她的瓶瓶罐罐從窗口飛出來，砸在地上。而在電視劇中，這一幕長達三分鐘，變得如肥皂劇一般扁平。
費蘭特著：《我的天才女友》
也許我們應該將這一切與上月《衛報》刊登的一篇文章放在一起考量。在瑪吉·吉倫哈爾宣佈將改編費蘭特的早期小說後，費蘭特解釋：
我絕不會對一個女導演說：“這是我的書，這是我的視角。如果你想拍成電影，就必須按這個來。”就算她全盤背叛我的文本，我也不會說一句話。
但如果導演是男人，“我就不會那麼縱容”，“就算他有強烈的個人風格，我也會請他……進入我的故事的籠子，而不是把我的故事拽進他的籠子”。的確，《碎片集：一個作家的旅程》（Frantumaglia: A Writer’s Journey）中，費蘭特複製了她與導演馬里奧·馬爾託內（1995年改編了她的小說《骯髒的愛情》）的通信，準確地呈現了這種談判能有多瑣碎。每次馬爾託內提供一稿，作家都會加上“小注釋”，在意識到控制和創造之間的脆弱關係時，又要為挑釁道歉（“但我也不想太過分，我是不是愚蠢地過度干預你的工作了？”）。費蘭特時常使用籠子的比喻，她說：“一個故事是一種反常的籠子，它既用策略誘捕了你，但相反地，又讓你感到自由。”在《我的天才女友》的頭幾集，我們似乎暫時地，摸到了籠子的外圍。
（本文發表於2018年11月21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獲作者授權翻譯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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