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們的寫作方式各種各樣，有的人一瀉千里，潑墨如水，也有的人精雕細刻，句酌字斟。李洱屬於後者。為了表達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他需要深入瞭解這些觀念，知道自己所寫的每句話是什麼意思，再讓這些觀念形成對話關係，其斟酌的樣子就像加繆寫小說，“每句話都表達一種被審視過的生活，而非生活本身”。
所以一部《應物兄》，李洱可以寫13年。當《應物兄》甫一面世，文壇馬上對這部作品做出反應，重量級評論家紛紛發表看法，並對其13年的寫作週期唏噓不已。畢竟這個“李洱新作”，讓人們等得太久，等得“幾乎要扯斷期待的絃線”。在人文社舉行的讀者見面會上，李洱冷靜地迴應說，“並不覺得寫小說寫13年對作家來說是件多光榮的事，只能說我比較認真，願意對文字負責”。
願意對作品中的人物及人物命運負責任，願意深入他們內心每個褶皺感受他們悲欣，李洱的確做到了。他筆下的濟州，令人聯想到他的濟源老家。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到自己的出生地，那裡是古時“四瀆”（黃河、淮河、長江、濟水並稱“四瀆”）之一濟水的發源地。中國歷史上，沒有哪條河流有濟水特別，從發源到入海，它能“三隱三現”，穿越黃河而不與其混淆，史稱“清濟”，歷來被看做“君子”的象徵。然而隨著黃河後來的歷次改道，“過黃而不染”的濟水漸成地下河，到如今已蹤影難覓。
李洱說，其源頭只剩一條窄窄的臭水溝，一叢蒲公英可以從河的這一岸蔓延到另一岸。站在這條已經消失了的河流的源頭，想象當年百舸爭流、漁歌唱晚的景象，他感嘆“比夢幻還要虛幻”。《應物兄》裡，李洱在此想象出了一所名叫濟州的大學，想象出這所大學在21世紀可能發生的事情：濟州大學儒學院的具體籌建人、儒學大師程濟世的歸國聯繫人應物兄是這本書的主人公，圍繞這場大學內部儒學大業的復興，形形色色的當代人紛紛登場，其中不乏心機算計以及明爭暗鬥，當然那些可歌可泣的知識分子形象也帶著莊敬躍然紙上。
與應物兄在一起的13年
普通讀者知道李洱，大抵是先知道他寫了部讓德國總理默克爾很喜歡的書，名叫《石榴樹上結櫻桃》。當時正成為媒體熱議的村級選舉，被他寫得無限接近於現實，展現出了全球化之下鄉土中國的複雜狀況。後來再讀他更早完成的小說《花腔》，發現他是個“花腔式”寫作的高手，以複雜敘述結構及驚人想象力，塑造出一個瞿秋白式的人物“葛任”，通過“葛任”的存在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這兩部作品讓李洱炙手可熱起來，而就在人們以為他會按照一個作家生產週期的時間表，適時拿出他的下一部作品時，他卻做了文壇的潛伏者。
從2002年1月出版《花腔》以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室每一年的年度選題表裡都保留著一項：李洱新作。然而一年又一年過去了，坊間傳聞著他在寫一個“大作品”，但誰也不知他寫的是什麼故事，何時才能發表？一個極負盛名的作家遲遲未能推出新作，他要經受多少焦慮和嘲笑，旁人的確難以瞭解。也許只有他自己和他筆下的“應物兄”能夠體會？
這種嘲笑，甚至延續到今天。在好評如潮的同時，在豆瓣、微博和一些微信朋友圈，出於各種目的和情緒，匿名而來的諷刺、挖苦以及斷章取義的解讀，乃至惡言相向的攻擊，不時出現。不過，李洱至今未有迴應,他認為這是文學生態的一部分，“你只能承受”。
比李洱晚一輩的作家弋舟認為：“《應物兄》是專屬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小說。鏡鑑之下，應物兄們絕不是赫索格，不是洪堡，不是拉維爾斯坦。我們的應物兄，在物種上就是一個‘專類’。我壓根兒不相信外國人會真的讀懂《紅樓夢》，我也要懷疑李洱會奢求所有人都讀得懂《應物兄》。”另一位青年作家張楚則說，“應物兄會比我們活得更長久”。
為增加應物兄與現實的摩擦係數，李洱讓他參與到擬建“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的事務中去。李洱印象裡，當時國內還沒儒學研究院之說，所以應物兄所做之事多少有點超前意味，但在漫長寫作過程中，現實中的儒學研究院紛紛建立了起來，小說的現實情懷日漸濃郁。
一年後，應物兄的故事進行到了18萬字，李洱盯著貼在牆上的“寫長篇，迎奧運”心想，“完成後就可專心看奧運會了”，但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打亂了他的節奏。緊接著，母親病重，妻子生產，他整日往返於醫院，心力交瘁，與應物兄只能在生活的間隙偶爾相聚。
不一樣的應物兄
應物兄本名應物，只是交書稿時忘記署名，他的出版商季宗慈交代編輯時說了句，“這是應物兄的稿子”，小編就以為作者是“應物兄”，便隨手填上，這名字遂流行開來。很多人質疑此處“著書者未署名”的橋段過於牽強，缺乏推敲。事實上，雜誌社和出版社的編輯都知道，此種狀況屢見不鮮。不少成名作家寄稿時，不僅不寫作者名字，甚至連作品題目也忘記寫了。《收穫》雜誌主編程永新在他的《一個人的文學史》中，對此類情況多有記錄。
應物兄亦明顯有別於李洱早先所寫知識分子的形象。熟悉李洱的讀者總會有這樣一種感受，李洱的小說是充滿“聲音”的小說，幾乎每個出現的人物都在不停地說話。作家格非和批評家程德培在他們關於李洱的論文中，都提到李洱作品的這個現象學特徵。
在《應物兄》裡，應物兄在導師喬木的影響下改掉了知識分子多嘴多舌的毛病。與“葛任”的失語不同，應物兄有著知識分子靈敏的內在反應：他一邊“讀聖賢書”，一邊“聽窗外事”，並隨時有著發言的衝動。他聽到的“窗外事”，涉及到大千世界。只是，他的“發言”，包括辯論，很多時候只有他自己能夠聽到，“他是在與自我爭論”。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儒家的形象，著名評論家王鴻生認為，這種人物姿態的處理，為的是能讓他虛己讓位，“以便接納更多的他者，釋放更多的聲音”。
百科全書式寫作
《應物兄》洋洋灑灑80餘萬字，有頭有尾地描繪了最近30年中國知識者生活的長河，體現了李洱掌控長篇史詩性作品的野心，其13年吐絲結繭獨自探索的寫作身影，令人想起挑戰風車的堂·吉訶德。但速度時代裡如此體量的大部頭作品，顯然也向讀者發起了挑戰。
有人反映讀《應物兄》需要一定的知識儲備，因為書中所引用和談及的中外古今文獻高達數百種，還穿插詩詞、書法、篆刻、繪畫、音樂、戲劇等元素，所涉知識點堪稱浩瀚，以致讀不下去的人抱怨作者在“掉書袋”。但讀得下去的人卻評價這是本“從任何一頁翻開能都讀下去的作品”，各種知識在作品中融會貫通，構造出一個繁複的體系，駐足欣賞如同置身一片“象徵的森林”，虛與實相映成趣。
戲稱自己是“新銳作家”的李敬澤也有同感，他覺得這部小說是個“大園子”，“你從正門進去也行，從側門也行，從後門還行，你是正著轉、倒著轉、哪轉都行，都能讓你坐下，都能讓你覺得有意思……走走停停，興之所至，自然得趣，這就是這個小說龐大和豐盛之處”。事實上，這種標題方式來自《詩經》和《論語》的啟示，與小說所表達的內容密切相關。按李洱的話說，這是在向《論語》致敬。
這確實是一部立足當下，又植根於傳統的小說。有評論者認為，它不僅向《論語》致敬，也向《國語》等傳統典籍致敬，通過言談推進敘事；它向《紅樓夢》致敬，在日常倫用中展開人物命運，在“天地人”的多維空間中一詠三嘆，小說因此顯得道器並重。可以說，李洱是以個人化方式，著力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各種資源，探索這個時代的小說敘事方式，使它具有小說應有的中國風貌。小說中，太和研究院終於在一片喧囂中建成了，但程濟世先生還沒有來，應物兄本人也生死不明。這個敞開的結局是否昭示著，新的故事將重新開始，其間的悲欣需要後來者再次講述？
文/毛亞楠 來源/方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