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俠”的典範與“義”的新提升——金庸狀寫俠魂的成功經驗“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是金庸小說最富人文精神的一個方面。
“義”：俠文化之魂——富有浪漫主義激情的敘事藝術——肝膽相照，一諾千金——路見不平，捨身相助——賦予“義”新的內涵——郭靖、喬峰：
《史記·遊俠列傳》的作者司馬遷，十分看重俠士的“義”。他曾用這樣的話來概括遊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1)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更這樣自陳其著述動機：“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遊俠列傳》。”可見，司馬遷寫《遊俠列傳》，主要為了表彰這個“義”字（有時與“仁”相聯繫而為“仁義”，有時與“信”
相聯繫而為“信義”）。
金庸小說圍繞著“義”，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面。
《雪山飛狐》感人肺腑地寫了胡一刀和苗人鳳（外號金面佛）惺惺相惜的義氣。他們二人都是當世號稱無敵手的武林傑出人物，而且都是英雄的後代，祖上都是李自成身邊武功高強的侍衛。只因百年前有關李自成生死的祕密不能過早洩露而造成誤會，胡家的祖先冤枉被殺，導致苗、胡兩家的子孫冤冤相報。到胡一刀和苗人鳳這一代，雙方都知道對方是真正的英雄，對於世代的仇殺也都有懷疑、厭倦之心，但由於存心不良者從中破壞，和解的願望不能實現，兩人仍不免以兵刃決雌雄。比武頭幾天雖然不分勝負，雙方卻已推心置腹，相互欽敬。白天連日較量，夜間在一起喝酒，共同討論武功：
這些筆墨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想精神，藝術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這個“義”字。
“金面佛將苗家劍的精要，一招一式講給胡一刀聽。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傾囊以授。兩人越談越投機，真說得上是相見恨晚。”(2)甚至還相互向對方交託後事。比武到第四天，胡夫人已經看出苗人鳳的破綻，告訴了丈夫。第五天，她一再向丈夫使眼色，勸丈夫誘逼金面佛使出“提撩劍白鶴舒翅”，以便乘機取勝。胡一刀卻搖搖頭，似乎心中不忍。夫人將孩子在凳上一摔，讓孩子大哭，示意丈夫為孩子著想去取勝苗人鳳，胡一刀緩緩點了點頭。但到該出手時，胡一刀又起了相惜之意，不忍傷害金面佛。後來，胡一刀乾脆提議兩人交換刀劍：“你使胡家刀法，我使苗家劍法，不論誰勝誰敗，都不損了威名。”結果還是打成平手。可以說，胡、苗二人幾天內成就的莫逆之交，抵過了多少人一世的友誼。
在金庸看來，“義”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膽相照，惺惺相惜，一諾千金，不負於人。《書劍恩仇錄》裡的周仲英，因為英雄文泰來在自己莊上被人抓走，惱怒之下，當場失手打死了小兒子；宮廷侍衛白振，因為紅花會沒有殺他，後來在對方人物被官軍包圍時，反而當場自殺，以表示對得起朋友；更不用說紅花會十四俠同生共死營救文泰來那番動人場面。《倚天屠龍記》裡，張翠山、殷素素因為覺得有負於三師兄俞岱巖，夫婦雙雙自盡，壯烈之極；張無忌為了救義父謝遜，更是吃盡苦頭，幾乎犧牲生命。一涉及義，金庸總是寫得筆酣墨飽，豪氣干雲，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一直到最後的《鹿鼎記》，韋小寶雖然有小流氓氣，做了一些不像話的事，但作者還是讓他堅守一條界線，就是講究義氣。他周旋於天地會與康熙之間，既不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會群豪，也不遵天地會之命去刺殺康熙。有一次，康熙扣住韋小寶，準備炮轟他的子爵府，消滅天地會一大批骨幹。韋小寶著急異常，為了走出去通風報信，只好對平時稱兄道弟的多隆從背後給了一刀，心裡卻很難過地說道：“多大哥，你是韃子，我天地會靠殺韃子吃飯，不殺你不行。今日傷你性命，實在對不住之至。好在你總免不了要死的。我今晚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腦袋，你也不過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虧。何況我殺了你，你是因公殉職。但如皇上砍你的頭，你勢必要抄家，老婆兒女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換得家裡撫卹贈蔭。”(3)為此，韋小寶還流了淚。
故事終於急轉直下，成為無法挽救的悲劇，是因為壞蛋暗中搗鬼，偷偷在夜間將兩人刀劍都塗上了毒藥，以致最後一天胡一刀左臂雖然只被輕輕劃了一道小口子，卻因此中毒而死。胡夫人也橫刀殉夫，將孩子交給了苗人鳳，而忙亂中孩子又被他人帶走。從此，苗人鳳總是鬱郁不歡。每到過年，他就供起胡一刀和胡夫人的靈位，稱他們為“義兄”、“義嫂”，祭祀一番，喝上十幾碗酒，痛痛快快大哭一場。他甚至對女兒苗若蘭說：“孩兒，我愛你勝於自己的性命。但若老天許我用你去掉換胡伯伯的孩子，我寧可你死了，胡伯伯的孩子卻活著。”金庸施展看家本領，把豪傑之間這種相知、相敬、相惜的義氣寫得酣暢淋漓，真可說達到了義薄雲天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說所寫的“義”，並不是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而是與“正義”相聯繫，或者以“正義”為基礎的。這是金庸小說區別於舊武俠小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碧血劍》裡，袁承志、溫青青兩人出手救助焦公禮全家和金龍幫，就是因為焦公禮的所作所為具有一定的正義性：
總算多隆命好，心臟天生偏在一邊，這一刀沒有捅到要害處，金庸也就保全了韋小寶的義氣。金庸認為：中國人講義氣，是中華民族能夠保存下來而且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在《韋小寶這小傢伙》一文中說：“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係。”“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愛護，在環境發生變化時儘量採取合理的方式來與之適應，這樣的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鬥爭之時，自然無往而不利，歷久而常勝。”(4)
第一，焦公禮所殺的閔子葉，身為總鏢頭拿了人家的錢卻不但不予保護，反而和強盜串通起來準備殺僱主全家並且霸佔人家的女兒，這是個該殺的人物；第二，焦公禮與太白三英鬧翻，是因為不願意跟著他們去和關外的多爾袞清兵相勾結。正因為具有正義性，所以當焦公禮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為免除手下人員無謂傷亡而準備讓全家出走，自己則悲壯自殺以求了斷時，才贏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同情；有關的那些筆墨才會顯得那麼真摯感人。單純的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確實有它的負面作用，有時會被黑社會勢力利用，成為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說不是這樣，它強調事情的正義性，甚至有條件地肯定英雄豪傑中大義滅親的精神。《神鵰俠侶》中那個急切想報殺父之仇的楊過，當了解到父親楊康為敵作倀的可恥行徑時，立刻知錯即改，放棄了刺殺郭靖的打算。《碧血劍》中那個閔子華，為了給兄長報仇，曾經糾集各方豪傑到焦公禮門前問罪，及至真相大白、自己又在比武中失敗之後，也就羞慚地認輸退走。舊派武俠小說總是突出無原則的江湖義氣，一味強調所謂“快意恩仇”，這在金庸小說裡是看不到的。
這也正是金庸小說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當木婉清嘲笑他幾乎為這類閒事丟了性命時，段譽朗聲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義所當為，有何後悔可言？”在金庸小說中，這類例子俯拾皆是。連《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所誦經文也包含了一點俠義思想：“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看似宗教的輕生思想，卻引向“為善除惡”的目標，成為視死如歸的同義語。
“義”的另一個重要內涵，是路見不平，捨身相助，扶困濟厄，不畏強暴。這在武俠小說中有著更廣泛的表現。如果說前述惺惺相惜、肝膽相照存在於意氣相投的江湖豪傑之間，那麼，這種形態的“義”主要由俠士拯救受難平民與弱者來體現。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學第二次講演中說得明白：“我以為俠的定義可以說是‘奮不顧身，拔刀相助’這八個字，俠士主持正義，打抱不平。”(5)這裡，俠的定義便與“義”完全重疊為一，成為人們常說的“俠肝義膽”或“俠士精神”。《飛狐外傳》中的胡斐，在佛山鎮上為鍾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於和鳳天南較量，一心要誅殺這“南天一霸”。《笑傲江湖》中令狐沖救儀琳，也全無個人打算。他不管採花大盜田伯光武功多麼高強，憑著一腔熱血，就捨命與田死纏，使儀琳免遭毒手。甚至連武功半點不會的段譽，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農幫濫殺無量派，並給黑駿馬主人主動報信。
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說中，還賦予“義”以新的內涵。他把“義”提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高度。《倚天屠龍記》中，當趙敏問張無忌：“你到底有什麼本事，能使手下個個對你這般死心塌地？”張無忌回答說：“我們是為國為民、為仁俠、為義氣，範右使和我素不相識，可是一見如故，肝膽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間這個‘義’字。”(6)
事實上，也只有為民族、為民眾、為國家的大“義”，才能牢固地團結教派內大多數群眾。金庸在《飛狐外傳》的《後記》（寫於1975 年1 月）中曾經表示：“在我所寫的許多男性人物中，胡斐、喬峰、楊過、郭靖、令狐沖這幾個是我比較特別喜歡的。”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難、行俠仗義的俠士，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們重義輕生，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信奉了一種原則就真誠地實踐，做了錯事也都敢於承擔責任，絕不文過飾非。他們堅守一條界線：可以犧牲自己，也可以遁跡湖山，但決不做鷹犬和奴才，這就同傳統的“士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金庸通過小說形象，把這樣的人生稱頌為有價值的。而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致把他們分成兩類：以令狐沖、胡斐為代表的一類，以郭靖、喬峰為代表的又一類。這後一類，金庸稱之為“大俠”。《神鵰俠侶》中，郭靖在襄陽曾對楊過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在1980 年5 月寫的《笑傲江湖》的《後記》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沖作了對比之後說：“對於郭靖那樣捨身赴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應當有更大的肯定。令狐沖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儘管金庸自己的人生態度似乎近於後一類，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類。
這種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郭靖之所以能堅守襄陽數十年，就因為他有一種自覺的“為國為民”的責任感。《射鵰英雄傳》末尾，郭靖和年老力衰的成吉思汗曾有一段對話。成吉思汗說：“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
金庸在為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一書寫的小序中說：“在武俠世界中，男子的責任和感情是‘仁義為先’。仁是對大眾的疾苦怨屈充分關懷，義是竭盡全力做份所當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致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7)可見，金庸確實在自覺地承擔武俠小說的這種使命。金庸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鬥，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這些形象，體現了中華民族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像郭靖，資質質樸，甚至有點笨拙，但他刻苦，沉穩，富有責任感，認定一個目標就堅持去做，決不畏難退縮，自知愚鈍反而加倍努力，人一我十，武功終於達到超群的地步。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郭靖身上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從《射鵰英雄傳》到《神鵰俠侶》，郭靖都堅持抗元，死守襄陽城，一守幾十年，明知蒙古兵力強盛，自己遲早總會失敗，但只要能多守一天就盡力多守，絕不放棄。黃蓉原想到最後關頭他倆可借汗血寶馬脫身，郭靖堅決反對，黃蓉只好長嘆道：“我原知難免有此一日，罷罷罷，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只是大汗一人威風凜凜，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淚。”
在郭靖看來，英雄“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所以金庸在《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站出來說：“《射鵰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寫得比郭靖形象更渾厚、更豐滿、更有力度的，是喬峰。他身上體現出的浩然正氣和凜然大義更為感人。喬峰處在一個宋遼嚴重對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縱然身懷卓絕的武功並具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作為契丹人後裔的問題一旦被提出，不但迫使他終於辭去丐幫幫主的職務，而且一步步將他身不由主地捲進了民族矛盾的漩渦。儘管他在辭去幫主時發誓：“有生之年，決不傷漢人的一條性命”，並且勸阻了幫內的分裂，表現出顧全大局、深明大義，卻仍然無濟於事。他越是企圖弄清自己的身世之謎，越想掙脫民族矛盾的蛛網，便越是被這張巨大的蛛網捆縛得緊。他越想洗清自己的冤情，所受的冤枉反而越來越深。起初，讀者擔心喬峰陷入了有人佈置的一個巨大的陰謀，不然，何至於他走到哪裡哪裡就死人，他要找誰誰就忽然被殺，而殺人的罪責全要喬峰來承擔。但隨著情節的展開，才知道這一切仇殺和報復有著久遠而且複雜的民族背景和歷史淵源：那個殺了喬峰要找的許多人的神祕黑衣武士，就是喬峰的親生父親蕭遠山；而他所以要這樣殺人，是因為要報三十年前自己家人和衛士被漢族武林人物無辜慘殺的仇。小說作者從逆境中塑造喬峰形象，寫出他內心的巨大痛苦和性格中的種種過人之處：果斷而又穩重，寬厚卻有原則，豪邁而不失細心，剛毅又內蘊深沉感情，令讀者真正感到信服。喬峰在慕容博之流挑動的宋、遼民族殘殺中，不但失去了丐幫和武林中的許多朋友，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還親眼目睹了宋、遼雙方的無辜人民都經受了遭擄掠、被殺戮的慘重苦難。這些血淚經歷使喬峰終於超越狹隘的民族立場，堅定地為宋、遼兩方的平民百姓著想，放棄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想法。即使回到遼國以後，他也抵制和反對遼國皇帝侵宋的戰爭，迫使遼國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則在雁門關前悲壯自盡。喬峰的自殺，是對那些為了一己私利而挑動民族相鬥、使百姓遭殃的不義的戰爭的有力控訴，也使他得到丐幫許多好漢和宋、遼廣大百姓的尊敬。丐幫吳長老當場就捾胸大哭，說：“喬幫主，你雖是契丹人，卻比我們這些不成器的漢人英雄萬倍！”喬峰是郭靖之外另一個“俠之大者”的代表。在喬峰身上，體現了作者金庸對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應該怎樣處理好民族關係的深沉思考。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中說：
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只著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慾望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
在《袁崇煥評傳》中，金庸又說了兩段話：
在袁崇煥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抗敵入侵，保衛人民；在孫中山先生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反抗專制，為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在每一個時代中，我們總見到一些高貴的勇敢的人，為了人群而獻出自己的一生，他們的功業有大有小，孫中山先生的功業極大，袁崇煥當然小得多，然而他們都是奮不顧身，盡力而為。時代不斷在變遷，道德觀念、歷史觀點、功過的評價也不斷改變，然而從高貴的人性中閃耀出來的瑰麗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之中，也照亮了人類歷史的道路。
歷史上有許多人為人群立了大功業，令我們感謝；有許多人建立了大帝國和長久的皇朝，令我們驚歎。然而袁崇煥“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極度悲慘的遭遇，這個生死以之的“痴心人”，這個無法無天的“潑膽漢”，卻更加強烈地激盪了我們的心。
可見，金庸是站在人民、站在群眾的立場上觀察問題的。他強調郭靖、喬峰是大俠，因為他們努力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在金庸看來，為多數人謀福利，這就是人生價值的最高標準和意義所在。也因為這樣，金庸在《鹿鼎記》中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康熙，因為康熙的政令比較符合人民的利益。《天龍八部》中，大理國皇帝段正明讓位時，對新登基的人說：“做皇帝嘛，你只須牢記兩件事，第一是愛民，第二是納諫。”這些都體現了金庸的根本思想。
金庸寫“義”，筆下激盪著一股浩然之氣，卻又毫不給人單調之感。他敢於將人物感情放開來寫，濃冽而又細膩，既寫英雄氣，也寫兒女情，甚至以兒女情反襯英雄氣，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胡、苗決鬥前夜，自信“一生過得無愧天地”的胡一刀，意識到自己與“天下第一高手”苗人鳳交手的嚴重性、危險性，內心無比激動。尤其當夫人表示如果丈夫死了她一定自殺時，這位一向粗魯豪爽的猛漢，竟也忍不住嗚咽著對嬰兒說：“孩子，你生下三天，便成了沒爹沒孃的孤兒，將來有誰疼你？你餓了冷了，誰來管你？你受人欺侮，誰來幫你？”待他夫人答應“好好將孩子帶大”之後，他比較安心，可又很動感情地對妻子說：“妹子..死是很容易的，你活著可就難了。我死了之後，無知無覺，你卻要日日夜夜的傷心難過。唉，我心中真是捨不得你。”小說潑墨般地寫了義士慷慨赴死前的兒女情長，卻沒有帶來英雄氣短，反而將豪邁悲壯的氣氛點染得更為動人。魯迅詩《答客誚》雲：“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金庸狀寫俠魂方面的這番成功經驗，同樣值得我們許多小說家記取。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