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經過這一年的磨難，白朗和羅烽意識到哈爾濱這個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在羅烽出獄十多天後兩人便決定離開哈爾濱，前往上海。去上海是為了和他們的好朋友蕭紅、蕭軍會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愛國之路。
來到上海，蕭紅和蕭軍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羅烽的臨時落腳點，當時蕭紅和蕭軍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師家裡，雖然他們對白朗和羅烽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兩家人長期住在一起也的確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羅烽不久後就搬到了華美里亭子間。這種面積一般僅有7平方米的亭子間租金便宜，許多困苦的文人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選擇這樣的房間。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經過這一年的磨難，白朗和羅烽意識到哈爾濱這個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在羅烽出獄十多天後兩人便決定離開哈爾濱，前往上海。去上海是為了和他們的好朋友蕭紅、蕭軍會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愛國之路。
來到上海，蕭紅和蕭軍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羅烽的臨時落腳點，當時蕭紅和蕭軍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師家裡，雖然他們對白朗和羅烽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兩家人長期住在一起也的確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羅烽不久後就搬到了華美里亭子間。這種面積一般僅有7平方米的亭子間租金便宜，許多困苦的文人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選擇這樣的房間。
圖 | 1933年蕭紅（右）、白朗（左）、關大為合影
即使是生活在這個冬冷夏熱的房間裡，但每當白朗與羅烽想到這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上海嶄新的環境，他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滿懷期待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希望能夠遇見新的可能。
此後的每一天，兩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圍。將近1935年年底，經中國文聯原主席周揚介紹，羅烽與白朗一起加入到左聯。在這般激勵之下，夫婦二人的創作更是掀起一股“東北風”。隨著白朗和羅烽的大批以淪陷家鄉東北作為題材的作品的問世，引起了上海人們對國家正面臨的處境的覺醒，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內心。
之所以羅烽和白朗的作品會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純粹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更多的是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上海人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同胞們在哈爾濱受盡了苦難，他們有同情，有不忍，還會憤怒。這就是他們兩人作品的魅力所在。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經過這一年的磨難，白朗和羅烽意識到哈爾濱這個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在羅烽出獄十多天後兩人便決定離開哈爾濱，前往上海。去上海是為了和他們的好朋友蕭紅、蕭軍會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愛國之路。
來到上海，蕭紅和蕭軍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羅烽的臨時落腳點，當時蕭紅和蕭軍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師家裡，雖然他們對白朗和羅烽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兩家人長期住在一起也的確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羅烽不久後就搬到了華美里亭子間。這種面積一般僅有7平方米的亭子間租金便宜，許多困苦的文人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選擇這樣的房間。
圖 | 1933年蕭紅（右）、白朗（左）、關大為合影
即使是生活在這個冬冷夏熱的房間裡，但每當白朗與羅烽想到這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上海嶄新的環境，他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滿懷期待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希望能夠遇見新的可能。
此後的每一天，兩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圍。將近1935年年底，經中國文聯原主席周揚介紹，羅烽與白朗一起加入到左聯。在這般激勵之下，夫婦二人的創作更是掀起一股“東北風”。隨著白朗和羅烽的大批以淪陷家鄉東北作為題材的作品的問世，引起了上海人們對國家正面臨的處境的覺醒，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內心。
之所以羅烽和白朗的作品會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純粹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更多的是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上海人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同胞們在哈爾濱受盡了苦難，他們有同情，有不忍，還會憤怒。這就是他們兩人作品的魅力所在。
圖 | 左起為山丁、羅烽、蕭軍、蕭紅，1934年初攝於哈爾濱
羅烽的小說帶著濃厚的地域感情色彩，風格沉穩質樸，主題鮮明且深刻。一部《呼蘭河邊》道盡自己的難以啟齒的苦和淚，成為了他的代表作。
而此時的白朗的創作成就已經與羅烽不相上下了。白朗擅長寫短篇小說，《輪下》《生與死》都是其極具代表性的作品。《輪下》這一部紀實性小說，是以1932年哈爾濱的一場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其中關於人們遭遇的悲慘現實寫得細緻入微，黑暗勢力暴露無遺。
後來，有學者評價白朗的這篇作品說：“籠罩著悽楚沉鬱的悲劇氣氛，描繪了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場面，並且在描寫時採用電影蒙太奇的結構手法，把人物對話、動作心理刻畫，組合成一組組電影鏡頭，平行交叉，迭復剪輯在一起，使小說文簡流暢，人物個性突出，情節跌宕，節奏明快。”
正當白朗和羅烽名聲赫赫的時候，偏偏又因條件過於艱苦，早早地喪失了他們在上海生下的孩子，這一沉痛的打擊實在是讓他們難以忍受。唯一的寬慰只有寫作，愁緒萬千，也只能借文字來傾訴。那些寫不出的，道不盡的，只能讓歲月平息了。
直到1937年上海的戰火熊熊燃起，短暫的奔走呼告也還是沒能讓上海逃出生天。9月，白朗和羅烽撤離上海，再次遷徙，這一次他們來到了武漢。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經過這一年的磨難，白朗和羅烽意識到哈爾濱這個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在羅烽出獄十多天後兩人便決定離開哈爾濱，前往上海。去上海是為了和他們的好朋友蕭紅、蕭軍會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愛國之路。
來到上海，蕭紅和蕭軍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羅烽的臨時落腳點，當時蕭紅和蕭軍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師家裡，雖然他們對白朗和羅烽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兩家人長期住在一起也的確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羅烽不久後就搬到了華美里亭子間。這種面積一般僅有7平方米的亭子間租金便宜，許多困苦的文人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選擇這樣的房間。
圖 | 1933年蕭紅（右）、白朗（左）、關大為合影
即使是生活在這個冬冷夏熱的房間裡，但每當白朗與羅烽想到這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上海嶄新的環境，他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滿懷期待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希望能夠遇見新的可能。
此後的每一天，兩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圍。將近1935年年底，經中國文聯原主席周揚介紹，羅烽與白朗一起加入到左聯。在這般激勵之下，夫婦二人的創作更是掀起一股“東北風”。隨著白朗和羅烽的大批以淪陷家鄉東北作為題材的作品的問世，引起了上海人們對國家正面臨的處境的覺醒，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內心。
之所以羅烽和白朗的作品會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純粹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更多的是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上海人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同胞們在哈爾濱受盡了苦難，他們有同情，有不忍，還會憤怒。這就是他們兩人作品的魅力所在。
圖 | 左起為山丁、羅烽、蕭軍、蕭紅，1934年初攝於哈爾濱
羅烽的小說帶著濃厚的地域感情色彩，風格沉穩質樸，主題鮮明且深刻。一部《呼蘭河邊》道盡自己的難以啟齒的苦和淚，成為了他的代表作。
而此時的白朗的創作成就已經與羅烽不相上下了。白朗擅長寫短篇小說，《輪下》《生與死》都是其極具代表性的作品。《輪下》這一部紀實性小說，是以1932年哈爾濱的一場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其中關於人們遭遇的悲慘現實寫得細緻入微，黑暗勢力暴露無遺。
後來，有學者評價白朗的這篇作品說：“籠罩著悽楚沉鬱的悲劇氣氛，描繪了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場面，並且在描寫時採用電影蒙太奇的結構手法，把人物對話、動作心理刻畫，組合成一組組電影鏡頭，平行交叉，迭復剪輯在一起，使小說文簡流暢，人物個性突出，情節跌宕，節奏明快。”
正當白朗和羅烽名聲赫赫的時候，偏偏又因條件過於艱苦，早早地喪失了他們在上海生下的孩子，這一沉痛的打擊實在是讓他們難以忍受。唯一的寬慰只有寫作，愁緒萬千，也只能借文字來傾訴。那些寫不出的，道不盡的，只能讓歲月平息了。
直到1937年上海的戰火熊熊燃起，短暫的奔走呼告也還是沒能讓上海逃出生天。9月，白朗和羅烽撤離上海，再次遷徙，這一次他們來到了武漢。
執筆的守望者
初到武漢，羅烽即刻便加入到行軍的隊伍中，轉而去了山西臨汾，留下白朗獨自一人守在武漢。初來乍到，暫時的分別讓白朗感到十分孤獨，身邊也沒有一個可以訴衷腸的人。無奈她只能提筆抒情，一本《西行散記》悄然而生，十幾篇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1938年，白朗與羅烽兩人終於會合到達重慶，繼續文藝工作，三年後，白朗與羅烽又先後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一路上雖然有彼此的陪伴，可是羅烽與白朗始終在不停地奔波勞累。要說羅白兩人過得最順心的時候就是1945年回到東北之後了。
兩人回到東北後都紛紛擔任要職，寫作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在創作的人看來這算得上是最大的恩賜。1949年後，隨著國家慢慢脫離苦海，羅烽和白朗在創作上也到達了高峰期，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通過他們的寫作變得家喻戶曉。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經過這一年的磨難，白朗和羅烽意識到哈爾濱這個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在羅烽出獄十多天後兩人便決定離開哈爾濱，前往上海。去上海是為了和他們的好朋友蕭紅、蕭軍會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愛國之路。
來到上海，蕭紅和蕭軍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羅烽的臨時落腳點，當時蕭紅和蕭軍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師家裡，雖然他們對白朗和羅烽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兩家人長期住在一起也的確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羅烽不久後就搬到了華美里亭子間。這種面積一般僅有7平方米的亭子間租金便宜，許多困苦的文人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選擇這樣的房間。
圖 | 1933年蕭紅（右）、白朗（左）、關大為合影
即使是生活在這個冬冷夏熱的房間裡，但每當白朗與羅烽想到這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上海嶄新的環境，他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滿懷期待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希望能夠遇見新的可能。
此後的每一天，兩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圍。將近1935年年底，經中國文聯原主席周揚介紹，羅烽與白朗一起加入到左聯。在這般激勵之下，夫婦二人的創作更是掀起一股“東北風”。隨著白朗和羅烽的大批以淪陷家鄉東北作為題材的作品的問世，引起了上海人們對國家正面臨的處境的覺醒，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內心。
之所以羅烽和白朗的作品會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純粹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更多的是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上海人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同胞們在哈爾濱受盡了苦難，他們有同情，有不忍，還會憤怒。這就是他們兩人作品的魅力所在。
圖 | 左起為山丁、羅烽、蕭軍、蕭紅，1934年初攝於哈爾濱
羅烽的小說帶著濃厚的地域感情色彩，風格沉穩質樸，主題鮮明且深刻。一部《呼蘭河邊》道盡自己的難以啟齒的苦和淚，成為了他的代表作。
而此時的白朗的創作成就已經與羅烽不相上下了。白朗擅長寫短篇小說，《輪下》《生與死》都是其極具代表性的作品。《輪下》這一部紀實性小說，是以1932年哈爾濱的一場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其中關於人們遭遇的悲慘現實寫得細緻入微，黑暗勢力暴露無遺。
後來，有學者評價白朗的這篇作品說：“籠罩著悽楚沉鬱的悲劇氣氛，描繪了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場面，並且在描寫時採用電影蒙太奇的結構手法，把人物對話、動作心理刻畫，組合成一組組電影鏡頭，平行交叉，迭復剪輯在一起，使小說文簡流暢，人物個性突出，情節跌宕，節奏明快。”
正當白朗和羅烽名聲赫赫的時候，偏偏又因條件過於艱苦，早早地喪失了他們在上海生下的孩子，這一沉痛的打擊實在是讓他們難以忍受。唯一的寬慰只有寫作，愁緒萬千，也只能借文字來傾訴。那些寫不出的，道不盡的，只能讓歲月平息了。
直到1937年上海的戰火熊熊燃起，短暫的奔走呼告也還是沒能讓上海逃出生天。9月，白朗和羅烽撤離上海，再次遷徙，這一次他們來到了武漢。
執筆的守望者
初到武漢，羅烽即刻便加入到行軍的隊伍中，轉而去了山西臨汾，留下白朗獨自一人守在武漢。初來乍到，暫時的分別讓白朗感到十分孤獨，身邊也沒有一個可以訴衷腸的人。無奈她只能提筆抒情，一本《西行散記》悄然而生，十幾篇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1938年，白朗與羅烽兩人終於會合到達重慶，繼續文藝工作，三年後，白朗與羅烽又先後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一路上雖然有彼此的陪伴，可是羅烽與白朗始終在不停地奔波勞累。要說羅白兩人過得最順心的時候就是1945年回到東北之後了。
兩人回到東北後都紛紛擔任要職，寫作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在創作的人看來這算得上是最大的恩賜。1949年後，隨著國家慢慢脫離苦海，羅烽和白朗在創作上也到達了高峰期，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通過他們的寫作變得家喻戶曉。
圖 | 作家白朗與勞動模範趙桂蘭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羅烽和白朗的美好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1957年，兩人被現實無情地拋棄了，他們被髮配到阜新。已經年過半百的羅烽怎麼受得住那裡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一天天消瘦下去，還要強忍病痛。白朗看到丈夫也是萬般無奈。其實當時白朗也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卻依然要待在地毯廠工作那一段非人待遇的生活，如果不是兩人一起熬，怕是很難度過。
1961年的冬天，羅烽迎來了他的春天，激動的羅烽照了一張相片，並在相片背後寫下“一九六二年春，大病初癒”一語雙關，無需過多的解釋。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經過這一年的磨難，白朗和羅烽意識到哈爾濱這個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在羅烽出獄十多天後兩人便決定離開哈爾濱，前往上海。去上海是為了和他們的好朋友蕭紅、蕭軍會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愛國之路。
來到上海，蕭紅和蕭軍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羅烽的臨時落腳點，當時蕭紅和蕭軍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師家裡，雖然他們對白朗和羅烽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兩家人長期住在一起也的確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羅烽不久後就搬到了華美里亭子間。這種面積一般僅有7平方米的亭子間租金便宜，許多困苦的文人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選擇這樣的房間。
圖 | 1933年蕭紅（右）、白朗（左）、關大為合影
即使是生活在這個冬冷夏熱的房間裡，但每當白朗與羅烽想到這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上海嶄新的環境，他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滿懷期待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希望能夠遇見新的可能。
此後的每一天，兩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圍。將近1935年年底，經中國文聯原主席周揚介紹，羅烽與白朗一起加入到左聯。在這般激勵之下，夫婦二人的創作更是掀起一股“東北風”。隨著白朗和羅烽的大批以淪陷家鄉東北作為題材的作品的問世，引起了上海人們對國家正面臨的處境的覺醒，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內心。
之所以羅烽和白朗的作品會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純粹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更多的是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上海人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同胞們在哈爾濱受盡了苦難，他們有同情，有不忍，還會憤怒。這就是他們兩人作品的魅力所在。
圖 | 左起為山丁、羅烽、蕭軍、蕭紅，1934年初攝於哈爾濱
羅烽的小說帶著濃厚的地域感情色彩，風格沉穩質樸，主題鮮明且深刻。一部《呼蘭河邊》道盡自己的難以啟齒的苦和淚，成為了他的代表作。
而此時的白朗的創作成就已經與羅烽不相上下了。白朗擅長寫短篇小說，《輪下》《生與死》都是其極具代表性的作品。《輪下》這一部紀實性小說，是以1932年哈爾濱的一場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其中關於人們遭遇的悲慘現實寫得細緻入微，黑暗勢力暴露無遺。
後來，有學者評價白朗的這篇作品說：“籠罩著悽楚沉鬱的悲劇氣氛，描繪了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場面，並且在描寫時採用電影蒙太奇的結構手法，把人物對話、動作心理刻畫，組合成一組組電影鏡頭，平行交叉，迭復剪輯在一起，使小說文簡流暢，人物個性突出，情節跌宕，節奏明快。”
正當白朗和羅烽名聲赫赫的時候，偏偏又因條件過於艱苦，早早地喪失了他們在上海生下的孩子，這一沉痛的打擊實在是讓他們難以忍受。唯一的寬慰只有寫作，愁緒萬千，也只能借文字來傾訴。那些寫不出的，道不盡的，只能讓歲月平息了。
直到1937年上海的戰火熊熊燃起，短暫的奔走呼告也還是沒能讓上海逃出生天。9月，白朗和羅烽撤離上海，再次遷徙，這一次他們來到了武漢。
執筆的守望者
初到武漢，羅烽即刻便加入到行軍的隊伍中，轉而去了山西臨汾，留下白朗獨自一人守在武漢。初來乍到，暫時的分別讓白朗感到十分孤獨，身邊也沒有一個可以訴衷腸的人。無奈她只能提筆抒情，一本《西行散記》悄然而生，十幾篇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1938年，白朗與羅烽兩人終於會合到達重慶，繼續文藝工作，三年後，白朗與羅烽又先後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一路上雖然有彼此的陪伴，可是羅烽與白朗始終在不停地奔波勞累。要說羅白兩人過得最順心的時候就是1945年回到東北之後了。
兩人回到東北後都紛紛擔任要職，寫作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在創作的人看來這算得上是最大的恩賜。1949年後，隨著國家慢慢脫離苦海，羅烽和白朗在創作上也到達了高峰期，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通過他們的寫作變得家喻戶曉。
圖 | 作家白朗與勞動模範趙桂蘭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羅烽和白朗的美好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1957年，兩人被現實無情地拋棄了，他們被髮配到阜新。已經年過半百的羅烽怎麼受得住那裡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一天天消瘦下去，還要強忍病痛。白朗看到丈夫也是萬般無奈。其實當時白朗也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卻依然要待在地毯廠工作那一段非人待遇的生活，如果不是兩人一起熬，怕是很難度過。
1961年的冬天，羅烽迎來了他的春天，激動的羅烽照了一張相片，並在相片背後寫下“一九六二年春，大病初癒”一語雙關，無需過多的解釋。
生命剩下的溫熱
傷口還沒癒合完全，卻再次被人狠狠地撕裂了。1969年，白朗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她的精神崩潰了，患上了精神病。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她把假牙摔碎了，把鋼筆折斷了，發誓不再寫一個字。病情時好時壞，羅烽為了照顧她，不得已要四處奔波，最後心力交瘁。不過，無論再苦再難，他也沒有想過放棄。
唯有寫作與愛不可辜負。1979年，他們等了足足十年，終於等到了陽光再次照進他們的生活。可是白朗與羅烽已經不再年輕了，精神和身體的折磨，三番五次，多少辛酸苦楚都早已看淡了，再多的淚也早就幹了。
1991年，羅烽病逝，終年81歲。三年後，白朗也離開了這讓她傷痕累累的人間。結束了，一切愛恨都隨風而逝。按照他們的遺願，後人將兩人的照片、書信和手稿全都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經過這一年的磨難，白朗和羅烽意識到哈爾濱這個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在羅烽出獄十多天後兩人便決定離開哈爾濱，前往上海。去上海是為了和他們的好朋友蕭紅、蕭軍會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愛國之路。
來到上海，蕭紅和蕭軍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羅烽的臨時落腳點，當時蕭紅和蕭軍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師家裡，雖然他們對白朗和羅烽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兩家人長期住在一起也的確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羅烽不久後就搬到了華美里亭子間。這種面積一般僅有7平方米的亭子間租金便宜，許多困苦的文人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選擇這樣的房間。
圖 | 1933年蕭紅（右）、白朗（左）、關大為合影
即使是生活在這個冬冷夏熱的房間裡，但每當白朗與羅烽想到這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上海嶄新的環境，他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滿懷期待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希望能夠遇見新的可能。
此後的每一天，兩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圍。將近1935年年底，經中國文聯原主席周揚介紹，羅烽與白朗一起加入到左聯。在這般激勵之下，夫婦二人的創作更是掀起一股“東北風”。隨著白朗和羅烽的大批以淪陷家鄉東北作為題材的作品的問世，引起了上海人們對國家正面臨的處境的覺醒，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內心。
之所以羅烽和白朗的作品會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純粹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更多的是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上海人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同胞們在哈爾濱受盡了苦難，他們有同情，有不忍，還會憤怒。這就是他們兩人作品的魅力所在。
圖 | 左起為山丁、羅烽、蕭軍、蕭紅，1934年初攝於哈爾濱
羅烽的小說帶著濃厚的地域感情色彩，風格沉穩質樸，主題鮮明且深刻。一部《呼蘭河邊》道盡自己的難以啟齒的苦和淚，成為了他的代表作。
而此時的白朗的創作成就已經與羅烽不相上下了。白朗擅長寫短篇小說，《輪下》《生與死》都是其極具代表性的作品。《輪下》這一部紀實性小說，是以1932年哈爾濱的一場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其中關於人們遭遇的悲慘現實寫得細緻入微，黑暗勢力暴露無遺。
後來，有學者評價白朗的這篇作品說：“籠罩著悽楚沉鬱的悲劇氣氛，描繪了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場面，並且在描寫時採用電影蒙太奇的結構手法，把人物對話、動作心理刻畫，組合成一組組電影鏡頭，平行交叉，迭復剪輯在一起，使小說文簡流暢，人物個性突出，情節跌宕，節奏明快。”
正當白朗和羅烽名聲赫赫的時候，偏偏又因條件過於艱苦，早早地喪失了他們在上海生下的孩子，這一沉痛的打擊實在是讓他們難以忍受。唯一的寬慰只有寫作，愁緒萬千，也只能借文字來傾訴。那些寫不出的，道不盡的，只能讓歲月平息了。
直到1937年上海的戰火熊熊燃起，短暫的奔走呼告也還是沒能讓上海逃出生天。9月，白朗和羅烽撤離上海，再次遷徙，這一次他們來到了武漢。
執筆的守望者
初到武漢，羅烽即刻便加入到行軍的隊伍中，轉而去了山西臨汾，留下白朗獨自一人守在武漢。初來乍到，暫時的分別讓白朗感到十分孤獨，身邊也沒有一個可以訴衷腸的人。無奈她只能提筆抒情，一本《西行散記》悄然而生，十幾篇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1938年，白朗與羅烽兩人終於會合到達重慶，繼續文藝工作，三年後，白朗與羅烽又先後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一路上雖然有彼此的陪伴，可是羅烽與白朗始終在不停地奔波勞累。要說羅白兩人過得最順心的時候就是1945年回到東北之後了。
兩人回到東北後都紛紛擔任要職，寫作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在創作的人看來這算得上是最大的恩賜。1949年後，隨著國家慢慢脫離苦海，羅烽和白朗在創作上也到達了高峰期，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通過他們的寫作變得家喻戶曉。
圖 | 作家白朗與勞動模範趙桂蘭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羅烽和白朗的美好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1957年，兩人被現實無情地拋棄了，他們被髮配到阜新。已經年過半百的羅烽怎麼受得住那裡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一天天消瘦下去，還要強忍病痛。白朗看到丈夫也是萬般無奈。其實當時白朗也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卻依然要待在地毯廠工作那一段非人待遇的生活，如果不是兩人一起熬，怕是很難度過。
1961年的冬天，羅烽迎來了他的春天，激動的羅烽照了一張相片，並在相片背後寫下“一九六二年春，大病初癒”一語雙關，無需過多的解釋。
生命剩下的溫熱
傷口還沒癒合完全，卻再次被人狠狠地撕裂了。1969年，白朗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她的精神崩潰了，患上了精神病。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她把假牙摔碎了，把鋼筆折斷了，發誓不再寫一個字。病情時好時壞，羅烽為了照顧她，不得已要四處奔波，最後心力交瘁。不過，無論再苦再難，他也沒有想過放棄。
唯有寫作與愛不可辜負。1979年，他們等了足足十年，終於等到了陽光再次照進他們的生活。可是白朗與羅烽已經不再年輕了，精神和身體的折磨，三番五次，多少辛酸苦楚都早已看淡了，再多的淚也早就幹了。
1991年，羅烽病逝，終年81歲。三年後，白朗也離開了這讓她傷痕累累的人間。結束了，一切愛恨都隨風而逝。按照他們的遺願，後人將兩人的照片、書信和手稿全都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
其實生活從來都不如誰所願，誰比它頑強，便能看破世間醜相，穿過生命散發的芳香。
幸而羅烽遇見了白朗，結婚60載，同歡喜，共患難，無論世間如何險惡，彼此也要護對方周全。這樣深沉的愛，只有羅白夫婦。雖說歲月不饒人，他們亦沒有饒過歲月。
他們一個活得明朗，一個活得脫俗，兩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執筆走天涯，著作無數，帶著愛上路，跌撞出滿身風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樣。他們便是名揚文壇的作家伉儷——羅烽和白朗。
圖 | 羅烽 白朗夫婦
從此便只有“我們”
1912年，白朗原名劉東蘭，生於遼寧瀋陽，整個童年也都安然無恙，平淡無奇，直到她嫁給了表兄羅烽，往後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樂交織。
1929年，從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的白朗與羅烽結為夫婦，這一年羅烽恰逢20歲，俗稱“大喜年”。羅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於1909年，比白朗年長3歲。因為白朗和羅烽是表兄妹的關係，兩人從小就經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長環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讓兩人不謀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與羅烽一個像夏天，一個像冬天。白朗活潑外向，羅烽沉著穩重。他們的愛情極少西方世界的羅曼蒂克，更多的是濃厚的東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裡往往理想多於感性，責任多於纏綿。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國家的深情。
圖 | 《黃金時代》中的羅烽白朗劇照
我們的愛一直在路上
婚前，羅烽已經是保家衛國的仁人志士，洋溢著青春朝氣的他正在為祖國的未來而努力。婚後，白朗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羅烽，也為了發揮自己的能力，選擇加入到羅烽工作的隊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為羅烽的助手。她寫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協助羅烽刻印蠟版，翻印文件，替羅烽減輕了很多工作上的壓力。
後來，白朗因為表現突出，被准許投考國際協報，錄為記者。憑著聰慧和靈敏，白朗在不久後就被提升為主編，主要負責《國際公園》《婦女》等欄目。漸漸地，白朗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開始顯露出來，陸陸續續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受到讀者的踴躍支持。
可惜當時時局動亂，僅靠著一腔熱血也難以撲滅那罪惡的戰火。對白朗和羅烽而言，寫作也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爾濱的天空蓋上了一層陰霾，恐怖氣息籠罩著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來，羅烽因為叛徒告密，被當做罪犯逮捕入獄，並遭到嚴刑拷打。但是羅烽扛住了，他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愛人，他不知道此時的白朗也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面對丈夫被抓，白朗沒有放棄，她選擇頑強地活下去，她斬釘截鐵地表示：“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皈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
為了救出羅烽，白朗四處奔波，想盡一切辦法籌得善款，終於將羅烽保釋出獄。在獄中將近一年的時間，羅烽已經被那些惡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虛弱的羅烽，白朗恨自己沒能早點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跡斑斑的惡魔們。
經過這一年的磨難，白朗和羅烽意識到哈爾濱這個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在羅烽出獄十多天後兩人便決定離開哈爾濱，前往上海。去上海是為了和他們的好朋友蕭紅、蕭軍會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愛國之路。
來到上海，蕭紅和蕭軍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羅烽的臨時落腳點，當時蕭紅和蕭軍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師家裡，雖然他們對白朗和羅烽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兩家人長期住在一起也的確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羅烽不久後就搬到了華美里亭子間。這種面積一般僅有7平方米的亭子間租金便宜，許多困苦的文人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選擇這樣的房間。
圖 | 1933年蕭紅（右）、白朗（左）、關大為合影
即使是生活在這個冬冷夏熱的房間裡，但每當白朗與羅烽想到這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上海嶄新的環境，他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滿懷期待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希望能夠遇見新的可能。
此後的每一天，兩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圍。將近1935年年底，經中國文聯原主席周揚介紹，羅烽與白朗一起加入到左聯。在這般激勵之下，夫婦二人的創作更是掀起一股“東北風”。隨著白朗和羅烽的大批以淪陷家鄉東北作為題材的作品的問世，引起了上海人們對國家正面臨的處境的覺醒，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內心。
之所以羅烽和白朗的作品會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純粹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更多的是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上海人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同胞們在哈爾濱受盡了苦難，他們有同情，有不忍，還會憤怒。這就是他們兩人作品的魅力所在。
圖 | 左起為山丁、羅烽、蕭軍、蕭紅，1934年初攝於哈爾濱
羅烽的小說帶著濃厚的地域感情色彩，風格沉穩質樸，主題鮮明且深刻。一部《呼蘭河邊》道盡自己的難以啟齒的苦和淚，成為了他的代表作。
而此時的白朗的創作成就已經與羅烽不相上下了。白朗擅長寫短篇小說，《輪下》《生與死》都是其極具代表性的作品。《輪下》這一部紀實性小說，是以1932年哈爾濱的一場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其中關於人們遭遇的悲慘現實寫得細緻入微，黑暗勢力暴露無遺。
後來，有學者評價白朗的這篇作品說：“籠罩著悽楚沉鬱的悲劇氣氛，描繪了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場面，並且在描寫時採用電影蒙太奇的結構手法，把人物對話、動作心理刻畫，組合成一組組電影鏡頭，平行交叉，迭復剪輯在一起，使小說文簡流暢，人物個性突出，情節跌宕，節奏明快。”
正當白朗和羅烽名聲赫赫的時候，偏偏又因條件過於艱苦，早早地喪失了他們在上海生下的孩子，這一沉痛的打擊實在是讓他們難以忍受。唯一的寬慰只有寫作，愁緒萬千，也只能借文字來傾訴。那些寫不出的，道不盡的，只能讓歲月平息了。
直到1937年上海的戰火熊熊燃起，短暫的奔走呼告也還是沒能讓上海逃出生天。9月，白朗和羅烽撤離上海，再次遷徙，這一次他們來到了武漢。
執筆的守望者
初到武漢，羅烽即刻便加入到行軍的隊伍中，轉而去了山西臨汾，留下白朗獨自一人守在武漢。初來乍到，暫時的分別讓白朗感到十分孤獨，身邊也沒有一個可以訴衷腸的人。無奈她只能提筆抒情，一本《西行散記》悄然而生，十幾篇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1938年，白朗與羅烽兩人終於會合到達重慶，繼續文藝工作，三年後，白朗與羅烽又先後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一路上雖然有彼此的陪伴，可是羅烽與白朗始終在不停地奔波勞累。要說羅白兩人過得最順心的時候就是1945年回到東北之後了。
兩人回到東北後都紛紛擔任要職，寫作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在創作的人看來這算得上是最大的恩賜。1949年後，隨著國家慢慢脫離苦海，羅烽和白朗在創作上也到達了高峰期，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通過他們的寫作變得家喻戶曉。
圖 | 作家白朗與勞動模範趙桂蘭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羅烽和白朗的美好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1957年，兩人被現實無情地拋棄了，他們被髮配到阜新。已經年過半百的羅烽怎麼受得住那裡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一天天消瘦下去，還要強忍病痛。白朗看到丈夫也是萬般無奈。其實當時白朗也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卻依然要待在地毯廠工作那一段非人待遇的生活，如果不是兩人一起熬，怕是很難度過。
1961年的冬天，羅烽迎來了他的春天，激動的羅烽照了一張相片，並在相片背後寫下“一九六二年春，大病初癒”一語雙關，無需過多的解釋。
生命剩下的溫熱
傷口還沒癒合完全，卻再次被人狠狠地撕裂了。1969年，白朗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她的精神崩潰了，患上了精神病。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她把假牙摔碎了，把鋼筆折斷了，發誓不再寫一個字。病情時好時壞，羅烽為了照顧她，不得已要四處奔波，最後心力交瘁。不過，無論再苦再難，他也沒有想過放棄。
唯有寫作與愛不可辜負。1979年，他們等了足足十年，終於等到了陽光再次照進他們的生活。可是白朗與羅烽已經不再年輕了，精神和身體的折磨，三番五次，多少辛酸苦楚都早已看淡了，再多的淚也早就幹了。
1991年，羅烽病逝，終年81歲。三年後，白朗也離開了這讓她傷痕累累的人間。結束了，一切愛恨都隨風而逝。按照他們的遺願，後人將兩人的照片、書信和手稿全都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
其實生活從來都不如誰所願，誰比它頑強，便能看破世間醜相，穿過生命散發的芳香。
幸而羅烽遇見了白朗，結婚60載，同歡喜，共患難，無論世間如何險惡，彼此也要護對方周全。這樣深沉的愛，只有羅白夫婦。雖說歲月不饒人，他們亦沒有饒過歲月。
圖 | 白朗（右四）
文 | 南惜
圖片參考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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