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書畫同源”，書法入畫，古已有之，早在元代畫家中屢可見到。再說畫家鮮有不擅書法的，以書法入畫，則畫中筆墨兼有書法之妙，更增加了藝術上的韻味。如元代大畫家柯九思善畫竹，“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意”。元代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進一步將詩、書、畫融為一體，藝術境界又高一層。到了清代，由於古代文物大量出土的日益影響，刺激了文化學術的急劇變化。書法方面，因包慎伯、康長素的竭力宣揚，使“碑學”大盛，也推動了印學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畫家對印學的興趣和重視，於是書畫界中印人輩出，繪畫藝術又從詩、書、畫三絕一體，一躍而成詩、書、畫、印四絕一體的新高峰，昌碩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年代中誕生。
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書畫同源”，書法入畫，古已有之，早在元代畫家中屢可見到。再說畫家鮮有不擅書法的，以書法入畫，則畫中筆墨兼有書法之妙，更增加了藝術上的韻味。如元代大畫家柯九思善畫竹，“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意”。元代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進一步將詩、書、畫融為一體，藝術境界又高一層。到了清代，由於古代文物大量出土的日益影響，刺激了文化學術的急劇變化。書法方面，因包慎伯、康長素的竭力宣揚，使“碑學”大盛，也推動了印學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畫家對印學的興趣和重視，於是書畫界中印人輩出，繪畫藝術又從詩、書、畫三絕一體，一躍而成詩、書、畫、印四絕一體的新高峰，昌碩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年代中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在他誕生前四年（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後一連串的戰爭加在我國頭上，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等，人民生錄塗炭，真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賠款割地，從封建社會逐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經濟基礎也起了急劇變化。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國的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等也隨之起著重大變化，再則大量古代文物相繼出土，使金石考據、文字訓話之學迅速發展，對當時的文學藝術當然有很大影響。吳昌碩先生長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哪能不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他出身在耕讀之家，經過坎坷的歷程，目睹上層統治階級窮奢極侈的生活，欺壓人民的無厭殊求，不平和憤懣充塞著他的胸臆，同時他自己又懷才不遇，前途暗淡，更覺得苦悶傍徨，從而更迫切要求發洩胸臆中那股抑鬱不平之氣。於是他便集中畢生旺盛的精力從事文學藝術的研究，以求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有所表現。所以他對自己的學藝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書畫同源”，書法入畫，古已有之，早在元代畫家中屢可見到。再說畫家鮮有不擅書法的，以書法入畫，則畫中筆墨兼有書法之妙，更增加了藝術上的韻味。如元代大畫家柯九思善畫竹，“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意”。元代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進一步將詩、書、畫融為一體，藝術境界又高一層。到了清代，由於古代文物大量出土的日益影響，刺激了文化學術的急劇變化。書法方面，因包慎伯、康長素的竭力宣揚，使“碑學”大盛，也推動了印學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畫家對印學的興趣和重視，於是書畫界中印人輩出，繪畫藝術又從詩、書、畫三絕一體，一躍而成詩、書、畫、印四絕一體的新高峰，昌碩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年代中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在他誕生前四年（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後一連串的戰爭加在我國頭上，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等，人民生錄塗炭，真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賠款割地，從封建社會逐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經濟基礎也起了急劇變化。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國的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等也隨之起著重大變化，再則大量古代文物相繼出土，使金石考據、文字訓話之學迅速發展，對當時的文學藝術當然有很大影響。吳昌碩先生長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哪能不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他出身在耕讀之家，經過坎坷的歷程，目睹上層統治階級窮奢極侈的生活，欺壓人民的無厭殊求，不平和憤懣充塞著他的胸臆，同時他自己又懷才不遇，前途暗淡，更覺得苦悶傍徨，從而更迫切要求發洩胸臆中那股抑鬱不平之氣。於是他便集中畢生旺盛的精力從事文學藝術的研究，以求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有所表現。所以他對自己的學藝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為了堅韌不拔地去實踐自己習藝的艱鉅道路，昌碩先生29歲婚後就離家出門尋師訪友，到杭州拜大儒家命曲園為師，在經精舍，主要學習辭章和文字訓話之學，又到蘇州識著名金石學家楊峴。他深深佩服楊老治學的博學多才和為人耿介不諧流俗，尊楊為師，自稱“寓庸齋（楊齋名）老門生”。昌碩先生受楊峴指點，在書法、金石學方面增益良多，那時昌碩先生結識許多金石學家、書法家，受益匪淺。並得到蘇州三大收藏家（吳大澂、吳平齋、潘鄭盦）的賞識，遍觀三家珍藏的古代金石文物和名人書畫真跡，大開眼界，這對他的藝術有較大的進益。他愛吟詩，又與許多著名詩人無間斷地相互酬唱，詩的進展亦速，同時也涉及丹青，與任伯年、蒲作英結成莫逆，對他在後來畫藝上的猛進，有所因依。他如此經年累月熱衷於尋師訪友，勤習藝事，其學識自然日益豐富，造就大成，這正是他30-50歲之時。
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書畫同源”，書法入畫，古已有之，早在元代畫家中屢可見到。再說畫家鮮有不擅書法的，以書法入畫，則畫中筆墨兼有書法之妙，更增加了藝術上的韻味。如元代大畫家柯九思善畫竹，“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意”。元代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進一步將詩、書、畫融為一體，藝術境界又高一層。到了清代，由於古代文物大量出土的日益影響，刺激了文化學術的急劇變化。書法方面，因包慎伯、康長素的竭力宣揚，使“碑學”大盛，也推動了印學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畫家對印學的興趣和重視，於是書畫界中印人輩出，繪畫藝術又從詩、書、畫三絕一體，一躍而成詩、書、畫、印四絕一體的新高峰，昌碩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年代中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在他誕生前四年（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後一連串的戰爭加在我國頭上，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等，人民生錄塗炭，真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賠款割地，從封建社會逐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經濟基礎也起了急劇變化。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國的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等也隨之起著重大變化，再則大量古代文物相繼出土，使金石考據、文字訓話之學迅速發展，對當時的文學藝術當然有很大影響。吳昌碩先生長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哪能不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他出身在耕讀之家，經過坎坷的歷程，目睹上層統治階級窮奢極侈的生活，欺壓人民的無厭殊求，不平和憤懣充塞著他的胸臆，同時他自己又懷才不遇，前途暗淡，更覺得苦悶傍徨，從而更迫切要求發洩胸臆中那股抑鬱不平之氣。於是他便集中畢生旺盛的精力從事文學藝術的研究，以求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有所表現。所以他對自己的學藝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為了堅韌不拔地去實踐自己習藝的艱鉅道路，昌碩先生29歲婚後就離家出門尋師訪友，到杭州拜大儒家命曲園為師，在經精舍，主要學習辭章和文字訓話之學，又到蘇州識著名金石學家楊峴。他深深佩服楊老治學的博學多才和為人耿介不諧流俗，尊楊為師，自稱“寓庸齋（楊齋名）老門生”。昌碩先生受楊峴指點，在書法、金石學方面增益良多，那時昌碩先生結識許多金石學家、書法家，受益匪淺。並得到蘇州三大收藏家（吳大澂、吳平齋、潘鄭盦）的賞識，遍觀三家珍藏的古代金石文物和名人書畫真跡，大開眼界，這對他的藝術有較大的進益。他愛吟詩，又與許多著名詩人無間斷地相互酬唱，詩的進展亦速，同時也涉及丹青，與任伯年、蒲作英結成莫逆，對他在後來畫藝上的猛進，有所因依。他如此經年累月熱衷於尋師訪友，勤習藝事，其學識自然日益豐富，造就大成，這正是他30-50歲之時。
他對藝術的態度是非常認真負責的。他說：“畫當出己意，摹仿墮塵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後。”又說：“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他畢生就在通字上狠下功夫，只有“通”了，畫才能夠“出己意”，才能排陳創新。他與虛谷、蒲作英、任伯年等都是革新畫家，共同創立了有較大影響的“海上畫派”。
文：吳長鄴
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書畫同源”，書法入畫，古已有之，早在元代畫家中屢可見到。再說畫家鮮有不擅書法的，以書法入畫，則畫中筆墨兼有書法之妙，更增加了藝術上的韻味。如元代大畫家柯九思善畫竹，“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意”。元代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進一步將詩、書、畫融為一體，藝術境界又高一層。到了清代，由於古代文物大量出土的日益影響，刺激了文化學術的急劇變化。書法方面，因包慎伯、康長素的竭力宣揚，使“碑學”大盛，也推動了印學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畫家對印學的興趣和重視，於是書畫界中印人輩出，繪畫藝術又從詩、書、畫三絕一體，一躍而成詩、書、畫、印四絕一體的新高峰，昌碩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年代中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在他誕生前四年（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後一連串的戰爭加在我國頭上，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等，人民生錄塗炭，真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賠款割地，從封建社會逐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經濟基礎也起了急劇變化。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國的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等也隨之起著重大變化，再則大量古代文物相繼出土，使金石考據、文字訓話之學迅速發展，對當時的文學藝術當然有很大影響。吳昌碩先生長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哪能不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他出身在耕讀之家，經過坎坷的歷程，目睹上層統治階級窮奢極侈的生活，欺壓人民的無厭殊求，不平和憤懣充塞著他的胸臆，同時他自己又懷才不遇，前途暗淡，更覺得苦悶傍徨，從而更迫切要求發洩胸臆中那股抑鬱不平之氣。於是他便集中畢生旺盛的精力從事文學藝術的研究，以求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有所表現。所以他對自己的學藝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為了堅韌不拔地去實踐自己習藝的艱鉅道路，昌碩先生29歲婚後就離家出門尋師訪友，到杭州拜大儒家命曲園為師，在經精舍，主要學習辭章和文字訓話之學，又到蘇州識著名金石學家楊峴。他深深佩服楊老治學的博學多才和為人耿介不諧流俗，尊楊為師，自稱“寓庸齋（楊齋名）老門生”。昌碩先生受楊峴指點，在書法、金石學方面增益良多，那時昌碩先生結識許多金石學家、書法家，受益匪淺。並得到蘇州三大收藏家（吳大澂、吳平齋、潘鄭盦）的賞識，遍觀三家珍藏的古代金石文物和名人書畫真跡，大開眼界，這對他的藝術有較大的進益。他愛吟詩，又與許多著名詩人無間斷地相互酬唱，詩的進展亦速，同時也涉及丹青，與任伯年、蒲作英結成莫逆，對他在後來畫藝上的猛進，有所因依。他如此經年累月熱衷於尋師訪友，勤習藝事，其學識自然日益豐富，造就大成，這正是他30-50歲之時。
他對藝術的態度是非常認真負責的。他說：“畫當出己意，摹仿墮塵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後。”又說：“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他畢生就在通字上狠下功夫，只有“通”了，畫才能夠“出己意”，才能排陳創新。他與虛谷、蒲作英、任伯年等都是革新畫家，共同創立了有較大影響的“海上畫派”。
文：吳長鄴
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書畫同源”，書法入畫，古已有之，早在元代畫家中屢可見到。再說畫家鮮有不擅書法的，以書法入畫，則畫中筆墨兼有書法之妙，更增加了藝術上的韻味。如元代大畫家柯九思善畫竹，“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意”。元代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進一步將詩、書、畫融為一體，藝術境界又高一層。到了清代，由於古代文物大量出土的日益影響，刺激了文化學術的急劇變化。書法方面，因包慎伯、康長素的竭力宣揚，使“碑學”大盛，也推動了印學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畫家對印學的興趣和重視，於是書畫界中印人輩出，繪畫藝術又從詩、書、畫三絕一體，一躍而成詩、書、畫、印四絕一體的新高峰，昌碩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年代中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在他誕生前四年（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後一連串的戰爭加在我國頭上，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等，人民生錄塗炭，真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賠款割地，從封建社會逐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經濟基礎也起了急劇變化。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國的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等也隨之起著重大變化，再則大量古代文物相繼出土，使金石考據、文字訓話之學迅速發展，對當時的文學藝術當然有很大影響。吳昌碩先生長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哪能不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他出身在耕讀之家，經過坎坷的歷程，目睹上層統治階級窮奢極侈的生活，欺壓人民的無厭殊求，不平和憤懣充塞著他的胸臆，同時他自己又懷才不遇，前途暗淡，更覺得苦悶傍徨，從而更迫切要求發洩胸臆中那股抑鬱不平之氣。於是他便集中畢生旺盛的精力從事文學藝術的研究，以求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有所表現。所以他對自己的學藝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為了堅韌不拔地去實踐自己習藝的艱鉅道路，昌碩先生29歲婚後就離家出門尋師訪友，到杭州拜大儒家命曲園為師，在經精舍，主要學習辭章和文字訓話之學，又到蘇州識著名金石學家楊峴。他深深佩服楊老治學的博學多才和為人耿介不諧流俗，尊楊為師，自稱“寓庸齋（楊齋名）老門生”。昌碩先生受楊峴指點，在書法、金石學方面增益良多，那時昌碩先生結識許多金石學家、書法家，受益匪淺。並得到蘇州三大收藏家（吳大澂、吳平齋、潘鄭盦）的賞識，遍觀三家珍藏的古代金石文物和名人書畫真跡，大開眼界，這對他的藝術有較大的進益。他愛吟詩，又與許多著名詩人無間斷地相互酬唱，詩的進展亦速，同時也涉及丹青，與任伯年、蒲作英結成莫逆，對他在後來畫藝上的猛進，有所因依。他如此經年累月熱衷於尋師訪友，勤習藝事，其學識自然日益豐富，造就大成，這正是他30-50歲之時。
他對藝術的態度是非常認真負責的。他說：“畫當出己意，摹仿墮塵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後。”又說：“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他畢生就在通字上狠下功夫，只有“通”了，畫才能夠“出己意”，才能排陳創新。他與虛谷、蒲作英、任伯年等都是革新畫家，共同創立了有較大影響的“海上畫派”。
文：吳長鄴
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書畫同源”，書法入畫，古已有之，早在元代畫家中屢可見到。再說畫家鮮有不擅書法的，以書法入畫，則畫中筆墨兼有書法之妙，更增加了藝術上的韻味。如元代大畫家柯九思善畫竹，“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意”。元代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進一步將詩、書、畫融為一體，藝術境界又高一層。到了清代，由於古代文物大量出土的日益影響，刺激了文化學術的急劇變化。書法方面，因包慎伯、康長素的竭力宣揚，使“碑學”大盛，也推動了印學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畫家對印學的興趣和重視，於是書畫界中印人輩出，繪畫藝術又從詩、書、畫三絕一體，一躍而成詩、書、畫、印四絕一體的新高峰，昌碩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年代中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在他誕生前四年（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後一連串的戰爭加在我國頭上，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等，人民生錄塗炭，真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賠款割地，從封建社會逐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經濟基礎也起了急劇變化。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國的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等也隨之起著重大變化，再則大量古代文物相繼出土，使金石考據、文字訓話之學迅速發展，對當時的文學藝術當然有很大影響。吳昌碩先生長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哪能不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他出身在耕讀之家，經過坎坷的歷程，目睹上層統治階級窮奢極侈的生活，欺壓人民的無厭殊求，不平和憤懣充塞著他的胸臆，同時他自己又懷才不遇，前途暗淡，更覺得苦悶傍徨，從而更迫切要求發洩胸臆中那股抑鬱不平之氣。於是他便集中畢生旺盛的精力從事文學藝術的研究，以求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有所表現。所以他對自己的學藝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為了堅韌不拔地去實踐自己習藝的艱鉅道路，昌碩先生29歲婚後就離家出門尋師訪友，到杭州拜大儒家命曲園為師，在經精舍，主要學習辭章和文字訓話之學，又到蘇州識著名金石學家楊峴。他深深佩服楊老治學的博學多才和為人耿介不諧流俗，尊楊為師，自稱“寓庸齋（楊齋名）老門生”。昌碩先生受楊峴指點，在書法、金石學方面增益良多，那時昌碩先生結識許多金石學家、書法家，受益匪淺。並得到蘇州三大收藏家（吳大澂、吳平齋、潘鄭盦）的賞識，遍觀三家珍藏的古代金石文物和名人書畫真跡，大開眼界，這對他的藝術有較大的進益。他愛吟詩，又與許多著名詩人無間斷地相互酬唱，詩的進展亦速，同時也涉及丹青，與任伯年、蒲作英結成莫逆，對他在後來畫藝上的猛進，有所因依。他如此經年累月熱衷於尋師訪友，勤習藝事，其學識自然日益豐富，造就大成，這正是他30-50歲之時。
他對藝術的態度是非常認真負責的。他說：“畫當出己意，摹仿墮塵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後。”又說：“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他畢生就在通字上狠下功夫，只有“通”了，畫才能夠“出己意”，才能排陳創新。他與虛谷、蒲作英、任伯年等都是革新畫家，共同創立了有較大影響的“海上畫派”。
文：吳長鄴
吳昌碩先生自己說他“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顯然是他自謙之辭。其實他23歲已從施旭臣受詩法，30歲開始已從故鄉畫梅著名的潘芝畦習繪藝了。他最早的詩篇見諸於《紅木瓜館初草》60餘首，其中如《即事》詩，就先後收在《元蓋寓廬偶成》和《缶廬集》中。他最早的畫可見諸於西冷印社“吳昌碩紀念室”所珍藏的36歲作的《梅花冊頁》，這是西冷印社從菱湖施家徵來，是昌碩先生應其內弟施振甫（即施為）索求而作，是件不易得到的珍品，當時已非初學的筆墨了。昌碩先生之所以說“三十學詩，五十學畫”，淺見認為這是他表示自己的抱負，實質上是他對自己在習藝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在30-50歲的20年中，在詩、書、畫、印並進的學習中，首先要重點學精學通書法、金石篆刻和詩辭文學，這都是為了以後精通繪畫打好基礎。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
“書畫同源”，書法入畫，古已有之，早在元代畫家中屢可見到。再說畫家鮮有不擅書法的，以書法入畫，則畫中筆墨兼有書法之妙，更增加了藝術上的韻味。如元代大畫家柯九思善畫竹，“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意”。元代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進一步將詩、書、畫融為一體，藝術境界又高一層。到了清代，由於古代文物大量出土的日益影響，刺激了文化學術的急劇變化。書法方面，因包慎伯、康長素的竭力宣揚，使“碑學”大盛，也推動了印學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畫家對印學的興趣和重視，於是書畫界中印人輩出，繪畫藝術又從詩、書、畫三絕一體，一躍而成詩、書、畫、印四絕一體的新高峰，昌碩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年代中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在他誕生前四年（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後一連串的戰爭加在我國頭上，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等，人民生錄塗炭，真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賠款割地，從封建社會逐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經濟基礎也起了急劇變化。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國的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等也隨之起著重大變化，再則大量古代文物相繼出土，使金石考據、文字訓話之學迅速發展，對當時的文學藝術當然有很大影響。吳昌碩先生長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哪能不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他出身在耕讀之家，經過坎坷的歷程，目睹上層統治階級窮奢極侈的生活，欺壓人民的無厭殊求，不平和憤懣充塞著他的胸臆，同時他自己又懷才不遇，前途暗淡，更覺得苦悶傍徨，從而更迫切要求發洩胸臆中那股抑鬱不平之氣。於是他便集中畢生旺盛的精力從事文學藝術的研究，以求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有所表現。所以他對自己的學藝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為了堅韌不拔地去實踐自己習藝的艱鉅道路，昌碩先生29歲婚後就離家出門尋師訪友，到杭州拜大儒家命曲園為師，在經精舍，主要學習辭章和文字訓話之學，又到蘇州識著名金石學家楊峴。他深深佩服楊老治學的博學多才和為人耿介不諧流俗，尊楊為師，自稱“寓庸齋（楊齋名）老門生”。昌碩先生受楊峴指點，在書法、金石學方面增益良多，那時昌碩先生結識許多金石學家、書法家，受益匪淺。並得到蘇州三大收藏家（吳大澂、吳平齋、潘鄭盦）的賞識，遍觀三家珍藏的古代金石文物和名人書畫真跡，大開眼界，這對他的藝術有較大的進益。他愛吟詩，又與許多著名詩人無間斷地相互酬唱，詩的進展亦速，同時也涉及丹青，與任伯年、蒲作英結成莫逆，對他在後來畫藝上的猛進，有所因依。他如此經年累月熱衷於尋師訪友，勤習藝事，其學識自然日益豐富，造就大成，這正是他30-50歲之時。
他對藝術的態度是非常認真負責的。他說：“畫當出己意，摹仿墮塵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後。”又說：“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他畢生就在通字上狠下功夫，只有“通”了，畫才能夠“出己意”，才能排陳創新。他與虛谷、蒲作英、任伯年等都是革新畫家，共同創立了有較大影響的“海上畫派”。
文：吳長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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