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用鏡頭記錄鄉村裡的中國 講最真實的扶貧搬遷故事

新京報訊（記者 王紀辛）繼《鄉村裡的中國》《出山記》之後，焦波第三部農村題材的紀實電影《進城記》也進入了拍攝尾聲，焦波告訴新京報鄉村頻道記者，這部有關異地扶貧搬遷進城的影片，後期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本月底，片子將會有新的結果。

春節期間，攝製組依然堅持在貴州拍《進城記》，為了突顯節日特色，焦波身上掛了一串長長的炮仗。受訪者供圖

遵義山村裡來了位山東漢子

“搬下去，豬、羊、雞都不可能養。”“這些（蓋房子的）磚起碼用了一二十天卸到馬路上，我們老兩口一塊一塊地抱上來，抱上牆。”說這話的，是申學王。《出山記》的開篇，申學王的兒子想借著扶貧搬遷政策離開大山，娶妻生子。申學王和老伴兒坐在灶臺燒火的一側，兒子站在他倆的對面。搬？不搬？三口之家，兩種意見。

《出山記》開拍時，距離《俺爹俺娘》攝影展在中國美術館首次展出已經過去了20年；距離《俺爹俺娘》紀錄電影在浙江衛視首播有16年；距離《鄉村裡的中國》獲得2013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紀錄長片獎、 第15屆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紀錄片等重要獎項已有4年，《俺爹俺娘》《鄉村裡的中國》兩部紀實電影在各地的放映仍在繼續，每次看，觀眾都會在淚光中回憶起家鄉的親人，對仍堅守在土地上的農民，投去一分敬意。

《出山記》裡，鏡頭對準的是貴州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大漆村。這個村有985戶4119人，其中貧困戶有432戶1850人，影片重點講了申學王、申學科、申修軍3個人的故事。

申學科，住在大漆村泉裡組，這是全村唯一一個建在山崖上的村組，一條羊腸小路連向外面的村鎮。

2017年1月15日，攝製組第一次進泉裡組拍攝。

焦波在當天的朋友圈裡發了15條小視頻。新京報鄉村頻道記者注意到，焦波發的視頻並不多。2016年至今，一共發了4次，一次頂多3、5條。那天，焦波發的視頻從灑滿陽光的山頂到漆黑的山路，從喀斯特地貌到仡佬山民的土雞、木屋，按照時間線下來。從晃動的畫面看，大部分時間是在步行，視頻裡，焦波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氣聲也被記錄了下來。

焦波去泉裡組一共28次，前前後後摔了12個跟頭。“那個山路上有個斷崖，人要跨大步才能邁過去，上下左右都沒有扶手。我跳過去了，我覺得我還可以，但我擔心那些年輕人，他們每次扛著沉重的三腳架，扛著攝像機去拍攝，我都提心吊膽，只要過了那道崖，我就放心了。”就是這樣的路，申學科不管白天還是黑夜，晴天還是下雨，只要自家患病的老父親不舒服，就要一路揹著，出山看病。

片中第3個重要人物是申修軍，他是大漆村黨總支書記。圍繞扶貧搬遷，不停地化解各種矛盾，遇上不理性的村民，這位農村基層幹部還要捱打。

《進城記》劇組拍攝花絮。受訪者供圖

《出山記》就是圍繞這3個人，逐層展開。觀後，人們從一部講述脫貧攻堅戰的主題影片中，感受到了一絲不同。

影片結尾，是申學王一家三口吃飯的場景，但不同的是，三人坐在搬遷後的新房子裡。全片最後一個鏡頭，是申學王的背影，趴在陽臺窗戶邊，手裡端著碗，一邊吃，一邊望向窗外。遠方，目光穿過高樓，縫隙裡大山依稀，那是他們曾經生活了40多年的地方。

“脫貧攻堅是國家戰略，我們往往看到的是一個大的方向和龐大的數字。”在首映現場，白巖鬆說：“這部片子，讓人們看到了數字背後活生生的人和他們的脫貧故事。”

焦波的朋友，資深媒體人施曉亮，說自己去看“獻禮片”《出山記》是出於禮貌。施曉亮是1999年跟著焦波回焦波老家山東淄博天津灣村製作央視《東方時空》的攝製組成員之一，那時焦波剛剛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完《俺爹俺娘》攝影展。展覽上，來自魯中農村的爹孃用家裡帶去的剪子，親自為兒子剪了彩。

看完《出山記》後，施曉亮說自己在裡面看到了“老實巴交沒見過多少世面的山村窮苦百姓，根本忽略了鏡頭的存在，該說說，該笑笑，甚至肢體衝突、髒話罵人，真實得嚇人”。這樣的評價其實就是焦波影像作品的底色：真實。

漸漸轉向拍普通人的日常

焦波的鏡頭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準了農村，最初，也是一心想“拍大片”。

焦波從1973年接觸照相機到1978年進入《淄博日報》成為攝影記者，再到1998年因為拍攝爹孃的作品，獲得首屆中國國際民俗攝影賽人類貢獻獎，獲獎時，焦波已經從山東跳槽到北京的媒體工作。這中間經歷了25年。

焦波說，他一開始學攝影，也是很想搞所謂的藝術創作，結果總覺得比不上一些大家，很苦惱。一位同行給他忠告，“不能拿自己的弱項和別人的強項相比，這樣比永遠比不上人家的，你的強項是拍圖片故事，發揮自己的強項就能成功。”

其實，早在1988年，還在《淄博日報》做攝影記者時，焦波就在用圖片講故事。

最早嘗試專題報道，是拍一個嚴重缺水的山村，老百姓抱著被子在泉邊睡覺等水。“因為我的報道，政府給這個村打了口井，我又跟蹤報道，拍下了水井出水、村民喜笑顏開的畫面，最後形成了一個圖片故事，影響很大。”焦波後來帶著幾位年輕記者採攝大型系列報道“淄博邊緣行”。這次專題做了50天，行程2500裡，繞淄博市界轉了一個大圈。

兩年後，為了紀念紅軍長征55週年，焦波和另外3位夥伴，騎自行車自瑞金出發，歷時8個月，走完紅軍長征路，在《淄博日報》刊登了“重走長征路”連續報道。打那以後，焦波給自己訂立了一個目標：拍100個老百姓的故事。

焦波鏡頭裡的貴州村民。受訪者供圖

電視人陳虻在策劃欄目時曾強調：在一個市場化、世俗化、多元化的社會，人們的情趣、價值觀、認知角度都千差萬別，能夠引起億萬中國人的關注和共鳴，並在公眾中引發群體性的強烈感動的，一定是那些非同尋常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他們體現的那種具有非凡感召力和震撼力的精神境界。

那時，焦波鏡頭表現的是《京城最後的背糞工》《哈巴雪山上的背礦工人》《北京胡同裡做旗袍的老人》《高位截癱堅持15年綠化荒山的老大爺》。當然《俺爹俺娘》系列也在其中。

焦波說，“這些人都是普通人，我拍的東西太普通了，太平常了，就是日常生活當中的一些細節。是時間催化了它，平實紀錄的畫面，經過時間的洗煉，產生出新的內涵。時間越長，震撼的效果越大。”在拍攝普通人的過程中，焦波最終把鏡頭對準了最普通的農民。

“爹孃是我們的父母，鄉村是爹孃的父母”

焦波拍農村，還有一個原因：他是農民的兒子。

焦波生在農村，長在農村。1971年，中學畢業後回家務農。第二年，趕上招工，而且是教師崗，有機會進師範學校接受培訓。從此，工作地點離家越來越遠。

焦波的娘生有8個孩子，而健康長大的男丁，只有焦波。可以說，他是老焦家的全部希望，全家努著勁兒供他一個人。

焦波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山區中學當語文老師。直到今天，在公開場合發表致辭時，焦波講話還會不自覺地帶著一股“語文老師”諄諄教誨的味道。他在2017年參加《我是演說家》節目時，嘉賓從演講的角度對他點評：“70%都是書面語”。

不過，對於農村娃來說，有機會離開黃土地，甚至有機會去做教書先生，帶給家族的已經是無上榮耀。為了兒子的幸福，父母會傾其所有全力支持。

焦波說，1972年，第一次離家，去60裡地外的山村中學當老師，為這，爹孃給他盤算了好幾天。“上班前一天，我去找同學玩，回家後，爹孃把我叫到屋裡說看幾樣東西。進屋一看，地上放著一輛鋥亮閃光的自行車，青島產的‘大金鹿’。”焦波說，他爹孃還給他買了一塊“上海牌”手錶，一件棉大衣，一床家織藍印花布被面的新棉被。“這都是我眼熱了幾年的東西啊！”

在說到自己對手錶的渴望時，他說，師範班一共84人，女同學不算，30多個男同學裡，只有一個人有手錶。“這個男同學白天總把戴錶的那隻手腕的袖子高高挽起，讓人老遠一看，就知道他戴著手錶。晚上，躺在被窩裡，他總是抬著手腕，湊在近視眼跟前，看了又看。拍畢業照時，他也有意站在最左邊的位置上，露出戴著閃光鋥亮手錶的手腕。”焦波說，每當看見他的手錶時，心想，“啥時我也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手腕上也有一塊鋥亮的手錶呀”。

為了讓兒子體體面面地去上班，爹孃賣了原本給自己預備的上等壽材。更讓焦波愧疚的是，他走後，爹又揹著木工箱子出門打工去了。“爹在家鄉是赫赫有名的木匠，如今在人家手下打工，一輩子好強的爹，不覺得憋屈嗎！”多年後，焦波才知道，他爹出去打工，是為了多攢點錢給他娶親。“每月工資只有25元5角，年輕人在外花銷大，剩不了幾個錢，我還得出去掙兩個……咱還得給他託底呀。爹是頂著滿頭白髮去的，他畢竟57歲了。”這一去，就是10年。

和爹孃在一起的焦波。受訪者供圖

在接觸到照相機後，給爹孃拍照成為焦波生活裡的一部分，這一拍，就是30年。留存了照片12000張，錄像600多小時。他把自己對父母的依戀，把中國農民的質樸和堅忍，全部深藏進了這些照片和視頻裡。

在拍攝《鄉村裡的中國》後，焦波對生他養他的鄉土又有了新的認識，“農民吃的苦比我們要多，他們遇到的困難比我們多，他們得到的相對少，所以說，我們拍這個片子也想把真真切切的生活狀態，農民的那份真正的追求和農民的訴求反映出來。”

白天拍攝晚上整理資料

今年1月1日，焦波在他的朋友圈裡分享了自己寫的打油詩——“老來扎鄉土，認勞不認衰，南山弄光影，北山收霞彩。”此時，距離《進城記》在貴陽開拍已有幾個月了。

配發的照片中，有一幅是在小區路口拍的，畫面裡，一棟6層高樓房，側面的牆是張宣傳畫，覆蓋著整面牆，上寫著“牢記黨恩，團結奮進”。“這裡就是異地扶貧搬遷進城後農民住的社區。”焦波說。

發完這條朋友圈，當天下午，焦波在小區碰到一位農婦。從照片上看，農婦已經在雪地裡走了一段時間，帽子上，揹簍裡的東西上，都是積雪，因為要提著一個大號洗衣盆，自然彎曲的手臂上，也都是雪。揹簍裡是水桶和兩個木櫃子樣的東西，摞了足有一人多高。

在雪裡行走的農婦。受訪者供圖

焦波說，他跟著這位56歲的農婦走了6公里山路，用手機拍了一路，還幫她拿著那個大盆。

“天黑了，接我的車陷在雪裡上不了坡，只好把車放在那裡改天再來開，一個半小時步行回到我們攝製組居住的幸福社區。來回12公里，3個多小時，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了。我苦，農民更苦啊！”

“《出山記》拍攝的是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大漆村。”在回覆給新京報鄉村頻道記者的微信中，焦波這樣寫道。“現在拍攝的《進城記》是異地搬遷進城後的農民住的社區，遵義新區新中街道幸福社區，也叫‘六號還房’。”

白天拍攝，晚上整理資料，這是攝製組的日常。自今年年初到現在，焦波很少更新他的朋友圈。

從焦波的朋友圈裡，記者看到，《進城記》大約是從2018年年中就啟動了。8月15日，焦波在他的朋友圈裡分享了第一組拍攝花絮，內容是貴州湄潭縣新南鄉的天門峽風景。此後時不時，焦波會分享出一組視頻或照片，展示的大多是貴州山水美景。焦波把在朋友圈裡分享稱作“嘚瑟”。2月4日，除夕這天，焦波在廚房，一邊攪動一鍋湯麵，一邊嘴裡唸唸有詞地說道：“今除夕，又立春，春節就到；焦大廚，做麵條，面面盡到！”透著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幸福。

未來還會把鏡頭對準鄉村

退休後的焦波，就像自己的爹孃一樣，繼續幹活，和一群20出頭的孩子，每天奔波在拍攝現場。他說，他最想拍也是最擅長的就是農村、農民。有媒體給紀錄片《鄉村裡的中國》的評價是：“這裡面更多的是一種善意，那種不去打斷別人傾訴的善意。”

在焦波的鏡頭裡，農民是一群有信念的人，有困難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達不到的時候，該歡樂依然有歡樂。焦波說，“這是一種對生活的執著，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身上最值得歌頌和敬佩的精神，也是在當下焦慮社會中所缺乏的精神屬性。”

與此同時，焦波的視角也從《俺爹俺娘》個體的喜怒哀樂，逐步擴展到《鄉村裡的中國》裡，中國農民群體的焦慮與困惑，進而關照到《出山記》裡的貧困農民。從鏡頭裡，我們看到擺脫貧困的艱難與突破，這樣一個群體，又將如何融入城鎮生活？如何安居樂業？也許在《進城記》裡，我們會看到焦波更為真實、深刻的呈現。

熟悉焦波的人，都知道他在創作時，是一個“時間的揮霍者”。他可以用30多年的時間持續不斷地把鏡頭對準自己的父母，進而成就《俺爹俺娘》；他可以用一整年的時間，按照農曆二十四節氣的時序，把鏡頭對準一個大山裡的小村子，於是有了《鄉村裡的中國》；他可以一頭扎進貴州大山，在溝溝坎坎和聽不懂的鄉音裡，把《出山記》打磨成扶貧攻堅的樣本……這種“揮霍”可以看成是一種堅守和執著，因為，只有執著，才會在時間的河床上深鑿出甘泉，發掘出別樣的鄉土故事。

焦波對時間也是吝嗇的，幾乎沒給都市過多的時間。他把時間全部用於關注大地、山川和底層民眾，甚至在角色選取上，他也總會把時間留給《鄉村裡的中國》的杜濱才，《出山記》裡的申學科，在他們的故事裡，潛藏著同一個字“孝”。因而在焦波的每一個作品裡，在每一部用時間釀造出來的鄉村故事裡，都洋溢出生命感的泥土氣息，原生態的，生機盎然的，進入到觀者的內心，生根發芽。

紀錄電影《俺爹俺娘》是一部爹親孃愛、至誠親情的催淚紀實片，也是一部澤被後人、砥礪前行的勵志片。從爹孃身上遺傳中國農民的基因：勤勞、善良、樸實、堅忍、執著……這是焦波作品的底色，這底色放大到後來的《鄉村裡的中國》《出山記》。

如果說《俺爹俺娘》表達的是焦波的孝道、感恩，這是遠遠不夠的，溢出《俺爹俺娘》的是中國農民伏地而生、挑戰宿命的妥協和掙扎。妥協中誕生勇氣，掙扎中看到希望。這更是全人類的命運。

另外一部影響巨大的紀錄片《鄉村裡的中國》是焦波站在另一個高點，用自己的眼睛和鏡頭審視泥土的厚重、探測大地的溫度、書寫中國農村的隱喻。但，這正是因為有了《俺爹俺娘》的基因，才有了焦波更廣闊更深邃的鏡頭。

有鄉村，就有了安放鄉愁的所在，“未來，我的鏡頭還會一如既往，對著鄉村。”焦波說。

新京報記者 王紀辛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