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此走向虛無主義，這要從一張日食照片證實“相對論”說起

愛因斯坦是個真正的科學家，在所有檢驗條件得到滿足前，他拒絕承認自己的理論“相對論”是有效的。1919 年 5 月 29 日拍到的日全食是對“相對論”一次重要的檢驗，激起了全世界對這種全新宇宙觀的興趣。

保羅·約翰遜在《摩登時代》裡指出了整件事的重大意義：

“愛因斯坦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名人在 1919 年的出現，引人注目地說明了科學創新者對人類的雙重影響。他們改變了我們對物質世界的認知，增強了我們對它的掌控。但他們也改變了我們的思想觀念。第二個影響常常比第一個影響更激進。”

“1920 年代初，第一次在通俗層面上流傳著這樣一個信念：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任何絕對的東西：時空，善惡，知識，尤其是價值。人們錯誤地，大概也是不可避免地把相對論跟相對主義混為一談。”

本文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授權，選自《摩登時代》

現代世界始於 1919 年 5 月 29 日。那天，從西非的普林西比島和巴西的索布拉爾拍到的日食照片證實了一種新的宇宙論是對的。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裡，有一點變得顯而易見：建立在歐氏幾何的直線和伽利略的絕對時間概念基礎上的牛頓宇宙論必須做重大修改。牛頓宇宙論已經巍然屹立了 200 多年。它是一個宏大的架構，正是在這一架構之內，發生了歐洲的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以及作為 19 世紀典型特徵的人類知識、自由和繁榮的巨大擴張。可是，日益強大的望遠鏡揭示了一些異常現象。特別是，每隔一個世紀，水星的運行就會偏離根據牛頓物理學定律所預計的位置 43 角秒。這是為什麼？

1905 年，當時在伯爾尼市瑞士專利局工作的 26 歲德國猶太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論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文中提出的理論後來被稱作“狹義相對論”。根據愛因斯坦的觀察，在某些環境下，長度似乎縮短了，時鐘似乎變慢了，這有點類似於繪畫中的透視效果。事實上，就其對於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感知所產生的影響而言，發現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度量條件，絲毫不亞於公元前 500~480 年希臘人最早把透視法用於繪畫。

愛因斯坦的獨創性堪稱天才卓絕，其論證的路子奇特而優雅，被同行們比作一種藝術，這些在世界範圍內喚起了人們日益強烈的興趣。1907 年，他發表了一篇論文，證明一切物質皆有能量，並總結為一個公式：E=mc²，這個公式後來被視為核武競賽的起跑點。就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沒能阻止科學家們密切追蹤愛因斯坦對包羅萬象的廣義相對論所做的探索，這一理論將涵蓋引力場，並對牛頓物理學提出全面的修訂。1915 年，愛因斯坦完成這一理論的消息傳到了倫敦。次年春天，正當英國人準備對索姆河發起那場災難性的大規模進攻的時候，愛因斯坦的那篇重要論文通過荷蘭被偷帶到了劍橋，天文學教授、皇家天文學會會長亞瑟·埃丁頓收到了這篇論文。

1918 年，埃丁頓在一篇提交給物理學會的論文中發表了愛因斯坦的成果，論文的題目叫作《萬有引力與相對論原理》。但是，愛因斯坦方法論的本質在於：他堅持認為，他的公式必須得到實驗性觀察數據的驗證，為此，他親自設計了 3 項專門的檢驗條件。其中，關鍵的一項檢驗是：一束剛好掠過太陽表面的光線必定彎曲 1.745 角秒——兩倍於古典牛頓理論所給出的引力彎曲。這個檢驗涉及拍攝日食，而下一次日食的時間要到 1919 年 5 月29日。在戰爭結束之前，皇家天文學家弗蘭克·戴森爵士設法從早已山窮水盡的政府那裡得到了一項承諾：政府答應撥出 1000 英鎊，作為普林西比島和索布拉爾觀測探險的經費。

1919 年 3 月初，探險隊啟程前的那個晚上，天文學家們在格林尼治皇家天文臺戴森爵士的書房裡暢談至深夜，這個天文臺是雷恩爵士在 1675~1676 年設計的，當年，牛頓正在鼓搗他的萬有引力理論。埃丁頓的助手 E.T.科廷漢將陪他同行，他問了一個十分要命的問題：如果這次日食拍攝的測量結果證明牛頓和愛因斯坦都錯了，偏離量是愛因斯坦計算值的兩倍，那將會發生什麼？戴森說：“那樣的話，埃丁頓就會瘋掉，你就不得不獨自一人打道回府了。”據埃丁頓的筆記說，5 月 29 日上午，普林西比島雷電交加，暴雨傾盆。下午雲開日出，剛好趕上 1 點 30 分的日食。埃丁頓只有 8 分鐘時間操作他的拍攝器材。“我沒工夫看日食，一直忙著換感光板……我們拍了 16 張照片。”之後，他以一夜兩張的速度，用了 6 個晚上來沖印那些感光板。6 月 3 日，他用了一整天時間測量沖洗出來的照片，到晚上，埃丁頓轉身對同事說：“科廷漢，你用不著一個人獨自回家了。”愛因斯坦是對的。

這次遠征滿足了愛因斯坦的兩項檢驗條件，而且，W.W.坎貝爾在 1922 年 9 月的日食期間再次予以了證實。正是愛因斯坦在科學上的一絲不苟，使得他拒絕承認自己的理論是有效的，除非第三項檢驗條件（“紅移”）得到滿足。1919 年 12 月 15 日，他寫信給埃丁頓說：“如果事實證明，大自然中並不存在這一現象，那麼，整個理論就不得不放棄。”事實上，“紅移”現象在 1923 年被威爾遜山天文臺所證實，而且，打這以後，相對論的實驗證據穩步積累。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實例是 1979~1980 年發現的類星體的引力透鏡效應。而在當時，愛因斯坦在專業上的英雄氣概就得到了人們的讚賞。在年輕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和他在維也納大學的朋友們看來，“對我們來說，那是一次偉大的經歷，對我的智力發展擁有持久的影響。”他後來寫道：“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愛因斯坦自己明白無誤地聲稱，如果自己的理論經不住某些檢驗，他會認為這一理論根本站不住腳……這樣一種姿態，截然不同於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教條主義，至於這些人的追隨者，那就更不用說了。愛因斯坦一直在尋找關鍵性的實驗，這些實驗即使符合他的預言，也決不意味著他的理論就站得住腳；正如他最早強調的那樣，只要有一次不符合，就足以證明他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科學態度。”

愛因斯坦的理論，以及埃丁頓為驗證這一理論而進行的那次大肆宣揚的遠征，在1919 年激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興趣。無論是此前，還是之後，都不曾有哪一次科學驗證佔據這麼多的頭版頭條，成為一個廣為談論的話題。從 6 月開始，一直到 9 月在倫敦皇家協會的一次人頭攢動的會議上正式宣佈這一理論得到證實，其間，人們的緊張情緒穩步增長。在 A.N.懷特海（他當時在場）看來，那就像一出希臘戲劇：

我們就像合唱隊一樣，紛紛對一次至關重要的事件發展過程中所揭示出來的命運裁決發表評論。整場演出充滿了戲劇色彩——傳統的儀式，以及背景上懸掛的牛頓畫像，無不提醒我們：眼下，在兩百多年之後，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歸納將接受它的第一次修正……思想領域的一場偉大冒險終於功德圓滿。

打那以後，愛因斯坦便成了一個全球英雄，全世界每一所著名大學都邀請他去講學，他走到哪兒都被人群所包圍，他那悵然若失的面容被成千上萬的人所熟悉，那是心不在焉的自然哲學家的典型模樣。他的理論所帶來的衝擊是直接的，而且越來越不可估量。不過，這正好說明了波普爾後來提出的所謂“非預期後果律”。有無以數計的著作，試圖清楚明白地解釋廣義相對論如何修改了牛頓的觀念，以及它如何發揮作用，對普通的凡夫俗子來說，牛頓的那些觀念構成了他們對周圍世界的理解。愛因斯坦本人這樣總結它：“就其最寬泛的意義而言，‘相對論’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一切物理現象都具有這樣一個特徵，它沒有給‘絕對運動’概念的引入提供任何基礎，或者換一個更簡短但並不那麼準確的說法，就是：不存在絕對運動。”許多年後，巴克敏斯特·富勒給日本藝術家野口勇發去了一封著名電報，用 249 個單詞解釋了愛因斯坦的關鍵公式，堪稱簡潔凝練的傑作。

不過，對大多數人來說，大量使用直線和直角的牛頓物理學十分容易理解，可如今，相對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模模糊糊的不安之源。按照人們的理解，絕對時間和絕對長度已經被廢黜了；運動是曲線的。突然之間，天體運動當中似乎沒有什麼東西是確定的。正如哈姆雷特所悲嘆的那樣：“這個世界脫節了。”這就彷彿不停旋轉的地球脫了軸，在一個不再符合慣常度量標準的宇宙中漫無目標地漂泊。1920 年代初，第一次在通俗層面上流傳著這樣一個信念：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任何絕對的東西：時空，善惡，知識，尤其是價值。人們錯誤地，大概也是不可避免地把相對論跟相對主義混為一談。

對於公眾的誤解，最痛苦的莫過於愛因斯坦本人。不停地宣揚和誤解讓他困惑不已，而這些似乎都是他的工作所促成的。1920 年 9 月 9 日，他寫信給他的同事馬克斯·玻恩說：“就像童話故事裡那個碰到什麼都變成黃金的人，我現在也是這樣，跟我有關的一切都成了報紙上小題大做的話題。”愛因斯坦不是一個遵循教規的猶太人，但他承認有一個上帝。他熱情地相信對與錯的絕對標準。他的專業生活奉獻給了不懈的尋求，不僅尋求真理，而且尋求確信。他堅持認為，這個世界可以分為主觀領域和客觀領域，客觀部分必定能夠給予精確的陳述。在科學意義（而非哲學意義）上，他是一個決定論者。在 1920 年代，他發現，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不僅讓人無法接受，而且令人厭惡。終其餘生，直至 1955 年去世，他都一直嘗試著把物理學固定在統一場論中，試圖藉此駁倒量子力學的理論。他寫信給玻恩說：“你相信有一個擲骰子的上帝，而我相信，在一個客觀存在的世界上，在一個我試圖以胡思亂想的方式去加以掌控的世界上，有完美的規則和秩序。我堅定地相信這一點，但我也希望，有人能夠發現一條比我憑運氣找到的方法更加實際的途徑，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但愛因斯坦沒能研究出統一場論，不管是在 1920 年代，還是之後。他在有生之年目睹了道德相對主義（這在他看來是一種疾病）成為社會流行病，正如他在有生之年眼睜睜地看著他那個要命的公式導致了核戰爭的出現。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說，有時候他真希望自己是個頭腦簡單的鐘表匠。

愛因斯坦作為一個世界級名人在 1919 年的出現，引人注目地說明了科學創新者對人類的雙重影響。他們改變了我們對物質世界的認知，增強了我們對它的掌控。但他們也改變了我們的思想觀念。第二個影響常常比第一個影響更激進。科學天才對人類的影響，善也好，惡也罷，遠遠超過任何政治家或軍閥。伽利略的實證主義創造了 17 世紀的自然哲學躁動，而後者正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先聲。牛頓的物理學構成了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框架，也促成了現代民族主義和革命政治的產生。達爾文“適者生存”的觀念，無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念，還是對於造就了希特勒主義的種族主義哲學，都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事實上，達爾文觀念的政治和社會後果至今依然在塑造著我們自己，正如我們將在本書中看到的那樣。公眾對相對論的反應也是如此，它是 20 世紀曆史進程的主要影響力之一。它是一把刀子，被它的創造者漫不經心地揮舞著，幫助割斷了社會的纜索，使之漂離了傳統的停泊地：猶太－基督教文化的信仰與道德。

相對論所帶來的衝擊，與公眾對弗洛伊德學說的接受幾乎同時，這使得它的衝擊格外有力。到埃丁頓證實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那個時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已經 50 多歲。他真正原創性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世紀之交完成的。《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早在 1900 年就出版了。在醫學和精神病學的專業圈子裡，他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就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學派，並與他最重要的弟子卡爾·榮格發生了一場轟動一時的學術爭論。但直到戰爭結束，他的觀念才開始作為通用貨幣流通開來。

弗洛伊德學說流傳開來的原因在於，曠日持久的塹壕戰使得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由於壓力所導致的精神紊亂的病例上：人們通俗地稱之為“彈震症”（shell-shock）。一些出身軍事世家的名門子弟志願當兵服役，作戰英勇，屢建功勳，突然間精神崩潰了。他們不可能是膽小鬼，也不是瘋子。在治療精神疾病上，除了像吃藥、恐嚇或電擊療法這些“英勇”的方法之外，弗洛伊德早就以精神分析的方法，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前面說的那些治療方法一直被大量使用，隨著戰爭艱難地持續，所謂“治癒”變得越來越短命，劑量也就越來越大。當電流增加的時候，病人要麼被治死了，要麼寧願自殺，也不願像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那樣勇敢面對。戰後，親屬對病人在軍事醫院，尤其是維也納總醫院的精神病科所遭受的殘酷折磨怒不可遏，從而導致奧地利政府在 1920 年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請來了弗洛伊德。由此所導致的論戰，儘管不了了之，卻讓弗洛伊德獲得了他所需要的世界性名聲。從專業上講，1920 年對他來說是突破之年，那一年，他的第一家精神病診所在柏林開張，他的弟子和後來的傳記作者歐內斯特·瓊斯創辦了《國際精神分析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但更加引人注目，從長遠來看也更加重要的是：突然之間，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觀念被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所發現。正如哈夫洛克·埃利斯當時所說的那樣，弗洛伊德不是個科學家，而是個偉大的藝術家；這話讓大師頗感憤怒。經過 80 年的實踐檢驗，總的來說，他的治療方法被證明是代價高昂的失敗，只適合哄哄那些悶悶不樂的傢伙，而不是治療有病的人。如今我們知道，精神分析的核心觀念在生理學上毫無根據。事實上，在弗洛伊德闡述這些方法的時候，人們還沒有發現孟德爾定律和染色體遺傳理論，還沒有認識到先天性代謝缺陷，也不存在激素和神經刺激機制，這些東西聯合起來證明他的治療方法是無效的。正如彼得·梅達沃爵士所指出的那樣，精神分析有點類似於催眠術和顱相學：它包含彼此孤立的真理碎片，但整個理論是錯的。此外，正如年輕的卡爾·波普爾當時非常正確地指出的那樣，弗洛伊德對待科學驗證的態度完全不同於愛因斯坦，而更像馬克思。他在闡述自己的理論時，不是使用經得起實驗檢驗和反駁的具體內容，而是使之包羅萬象，很難檢驗。而且，就像馬克思的追隨者一樣，每當看上去能夠駁倒其理論的證據出現，他就修改自己的理論，以迎合這些證據。因此，弗洛伊德的信念主體需要連續不斷地擴張和滲透，就像一套處在形成時期的宗教體系。不難預料，像榮格那樣的內部批評者總是被當作異議者來對待；而像哈夫洛克·埃利斯那樣的外部批評者則被視為異教徒。弗洛伊德身上透露出了 20 世紀最糟糕的意識形態救世主的跡象——他有這樣一種持續不斷的趨勢：把那些與自己有分歧的人視為精神上不穩定，需要治療。埃利斯對其科學地位的貶低被斥為“一種高度昇華的抵抗”。就在他和榮格關係破裂之前，弗洛伊德寫信給榮格說：“我的傾向是，對待那些表現出抵抗的同行，完全就像對待那些處在相同情境中的病人。” 20 年後，把異議者視為一種必須強制住院治療的精神疾病在蘇聯十分盛行，成為政治迫害的一種形式。

不過話說回來，就算弗洛伊德作品中真正的科學內容並不多，但它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品質，並且富有想象力。他的德語文風極具魅力，為他贏得了這個國家最高的文學獎：法蘭克福歌德獎。他的作品很適合翻譯。把現有的弗洛伊德著作翻譯成英文在 1920 年代成為一種產業。但是，由於弗洛伊德讓自己的觀念涵蓋了一個不斷拓寬的人類活動和人類經驗的領域，新的文學作品也就不斷湧現出來。弗洛伊德是個諾斯替教徒。他相信存在一個隱祕的知識結構，通過使用他所設計的一些技法，可以透過事物的表象洞察這一知識結構。夢是他的出發點。他寫道，“夢與神經症狀的構成並無不同。像後者一樣，夢似乎稀奇古怪，毫無意義，但是，當我們藉助一種技巧（這種技巧稍稍不同於精神分析中所使用的自由聯想法）來仔細審視它的時候，就能從它的顯在內容中得到它的隱含意義，或者說是它的潛在思想”。

諾斯替教總是吸引知識分子。弗洛伊德提供了它的一個特別新鮮有趣的例子。在一個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為自己的希臘文和拉丁文知識洋洋得意的時代，弗洛伊德對於古典的典故和意象有一種非凡的天才。他迅速領悟到了像詹姆斯·弗雷澤那樣的新一代社會人類學家加諸古典神話之上的重要性，後者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書在 1890 年開始面世。夢的意義，神話的作用——在這杯烈性酒中，弗洛伊德攪和進了無所不在的性的迷幻劑，這是他在幾乎所有人類行為的根源中找到的。戰爭打開了關於性的話匣子；戰後的那段時期，人們已經習慣了關於性的討論登上媒體的大雅之堂。弗洛伊德的時代到了。除了文學天賦之外，他還有一些煽情記者的技巧。他能杜撰一些引人注目的口號。像比他更年輕一些的同時代人拉迪亞德·吉卜林一樣，弗洛伊德也經常給現代語言增添一些詞語和短語：“潛意識”，“幼兒性慾”，“俄狄浦斯情結”，“自卑情結”，“負罪情結”， “ 自我、本我和超我 ” ，“昇華”，“深層心理學”，等等。他的某些重要觀念，比如對夢進行性方面的解釋，或者後來人們所說的“弗洛伊德失語”，有新鮮智力遊戲的吸引力。弗洛伊德深知時事話題的價值。1920 年，在歐洲的自殺風潮餘波未平的時候，他出版了《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書，提出了“死亡本能”的概念，很快就被人們通俗化為“死亡願望”。1920 年代見證了宗教信仰的進一步急劇衰退，尤其是在受過教育的人當中，這一時期，弗洛伊德有很多時間在致力於剖析宗教，他把宗教看作是純粹的人類構想。在《幻想的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1927）一書中，他論述了人類試圖緩解愁苦的下意識努力。他寫道：“有相當數量的普通人，試圖通過妄想改造現實，來保護自己免遭痛苦。人類的宗教必須歸類為這種大規模的群體錯覺。不用說，任何一個擁有錯覺的人從來都認識不到這一點。”

這似乎是新時代的聲音。並非第一次，一個 50 多歲的先知，長期在荒漠中備受冷落，突然間在鍍金的年輕一代中找到了痴迷的聽眾。關於弗洛伊德學說，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變化多端，以及它的無處不在。對於每一件事情，它似乎都有一種新的、激動人心的解釋。而且，弗洛伊德有一種特別的技巧，這就是簡明扼要地總結範圍廣泛的學院學科中突然出現的新趨勢，憑藉這一技巧，他似乎以非凡的派頭和專橫的信心，把一些已經在精英階層的頭腦中醞釀的觀念呈現出來。1920 年代初，很多知識分子發現，多年來，他們一直就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卻並不知道這一點。這種吸引力在小說家當中尤其強大，範圍從年輕的奧爾德斯·赫胥黎（他那部令人眼花繚亂的《克羅姆·耶婁》［Crome Yellow］出版於 1921 年），一直到憂鬱而保守的托馬斯·曼，對他來說，弗洛伊德就是一個“傳神諭者”。

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影響更大，即將到來的和平使他們意識到，一場根本性的變革一直在而且至今依然在整個文化界發生著，相對論的觀念和弗洛伊德學說既是這場變革的先兆，也是它的回聲。這場變革在戰前就有很深的根源。它早在 1905 年就已經開始了，當時，一場公開演說為它吹響了號角，俄羅斯芭蕾舞團的演出經理謝爾蓋·佳吉列夫再恰當不過地發表了這篇演說：

我們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結性時刻的見證者，以一種新的未知文化的名義，這一文化將由我們來創造，也必將把我們席捲而去。正因為如此，我才毫不猶疑地向著美麗宮殿的殘壁頹垣，也向著一種新美學的新戒律，舉起我手中的酒杯。作為一個不可救藥的享樂主義者，我能表達的唯一希望是，即將到來的這場戰鬥不要損害了生活中的賞心樂事，死亡就像復活一樣美麗，一樣明亮。

正如佳吉列夫所言，野獸派的第一次展覽將在巴黎舉行。1913 年，佳吉列夫把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Sacre du Printemps）搬上了舞臺；到那時，勳伯格已經發表了他的無調性《三首鋼琴曲》，奧爾本·貝爾格發表了他的《絃樂四重奏》（作品 3 號）；馬蒂斯發明了“立體派”這個術語。也正是在 1909 年，未來派發表了他們的宣言，庫爾特·希勒在柏林創辦了他的“新俱樂部”，它是一場藝術運動的策源地，這場運動將在 1911 年首次被稱作“表現主義”。1920 年代的幾乎所有重要藝術人物都已經在 1914 年以前發表、展覽或演出過自己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主義運動可以說是一個戰前現象。但是，需要一場巨大斗爭所帶來的劇烈動盪，需要它所促成的政治體制的分崩離析，只有這樣才能給現代主義帶來它迄今為止所缺乏的激進的政治維度，並讓它感知到一個已經土崩瓦解的世界，而它正是在這個舊世界的廢墟上構建一個新的世界。因此，佳吉列夫在 1905 年奏響的那輓歌般的（甚至是不安的）音符引人注目地反映出敏銳的洞察力。這場變革的文化和政治兩個方面密不可分，正如 1790~1830 年的革命和浪漫主義運動不可分割一樣。我們注意到，1916 年，詹姆斯·喬伊斯、特里斯坦·查拉和列寧全都作為流亡者客居蘇黎世，在等待他們的時機。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現代主義在宣傳的炫目強光中登上了一個似乎空蕩蕩的舞臺。1918 年 11 月 9 日晚上，表現主義知識分子的一次會議在柏林的國會大廈召開，會議要求劇院國有化，政府補貼藝術行業，解散所有專業學會。超現實主義大概打算給予弗洛伊德的觀念以視覺表達——儘管它的起源完全是獨立的——它有自己的行動計劃，正如未來主義和達達主義一樣。但這只是表面的泡沫。更深層地看，正是相對論所導致的空間和時間的迷惑，正是弗洛伊德的性理論，在新的創造模式中被認為是典型特徵。1919 年 6 月 23 日，馬塞爾·普魯斯特出版了《在少女們身旁》（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這是一次巨大實驗的開始，其實驗的領域是破碎的時間和隱祕的性情緒，而這些正是人們新的關注焦點的縮影。6 個月之後，12 月 10 日，普魯斯特被授予龔古爾獎，法國文學的重心做出了一次決定性的轉移，遠離了倖存的 19 世紀大師。當然，迄今為止，這樣的作品還只是在一些有影響力的少數人當中流傳。普魯斯特不得不自掏腰包印行這部作品的第一卷，並以生產成本的三分之一銷售它們（甚至遲至 1956 年，全套《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每年的銷售量也不足 10000 套）。詹姆斯·喬伊斯也在巴黎，他根本不可能在英倫諸島發表作品。他的《尤利西斯》（Ulysses）完成於 1922 年，不得不由一傢俬營印刷所印行，然後偷運過邊境。但它的意義並沒有被人忽略。沒有一部長篇小說比這部小說更清楚地說明了弗洛伊德的觀念在何種程度上進入了文學的語言。也是在 1922 年，詩人 T.S.艾略特（他本人最近被認為是時代的先知）寫道：它“摧毀了整個 19 世紀”。普魯斯特和喬伊斯，這兩位偉大的先驅和重心轉移者，在他們無意間共享的宇宙觀中都沒有對方的位置。1922 年 5 月 18 日，他們在巴黎會面了，那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狐狸》首演結束之後為佳吉列夫和全體演員舉辦的派對，作曲家和他的舞臺設計師巴勃羅·畢加索也出席了這場派對。普魯斯特此前已經冒犯過了斯特拉文斯基，他很不明智地讓喬伊斯順道搭乘他的出租車回家。這個醉醺醺的愛爾蘭人告訴普魯斯特，自己一個字都沒讀過他的作品，被激怒的普魯斯特則回敬道，自己在驅車前往裡茲飯店（他在那兒的夜晚隨時都有約會）之前也從未讀過喬伊斯的作品。6 個月之後，普魯斯特去世，但在這之前，著名數學家卡米爾·韋塔德已經在一篇文章中把他奉為愛因斯坦的文學詮釋者。喬伊斯在他的《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中用一句雙關語“Prost bitte”把他給打發了。

有人認為，像普魯斯特和喬伊斯這樣一些作家（當然還包括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觀念）“摧毀”了 19 世紀，這個觀點並不像看上去的那麼異想天開。19 世紀見證了個人責任哲學——我們每個人都分別對自己的行為負有責任的觀念——的高潮，那是猶太－基督教和古典世界的共同遺產。正如萊昂內爾·特里林在分析艾略特對《尤利西斯》的裁定時所指出的那樣，在19世紀，像沃爾特·佩特（在《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一書中）這樣重要的美學家完全可以把“以一束猛烈的、像寶石一樣的火焰燃燒”的能力歸類為“生活中的成功”。“在 19 世紀，”特里林寫道，即使“像佩特那樣優雅而超然的人，也可以理所當然地根據個人的生活做出成功或失敗的判斷。”19 世紀的長篇小說本質上都涉及個體在道德上或精神上的成功。《追憶似水年華》和《尤利西斯》不僅標誌著反英雄的閃亮登場，而且標誌著個人英雄主義作為想象性創造的核心元素的毀滅，以及不屑一顧地摒棄了對道德平衡和道德裁決的關切。個人自由的行使將不再是人類行為中極其有趣的特徵。

這與塑造時代的新興力量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如今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權力的寶座，是諾斯替教的另一種形式，它聲稱自己能夠透過事物的表象，從經驗上洞察其背後隱藏的真理。馬克思有一席話，引人注目地預示了我剛剛引用過的弗洛伊德的那段話，他說：“表面上看到的經濟關係的最終模式……與其內在的然而卻是隱藏著的根本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實際上完全相反。”表面上，人們似乎在行使他們的自由意志，做出判斷，決定事件。但實際上，在那些熟悉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人看來，這樣的個體，不管多麼強大，都不過是一些漂浮物，被經濟力量那無法抗拒的洶湧大潮衝來衝去。個體的表面行為只不過隱藏了他們幾乎完全不知道的卻又無力反抗的階級模式。

同樣，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個人良心（這是猶太－基督教倫理的核心，也是個人主義實現成功的主要發動機）被視為一種純粹的安全裝置，被集體創造出來，以保護文明秩序免遭人類存在的可怕攻擊。弗洛伊德主義包括很多東西，但是，如果說它有一個本質的話，那就是對罪的描述。1920 年，弗洛伊德寫道：“嚴酷無情的超我與服從於超我的自我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我們把這一緊張稱為‘負罪感’（the sense of guilt），文明已經通過弱化並消除這種負罪感，通過在其內部建立一個代理機構來監視它（就像在一座被征服的城市裡派出一支駐軍那樣），從而控制了人們渴望攻擊別人這樣一種危險的慾望。”負罪感因此不是缺德的標誌，而是美德的標誌。超我或良心是個體為了保全文明而支付的昂貴代價，它在痛苦中投入的成本將會隨著文明的進步而不可阻擋地增加：“先兆性的外在不幸……被轉換為永久性的內在不幸，被轉換為負罪感所帶來的緊張。”弗洛伊德說，他旨在向人們展示：任何人性弱點都無法解釋的負罪感是“文明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正如社會學家已經暗示的那樣，就創造出那些使得犯罪和惡行變得不可避免的條件而言，社會很可能是共同犯罪的。但是，個人的負罪感是一種應當驅除的錯覺。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個別犯罪；我們全都有罪。

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全都把同樣的信息傳遞給了 1920 年代：這個世界並不是它看上去的那個樣子。意識的經驗主義感知塑造了我們的很多觀念：時間與距離，對與錯，法律與正義，以及社會中人的行為的特性。但意識並不值得信賴。此外，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以它們各自不同的方式，聯合起來侵蝕了高度發展的個人責任感以及一套既定的、客觀上真實有效的道德法則的基礎，而這些正是 19 世紀文明的核心。人們從愛因斯坦那裡得到了這樣一個印象：在這個宇宙中，一切價值衡量都是相對的，這個印象有助於證實他們對道德混亂的想象——這一想象既讓人驚愕，又令人興奮。

正如 W.B.葉芝所寫的那樣，“這個世界上所釋放出來的”難道不是“純粹的混亂”嗎？在很多人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是羅馬衰亡以來最大的災難。德國出於恐懼和野心，而奧地利則出於順從和絕望，都是以一種其他交戰國不曾有過的方式想要這場戰爭。它標誌著德國哲學中悲觀主義浪潮的頂峰，這是戰前時期它最顯著的特徵。德國的悲觀主義與美國、英國、法國甚至還有俄國在 1914 年之前的那十年建立在政治變革基礎上的樂觀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它不是知識界的財產，而是在德國社會的每一個階層（尤其是頂級階層）中都可以找到。在這場大決戰爆發之前，貝特曼·霍爾維格的祕書和親信庫爾特·裡茨勒就發出了有點陰鬱的音符，他的主人正是以這樣一種態度把德國和歐洲領入了深淵，裡茨勒說：“總理預料，戰爭——不管它的結果如何——必將導致現存一切的連根拔除。現存的這個世界已經非常過時，沒有理念。”7 月 27 日，他寫道：“在劫難逃的厄運比高懸於歐洲和我們這個民族頭上的人的權力更大。”貝特曼·霍爾維格和弗洛伊德出生於同一年，他彷彿就是“死亡本能”的化身，而後者正是在那個恐怖的十年結束時杜撰出了這個詞。像大多數受過教育的德國人一樣，霍爾維格也讀過 1895 年出版的馬克斯·諾爾道的《退化》（Degeneration），並熟悉意大利犯罪學家切薩雷·龍勃羅梭的退化理論。不管有沒有戰爭，人類都在不可避免地退化；文明正在朝著毀滅邁進。這樣的觀念在中歐早已是陳詞濫調，為人們認可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鋪平了道路，而這本書碰巧出版於 1918 年，當時，那場預言中的自殺已經實現。

再往西邊，在英國，約瑟夫·康拉德（他本人是個東歐人）是反映這種悲觀主義的唯一一位重要作家，他圍繞這一主題創作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長篇小說：《諾斯托羅莫》（Nostromo，1904），《密探》（The Secret Agent，1907），《在西方眼睛下》（Under Western Eyes，1911），《勝利》（Victory，1915）。這些絕望的政治佈道詞，披著小說的外衣，宣揚了一個預言，托馬斯·曼將在 1924 年以他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一書向中歐宣佈這一預言，正如他兩年後在《密探》德譯本的序言中所承認的那樣。在康拉德看來，這場戰爭只不過證實了人類困境的不可救藥。從 60 年後的視角去看，一定有人說：康拉德是那個時代唯一其遠見在每個細節上都依然清晰而真實的重要作家。他把馬克思主義斥為惡毒的胡說八道，肯定會產生令人恐怖的暴政；而弗洛伊德的觀念不過是一種“魔法秀”。這場戰爭證明了人的弱點，但在另外的方面，它不會解決任何問題，也不會產生任何東西。龐大的改革計劃，包治百病的萬靈藥，一切“解決辦法”，都是虛幻的。1922 年 10 月 23 日，康拉德寫信給伯特蘭·羅素（羅素不久前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書《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中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他在信中堅持認為：“在任何人的書裡或談話中我都找不到任何東西足以對抗我根深蒂固的感覺：人類居住的這個世界在劫難逃……對中國人來說，對我們其餘的人來說，唯一的療救之道是內心的改變。但看看過去 2000 年的歷史，沒有太多的理由指望這種事情，就算人已經開始飛……他也不可能像鷹那樣飛，他只能像蟲子那樣飛。”

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康拉德的懷疑論在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十分少見。有人把戰爭本身看作進步的一種形式。H.G.威爾斯在一本名為《終結戰爭的戰爭》（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的書中宣佈了這一觀點。但是，到了停戰的時候，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所理解的那種意義上的進步，就像某種連續不斷的、幾乎是不可阻擋的事物一樣，也徹底消亡了。1920 年，偉大的古典學者 J.B.伯裡在《進步的觀念》（The Idea of Progress）一書中，宣佈了它的死亡。“一種新的觀念將會篡奪人類指導觀念的位置……進步本身難道沒有暗示這樣一個觀點嗎：作為一種學說，它的價值僅僅是相對的，只不過是相對於某個不是很先進的文明階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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