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硅谷夢碎：20年前，一次失敗的自我救贖'

◆今日之香港，亟需打破的不僅有高昂的房價，還有陳舊的思維。

正解局出品

一切問題都是經濟問題。

正因如此，正解局寫香港話題的文章，雖然切入點有點刁鑽（如恐怖的重慶大廈、沒落的服飾品牌、天價補習班），但是落腳點都回到經濟上。

眾所周知，香港經濟的主要病症是被房地產綁架，脫實向虛，製造業日漸空心化。

其實，1998年，香港一度嘗試發展科技產業，最終以失敗告終。

這就是“數碼港”計劃。

1. 緣起：金融風暴後的自我救贖

1997年，扛過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反思產業發展，最終形成“從以加工、貿易為主向以高科技提供高增值服務為主轉變”的共識。

1998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率先提出——

香港“要成為在發展及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電子商業和軟件發展上處於領導地位”。

就在全港呼喚高科技之時，李嘉誠次子李澤楷站了出來。李澤楷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對硅谷非常熟悉。參考斯坦福與硅谷的關係，李澤楷認為香港大學附近的薄扶林最有條件複製硅谷的成功經驗，因此提出了打造“香港硅谷”的建議。

（香港大學與數碼港）

這就是數碼港計劃。

港府與李澤楷一拍即合。1998年3月，數碼港計劃公佈。隨即，惠普、IBM、甲骨文、雅虎等8家國際著名公司簽了意向書，有意入駐。一個月後，意向企業增加至34家。5月初，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訪問北歐4國，包括愛立信、諾基亞也對數碼港表示了極大的興趣。

數碼港有意成為第二個硅谷，並非遙不可及。

從行業趨勢看，信息科技產業革命剛剛興起，納斯達克成就了一批美國科技公司。不過，今天聲名顯赫的互聯網巨頭還都在初創期，這也意味著，香港還有機會。

香港的自身條件也有優勢。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資金充沛。香港的開放，又能夠吸引內地乃至全球頂尖的人才資源。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都是世界一流大學，能夠為科技產業提供科研支撐。

（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

更為難得的是，數碼港規劃設計頗為超前，第一期工程包括8座朝向各異的樓宇，以玻璃長龍貫通流動，可使數碼港內人員快捷到達任何一個地方——

具有先進的光纖網絡，以及與全球聯絡的高速寬頻通訊設備,高水準的辦公條件和住宅單位，以滿足國際頂尖資訊服務公司的要求。建立多媒體實驗室、供電腦圖形設計用的高速電腦、多媒體器材及影音工作室等設施，可讓租用數碼港的100多間中小型公司共同使用。建立與資訊服務有關的文教、娛樂和零售設施，並使公眾也可受惠。

僅互聯網產業極為依賴的網絡頻寬，數碼港的設計可以從容應付未來25年數碼科技的發展。

（數碼港網絡設備）

數碼港當時的硬件條件，絕非內地可比。

1980年代，香港製造業逐漸向珠三角地區轉移。

如果香港以建設數碼港為契機，成為世界科技中心，現在的香港又是另一個模樣。

2. 結局：默默無聞

時至今日，距數碼港計劃的倡議，已經過去了20年。

數碼港發展得怎麼樣？

數碼港2017/18年報顯示，數碼港社群的初創企業超過1000家。企業看起來不少，卻沒有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

（數碼港）

這與香港高科技產業給人以“默默無聞”的印象是一致的。

香港的產業結構，也在佐證這一事實。

數據顯示，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佔比超過95%，高科技產業微乎其微。

（香港四大主要行業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情況）

反觀新加坡，人口、GDP與香港接近，高科技產業卻非常發達，製造業實力強勁。僅半導體產業，相關的企業多達數百家，具有較為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

另一個觀察的維度是富豪榜。福布斯2019年中國香港富豪榜，前10強是清一色的地產商。

（福布斯2019年中國香港富豪榜）

唯一的例外是排名第8的蔡崇信，有意思的是，蔡崇信之所以能上榜，是因為加入了阿里巴巴。

再看中國內地富豪榜，雖然地產商也不少，但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富豪擠進榜單。

（福布斯2018年中國內地富豪榜）

從結果上看，香港的數碼港以及高科技產業是失敗的。

3. 原因一：備受爭議的地產化操作

香港數碼港失敗的原因，頗為複雜。

很多人認為，數碼港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港府以劃撥的方式將土地批給李澤楷的電訊盈科，後者拿到土地後，做起了房地產的生意，最終導致數碼港淪為一個房地產項目。

真相是否如此？我們要先看原因，再看結果。

港府劃撥土地，實為無可奈何。1997年，港府雖然扛住了金融風暴，卻也元氣大傷，財政預算出現赤字，掏錢建數碼港已是捉襟見肘。

港府想借助市場力量，先後向50多家外國和本土科技公司伸出橄欖枝，卻無一回應。

此時，電訊盈科提出了一個方案。港府提供土地和一般性的基礎設施，樓宇及其他基礎設施全部由電訊盈科負責。

電訊盈科當然不是“活雷鋒”，而是通過出售住宅獲取收益，與港府按比例分成。

這個方案與我們今天常見的商業體搭配住宅的形式極其類似。建數碼港不賺錢，搭配住宅讓企業回本，才能調動企業的積極性。

以歷史的眼光看，港府與電訊盈科的合作確實是最為現實的選擇。

遺憾的是，項目啟動後，卻讓人大跌眼鏡。

先是規劃為之一變。發展比率、地積比、發展密度、樓宇高度上限都遠遠超過原有的規劃上限，70%建成了住宅，高科技項目變成了房地產項目。

（數碼港與豪宅貝加灣）

後是李澤楷展現了高超的財技。在數碼港的概念炒作下，盈科借殼得信佳公司上市，股價暴漲，市值由原來的3.14億元猛增至1040億元，創下了香港股市個股市值單日升幅和現價比淨資產倍數的兩項記錄，寫下了香港“科技股”的神話。

這裡的“科技股”之所以要打雙引號，是因為彼時的盈科，還沒有實質盈利，空有科技股之名。

股市上攫取的暴利，讓李澤楷嚐到賺快錢的甜頭。實際上，李澤楷正是把香港數碼港的長期規劃變成了對科技公司的短期投資行為。

（李澤楷）

互聯網泡沫破滅後，香港財團對互聯網失去信心，無論是私有化退市還是科技業務轉型，資本不再圍著互聯網創業者轉。

一個生動的案例是投資騰訊。1999年，李澤楷投資110萬美元佔騰訊20%的股份。2年後，就因遭遇互聯網泡沫破滅，提前撤出。當時雖然拿回了11倍的投資，但如果以今天騰訊的市值估算，價值800億美元。

（騰訊最新市值）

短期投資既讓李澤楷賺了大錢，也讓其喪失了賺更大錢的機會。

4. 原因二：缺失的創新生態

儘管數碼港變成了一個房地產項目，但終歸是建起來了。為什麼還是沒有發展起來呢？

（數碼港地圖）

深層次原因是，香港有資金、人才、科技等創新資源，卻沒有創新生態。

2017年，馬化騰在香港出席某活動時就直言——

在科技創新方面，總是覺得（香港）差那麼一點。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希望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還是要加大……坦白說，香港政府過去扶持科技的力度太弱了，仍然不夠。

不妨先看一下科研投入。

2015年，香港政府在科研方面分配的財政預算為180億港元（23億美元），佔GDP的0.76%，深圳在科研方面的財政預算達730億元（100億美元），佔GDP的3.4%。同期，中國臺北與韓國的科研支出分別佔GDP的3%和4.2%。

香港風險融資市場同樣令人沮喪。

2015年，香港科技領域融資額為2.66億美元，僅為新加坡的1/3。據研究公司PitchBook報告。2016年上半年，香港科技產業公司僅完成10筆交易，而同期新加坡完成37筆交易，內地完成503筆交易。

（數碼港加速器支援計劃）

數碼港推出的“加速器支援計劃”，成立的投資創業基金只有區區2億港元，對創業者來說實在是“杯水車薪”。

此外，香港的科技創新脫離產業發展核心。

香港頂尖大學頗多，每年在智能控制、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領域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卻很難進行市場轉化。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郭海城在十餘年前發明了微型顯示器。由於在香港融資失敗，他不得不將該技術賣給臺灣半導體開發商奇景光電。這家公司後來將該項發明成功應用於谷歌眼鏡的生產。

另一個案例是大疆創新。大疆的創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學學習期間就開始了遙控直升機課題的研究。

（大疆創始人汪滔）

但由於缺少香港政府及風險資金的支持，汪滔最終於2006年選擇在深圳創辦公司，最終成就了全球最大的民用無人機企業。

5. 啟示：貴在人和

數碼港之後，港府又提出了“矽港”計劃。

與數碼港不同，這個計劃獲得臺灣企業家張汝京的明確支持。張汝京被譽為“半導體教父”，當時剛從臺積電出來，有意在香港建設芯片廠。

以張汝京的號召力，一旦建成，必將帶動上下游產業鏈，香港有可能成為重要的芯片製造基地。

香港人卻以“來炒樓、炒地皮”為由，趕走了張汝京。結果，這位臺灣企業家到上海創辦了中芯國際，如今是中國最大、世界第五的芯片製造商。

再後來，港府又雙叒提出了“中藥港”、”生物谷“計劃，又雙叒叕無疾而終。

正如上文分析，香港有天時，有地利，為何接連錯過了互聯網、半導體、生物醫藥等風口？

高房價是香港經濟的主要病症，卻不是病根。1997年，港府力推“八萬五”政策，計劃每年增加“八萬五千套住房”爭取10年內能夠讓香港7成人士擁有住房，增加供給抑制房價，卻因為民意反對而取消。

一城之興盛，一事之功畢，在天時，在地利，更在人和。

今日之香港，亟需打破的不僅有高昂的房價，還有陳舊的思維。

看看對岸“敢為天下先”的深圳，香港何時開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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