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儘管過去了五十年，愛與和平依然是今天的主題。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儘管過去了五十年，愛與和平依然是今天的主題。
如果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針對青年一代，那如今的伍德斯托克已經有了一大批“老”粉絲。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儘管過去了五十年，愛與和平依然是今天的主題。
如果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針對青年一代，那如今的伍德斯托克已經有了一大批“老”粉絲。
一名樂迷帽子上的徽章。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儘管過去了五十年，愛與和平依然是今天的主題。
如果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針對青年一代，那如今的伍德斯托克已經有了一大批“老”粉絲。
一名樂迷帽子上的徽章。
樂迷坐在吊床上等待音樂節的開始。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儘管過去了五十年，愛與和平依然是今天的主題。
如果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針對青年一代，那如今的伍德斯托克已經有了一大批“老”粉絲。
一名樂迷帽子上的徽章。
樂迷坐在吊床上等待音樂節的開始。
音樂節上的自行車。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儘管過去了五十年，愛與和平依然是今天的主題。
如果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針對青年一代，那如今的伍德斯托克已經有了一大批“老”粉絲。
一名樂迷帽子上的徽章。
樂迷坐在吊床上等待音樂節的開始。
音樂節上的自行車。
美國紐約州伯特利鎮，一隻填滿塗鴉的鳥牌。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儘管過去了五十年，愛與和平依然是今天的主題。
如果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針對青年一代，那如今的伍德斯托克已經有了一大批“老”粉絲。
一名樂迷帽子上的徽章。
樂迷坐在吊床上等待音樂節的開始。
音樂節上的自行車。
美國紐約州伯特利鎮，一隻填滿塗鴉的鳥牌。
一名樂迷坐在自家轎車的後備箱裡彈吉他。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這樣寫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湧向一個叫貝塞爾的小鎮參加音樂節。小鎮的居民擔心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會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因此在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聲稱為了保護家園，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迎來了一場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但是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非暴力維持了愛與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是60年代最著名的搖滾音樂節，而它的組織者卻是四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
Janet Huey手持1969年第一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門票。
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相遇了
1968年，喬爾·羅森曼（Joel Rosenman）和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兩個人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則奇怪的廣告：“（我們是）擁有無限資本的年輕人，正在尋求有趣、合法的投資機會和商業建議。”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喬爾·羅森曼，父親是有名的牙齒矯正醫生，約翰·羅伯茨從常春藤大學畢業後繼承了家裡的藥店和牙膏廠。
兩名多金的年輕人決定拍情景喜劇，並自己擔任主角。
他們為了給喜劇徵集新點子而刊登了那則廣告，結果收到5000封答覆。
其中一封則促成了後來的音樂節。
邁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是兩個年輕的嬉皮士，他們建議在紐約城以北150公里處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間新的嬉皮士錄音棚，為當地音樂人制作專輯。
那裡有當時的一流樂手，像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班得樂隊（The Band），他們已經打下了音樂的基石。
有利可圖？還是異想天開？
拍喜劇是愛好，可以不計回報，而錄音棚卻是一種商業投資，兩個名校畢業的精英經過權衡，決定四人合開一家“伍德斯托克風險有限公司”，共同辦一場戶外搖滾音樂節。
之所以是一場音樂節，而不是錄音棚，是因為據統計，1967年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總共吸引了2.5萬至9萬人參加，喬爾·羅森曼和約翰·羅伯茨認為，以每張票6美元計算，只要賣出2.5萬張就能盈利，如果能賣出9萬張簡直就是賺了。
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場以利益為出發點的商業活動。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說：“搖滾樂變成了一個極其有利可圖的龐大行業，幾乎專為'青年文化'服務——這是一個以1950年以後富裕的美國社會為基礎，由11歲至25歲青年人組成的新市場。”
各種意外
音樂節最初的舉辦地定在沃克爾的一個老工業園裡，但就在開幕前的幾周，在已經售出一萬多張門票、購買了總計兩百多萬美元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抗議活動迫使工業園區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諾。
成群結隊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歡……小鎮的居民認為即將舉辦的音樂節就是一場災難，會徹底毀掉自己的家園。
“和平與音樂”的口號也讓小鎮官員心有餘悸，他們害怕會引來反戰示威遊行。
最終，沃克爾方面以“音樂節佈置的移動廁所不符合本地規範”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許可證。
就在四個年輕人焦頭爛額的時刻，埃利奧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們拋來了橄欖枝。
在埃利奧特·提伯的幫助下，他們與牛奶製造商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價格達成新的協議。
消息一出便引發了各地的瘋狂騷動，雅斯各的農場也即將變成巨大的歡樂海洋。
平面藝術家阿諾德•斯科爾尼克（Arnold Skolnick）為音樂節設計了海報——一隻鴿子單腳棲息在吉他的琴頸上，象徵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
但音樂節並沒有給四個年輕人帶來和平。
音樂節開幕前一週，當地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們甚至揚言會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牆，以阻止嬉皮士們的到來。
最終，這個原本計劃10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來了50萬人參加。
從紐約通往音樂節現場的17B號公路上， 將近25公里長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誤長達8小時。
記者站在動彈不得的車輛之間，說：“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車場。”——這是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堵車。
1969年，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引發的大堵車。
音樂節現場。
一名年輕女子在車頂打盹。
樂迷們聚集在一個草屋下，草屋上的海報寫著“有大麻”。
音樂節現場的人們。
席地而坐的樂迷。
工人們攜帶著醫療用品乘直升機抵達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的場地。當約30萬人參加音樂節時，直升機被迫投入服務，封鎖了所有道路。儘管有數十人被捕，數千人出現醫療問題，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過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壓而死亡，但沒有暴力事件的報道。
收穫“愛與和平”
人們穿過滿目瘡痍的破圍欄，也穿過組織者失敗的印記。
音樂節開始不久，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便宣佈，這個地區已經進入混亂狀態。
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後勤，被堵的水洩不通的小路，狂風和暴雨導致的泥濘，遲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亂的日程……唯一準備齊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座規模相當於波士頓市總人口的“嬉皮士城市”裡，一種比毒品勁頭更大的東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奮：一群人自發的相互分享、給予和關照的精神迸發了出來。
因此在整個音樂節舉辦過程裡，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搖滾樂讓年輕人享受了三天極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們相親相愛，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賴——不用暴力維持的愛與和平，在這裡被證明是行得通的。
後來，這場音樂會因紀錄片《伍德斯托克》而傳世，影片不僅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還讓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華納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對於19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媒體無法命名他們，直到這部紀錄片問世，他們才被定義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無疑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不僅是美國音樂史的標誌，也是美國曆史本身的標誌。
在20世紀60年代最後的一個夏天的最後一個月，成千上萬充滿希望、樂觀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定義了他們這一代和他們所處的整個時代。
每個人都不會忘記伍德斯托克是為音樂而生的，儘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範圍更廣闊的藝術盛宴。
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徳曼在評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時說道：“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個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時至今日，英國的格拉斯頓伯裡、美國的波納若，以及中國的迷笛等各種搖滾音樂節仍然承襲著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形式，但其精神內核與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徑庭。
前《滾石》專欄作家戴維·道爾頓曾說：“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們再也不可能抱著改變世界的幻想去參加音樂節了。”
2019年8月16日，伍德斯托克音樂節50週年之際，觀眾在伍德斯托克博物館內觀看影片。
樂迷們慶祝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音樂會上聆聽樂隊的血液、汗水和眼淚。
大人帶著小孩，音樂沒有邊界。
人們帶著摺疊椅和寵物，來這裡享受最放鬆的時刻。
七彩的泡泡，就像音樂節一樣迷幻。
儘管過去了五十年，愛與和平依然是今天的主題。
如果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針對青年一代，那如今的伍德斯托克已經有了一大批“老”粉絲。
一名樂迷帽子上的徽章。
樂迷坐在吊床上等待音樂節的開始。
音樂節上的自行車。
美國紐約州伯特利鎮，一隻填滿塗鴉的鳥牌。
一名樂迷坐在自家轎車的後備箱裡彈吉他。
不僅衣服是彩色的，樂迷們還把臉也畫成了“花臉”。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東方IC
參考資料：
The Complete, Unadulterated History Of 1969’s Woodstock Music Festival —— Marco Margaritoff
《時間旅行者手冊：從維蘇威火山爆發到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英)約翰尼·阿克頓,大衛·戈德布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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