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冼星海作曲創作的《黃河大合唱》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史詩”，但他在生命中最後幾年孤身一人滯留國外哈薩克斯坦的傳奇經歷卻很少有人提起。今年恰逢《黃河大合唱》延安首演80週年，電影《音樂家》今日上映，該片獲得冼星海女兒冼妮娜授權，特別選取了冼星海這段傳奇歷史，由胡軍演繹冼星海，重現《黃河大合唱》的完整作曲修改過程。
與冼星海氣質相差較遠但被劇本打動，父親“勒令”要求“必須演”
胡軍大多以大俠、硬漢、大老粗的影視形象出現，這次卻突然穿上西裝，走入禮堂，拿起指揮棒，與他過去塑造的形象反差很大。戲裡戲外，胡軍都是要經歷從一個大老粗轉變成音樂家的過程。
飾演冼星海的胡軍出身音樂世家，這個有利身份更有助於他詮釋角色。
胡軍坦言，其中表演難度很大：“對冼星海最後五年的生活我幾乎是零知識，但看完劇本後覺得很感動，我也很納悶，後來導演和製片人沈健找到我，告訴我冼星海其實是個很有力量的人。當然他的力量不是表現在外面，不是表現他怎麼勇猛，他畢竟還是個音樂家，而且他們也查到了我的家史，我也是出身音樂世家，所以在音樂方面我也很能代入。”胡軍的父親胡寶善和伯父胡鬆華分別是著名男中音、男高音歌唱家。冼星海更是胡軍父親胡寶善的偶像，冼星海創作的《黃河組曲》、《到敵人後方去》等歌曲父輩們都曾演唱過。胡寶善聽說胡軍有機會演繹冼星海非常激動：“當時我還有其他的工作，但他對我說不管怎麼調整時間必須去演。”
飾演冼星海遇三大考驗，胡軍親身上陣做音樂說俄語
為了真實再現冼星海在阿拉木圖的特殊經歷，胡軍迎接三大考驗：拉小提琴、學指揮，說俄語。因為出生於音樂世家，他不得不把放了幾十年的“小提琴童子功”撿起來，以前學過的指揮也要重新用上，“臨時抱佛腳”重操舊業，在片中親自上陣、零替身完成了所有關於音樂的鏡頭。對此，胡軍自嘲道：“我小時候被逼著學小提琴，這麼多年雖然半途而廢，沒堅持學下去，但姿勢沒忘，所以撿起來一招一式還是挺像樣的，拍攝時他們給我找來一個小提琴演奏家，讓我拉些片段還行，如果整個曲子就困難。”
胡軍飾演的冼星海正在用小提琴演奏。
音樂關過了，更難的是語言，“我沒學過俄語，真是零基礎，大量獨白都要用俄語完成。語言我就標音，甚至中國字都上去了（笑），比如說“達斯維達米雅（俄語中“再見”發音）”中國字都有，都寫出來，然後這兩個音兩個字要連在一起，我就畫一個破折號給它連在一起，這邊要分開，我就畫一個逗號停頓一下。”他還特別感謝飾演哈薩克斯坦音樂家拜卡達莫夫的別裡克，“他會耐心地教我俄語，一條不過就兩條、三條、甚至十條、二十條。其實冼星海先生也不太會俄語，到了那裡他也得現學，所以片中說得磕磕絆絆不準確，我認為反而是更為真實的。” 片中最後一場冼星海病入膏肓的戲，為了更貼近原型，胡軍還給自己制定了減重計劃，還設計了一些用手捂住胸口的動作、讓病痛感更加真實。
還原冼星海鮮為人知的阿拉木圖經歷，中哈合拍節奏快慢需磨合
《音樂家》講述了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冼星海在莫斯科參加後期製作工作，突然爆發的戰爭使得他流離失所，幾經輾轉來到阿拉木圖。在極端寒冷和飢餓的殘酷環境下，冼星海幸得哈薩克斯坦音樂家救助，在此期間他創作了《神聖之戰》、《阿曼蓋爾達》等經典作品並修改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用音樂治癒了戰爭中百姓苦難的心靈。
《音樂家》是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首部合拍電影。
作為中哈首部合拍電影，攝製組輾轉中哈俄三地拍攝，前後歷時近五年，先後有300人蔘加劇組，兩萬人蔘與拍攝。整個電影大概拍了小半年，胡軍多次去哈薩克斯坦取景，“來了又走了，走了又來了，然後又轉戰延安了，延安又回那個阿拉木圖了。8月開的機，12月拍完”，拍攝過程中，胡軍表示最開始兩國團隊需要大量時間磨合其實並不容易：“一開始磨合的時候，語言又不通工作習慣又不同。他們那邊的人沒我們抓得那麼緊，比如我們一人可以幹幾件事，他們習慣一個人就幹一件事，就是速度特別慢，還不能讓你幫。語音問題溝通起來也確實有一定難度，不過後來大家都融合了。”再例如，影片故事背景設置在上世紀40年代，如何真實再現符合時代背景的延安、阿拉木圖及莫斯科等城市，自然成為幕後團隊遇見的最大難題之一。幕後團隊在資金有限、時間又非常緊迫的情況下，以真實佈景結合後期特效製作的方式，力求還原當時場景。例如電影中冼星海借住在暖心房東達娜什家，在真實場景中這裡僅僅是一個小院子，其他佈景全都使用特效完成。
對話胡軍、袁泉
有不好的聲音也是值得高興的事
新京報：你認為電影中對歷史的還原度怎麼樣？很多人好奇為什麼要改編他晚期的那五年？
胡軍：大家都對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耳熟能詳，但後來導演處理的時候採用了一個小禮堂，長頭髮、瘦骨嶙峋的冼星海說“現在要為我的祖國演奏一場樂曲，雖然她在遙遠的地方，但我相信她一定會聽到。”之後用各種民族樂器奏起了《黃河大合唱》，“啪”的一下，鏡頭又轉向了延安，所有人連袁泉都穿中山裝在交響樂曲大合唱中。來回情景的這種切換，體現的就是冼星海當時腦中的畫面。雖然沒有大合唱，只是指揮這個樂曲，但他閉眼睛的時候，一切過去和《黃河大合唱》就在他眼前，像這場最後的戲，大概就是電影的美妙之處。
新京報：現在演戲和以前心態上有沒有什麼變化？很多人說胡軍演技好，演啥像啥，你自己怎麼看待的呢？
胡軍：說實話，我追求的不是演啥像啥，而是一種自身的完善，我最終演的還是我自己，而不是別人，我要演別人多沒有意義（大笑）。我總在想雖然我沒有經歷角色的一生，他的一生可能跟我的反差相當大，甚至完全相反。但我如果是他們，如果說我要是冼星海呢？只會拉琴，啥都不會，怎麼養活自己？有家無法歸，有國不能回，這怎麼辦？就是把自己扔在角色裡，最後展現的還是胡軍。
新京報：國產人物傳記類型片並不多，往往被貼上主旋律的標籤，如何讓對它有疏遠感的年輕觀眾更多融入呢？
胡軍：你說得對，講音樂家的片更是鳳毛麟角，我並不期盼他們（年輕觀眾）都能真正走進電影院去了解，我覺得看一部電影、看一場話劇都是緣分。你再怎麼宣傳人家對你的題材不感興趣不來，這是沒法苛求的。但作為演員的基本心理，不管考不考慮市場，都願意演一部戲讓更多的人去看，都希望大家的評價，如果有不好的聲音也是值得高興的事，起碼你還去看，你還討論它了。
胡軍與袁泉飾演患難夫妻冼星海和錢韻玲。
新京報：片中你戲份不多但有幾幕特別催淚，比如女兒總問媽媽“爸爸到底什麼時候回來”，如何把隔空相望表現得真實？
袁泉：那是導演的功力（笑），這個故事本身不是一個杜撰出來的傳奇故事，而是冼星海先生真實的經歷，我們總說生活比戲劇更動人。拍攝之前我也不瞭解（電影中的這段歷史），只知道《黃河大合唱》，知道學校走廊裡掛著的各種偉大的政治家、音樂家的照片，就有冼星海。
新京報：你和胡軍之前好像沒怎麼合作過？如何在對手戲不多的情況下建立默契？拍攝的時候比較多的是靠想象？
袁泉：就是隔空相望的體驗，但是因為拍的時間非常短，因為我的戲量就那麼幾場戲，當時兩個國家的人們面臨著非常殘酷的戰爭現狀，不管在哈國還是中國，對勝利的希望和對見不到的對方的思念其實是一樣的，頻道是一樣的。其實每個人對這種思念之情和生離死別都會有很深的感悟。
新京報：你會回看自己的作品嗎？看到銀幕上的自己是什麼感受？
袁泉：每次基本都在首映禮上，如果能有時間去看就看，如果沒有時間去看可能比觀眾看得還晚（笑），看的時候在可能猜到自己快要出來的瞬間就會有點緊張，但看別人的戲時就特別坦然，像在《音樂家》裡我就不是看自己，覺得胡軍老師、哈國演員們演得真好，可以完全把你帶到這個戲裡。
影片改編背景：冼星海護送兩萬米“延安與八路軍”電影膠片出國
《黃河大合唱》的背後，冼星海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傳奇經歷。1940年，以著名導演袁牧之為首的延安電影團，以“延安與八路軍”為主題進行了整整一年的戰地拍攝，他們踏遍了八路軍整個北部戰線，光電影膠捲就長達兩萬米。因當時延安設備簡陋，無法將膠片製作成電影，黨中央原打算把這些膠捲寄往美國或中國香港，但又擔心這些膠捲在海關處遇到危險。最後，黨中央決定將膠捲送往莫斯科顯影，為影片配上音樂和解說，而選擇前往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的人就是著名音樂家冼星海。
冼星海創作了五千多首樂曲
（口述：胡軍）
冼星海是一名偉大的音樂家，他對所有的樂曲、交響樂，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聽說他創作了有5500多首樂曲，留下來也就300首。而且這300首裡面也並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比如到《敵人後方去》、《小螺號》、《滿江紅》，這都是他寫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但大家只是記住了一個《黃河大合唱》，為什麼？那個年代的那種特定性，特別是這首歌對人的那種精神上的那種鼓舞，讓人一直記得。
當時在延安只批了兩個人，每個月兩斤白糖：一個就是毛主席，一個就是冼星海。就是讓他好好去創作，創作歌曲、創作樂曲。這細節是後來挖掘出來的，冼星海當時在延安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黃河大合唱》一出來以後，毛主席聽到他延安組織《黃河大合唱》的時候，啪一拍就站起來了，連喊了三聲“好！”
關於冼星海的其他影視作品
電視劇《冼星海》2005年
段果平、程生生導演，馬曉偉、唐國強、劉勁等主演的一部歷史傳奇類電視劇，該劇主要講述了冼星海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創作了戰鬥性的群眾歌曲，創作舉世聞名的黃河大合唱。該劇於2005年7月30日在中央電視臺首播。
傳記片《冼星海》1994年
珠江電影製片廠出品，王亨裡執導，張志忠、哈斯高娃主演，通過傑出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生活歷程的描寫，表現了他自尊、自愛、自強不息的生活態度和奮鬥精神。影片還對冼星海筆下大量著名抗戰歌曲的創作和所經歷的那些鮮為人知的生活細節作了真實生動的描寫。
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 實習生 趙姍姍 編輯 黃嘉齡校對 陸愛英 片方供圖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