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狼廳》到《提堂》雙獲布克獎看歷史小說的寫法'
2012年10月16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著名英國文學獎布克獎頒佈，英國小說家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憑藉《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再次榮獲這一殊榮，成為布克獎歷史上兩獲此項殊榮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獲得這一殊榮的首位女作家。此前，曾經有兩位男作家獲得過兩次布克獎，分別是出生於南非的小說家J·M·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和澳大利亞小說家彼得·凱里（Peter Carey）。
曼特爾基本上和她的同胞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與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是同一代人，然而與那些紅得發紫的同代作家相比，她的榮耀多少有點姍姍來遲。2009年，她的那部關於亨利八世王朝的歷史小說《狼廳》(Wolf Hall)榮獲布克文學獎後，她才開始在英國出名，此前她幾乎默默無聞。這可能與很多非文學因素有關：曼特爾身體一直不大好，並不住在倫敦，不說時髦口音，不怎麼旅行，也不怎麼參加談話節目。但她這麼不出名可能也是因為她的作品很難理解。
《狼廳》和《提堂》是曼特爾的“都鐸三部曲”中的前兩部，以英國曆史上著名的都鐸王朝為故事背景。亨利八世是英格蘭都鐸王朝的第二位國王，驍勇健壯，多才多藝，但同時也被認為過度自負，脾氣無常。為後人津津樂道的不僅僅是他在位時的政績，還有他一生中所迎娶的六位妻子。曼特爾的“都鐸三部曲”不落窠臼，選擇了一個時常被忽略的角色——當時的國務大臣托馬斯·克倫威爾為主角，從他的視角出發來講述一段都鐸王朝的故事。《狼廳》主要講述了克倫威爾從一個鐵匠的兒子一步步奮鬥成為亨利八世最信任的國務大臣的故事。克倫威爾幫助亨利八世擺脫了天主教會的管制，和第一任妻子凱瑟琳皇后離婚，迎娶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並創建英國國教，贏得一定的王權自由。
2012年，“都鐸三部曲”第二部《提堂》面世。本年度布克獎評委會主席彼得·斯托瑟德爵士讚譽曼特爾說，“她重塑了英國近代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時期，我們這位最偉大的當代英語作家重新書寫了一段最為人熟知的英國曆史。”
據曼特爾交代，她的“都鐸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暫定名為《鏡與燈》（The Mirror and Light），將以克倫威爾1540年的死亡告終，為三部曲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2012年10月16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著名英國文學獎布克獎頒佈，英國小說家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憑藉《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再次榮獲這一殊榮，成為布克獎歷史上兩獲此項殊榮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獲得這一殊榮的首位女作家。此前，曾經有兩位男作家獲得過兩次布克獎，分別是出生於南非的小說家J·M·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和澳大利亞小說家彼得·凱里（Peter Carey）。
曼特爾基本上和她的同胞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與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是同一代人，然而與那些紅得發紫的同代作家相比，她的榮耀多少有點姍姍來遲。2009年，她的那部關於亨利八世王朝的歷史小說《狼廳》(Wolf Hall)榮獲布克文學獎後，她才開始在英國出名，此前她幾乎默默無聞。這可能與很多非文學因素有關：曼特爾身體一直不大好，並不住在倫敦，不說時髦口音，不怎麼旅行，也不怎麼參加談話節目。但她這麼不出名可能也是因為她的作品很難理解。
《狼廳》和《提堂》是曼特爾的“都鐸三部曲”中的前兩部，以英國曆史上著名的都鐸王朝為故事背景。亨利八世是英格蘭都鐸王朝的第二位國王，驍勇健壯，多才多藝，但同時也被認為過度自負，脾氣無常。為後人津津樂道的不僅僅是他在位時的政績，還有他一生中所迎娶的六位妻子。曼特爾的“都鐸三部曲”不落窠臼，選擇了一個時常被忽略的角色——當時的國務大臣托馬斯·克倫威爾為主角，從他的視角出發來講述一段都鐸王朝的故事。《狼廳》主要講述了克倫威爾從一個鐵匠的兒子一步步奮鬥成為亨利八世最信任的國務大臣的故事。克倫威爾幫助亨利八世擺脫了天主教會的管制，和第一任妻子凱瑟琳皇后離婚，迎娶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並創建英國國教，贏得一定的王權自由。
2012年，“都鐸三部曲”第二部《提堂》面世。本年度布克獎評委會主席彼得·斯托瑟德爵士讚譽曼特爾說，“她重塑了英國近代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時期，我們這位最偉大的當代英語作家重新書寫了一段最為人熟知的英國曆史。”
據曼特爾交代，她的“都鐸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暫定名為《鏡與燈》（The Mirror and Light），將以克倫威爾1540年的死亡告終，為三部曲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鍾情於歷史小說
正統的歷史小說是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變種，力圖以描慕真實的歷史人物，還原歷史事件為主。但是近些年這種歷史小說遭到了很多的質疑，事實上，歷史與小說本身就是相悖的兩面，歷史主張真實，小說的本質在虛構，歷史小說的定義就彷彿說用虛構的筆法還原真實的歷史，多少有些荒誕的意味。所以當代的許多作家都開始藉助於一些歷史題材重新演繹小說。
曼特爾在接受《紐約客》的訪談中提到她的“都鐸三部曲”的構思時說，關於整個故事的革新都是從一個確定的觀點出發：你從小形成觀念就是亨利八世是個邪惡的國王，托馬斯•摩爾是個偉大的聖賢，托馬斯•克倫威爾在亨利八世作惡的過程中起到的只是輔助與教唆的作用。不過，如果你追根究底，你就會想，“事情不會這麼簡單”。
一般人認為，克倫威爾是“亨利八世那絢麗多彩的花園裡的一隻長疣的癩蛤蟆”，但曼特爾卻做到他人想都未想過的事——創作了一個系列的歷史小說，帶著修正主義的態度，把克倫威爾描繪成一個智慧、仁慈且高尚的人物。
在曼特爾看來，以前的戲劇、小說，以及通俗歷史都歪曲了克倫威爾這個人物。大量偏見經一代又一代人流傳，人們沒有反思過基本的原理。嚴肅的歷史學家對他得出不同的評價，無論人們是否喜歡他，但他們都明白一點，克倫威爾是那個時代最具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有大量書宣稱是克倫威爾的傳記，但實際上那些只是政治研究方面的文獻。那些字裡行間裡沒有出現過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曼特爾的寫作試圖恢復他個人的心路歷程，重現那些文獻之後的血肉之軀。
像創作任何歷史小說一樣，曼特爾遭遇到很多難題，因為歷史歷史早已煙消雲散，人物也只停留在枯燥刻板的歷史教科書中：只有宏大的背影，你永遠無法知道歷史的細節。在刻畫克倫威爾的這個角色的時候，曼特爾遇到了兩個問題。克倫威爾出身卑微，以至我們對他早年的生活知之甚少。等他長到十幾歲、二十歲出頭時，他初露頭角，但我們瞭解的只是些道聽途說，歷史並無詳細記錄。直到他出現在歷史舞臺的中心時，我們才開始瞭解一些他政治上的作為。作家必須擔任偵探工作，追蹤他的痕跡，閱讀出文本的中言外之意。關於他，我們瞭解的是，同普羅大眾一樣，他也有自己的私生活，他也有個人情感，我們只能嘗試揣測了。
曼特爾說：“當我猜測某些事時，我希望有一點根據，在此之上進行推測。所以，在書中有些看起來像完全杜撰的東西，我通常對讀者指出其來源，並解釋為何我這麼寫。”
在創作歷史小說時，曼特爾很少無中生有。即使是很多微小的細節，也多是來自歷史檔案。比如，在《提堂》中，有一個細節就直接摘自一位使節的信件：亨利八世與安妮皇后尚未離婚，就託人給簡送來了情書和一袋子錢；簡把錢直接還給了信使，然後拿起信親了親，接著原封不動地也還給了信使。
在談及有些歷史電視劇為了方便敘述或者增強戲劇效果而扭曲歷史時，曼特爾說，“如果為了更方便或更戲劇化而扭曲歷史，我會感覺作為作家的自己是失敗的。如果你理解你正在創作的東西，你會感覺你只是從真實的生活中組織起一齣戲劇。”
細節不能捏造，而偉大和重要性則是無法憑空創造，這也是曼特爾一直青睞歷史小說的原因：她認為自己只能寫已被歷史證實的偉大人物。她相信只有在偉大的歷史時刻，才能產生偉大的人物；平庸的時代只能產生平庸的人物。
2012年10月16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著名英國文學獎布克獎頒佈，英國小說家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憑藉《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再次榮獲這一殊榮，成為布克獎歷史上兩獲此項殊榮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獲得這一殊榮的首位女作家。此前，曾經有兩位男作家獲得過兩次布克獎，分別是出生於南非的小說家J·M·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和澳大利亞小說家彼得·凱里（Peter Carey）。
曼特爾基本上和她的同胞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與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是同一代人，然而與那些紅得發紫的同代作家相比，她的榮耀多少有點姍姍來遲。2009年，她的那部關於亨利八世王朝的歷史小說《狼廳》(Wolf Hall)榮獲布克文學獎後，她才開始在英國出名，此前她幾乎默默無聞。這可能與很多非文學因素有關：曼特爾身體一直不大好，並不住在倫敦，不說時髦口音，不怎麼旅行，也不怎麼參加談話節目。但她這麼不出名可能也是因為她的作品很難理解。
《狼廳》和《提堂》是曼特爾的“都鐸三部曲”中的前兩部，以英國曆史上著名的都鐸王朝為故事背景。亨利八世是英格蘭都鐸王朝的第二位國王，驍勇健壯，多才多藝，但同時也被認為過度自負，脾氣無常。為後人津津樂道的不僅僅是他在位時的政績，還有他一生中所迎娶的六位妻子。曼特爾的“都鐸三部曲”不落窠臼，選擇了一個時常被忽略的角色——當時的國務大臣托馬斯·克倫威爾為主角，從他的視角出發來講述一段都鐸王朝的故事。《狼廳》主要講述了克倫威爾從一個鐵匠的兒子一步步奮鬥成為亨利八世最信任的國務大臣的故事。克倫威爾幫助亨利八世擺脫了天主教會的管制，和第一任妻子凱瑟琳皇后離婚，迎娶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並創建英國國教，贏得一定的王權自由。
2012年，“都鐸三部曲”第二部《提堂》面世。本年度布克獎評委會主席彼得·斯托瑟德爵士讚譽曼特爾說，“她重塑了英國近代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時期，我們這位最偉大的當代英語作家重新書寫了一段最為人熟知的英國曆史。”
據曼特爾交代，她的“都鐸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暫定名為《鏡與燈》（The Mirror and Light），將以克倫威爾1540年的死亡告終，為三部曲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鍾情於歷史小說
正統的歷史小說是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變種，力圖以描慕真實的歷史人物，還原歷史事件為主。但是近些年這種歷史小說遭到了很多的質疑，事實上，歷史與小說本身就是相悖的兩面，歷史主張真實，小說的本質在虛構，歷史小說的定義就彷彿說用虛構的筆法還原真實的歷史，多少有些荒誕的意味。所以當代的許多作家都開始藉助於一些歷史題材重新演繹小說。
曼特爾在接受《紐約客》的訪談中提到她的“都鐸三部曲”的構思時說，關於整個故事的革新都是從一個確定的觀點出發：你從小形成觀念就是亨利八世是個邪惡的國王，托馬斯•摩爾是個偉大的聖賢，托馬斯•克倫威爾在亨利八世作惡的過程中起到的只是輔助與教唆的作用。不過，如果你追根究底，你就會想，“事情不會這麼簡單”。
一般人認為，克倫威爾是“亨利八世那絢麗多彩的花園裡的一隻長疣的癩蛤蟆”，但曼特爾卻做到他人想都未想過的事——創作了一個系列的歷史小說，帶著修正主義的態度，把克倫威爾描繪成一個智慧、仁慈且高尚的人物。
在曼特爾看來，以前的戲劇、小說，以及通俗歷史都歪曲了克倫威爾這個人物。大量偏見經一代又一代人流傳，人們沒有反思過基本的原理。嚴肅的歷史學家對他得出不同的評價，無論人們是否喜歡他，但他們都明白一點，克倫威爾是那個時代最具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有大量書宣稱是克倫威爾的傳記，但實際上那些只是政治研究方面的文獻。那些字裡行間裡沒有出現過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曼特爾的寫作試圖恢復他個人的心路歷程，重現那些文獻之後的血肉之軀。
像創作任何歷史小說一樣，曼特爾遭遇到很多難題，因為歷史歷史早已煙消雲散，人物也只停留在枯燥刻板的歷史教科書中：只有宏大的背影，你永遠無法知道歷史的細節。在刻畫克倫威爾的這個角色的時候，曼特爾遇到了兩個問題。克倫威爾出身卑微，以至我們對他早年的生活知之甚少。等他長到十幾歲、二十歲出頭時，他初露頭角，但我們瞭解的只是些道聽途說，歷史並無詳細記錄。直到他出現在歷史舞臺的中心時，我們才開始瞭解一些他政治上的作為。作家必須擔任偵探工作，追蹤他的痕跡，閱讀出文本的中言外之意。關於他，我們瞭解的是，同普羅大眾一樣，他也有自己的私生活，他也有個人情感，我們只能嘗試揣測了。
曼特爾說：“當我猜測某些事時，我希望有一點根據，在此之上進行推測。所以，在書中有些看起來像完全杜撰的東西，我通常對讀者指出其來源，並解釋為何我這麼寫。”
在創作歷史小說時，曼特爾很少無中生有。即使是很多微小的細節，也多是來自歷史檔案。比如，在《提堂》中，有一個細節就直接摘自一位使節的信件：亨利八世與安妮皇后尚未離婚，就託人給簡送來了情書和一袋子錢；簡把錢直接還給了信使，然後拿起信親了親，接著原封不動地也還給了信使。
在談及有些歷史電視劇為了方便敘述或者增強戲劇效果而扭曲歷史時，曼特爾說，“如果為了更方便或更戲劇化而扭曲歷史，我會感覺作為作家的自己是失敗的。如果你理解你正在創作的東西，你會感覺你只是從真實的生活中組織起一齣戲劇。”
細節不能捏造，而偉大和重要性則是無法憑空創造，這也是曼特爾一直青睞歷史小說的原因：她認為自己只能寫已被歷史證實的偉大人物。她相信只有在偉大的歷史時刻，才能產生偉大的人物；平庸的時代只能產生平庸的人物。
《從狼廳》到《提堂》
1536年5月，一位英格蘭王后被警衛帶到大批人群前的空地上。她說出最後的話語，做最後的禱告，然後等待著，直直地跪著。行刑者只用一劍便斬下了她的頭。那個殘酷瞬間帶來的震動至今仍在迴響。很多個世紀以來，作家和歷史學家們重新研究並想象了安妮·博林最後的日子，但重述並沒有削弱故事的力量，似乎還加強了恐懼感。總有一些東西剩下來，沒有被解釋，沒有被充分想象：這些東西要求你剝開敘事，重新開始。就好像她最後的話語依舊飄蕩在空氣裡，而我們正努力將之從歷史的噪音之中挑揀出來。
在2009年的小說《狼廳》裡，曼特爾提供了克倫威爾早年生活的一個版本，他從最卑微的底層開始起步——他的父親是啤酒釀造師和鐵匠——直到成為亨利八世的左膀右臂，最終變成埃塞克斯伯爵。克倫威爾憤世嫉俗，看似和藹可親，又如蛇般聰明，他幫忙處理亨利八世首次離婚的一團亂麻。英格蘭與羅馬教廷決裂了，亨利八世成為英國教會的領導，並迎娶了他相信可以使他快樂併為他生兒子的那個女人。但三年過去，仍然沒有繼承人，他準備找個新老婆，而克倫威爾也為政權更迭做好了準備。
到這裡為止，這個故事都是通過克倫威爾的視角講述的。一個小說家能在歷史學家的艱辛工作之上增加點什麼呢？也許什麼都不能。曼特爾所能做的惟有創造一個平行的版本，一個親密的版本，令人潛入那些閉鎖的房間。這是種合謀的勾當。從本質上說，它不會在歷史學家需要領會的書面紀錄上留下痕跡。也許我們只有感受到這些事才能理解：亨利王室中那極度不快的氣氛，充斥著怨恨、猜疑和恐懼；每個詞語和每個行為的雙重屬性；回頭重讀可能導致被捕、審判、判決的每一個事件、每一句話語。安妮·博林有很多敵人，和一些偽朋友。在那些春日，五名男子被處以極刑，他們被指控是她的情人並陰謀策劃殺死國王。克倫威爾覺得這些人有罪，他說：“或許雖然不是被指控的那種罪。”
曼特爾在評價《提堂》的評論中提到了她寫作時的不同：“《提堂》的情節被壓縮在9個月裡，讀起來和《狼廳》不同，寫起來也不一樣；這是一種濃縮的駭人的練習。情節日復一日、周復一週地演進，針對博林一家的陰謀形成了。情節一小時接著一小時前進，塔樓裡的安妮歇斯底里地大笑，不斷談論著可能發生的事。然後是一分鐘接著一分鐘，她被帶上斷頭臺。然後是一秒鐘接著一秒鐘，直到劍客舉起手臂，克倫威爾從血泊中走開，走向他下一階段的輝煌而驚恐的生涯，走向三部曲的第三部分。歷史學家或許會對他的道德觀、他的角色持不同意見，但沒有人能夠質疑他浮沉之間的魅力。克倫威爾沒有雕像，也沒有紀念碑，於是我試著從紙裡造一個出來。”
2012年10月16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著名英國文學獎布克獎頒佈，英國小說家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憑藉《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再次榮獲這一殊榮，成為布克獎歷史上兩獲此項殊榮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獲得這一殊榮的首位女作家。此前，曾經有兩位男作家獲得過兩次布克獎，分別是出生於南非的小說家J·M·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和澳大利亞小說家彼得·凱里（Peter Carey）。
曼特爾基本上和她的同胞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與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是同一代人，然而與那些紅得發紫的同代作家相比，她的榮耀多少有點姍姍來遲。2009年，她的那部關於亨利八世王朝的歷史小說《狼廳》(Wolf Hall)榮獲布克文學獎後，她才開始在英國出名，此前她幾乎默默無聞。這可能與很多非文學因素有關：曼特爾身體一直不大好，並不住在倫敦，不說時髦口音，不怎麼旅行，也不怎麼參加談話節目。但她這麼不出名可能也是因為她的作品很難理解。
《狼廳》和《提堂》是曼特爾的“都鐸三部曲”中的前兩部，以英國曆史上著名的都鐸王朝為故事背景。亨利八世是英格蘭都鐸王朝的第二位國王，驍勇健壯，多才多藝，但同時也被認為過度自負，脾氣無常。為後人津津樂道的不僅僅是他在位時的政績，還有他一生中所迎娶的六位妻子。曼特爾的“都鐸三部曲”不落窠臼，選擇了一個時常被忽略的角色——當時的國務大臣托馬斯·克倫威爾為主角，從他的視角出發來講述一段都鐸王朝的故事。《狼廳》主要講述了克倫威爾從一個鐵匠的兒子一步步奮鬥成為亨利八世最信任的國務大臣的故事。克倫威爾幫助亨利八世擺脫了天主教會的管制，和第一任妻子凱瑟琳皇后離婚，迎娶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並創建英國國教，贏得一定的王權自由。
2012年，“都鐸三部曲”第二部《提堂》面世。本年度布克獎評委會主席彼得·斯托瑟德爵士讚譽曼特爾說，“她重塑了英國近代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時期，我們這位最偉大的當代英語作家重新書寫了一段最為人熟知的英國曆史。”
據曼特爾交代，她的“都鐸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暫定名為《鏡與燈》（The Mirror and Light），將以克倫威爾1540年的死亡告終，為三部曲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鍾情於歷史小說
正統的歷史小說是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變種，力圖以描慕真實的歷史人物，還原歷史事件為主。但是近些年這種歷史小說遭到了很多的質疑，事實上，歷史與小說本身就是相悖的兩面，歷史主張真實，小說的本質在虛構，歷史小說的定義就彷彿說用虛構的筆法還原真實的歷史，多少有些荒誕的意味。所以當代的許多作家都開始藉助於一些歷史題材重新演繹小說。
曼特爾在接受《紐約客》的訪談中提到她的“都鐸三部曲”的構思時說，關於整個故事的革新都是從一個確定的觀點出發：你從小形成觀念就是亨利八世是個邪惡的國王，托馬斯•摩爾是個偉大的聖賢，托馬斯•克倫威爾在亨利八世作惡的過程中起到的只是輔助與教唆的作用。不過，如果你追根究底，你就會想，“事情不會這麼簡單”。
一般人認為，克倫威爾是“亨利八世那絢麗多彩的花園裡的一隻長疣的癩蛤蟆”，但曼特爾卻做到他人想都未想過的事——創作了一個系列的歷史小說，帶著修正主義的態度，把克倫威爾描繪成一個智慧、仁慈且高尚的人物。
在曼特爾看來，以前的戲劇、小說，以及通俗歷史都歪曲了克倫威爾這個人物。大量偏見經一代又一代人流傳，人們沒有反思過基本的原理。嚴肅的歷史學家對他得出不同的評價，無論人們是否喜歡他，但他們都明白一點，克倫威爾是那個時代最具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有大量書宣稱是克倫威爾的傳記，但實際上那些只是政治研究方面的文獻。那些字裡行間裡沒有出現過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曼特爾的寫作試圖恢復他個人的心路歷程，重現那些文獻之後的血肉之軀。
像創作任何歷史小說一樣，曼特爾遭遇到很多難題，因為歷史歷史早已煙消雲散，人物也只停留在枯燥刻板的歷史教科書中：只有宏大的背影，你永遠無法知道歷史的細節。在刻畫克倫威爾的這個角色的時候，曼特爾遇到了兩個問題。克倫威爾出身卑微，以至我們對他早年的生活知之甚少。等他長到十幾歲、二十歲出頭時，他初露頭角，但我們瞭解的只是些道聽途說，歷史並無詳細記錄。直到他出現在歷史舞臺的中心時，我們才開始瞭解一些他政治上的作為。作家必須擔任偵探工作，追蹤他的痕跡，閱讀出文本的中言外之意。關於他，我們瞭解的是，同普羅大眾一樣，他也有自己的私生活，他也有個人情感，我們只能嘗試揣測了。
曼特爾說：“當我猜測某些事時，我希望有一點根據，在此之上進行推測。所以，在書中有些看起來像完全杜撰的東西，我通常對讀者指出其來源，並解釋為何我這麼寫。”
在創作歷史小說時，曼特爾很少無中生有。即使是很多微小的細節，也多是來自歷史檔案。比如，在《提堂》中，有一個細節就直接摘自一位使節的信件：亨利八世與安妮皇后尚未離婚，就託人給簡送來了情書和一袋子錢；簡把錢直接還給了信使，然後拿起信親了親，接著原封不動地也還給了信使。
在談及有些歷史電視劇為了方便敘述或者增強戲劇效果而扭曲歷史時，曼特爾說，“如果為了更方便或更戲劇化而扭曲歷史，我會感覺作為作家的自己是失敗的。如果你理解你正在創作的東西，你會感覺你只是從真實的生活中組織起一齣戲劇。”
細節不能捏造，而偉大和重要性則是無法憑空創造，這也是曼特爾一直青睞歷史小說的原因：她認為自己只能寫已被歷史證實的偉大人物。她相信只有在偉大的歷史時刻，才能產生偉大的人物；平庸的時代只能產生平庸的人物。
《從狼廳》到《提堂》
1536年5月，一位英格蘭王后被警衛帶到大批人群前的空地上。她說出最後的話語，做最後的禱告，然後等待著，直直地跪著。行刑者只用一劍便斬下了她的頭。那個殘酷瞬間帶來的震動至今仍在迴響。很多個世紀以來，作家和歷史學家們重新研究並想象了安妮·博林最後的日子，但重述並沒有削弱故事的力量，似乎還加強了恐懼感。總有一些東西剩下來，沒有被解釋，沒有被充分想象：這些東西要求你剝開敘事，重新開始。就好像她最後的話語依舊飄蕩在空氣裡，而我們正努力將之從歷史的噪音之中挑揀出來。
在2009年的小說《狼廳》裡，曼特爾提供了克倫威爾早年生活的一個版本，他從最卑微的底層開始起步——他的父親是啤酒釀造師和鐵匠——直到成為亨利八世的左膀右臂，最終變成埃塞克斯伯爵。克倫威爾憤世嫉俗，看似和藹可親，又如蛇般聰明，他幫忙處理亨利八世首次離婚的一團亂麻。英格蘭與羅馬教廷決裂了，亨利八世成為英國教會的領導，並迎娶了他相信可以使他快樂併為他生兒子的那個女人。但三年過去，仍然沒有繼承人，他準備找個新老婆，而克倫威爾也為政權更迭做好了準備。
到這裡為止，這個故事都是通過克倫威爾的視角講述的。一個小說家能在歷史學家的艱辛工作之上增加點什麼呢？也許什麼都不能。曼特爾所能做的惟有創造一個平行的版本，一個親密的版本，令人潛入那些閉鎖的房間。這是種合謀的勾當。從本質上說，它不會在歷史學家需要領會的書面紀錄上留下痕跡。也許我們只有感受到這些事才能理解：亨利王室中那極度不快的氣氛，充斥著怨恨、猜疑和恐懼；每個詞語和每個行為的雙重屬性；回頭重讀可能導致被捕、審判、判決的每一個事件、每一句話語。安妮·博林有很多敵人，和一些偽朋友。在那些春日，五名男子被處以極刑，他們被指控是她的情人並陰謀策劃殺死國王。克倫威爾覺得這些人有罪，他說：“或許雖然不是被指控的那種罪。”
曼特爾在評價《提堂》的評論中提到了她寫作時的不同：“《提堂》的情節被壓縮在9個月裡，讀起來和《狼廳》不同，寫起來也不一樣；這是一種濃縮的駭人的練習。情節日復一日、周復一週地演進，針對博林一家的陰謀形成了。情節一小時接著一小時前進，塔樓裡的安妮歇斯底里地大笑，不斷談論著可能發生的事。然後是一分鐘接著一分鐘，她被帶上斷頭臺。然後是一秒鐘接著一秒鐘，直到劍客舉起手臂，克倫威爾從血泊中走開，走向他下一階段的輝煌而驚恐的生涯，走向三部曲的第三部分。歷史學家或許會對他的道德觀、他的角色持不同意見，但沒有人能夠質疑他浮沉之間的魅力。克倫威爾沒有雕像，也沒有紀念碑，於是我試著從紙裡造一個出來。”
歷史與細節
曼特爾以《提堂》勝出布克獎，同時獲得5萬英鎊獎金（摺合人民幣約50萬元）。2009年獲得布克獎後，當被問及獎金用於什麼用途時，曼特爾曾開玩笑說：“性、毒品和搖滾”。今年，她又被記者追問同樣的問題，她戲稱：“用於康復。”接著，她又補充說：“今年的答案可能比較乏味，我大概會用這筆獎金來養老
布克獎後，曼特爾的書已經很熱銷，但無論從銷量或聲望上，都無法與她同時代的伊恩·麥克尤恩、埃米斯、拉什迪等比肩。這也許是因為歷史小說本來就屬於邊緣題材，也許是因為她太過於與眾不同。
對此，她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我更用心經營，也許我可以確保自己在大眾心中的地位，並由此不斷地重複自己，但那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我一直好奇，那些一直這樣做的作家，他們自己不會感到無聊嗎？”
不知道近期的這則新聞算不算曼特爾“用心經營”的結果？
2月4日，曼特爾在大英博物館作了一次《解讀安妮·博林》的演講。作為她的“都鐸三部曲”中重要的歷史人物，曼特爾不止一次提及這位英國曆史中是有爭議的女性之一。
曼特爾本來可以就這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做一個精彩的演講，但是她話鋒一轉，從安妮·博林轉移到了凱特王妃身上，稱凱特王妃是靠團隊打造出來的“塑料公主”、帶著“僵硬笑容”的“櫥窗模特”以及“以生育為唯一目的的女人”。
曼特爾說，從凱特的一些行為上看，她像是設計出來的生育工具。曼特爾還把話題引向所有的王室女成員，稱她們基本上都是“品種優良的生育工具”以及“對器官的收藏”。曼特爾認為凱特不同於她小說的主角、都鐸王朝時期的安妮·博林王后，稱後者是一個懂得玩弄權術、聰明而堅定的女人。
曼特爾的言論受到了眾多人批評的同時，有數據顯示，她的獲獎小說《狼廳》，在過去24小時的銷售量增加了至少200%，在亞馬遜網站書籍的排行從第15名躍升到第7名。該系列第二部書《提堂》的銷售量也大增69%。
歷史總是這樣充滿了意味深長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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