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國古代人口增長之謎,為何唐之前難以增長,之後卻翻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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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古代的政績評價體系中,人口向來都是衡量帝王統治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帝王證明自己政績,宣示自己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無論是暴掠的秦始皇統治的秦朝,還是漢武帝治下的強漢,亦或唐太宗時期的盛唐,人口都難以突破5000萬,但在唐之後,人口卻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這又是為何呢?

這不得不從中國古代傳統的生活習慣、農作物、領土大小的影響三個方面進行考慮。

解密中國古代人口增長之謎,為何唐之前難以增長,之後卻翻倍增長

  • 大家庭的傳統生活習慣

受儒家觀念的影響,中國古人崇尚幾世幾代同住一個屋簷下的大家庭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一直延續到了近代的民國時期,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便是對這種生活方式最直接的描寫。

雖然在老舍先生的筆下對這種生活方式多少帶有一點批判,但在數千年的中國古人的文化觀念中,多世同堂居住象徵著這個家族的團結與富強,與其說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倒不如說它是一種象徵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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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會被旁人認為是一個興旺發達的家族,這種向外傳遞出的團結、友愛、孝順的大家庭氛圍也會得到朝廷嘉許與認可。

而零散、分開居住的小家庭則會遭到左鄰右舍的唾棄,認為他們家族四分五裂,此種向外傳遞出的內鬥、不孝、緊張的家庭關係不僅不能得到官方的認可,更有可能遭到官府在各方面的打壓。

而作為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的皇室,不管暗地裡如何明爭暗鬥,但表面上都傳遞著友善、團結、孝順的大家庭氛圍,這種氛圍既是儒家理念的要求,也是出於封建統治穩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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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成為古人生活的一種模板,但這個模板卻又不能為當時的生產力所承擔,說得直白一點,那就是當時的各個家族的糧食生產量供養不了這麼多的人口的大家庭。

但大家庭的形式又必須維持,這時候既然無法開源,那麼就只有節流了,如何節流,減少人口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於是中國古代史上一種獨有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減少人口的方式就產生了,那就是—殺嬰。

按照傳統重男輕女的習慣,這些被減少的嬰兒又大多數是女嬰,這種帶有歧視的、殘忍的做法,即使是在漢武盛世與貞觀之治的情況下,一樣很普遍。只是為了維持大家庭而採取的減少女嬰的做法,直接導致了社會上女性的減少,進而使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影響人口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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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農作物的影響

在唐朝以前,中國的農作物主要是粱、狗尾草、黃粟、粟米,這些農作物大家可能感覺到陌生,但將其統稱為“小米”,也就不陌生了,它與現今超市與糧油市場裡所售賣的小米類似。

從改良過的現代小米,我們就能看出,這種農作物的產出很低,顆粒細緻不飽滿,對於吃慣了大魚大肉的現代人而言,偶爾喝喝小米粥那是去油膩的健康生活方式,但是對於古人而言,作為他們果腹的主要農產品,其產量既不穩定,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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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當時,這是適合北方生長的唯一農作物,當時小麥玉米都還沒有從海外引進,依靠這樣一種低產量的農作物,其不可能供養更為龐大的人口,而5000萬就是那片土地和這種農作物的極限。

  • 領土的影響

學過中國古代史,或者是從一些高中文言文可以得知,從秦朝統一六國開始,中國的領土向西延伸到了寧夏、甘肅一帶,向東到達了渤海灣,向南達到了南海。漢唐時這一領域更為寬廣,向西到達今天中亞地區,向南到達今天越南、緬甸北部。

無論是秦,或是漢,亦或是唐,他們確實都在這些遠離中原的地方設置了官府進行管理,但實際上他們對於這些地區的控制是非常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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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唐之前,長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除長江中下游沿岸外,大多數地方人煙稀少,以為數很少的當地土著為主,他們以狩獵為生,雖然表面臣服於中央王朝,但實際上高度自治,而中央王朝對於這些南方土著也基本是一種放任的管理方式,既只要不鬧,就不管不問。

在這種模式下,受南方溼熱氣候和簡陋的衛生條件影響,一方面土著人的人口難以得到增長,另一方面當地保留的獨特性,和官府管理的鬆懈性,又導致大量的北方漢族移民難以進入。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裡,甚至是在唐朝,中國的大多數人口仍然居住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而這與前面的大家庭生活習慣、單一的農作物兩個因素相結合後,形成了人口難以持續增長的一個閉環,這個閉環在戰亂的影響下,會循環的更快,更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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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之後,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來源於三個因素的改變

唐朝,以開放、包容而聞名,大家庭的生活觀念雖然仍然是社會中的普遍現象,但已經不是必然要求,也再未出現那種為了“大”而強制將家庭紐帶綁在一起的情況,一定程度上的分家開始在社會上推廣起來。

這種大家庭模式被逐漸打破的好處在於,可以激發更多的人外出探險,以尋找新的土地來開荒生存,而不至於將越來越多的人栓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從而促進人口的增長。

同時自唐朝開始的開放與包容氛圍,一直持續到了明朝,在這近千年的歷史中,隨著運輸工具的改進和發達,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更為頻繁,那些產量更高、更穩定的稻米、玉米、小麥等農作物相繼得到推廣和引進,它們為中國古代人口的持續增長提供了舌尖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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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中央王朝自唐朝開始終於開始重視和加強對南方的控制與治理,南方較之於北方的優勢開始體現出來。

一方面南方的氣候比北方溫暖,很多農作物不僅可以生長一季,甚至可以生長兩季、三季;另一方面南方的土地較之北方的土地,較為原始,少有耕種記錄,其突然更為肥沃,更適合農作物生長;最後這裡遠離北方遊牧民族的馬蹄,戰亂的減少,無疑是有利於生產的。

在這三個因素的作用下,隨著中央朝廷對南方治理的升級,特別是從元朝開始的對南方部族的改土歸流政策的實施,使南方的治安漸趨穩定,大量北方人口在大家庭觀念被打破後,不斷向南方遷移,終於使南方逐漸成為中國古代的經濟中心,而這一轉變就發生在唐朝,當時經濟中心已經開始向成都至杭州一帶的長江沿岸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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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個因素髮生改變後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的人口自唐開始出現了爆炸式的指數級增長,在明清時達到高峰,達到1至1.5億,是之前的兩到三陪。

但這個數字也是明清時期人口的極限,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往上也難以增長,而原因同樣與那三個因素相關,在生產力沒有質的提升的基礎上,農作物種類的限定,和開疆拓土事業的止步,致使中國古代的人口增長再次進入下一個閉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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