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刊號》是作家、學者翁貝託·埃科生前最後一本小說，小說通過一場陰謀重重的辦報實驗，剖析了現代新聞業的現狀，再次諷刺了陰謀論。
6月11日下午，在北京中關村言幾又書店，《試刊號》譯者魏怡，學者戴錦華、梁鴻，以及媒體人姜妍一起分享了《試刊號》閱讀心得。
《試刊號》是埃科對於大眾媒體的研究總結
埃科的作品一向有些晦澀難懂，因為其中有太多學術知識，讀起來並不輕鬆。“埃科的前面幾本小說會把學術研究的結果放在小說裡，閱讀的時候還要去查書，《試刊號》也一樣，是埃科對於大眾媒體的研究總結。”魏怡介紹道。“有很多人說《試刊號》不像埃科前幾部小說那樣‘掉書袋’，不像埃科的作品，其實如果仔細閱讀，會發現是和之前的書一脈相承的。”
“如果你讀過埃科評論性文章的話，你會發現非常多的線索。比如他以前有好幾篇文章都是談到法西斯屠殺猶太人的事，他還評論過一個著名事件，意大利有一個大法官穿了綠襪子審案，結果大家只關注襪子，不關注辦案本身。這也被埃科寫進了小說。”姜妍說。
戴錦華也認為“如果大家曾經進入到《玫瑰的名字》或者《傅科擺》深處，就不會懷疑《試刊號》是不是埃科的小說。埃科在這本書裡只將對象換成大眾媒體。在我看來《創刊號》是《傅科擺》的一個縮減版，任何故事都可以講。”
“埃科對於一個寫作者或者文學研究者而言是一個誘惑，也可以說是一個陷阱，因為他的小說內容太龐雜。他的《玫瑰的名字》，我看了好多次都看不下去，但《試刊號》卻是完全是不一樣的體驗。小說其中有一個記者特別著迷地認為墨索里尼沒有死，於是就尋找各種各樣的證據，來論證墨索里尼沒有被槍殺而是躲起來。在這裡你會看到，他跟小說中的主人公的‘我’的敘述方法不太一樣，他裡面有更繁複的東西在。記者的論述和論據之間並沒有本質的關係。但是到了小說最後，突然又有了某種聯繫，最後這個記者是被暗殺。所以埃科特別擅長於混沌美學，他把似是而非的論據、情節、形象混合在一起構成看似荒謬又有某種邏輯的效果。” 梁鴻評論道。
戴錦華：《試刊號》不只是新聞界的厚黑學
《試刊號》的故事發生在新聞界，戴錦華認為，“這本書裡講到了媒體理論、新聞倫理、解密、深度報道、歷史探祕……你可以把這本書當做新聞界的厚黑學或潛規則來讀，但不只是這樣。其實埃科是想告訴我們，以後在媒體上看到任何報道時，第一反不應是義憤填膺或歡喜若狂，而是要意識到它可能只是一個‘媒體事件’，在故事背後一定有某一種我們作為常識的邏輯。”
“《試刊號》談的是新聞的‘不真實’。”梁鴻認為，“新聞被用語言敘述的事件塑造，語言本身是符號，一定具有某種指向性。埃科通過故事告訴我們，我們看到、聽到的都不真實，並不是說虛假，而是被選擇、計算、渲染過。”
作為十幾年的一線新聞工作者，姜妍認為《試刊號》並不真的在諷刺新聞如何不可靠，“其實他表達的是我們對世界的言說不可靠，人性不可靠，而不是新聞本身，略帶反諷的味道把世界的荒誕性給寫出來。”她還認為小說內容很準確，“我自己看小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就是準確。假如一個漁夫突然說出很有哲理的話，你得說清楚為什麼這個身份的人可以說出這樣一番話。這部小說對人物和行業的判斷非常準確。埃科的書是百科全書，好像能把世間所有知識都容納起來，然後轉化為一種結構、邏輯，當然這種邏輯是感性的邏輯，使你脫離情節進行稍微抽象的思考，這也是一個作家的根本能力。”
翁貝託·埃科
新媒體時代的新聞是真實的嗎？
《試刊號》“出版”於1992年，埃科諷刺了當時新聞媒體的不真實性，在新媒體、自媒體時代，新聞無法完全被新聞機構壟斷，每個新聞當事人都可以參與到新聞的發佈中去，那如今的新聞可以被認為是真實的嗎？在分享會現場，有讀者提出了這個問題。戴錦華認為，“新媒體最大的特點是，我們不能分辨誰是新聞的製造者、誰是接受者，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新聞。這個界限含混造成了非常奇妙的接受心理出現，你可以說我不要真實，另一方面我其實已經知道媒體在講故事，我甚至可以要求媒體講什麼。所以重要的不在於媒體是不是虛構，而是媒體是不是滿足我的願望。我們在新聞閱讀中帶著這樣極大的需求，我們把它當成遊戲。但是一旦我們被遊戲的時候，我們就格外憤怒。老的媒體還沒有完全死透，新的在誕生中，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在的默契和共識上接受關於真實與虛構。而埃科一直在講這個，幾乎所有的小說，比如《玫瑰的名字》《傅科擺》《試刊號》。”
主持人也分享了一個故事，“埃科他經常上網，會上維基百科，有一次在維基百科打開自己的頁面，發現描述不太對，就自己修改了。維基百科上一個人修改沒有用，需要找別人一起修改，埃科特別憤怒，找人交涉，後來終於修改成功，他說對自己的定位終於正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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